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 游

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们

太熟悉了，不需要问候

也许倾谈了很久，直到露珠满天

也许视若不见，宛若路人

在分手时礼貌地一笑

他们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愿重温，陌生到难以回避

高贵中藏着未来的丑闻

——嘉忆，2007。

天宝三年（744年），杜甫三十三岁。那年夏天，他在洛阳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李白。秋天，杜甫、李白，加上高适，结伴同游梁宋。一年后，杜甫漫游东鲁，再度与李白相逢，度过了一段极其亲密的日子。白日把酒论文，夜晚抵足而眠。这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放浪形骸的快乐时光，值得他晚年一再追忆。漂泊西南的十年，高适和他时相过从，生活上大概也给他一些照顾，尽管贴心的程度不如严武。而李白此后天涯奔窜，居无定所，流言纷纷，生死无闻。杜甫后来所有关于李白的诗，都流露着生死永隔的哀痛。“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写得鬼气森森，寒凉入骨。至情至性之人，每于伤悼之中不能自拔，然而悲人悲世而不自悲。仁者胸怀，深广远大，超逸乎文字之外。人以为自伤身世者，若只是自伤身世，不过一弱男子弱女子，嘤嘤于书房或闺中，终不能使闻者颜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一己之得失，尤其是牵系在欲望上的，纵然美轮美奂，毕竟太小。杜甫写了那么多哀悼的诗篇，哀悼的不仅是李白，也包括那些遥远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是在哀悼一个时代，或者也不是时代，是机运，是人的事业在历史上微微弹起的一点波痕。

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与古人遇合的梦。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借助这种遇合一诉其怀旧情怀，同时也宣告了个人的衰老。怀旧总是高尚的，因为无利可图。但《午夜巴黎》中功不成名不就的小作家，既希望前辈名流的指点和引介，又期待理想的爱情——完全非物质主义的巴黎女郎，这就相当实际。可见在如今，怀旧也不一定可靠。由于困难，难得纯粹。当然，曾经要多世俗有多世俗却又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伍迪·艾伦先生，牛排肯定是啃不动了，坚果也不再齿颊留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以及更早的，早到印象派霞光初露，早到拿破仑三世时的浮华和优雅，对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且意义绝不超出符号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伍迪·艾伦和毛姆笔下《刀锋》中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也没什么两样。老好人谈波登信奉的格言是：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他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

巴黎有文学。巴黎有艺术。巴黎有时尚。巴黎有最好的咖啡和葡萄酒。

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小店，这一切，归为一个词：巴黎是风流的。

但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像对开的曾经风华绝代的书页，已被时光之手不经意地合上了。

关于酒吧、咖啡馆、旅馆大厅、贵妇人的沙龙和舞会的油画数不胜数。画面上的人彼此陌生。他们衣冠楚楚，端着酒杯，或指间夹着雪茄，交谈着，观看着，端坐着，身体相亲或距离遥远，目光在画布之外交集。他们同时又是朋友、情人、私密的仇敌、暗恋或暗自怀恨的人。

但没有否认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他们也未必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

他们之中必有回到过去的人，与古为徒，在浓密的烟雾和暗淡的灯光下，和他们热爱的古人交谈。他们不谈具体的事，不谈个人，没有介绍和寒暄，话一开始就深入主旨，好像在继续上一次没有谈够的话题。又因为他们相知已深，那些话语是零散的，不需要过渡和连接。有时他们只是随便提到一个名字，一首诗中的一句，其中一个人的眼光向远处一扫，立即收回来，另一个像是点了点头，又像是为了凑近拿起的杯子。总之，他们走动，在不同的群体间交错，随时离去，随时出现。不见得都是午夜，但记忆里也从没晨光熹微。时间是水，从一个杯子到另一个杯子，化为汽，凝结为冰块，凉得指尖颤抖，捂得心头温暖。

