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历史，一般认为，始于1840年，迄于1919年，前后约八十年时间。而从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角度言，这段历史时期中，比较文学的实际发展肇始于近代改良派人物黄遵宪发表的一篇有意识比较中外语言及文学的文章——《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告段落于近代末期的学者刘师培，其间历时约三十年左右，大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之前四五十年，从比较文学历史看，还停留于翻译媒介期，同明清两代的总体情况无甚差异，没有出现有意识作中外文学比较的论述文字，因此，本章所述近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从黄遵宪开始，到刘师培结束。整个这段时期是此前漫长封建时代史前期的后续及发展，也是其后现代新时期的前导与开端。
总体上看，近代三十年的比较文学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涉足中西文学比较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类群体，未必是纯文学研究学者。他们的文章、著作或译作，涉及中西比较的，也未必是纯文学范围，而是包容了哲学、政治、语言、社会等多方面，具有综合比较的特点。
其二，与西方相比，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一起始阶段有一点明显不同：西方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旨在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而中国则是紧紧与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有关，甚至是改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林纾的翻译小说，首先是社会意识驱使，恨国力之弱，欲借鉴西方；梁启超是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洋与日本小说发生了兴趣；鲁迅则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撰著《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著。可见，早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是以比较为手段，通过比较，旨在唤起国民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看清中国社会的弊端与不足，从而拯救中国，而文学比较仅仅是一种途径的选择。
其三，这一时期，除鲁迅《摩罗诗力说》为专著外，其余均为零星片断、随感式文字。其中部分比较文学，与其说是比较，不如说是简单“类比”（analogy），甚而比附（piecemeal comparison），与后来严格意义的比较文学相去较远。另外，这一阶段中，占大量的还是翻译文学，翻译、介绍工作仍然占着重要地位。这些都清楚表明，这个时期是发轫阶段，还只是起始与开端，还不成熟，但它确也为以后的逐步成长、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不可轻忽之。
第一节 黄遵宪等初涉比较
从黄遵宪到刘师培的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变化的时期。封建的清朝已演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形态，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分娩出了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共和体，使中国历史开始了又一个篇章。然先天不足的共和体，在这期间不幸早夭，中国社会重又陷入了新的混乱。在外来文化影响下，中国终于爆发了开创历史新纪元的“五四”运动，真正掀开了现代历史的第一页。这段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条件，使比较文学出现了与时代颇相适应的形式：翻译成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伦理、文学等著作和文章，以西学之长，比中学之短，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与此前比较文学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已不是仅仅停留于媒介与流传水准上，而是开始作中西文化与文学优劣、短长之比较，它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起步了，代表这种起步的显明征象，是黄遵宪发表于《日本国志》卷三十三中的《学术志二·文学》一文
，它是中西语言文学综合比较的滥觞。文章说：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黄遵宪这是以语言文字的中西比较，说明“言文合一”，从而涉及文学。这当中既谈了翻译，也作了比较，虽然从文学角度言，仅是极初步、粗浅的涉猎，但毕竟是作了比较。对于他的这种“言文合一”的看法，裘廷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裘氏结合“言文合一”及其与白话文的关系，鲜明地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提高了白话文的地位，认为此为“维新之本”。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他说道：
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辄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吴拉非氏之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无士，施里无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贲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学其土语，然后为之造字著书以教之。千余年来，彼教寖昌寖炽，而吾中国政治艺术，靡一事不恧于西人，仅仅以孔教自雄，犹且一夺于老，再夺于佛，三夺于回回，四夺于白莲、天理诸邪教，五夺于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广也，于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于全地球仅十之一，而犹有他教杂其中。然则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话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义，始用埃及象形字，一变为罗马新字，再变为各国方言，尽译希腊、罗马之古籍，立于学官，列于科目。而新书新报之日出不穷者，无愚智皆读之。是以人才之盛，横绝地球。则泰西用白话之效。
裘廷梁的文章中还举了日本的例子，认为日本“有雄视全球之志”，且“其国工业商业兵制，愈砺愈精”，也是“日本用白话之效”。由此，作者通过对“泰西”和“日本”的比较，得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必须大力倡导之的结论。这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比较文体学的论文，它与黄遵宪的文章可并为发轫期的滥觞。
