序章　三位一体的帝王

人类的历史当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总和而成。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通常喜欢用一个词“人民”来加以概括，于是乎便有了所谓“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不过细究起来，“人民”的概念实在太大、太宽泛。实际上，“人民”中的不同层次的人物对于创造历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论，“人民”中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对要更直接、更明显，也更大一些——这几乎是不需做任何说明，人人都通晓的道理。惟其如此，历史研究对领导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具体到中国古代，这类领导人物中最大、最高者自然莫过于那些帝王。

中国古代帝王，如果从秦始皇确定的“皇帝”算起，直到民国时称帝的袁世凯，有数百名之多（网上常见的统计数是408位）；如果再加上夏、商、周三代的那些大小国君，则数目更可观（网上统计为829位）。当然，在如此庞大的帝王队伍中，也并非个个都对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真正做出贡献的只占极少数。本书的主人公汉光武帝刘秀，则属于这少数有贡献的帝王之一。

刘秀，字文叔，东汉王朝的创建者。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他虽比不上秦皇、汉武那么显赫耀眼，但也绝非等闲之辈。在他头上，至少可以戴三顶桂冠：第一顶叫作“中兴之君”，第二顶叫作“定鼎帝王”，第三顶叫作“太学生皇帝”，即出身太学生的皇帝。而像这样集“中兴”“定鼎”“太学生”三位一体或曰三合一的帝王，光武帝刘秀当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

“中兴”意谓由衰落而重新兴盛，多用以指国家。《诗·大雅·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孔颍达《疏》引《正义》曰：“《烝民》诗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亲任贤德，用能使人，贤能在官，职事修理。周室既衰，中道复兴，故美之也。”据此可知，“中兴”即“中道复兴”的意思，这里是用来赞美周宣王的。

周宣王姬静是西周的第十一代国君。其父厉王姬胡是一位贪婪暴戾的君主，他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采樵渔猎；同时还兴师动众，征伐淮夷和荆楚，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暴政，激起广大国人的愤慨，“国人谤王”。他又靠巫术“监谤”，用高压手段制止民众的议论，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殊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暴动”。厉王本人被迫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太子静躲于召公家，由召公用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愤怒的国人杀死，才算保住性命。当时宗周一片混乱，遂由召公、周公临时主政，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另说由国人共推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即位，是为宣王。尽管这时周的统治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但宣王在北伐和南征中均取得了一些胜利，于是被后来史家誉为“宣王中兴”。宣王在位近50年，此间社会较之厉王时期要好得多。一个朝代能有将近半个世纪的相对平稳，称之为“中兴”。当然，也不全然都是溢美之词，因为西周实际上并没有由此真正转衰为兴，而在宣王之子幽王时期便彻底灭亡了。

历史上继周宣王以后的中兴之君，是西汉的昭、宣二帝。原来西汉帝国在武帝时虽达鼎盛，但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内侈宫室，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出现了空前的危机。武帝晚际，也的确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开始禁苛暴、止擅赋，与民休息，养民富民，可惜时间太短，未能真正见效。继立的昭帝刘弗陵，为武帝少子，在大臣霍光等的辅佐下，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取得“百姓充实”的积极成效。其后的宣帝刘询，自幼生长民间，“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他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评理刑狱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社会继续平稳前进。经过昭、宣两代的努力，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从时间上来看，西汉昭、宣二帝在位近40年，短于周宣王10年左右，但其后西汉又经过元、成、哀、平四代50余年方亡 [1]，又比周宣王只传一代11年就亡国，长了许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西汉的这次中兴，似乎要比西周的宣王中兴更名副其实一点。

西汉昭、宣之后的中兴之君，就是本书要写的主人公汉光武帝刘秀。刘秀本是汉室皇族后裔，在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他先跻身于农民起义军中，后来独立发展，取得了天下。旧史家一般认为，王莽篡汉，汉的统序已经衰亡；刘秀起事后一直以匡复汉室为己任，所建立的新王朝也以“汉”来命名，加之他本人的皇族身份，这样，使汉的统序似乎又延续下来，故而被称为“光武中兴”。南宋陈亮甚至认为：“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这里，如果抛开其他不论，单就根据上述史实的表象而言，有关光武中兴之说，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称光武帝刘秀为“中兴之君”。

当然，刘秀这位中兴之君与前述的周宣王，西汉昭、宣二帝等中兴之君，又有很大的不同。不论周宣王也好，抑或西汉的昭帝、宣帝也好，他们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王朝框架内的复兴。而刘秀的中兴，却是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只不过这个新王朝仍然沿用“汉”的称谓罢了。从这种视角来看，汉光武帝刘秀不仅是位“中兴之君”，而且还是位“定鼎帝王”。

