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一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遭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章句下）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论语》中有五六处提到“书”，大多数都指《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

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疑乃可以启信”。敢于怀疑，认真分析，才既能进入书中，又能跳出书外。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这里的“艺”应作“经”解，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他说，里巷之言，出小人之口，固然难免失真，而“言审莫过圣人，经艺百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接着，他就举出大量出自儒家经典“六经”、“四书”中的“增溢”事例：

《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祖伊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引起纣王的恐惧，“冀其警悟也”。

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意思是人人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

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贲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还说，如果不是遇到光武帝加以纠正，千世之后，载于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那就会据为实事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过去有“六经皆史”之说，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子孙千亿。”这是赞美周宣王之盛德，顺应天地，子孙众多。王充指摘说：“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也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二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

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年），“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