精通数国外语的马建忠写了一部以西方语法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为中国语言学史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该书后序中，马氏为中西语言学的比较开了先河，同时阐述了他对翻译理论的见解。文章说：
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文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虽经籍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
值得注意的是，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不仅提出了“译书一事”乃“当今之急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观点，且同时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对后世翻译事业无疑是一大贡献：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周桂笙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学作了比较，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以利于今日之翻译。他在《毒蛇圈》的“译者识语”中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译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而法国小说（如此篇《毒蛇圈》）则不然，“其起笔处，即就父母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对西方小说中的这种异于中国传统小说“常态”之处，周桂笙的主张是“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他在为《解题语》（译本）所写的《叙言》中，还专门指出了中西言文关系之词，指出：“泰西言语与文字并用，不妨杂糅，匪若中国文字之古今雅俗，界限綦严也。中国除小说外，殆鲜文、言并用者；泰西则不然，即小说之体裁，亦与吾国略异。”“同一白话，出于西文，自不觉其俚；译为华文，则未免太俗。此无他，文、言向未合并之故耳。”
当然，近代这三十年，对比较文学做出切实贡献的，主要还是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及苏曼殊、刘师培等人（以时间为序），其中尤其是林纾、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更为突出。
第二节 林纾与严复的翻译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是第一个大规模将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最主要贡献，是大量翻译欧美小说，介绍西洋文学。陈子展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说：“到了林纾，以古文家翻译西洋小说，且以为司各德的文学不下于太史公，于是中国才渐渐知道西洋亦有文学，亦有和我国古人所谓‘文家之王都’——太史公一样伟大的作家，这是中国认识西洋文家的起点，同时，留学西洋的学生研究西洋文学的渐渐多起来了。”林纾本人并不懂西文，他的翻译主要靠他人口述，而后他自己追记润饰之（与他合作翻译的约有二十人）。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曾说：“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正由于此，他的译述缺点毛病很多。尽管如此，他翻译介绍西洋文学，本身却功不可没。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字技巧高超，译文的艺术性颇高。胡适评介他的译文（古文）达到了司马迁以来的最高成就。钱锺书先生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对林纾作了肯定评价，认为至今不失吸引力。林纾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总共译出一百七十余部作品，字数达一千万字以上，从客观上说，他的这种翻译，确实起到了“一广国人之见闻”“一新国人之观感”的作用，所译小说包括的国家有英国、法国、俄国、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美国等，涉及的著名文学家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狄更斯、大仲马、小仲马、雨果、伊索、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林纾之前，中国的长期封建闭国，阻碍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了解，即便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少中国人仍以为物质文明、政治制度（立宪共和）是西方优于中国，而中国的道德文章，尤其文学乃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因而，林纾的这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特别是还将狄更斯等人的文章与司马迁《史记》相比较，指出它们有超越司马迁之处，无疑大开了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看到，华夏五岳之外还有奇峰异壑。林纾在《洪罕女郎传跋语》中谈了自己翻译西洋文并作中西文学比较的目的：“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可见，林纾的用意在于以西洋文学为借鉴，借以促进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同时在比较中分辨中西文学之异同。在一些译述的序跋中，林纾阐发了对西方小说较为客观的评价：“故西人小说，即奇恣荒渺，其中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西小说之荒渺无稽，至《噶利佛》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之风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之无关系之书乎？”林纾一生的成就与贡献，可以说主要不是小说与诗文创作，而是翻译，清末近代，他是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学者中较早而又数量最多的一个，同时也是借译介而作中西文学比较的先行者之一。