“定鼎”一词，《辞源》（修订本）解释道：“传说夏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历商至周，都作为传国重器，置于国都，后因称定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接着释文引《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以及《文选》南朝宋颜延年（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高祖（指刘裕）以圣武定鼎，规同造物；皇上以睿文承历，景属宸居”两例，具体说明了其用法。我们讲刘秀是定鼎帝王，即说他是开国之君的意思。尽管刘秀自称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为“汉”，而他本人身上也确实有着西汉刘姓皇族的血统，但事实上，刘秀的“汉”和刘邦的“汉”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不仅仅是建都地点的不同，而且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内涵的不同。对此，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展开论述，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中国历史上的定鼎帝王，一般说来都是颇有作为、对历史发展有所贡献的人物。远的我们姑且不说，就以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而论，史家虽然颇讥其“好酒及色”，是一个无赖之徒，但对他的政治胆略、政治智慧与政治成就，却不能不大为赞赏。《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当时刘邦不过是秦朝基层的一个小小的亭长，见到至高至尊的皇帝，竟然敢想“当如此也”，可谓胆大包天。这充分表现了他非凡的志向和大无畏的勇气。正是基于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所以早在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之前，他便以逃亡的形式开始了反秦活动。当陈、吴起事后，他立即响应，在家乡拉起一支队伍，投身到反抗暴秦的斗争之中。及陈、吴失败，他和项羽领导的武装力量，成为继续反秦的主力，并最终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后来，他又灭掉项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汉王朝。在此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政治才干，以及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屈不挠的品质，都是很值得称道的。特别是他的用人艺术，更堪称一代绝唱。西汉立国之初，曾有过一场关于刘、项得失天下的原因的讨论。经过是这样的：一次，刘邦在雒阳南宫设宴，款待群臣。当酒酣耳热之际，他兴冲冲地问大家：“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回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听罢连连摇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的这番总结可谓肺腑之言，充分表现了他高超的驾驭人才的能力。唯此才使他在秦汉之际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作为定鼎帝王的刘秀，比起他的先祖来，也并不逊色。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他以寡击众，举弱震强，进退有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极富战略眼光，善于统领全局，最终平灭群雄，大业以济；在治天下的过程中，他以柔道理国，偃武修文，尊师重道，尤其是在对功臣的处理方面，较之先辈更加技高一筹。《后汉书·光武帝纪》最后有这样一段记载，颇能反映刘秀的某些个性和政治思想。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马，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其大意是说，刘秀长期征战，厌恶武事，而且深知天下民众饱受战害，疲耗殆尽，人心思定，希望安息修养。自平定陇、蜀以后，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从不再论军旅战事。皇太子曾向他请教攻战之事，他竟回答说：“过去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战阵，孔子不作回答，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每天他天亮即上朝理事，直到太阳落西方才罢朝。又常常带领公卿大臣们讲论儒经的义理，夜里很晚才肯睡觉。皇太子见他如此勤劳辛苦，便乘机进谏，劝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以享黄、老养性之福。不料他却回答说：“我自己高兴这样，一点也不觉得疲累呀！”倘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刘秀，其可称得上是一个工作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他“允冠百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如此高的评价，也正好给前文所讲的刘秀非等闲之辈，做出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除了中兴之君、定鼎帝王这样的双重身份之外，刘秀还具有另一个极特殊的身份——太学生。所谓太学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叫作太学的官办政治大学的学生。太学始创于汉武帝时期，为武帝推崇儒术的重要措施之一。太学所学为儒学，亦即经学，教师例由朝官博士担任，学生或称作博士子弟或叫太学生。太学生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后，通过相关考试，即可授以官禄 [2]。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学就是培养官员的学校，太学生实际上即后备官员。刘秀年轻时曾离开家乡远赴长安的太学学习，是正儿八经的太学生。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帝王，出身高贵者居绝大多数，但也有出自草莽如刘邦、朱元璋之流。而像刘秀这样有太学生经历者，却为仅见。出身于太学生的皇帝，刘秀是第一，也是唯一。正因为如此，刘秀这位帝王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帝王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文所说的柔道治国、尊师重道、对功臣的处理，以及其近于疯狂的执着劲头等，皆有独特之处。刘秀的这些表现，若用今天的话讲，更多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味道。

总之，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特殊的皇帝。这种特殊性的集中反映，即其三位一体，或曰三合一，或曰具有三重身份，或曰其戴有三顶桂冠。他不惟是中兴之君，亦是定鼎帝王，还是太学生皇帝。本书揭示给广大读者的，就是两汉之际这位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人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