林纾的翻译在当时影响很大，《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严复曾撰诗赞之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黑奴吁天录》出版后引起轰动，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钱锺书等一些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都曾受林译的濡染。鲁迅早在南京学堂时即买了林纾的译本，在日本留学时更是见印出一部便购买一部，还专门跑到订书店去装订；郭沫若曾说，林纾译的小说是他童年时十分嗜好的读物，它们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倾向如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林纾自己来说，他认为这样做也是为救中国，他在《剑底鸳鸯》译序中说道：“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以勉吾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蔽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毫无疑问，林纾的翻译及比较，确实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之认识到了西方文学的价值与中国文学的不足，纠正了数百年来封建文人轻视戏曲小说的所谓正统文学观。这里，我们要指出，林纾所作的中西文学比较，是无影响联系的平行比较，这从时间上看，远较今日风行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所谓“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比较要早得多。林纾不仅作了狄更斯与司马迁的比较，还将狄更斯的小说《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分别同中国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作了比较。在《孝女耐儿传》卷首语中，他写道：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孝女耐儿传》今译为《老古玩店》，是狄更斯写的著名小说，林纾认为，这部小说同《红楼梦》相比，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不像《红楼梦》，“终竟雅多俗寡”，因而他感到狄更斯的“用意著笔为尤难”，这是在肯定《红楼梦》“雅”的同时说明《孝女耐儿传》现实主义风格的不易。比较《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与《水浒传》，林纾的笔致更为具体、生动：
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著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
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犹叙盗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耸慑。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笔者为之，且恹恹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矣，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惟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
这段文字，林纾从写作结构上较为细腻地论述了中西两部小说的异同，指出狄更斯的小说“伏脉至细”、语寓微旨、结构严谨，乃国手之作，而《水浒传》虽“历落有致”，却后半部“精神不能持久”，“生人睡魔”，不及狄氏能“化腐为奇”。不仅是中西比较，林纾还有西西比较，他的一些译述序跋中常涉及对外国文学家及其作品之间的评论。如《冰雪因缘》序中，他将司各特、大仲马及狄更斯作了比较，认为“司氏之文绵褫”，“仲氏之文疏阔”，读后无复余味，而狄更斯“临文如善弈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一至旧著之地，则此著实先敌人，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此评语可谓中肯、恰切，击中要害。林纾在《冰雪因缘》序中对狄更斯和中国的《左传》、司马迁之文作了文学创作手法的比较，其中尤其评述狄更斯艺术特色的细致绵密，令人赞叹：
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马，吾则皆译之矣，然司氏之文绵褫，仲氏之文疏阔，读后无复余味。独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弈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一至旧著之地，则此著实先敌人，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惟其伏线之微，故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防后来之笔旋绕到此，无复叫应。冲叔初不著意，久久闻余言始觉。于是余二人口述神会，笔遂绵绵延延，至于幽渺深沈之中，觉步步咸有意境可寻。呜呼！文字至此，真足以赏心而怡神矣！左氏之文，在重复中能不自复；马氏之文，在鸿篇巨制中，往往潜用抽换埋伏之笔而人不觉，迭更氏亦然。虽细碎芜蔓，若不可收拾，忽而井井胪列，将全章作一大收束，醒人眼目。有时随伏随醒，力所不能兼顾者，则空中传响，回光返照，手写是间，目注彼处，篇中不著其人而其人之姓名事实时时罗列，如所罗门、倭而忒二人之常在佛罗伦司及乃德口中是也。
他在《黑奴吁天录》的《例言》中所说有关中西文法的不同，也显示了比较的色彩：
是书开场、伏脉、按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义，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
不过，我们也应指出，林纾的翻译与比较研究，虽然数量众多，影响不小，见解独到，启人心迪，然而林纾本人却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固有的腐朽顽固思想立场，在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他表现出了抵触、反对情绪，坚持宣传封建礼教，试图以封建伦常纲纪挽救危亡的国家，这显然是与其译介西方文学、比较中西文学的业绩相悖的。当然，尽管如此，对林纾的成就还是应当肯定的，他用比较的方法综观世界文学，充分肯定西方文学及其理论的长处，打破了传统的闭塞狭隘观念，确立起了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文学观，这在林纾时代是很不容易的。林纾的业绩，表明19世纪末叶的中国，比较文学已登上文坛，并开始从散见的零星评点发展到有一定影响了（主要是翻译）。
严复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曾留学英伦，对西方学术有较深造诣，回国后，又系统研究中国学术，这更有助于他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与比较。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很想使西方的先进思想传播到中国，发挥启蒙作用，为改良与变法维新服务。严复在中西比较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翻译，他堪称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员主将，是近代中国引介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作品主要是社会科学著作，偶尔也有文学作品，如英国诗人蒲柏、丁尼生的诗歌。他所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影响很大，“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几乎成了知识分子文章中的常见习语。一时间，向西方学习、主张维新变法成了难以阻遏的浪潮。严复对翻译的态度严肃认真，在《天演论》译者“例言”中，他说：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俱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故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乃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系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以此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这篇“例言”，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首创，对近代乃至当代的翻译都有深远影响。鲁迅先生对严复的翻译评价颇高，他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特别谈到了严复的翻译，对严译《天演论》表示首肯。吴汝纶、蔡元培、胡适等人也都对严复的翻译表示赞赏与肯定。严复在《天演论》之后，又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的翻译，主要偏重学术文化，而罕涉文学，但其翻译本身，以及所提出的“信、达、雅”三标准，无疑不仅译介、传播了西学，且对比较文学的媒介学、流传学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为中西比较建起了桥梁，也甚助于当时的西学救中国、科学民主为救国必由之路的舆论潮流（这也是严复自己倡导的主张）。虽然严复晚年在政治上趋向保守，但他的这一传播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功劳不能抹杀。具体地看，严复的中西比较思想偏重于对中西方思想文化知识的认识与理解，他是从客观上把握中西方思想的变迁与异同，从中探索中西方弱与强的原因，分析中西方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在思想发展观上的不同，肯定西方进化论的进步，指出中国循环论、封建家法制的弊病。这些都体现出了严复自觉运用比较方法认识问题的可贵之处。在文学比较方面，严复曾与夏曾佑合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文中在比较中外地理、历史、民族、宗教、习俗、语言等的同时，也比较了文学的同异，旨在“使民开化”，“因闻欧、美、东瀛，开化之时，也往往得小说之助”。只是这类比较比例甚小，因而我们评论严复的翻译与比较成就，主要侧重他的学术文化翻译方面。
第三节 梁启超与王国维的贡献
在近代文坛倡举“革命”旗号而又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文人，要数革新派人物梁启超了。他之极力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读了大量西方文化著作很有关系。首先，在中国文学进化观上，梁启超明显体现了受达尔文进化论及西方文艺观的影响。他曾明确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据此，他十分反对“厚古薄今”的复古主张，恶闻“薄今爱古”之论，认为“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他热切推崇黄遵宪诗歌，即是这种认识的体现。此外，在对文学体裁的看法上，梁启超也明显受了西方文学观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坛重诗文、轻戏曲小说很不以为然。1898年，他为配合维新变法运动，译印了一些政治小说，并创刊《新小说》杂志，在创刊号发表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大力强调小说的作用，高度评价了小说的价值。同时他自己也创作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等。这些举动，在当时文坛影响很大，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小说的革新，以及促使人们对小说本身认识的改变都起了一定作用。梁启超有意识作中西文学比较的文字主要反映在《饮冰室诗话》及《译印政治小说序》中。《饮冰室诗话》中他在评论黄遵宪诗歌时，将中西诗歌作了简要类比。
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最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古诗《孔雀东南飞》一篇，千七百余字，号称古今第一长篇诗。诗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荷、莎、弥、田诸家之作，余未能读，不敢妄下比骘。若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
这段话中，梁启超至少说明了以下三点：第一，推崇西方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诗人及其诗作；第二，中国诗歌（文学）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差可颉颃；第三，中国诗人及其诗歌中，能与西方比者，黄遵宪（公度）诗歌堪称代表，所谓“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即为此意。
梁启超的译印西方小说，除了旨在提高小说本身地位与价值外，还意欲运用文学手段发扬和体现民族精神。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自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正由于此，梁启超“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次第译之”，“以供爱国之士”“庶览”。梁氏的这篇《译印政治小说序》本身，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也堪属重要文献，发表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对推动当时的翻译事业起了不小作用。在翻译研究方面，梁启超还写过《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文中的“文学的情趣之发展”一节中，梁氏直接将佛典中的有关作品与中国文学作品相比拟，如说“《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他同时又指出了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状况：“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文章对中印文学影响关系作了深入阐发，体现了梁氏一贯认为的文学无国界，因而文学研究也不应限于本国，应尽力输入世界各国各派文学之说。该文是中国近代第一篇讨论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翻译）对中国文学风俗、情趣影响的著作。
梁启超的上述比较研究与译介工作，在中国比较文学的早期“跋涉山林”阶段，无疑有着开创性意义，对后来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他的这些努力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毕竟还只能属粗浅表层的类比，其间还包含了非纯文学的综合文化比较成分，比较文学的系统性与理论色彩均还不够。
相比之下，王国维在文学与理论色彩方面似比梁启超要浓些。王国维早年曾受日本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影响，接触了西方哲学，读过叔本华、康德、巴尔善等人的哲学著作。他特别赞赏叔本华的哲学，并依叔氏哲学见解撰写了《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第一篇用西方理论评论中国文学的论文，其立论基础即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观，以此来认识、观照《红楼梦》，论述《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及美学与伦理学价值，批评前人的种种评论研究。《红楼梦评论》一文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开了用西方理论分析、评判《红楼梦》的先河。王国维依据叔本华的哲学与美学见解撰写《红楼梦评论》，其所据叔氏观点主要取之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这本书中的非理性悲观哲学是叔氏伦理学与美学的核心，因而它也就自然成了王国维评“红”的核心内容。撇开王国维依据叔氏理论评析《红楼梦》产生的唯心、消极成分，从中西比较文学看，王国维在运用西方理论评析中国文学著作方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成功或有成效之处：
第一，王氏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宇宙大著述，是悲剧中的悲剧，堪与歌德的《浮士德》媲美。两部作品主人公贾宝玉与浮士德所受痛苦与解脱痛苦的途径是相似的。这表明，《红楼梦》与《浮士德》一样，具有“崇高美”，完全可以跻身于世界大悲剧行列而无愧色。
第二，在批评旧红学的所谓“自传”说时，王国维以但丁创作《神曲》为例，辨明所谓“亲见亲闻”并非作者必为“剧中人物”。他指出，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写到诗人由维吉尔与贝雅特丽齐引导，游历了地狱、炼狱、天堂，难道可因此认为但丁必为《神曲》中的人物吗？王国维认为，这问题牵涉到艺术美乃自然与理想的妙合关系，过去的研究往往混淆了历史与艺术、历史人物与艺术人物的关系，从而导致了一些不符合艺术本质规律的荒谬之说。
王国维从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中看到了中西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实际、通俗，西方人的特点是思辨、科学、长于抽象。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以中国南北方的思维差异，比较文学（诗歌）风格的差异，并以之与世界范围的文学现象类比。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可分为南北两派，南方文学因南人想象力丰富而表现出想象发达于北方文学，从而使南方诗歌有胜于北方诗歌，这在世界范围内亦然，古代印度人与希腊人想象丰富，因而使得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神话也便丰富。王国维还借助中西美学对比，用西方研究方法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审美经验，使之系统化，并主张将中国艺术的特有传统传播到西方去（见《中国名画集序》）。
毫无疑问，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王国维是最早有意识地运用西方理论评析、论述中国文学论著的学者。他的这一开先河之功意义深远，为后代学者创了先例，给人以启示，开拓了研究领域与视野。与近代其他学者相比，王国维的研究少了综合比较与为现实服务的倾向，多了纯文学理论的色彩，虽然他的比较太执着于叔本华哲学，给人有《红楼梦》附会叔氏哲学之感，显得牵强，但毕竟其成就是主要的，研究视角也是新的。
第四节 鲁迅《摩罗诗力说》
在近代三十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有一位值得重笔一书的学者，他就是成就主要体现于现代文学史的一代文豪鲁迅。鲁迅的比较文学著作之一——《摩罗诗力说》问世于1907年，属于20世纪初期，因而我们要在本章中对他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摩罗诗力说》，另外还有《文化偏至论》等）予以详述。有学者认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堪称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早期力作，它的诞生，标志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新开端，标志了鲁迅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的历史性地位。这话不无道理。
鲁迅早年已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与思想。留日期间，他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为他后来决意弃医从文，毕生从事医治人民心灵创伤的事业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热衷于把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在翻译、介绍过程中，着意于比较，力图了解别人，剖析自己，取长补短。他宣称，这样做“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一书即是他早期作这种比较研究的成果。
鲁迅之所以写《摩罗诗力说》，是因为他感到当时中国找不到一个符合标准的“精神界之战士”，因而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这“新声”不是别的，即“摩罗诗派”。《摩罗诗力说》一书介绍和评论了西洋包括“摩罗诗人”“复仇诗人”“爱国诗人”“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诗人”在内的浪漫诗人和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共八人。他热烈地歌颂他们“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革命精神，反抗、复仇、爱国、反传统、反偶像、反旧俗、反虚伪的战斗意志，并将其与中国封建礼教、诗教作了鲜明对比。在该文中，鲁迅系统阐述了“摩罗宗”在欧洲的源流，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等人如何受拜伦影响而形成“摩罗诗派”，以及他们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分析了八位浪漫诗人因不同气质、不同生活遭遇、不同民族风尚而形成的不同风格特色。例如阐述普希金受拜伦的影响，指出普希金与拜伦在性格、思想上的不同，分析其原因是：“西欧思想，绝异于俄，其去裴伦（拜伦），实由天性，天性不合，则裴伦之长存自难矣。”又如比较密茨凯维支与普希金，说他们两人“虽甚稔”，“又同本裴伦，而亦有特异者”，原因是波兰与俄罗斯的社会条件不同，密茨凯维支的思想倾向与普希金不同。在作西西比较的同时，鲁迅还作了中西比较。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诗人屈原与“摩罗诗派”的异同，指出：中国为何不能产生像摩罗诗派这样的叛逆反抗诗人（鲁迅认为屈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体制本身造就了不敢反抗的土壤。《摩罗诗力说》一文重点谈了拜伦的影响，即拜伦的思想、作品对欧洲文学（同时代的及后起的众多浪漫诗人）的巨大影响，并同时述及了拜伦本人同歌德、司各特、彭斯等人的关系。他认为，拜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大影响，原因主要在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特殊社会条件。
从《摩罗诗力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比较研究着意在纵向与横向的结合上下功夫：纵向上，考证文学的流传与渊源影响；横向上，作无联系、无影响的平行与跨学科研究。尽管鲁迅本人在撰写《摩罗诗力说》时，也许并无我们这里所说的自觉的比较意识，更遑论今日所谓比较文学的“影响”与“平行”研究，但文中客观的论述无疑告诉了我们，鲁迅确实在这方面树立了范式。鲁迅在论述中国没有摩罗诗人这一观点时，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作了纵横两方面的考证分析，在介绍拜伦影响欧洲摩罗诗人时，指出了这些摩罗诗人纵向上的影响痕迹和横向上的各自不同特点；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中国由于封建帝王“意在保位”，对“摩罗”天才人物的出现“必竭全力死之”，因而中国没有“摩罗诗人”，而中国要想有救，唯有像西方一样，出现一批“摩罗诗人”式的志士仁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才可使中华有希望，否则就无药可救。从《摩罗诗力说》全文看，鲁迅的旨意显然侧重于政治，但从论述本身看，全文无疑是从文学着眼，从比较入手，所举诗人之例，均为中西（或西西）文学比较范畴，而在具体比较中，又贯穿了影响与平行研究的成分，还注意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互为观照，从而使全文的直观性、鉴赏性与理论性、逻辑性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20世纪初期比较文学学者除了上述以外，我们还应提及两位译介西方诗歌的起始者：马君武、苏曼殊，其中苏曼殊的名声与影响更大些。
马君武是最早翻译西方学术思想的人士之一，他曾译过《法兰西革命史》、达尔文的著作及席勒的剧作。在诗歌方面，他主要翻译了拜伦与歌德的作品，他的译作如同他的创作，具有雄豪深挚的特色，读来感人，在当时评价较高。苏曼殊译有《拜伦诗选》，该书序言中，苏氏写道：“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尝谓诗歌之美，在于气体，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对拜伦诗歌作了高度评价。除拜伦外，苏曼殊还译过彭斯、雪莱、歌德等人的作品。他的译诗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其中尤其是译拜伦的诗，在表达原诗意境与用字的优美上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影响颇大。有人认为，苏曼殊的这一成就同他与拜伦有着相似的身世、受拜伦精神濡染很有关系，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不过，也应指出，由于苏氏译诗太受中国古诗表达形式的约束，使拜伦作品中那股慷慨激昂的情调难以充分表现，致使译诗有些地方显得古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传面。苏曼殊也有一些中西文学比较的论述，如《与高天梅论文学书》中，他说：“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以杜甫争高下。”话虽属比附之语，但能看出比较意识的成分。
最后值得提及的比较文学学者是刘师培，他可以称是近代这三十年中（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后一位发表过比较文学见解的人士。最能集中体现刘师培比较意识的文章是《孔子真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孔子之失有四处，而这四处均为刘氏比较西方学术以后所得出。此外，刘氏还依据英国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中国社会的君主禅让与西方共和政体作了比较。在文学比较方面，刘氏最典型的论述是《论文杂记》，这当中，他参照西方文学理论，总结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使之既符合文学客观，又符合历史规律。应该看到，刘师培本人在政治上由早期的革命变成了后期的反革命，并不足取，但他在文学和艺术上，却具有创造性，敢于吸收外来新东西，大胆比较，不因袭守旧，属于进步派，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 光绪富文斋初刊本。
- 原载《苏报》，转录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
- 载《适可斋记言》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 中华书局1929年版，上海书店重印本，第167页。
- 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57页。
-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第143页。
- 商务印书馆排本，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61—162页。
- 《红礁画浆录》二，《译余
语》。 -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57—158页。
- 《块肉余生述》序，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65页。
-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63—164页。
- 同上。
- 《黑奴吁天录》，林纾译，上海文明书局，1920年版。
-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23—124页。
- 《小说丛话》，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25—126页。
- 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134—135页。
- 转引自同上书，第206页。
- 《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载《饮冰室合集》第59卷。
- 参见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89页。
-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 转引自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第147—148页。
- 转引自同上书，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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