我总是这样无来由的。

和高李同游梁宋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比他大十一岁，高适更年长，已经四十五岁了。对于李白，年龄不算件事。他一向率性而为。高适稳重，年纪又最大，虽有满腹牢骚，却出语温和。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他肯定没有想到几年后会飞黄腾达，一直做到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唐代大诗人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常常把高李杜的壮游想象成刚来美国时留学生喜欢的野餐：开车到近郊，找一处山清水秀草绿花繁之地，铺布单于树下，喝啤酒，烧烤，高谈阔论。唐朝没有汽车，他们三位也不骑马。春光融融，信步走过宽阔的草地，走上山坡。李白不用说，昂首阔步冲在前头，高适稍落后一两步，在李白的右侧。他们谈兵，谈管晏和诸葛亮，谈朝廷的领兵大将，胡人彪悍，一枝独秀。李白不时要把鲁仲连拉出来展览一下，由鲁仲连扯到张良，而张良神话的重心不在运筹帷幄，而在授兵书的桥上老人。其次，还有张良的形象，“状貌如妇人好女”。桥上老人自然是仙道一流，而皇上也曾游过月宫的。

高适对鲁仲连没有兴趣，桥上老人他也不信。至于皇上有没有游过月宫，那不重要。《霓裳羽衣曲》偶尔听一次，大概还不错吧。

杜甫一个人落在后边。他背着所有的物件：酒和食物，铺地的席子。酒酣高歌劲舞，当然要带两把剑、一张琴。傍晚可能起风，那么，每人还得加一件袍子。当高李停下脚步，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慢慢赶上了，听清楚他们的话，大多是李白的话。李白喜欢高声，旁若无人地喊叫，手舞足蹈。这时候，高适总是笑笑，然而不置可否。在李白以为已经说服了对方时，他其实寸步未退。

杜甫的理想是做一个谏官，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孔子一样大节分明、温文厚道的长者。他觉得诗是他唯一玩得尽兴的游戏。他奇怪的是李白有旷世无二的才华，超过了鲍照、何逊、阴铿，也不亚于他最佩服的庾信，却并不把诗当回事儿。也许是得之太易吧。

他们当然也谈诗。杜甫心里想：李白总是说建安风骨，骨子里他也相当接近曹氏父子，可他自己偏偏口不离小谢，这也不能说不对，李白是可以像小谢一样秀丽飘逸的。他甚至有点郭璞，不过郭璞是站在地上的游仙，李白才是真正飞起来的。曹氏父子的游仙大气又质朴，那是汉人的境界。经过了南朝几百年的陶养，我们回到汉人已经不可能，然而李白身上确实有汉人的影子，这就是奇迹了。未经人为的，叫作“天”。李白的诗，该是天成的吧。

高适太像王粲，一步一步，很稳。

建安时代还没有苦吟派，南朝则很多。李白说，苦吟是缺乏才气的表现。这话最初很使杜甫沮丧。他是把李白看作亦师亦友的。想到谢灵运和庾信，他多少恢复了一些信心。谢庾两位的诗告诉他：苦吟也可以达到一种境界，那就是，通过限制而自由。放纵就是自由吗，未必都是。那么，限制亦然。自由就是，凡我所行皆成路。当格律变成个性时，谁能说是格律限制了我，还是我生成了格律。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不能想象这是小时候的杜甫。而李白用“飞扬跋扈”形容杜甫，也予人匪夷所思之感。

一方面是“胡姬压酒唤客尝”，一方面是“青娥皓齿在楼船”。那些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则一直青春着。相对的，高适的青春五十岁才开始。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称为古典音乐中的三B，因为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其中的后二B，一直是我的心爱。我也可以添上布鲁克纳，凑成自己的三B。布鲁克纳是年纪大了才慢慢喜欢上的，喜欢他的笨重和冗长，喜欢他的缓慢和固执。这一切，构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么天生才智过人，心有灵犀，要么满脑袋呆气，踏实而固执，近于愚笨。可见最近的路就是最远的路，而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够聪明，又不够笨。世人以为和自矜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不过，对布鲁克纳的喜爱，无法与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杜相比一样。放在十年前，对于布鲁克纳动辄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慢板，我是没什么耐心的。现在，时间并没有更丰裕，但我学会了从容，学会了等，学会为了辉煌壮丽的几分钟的高潮，在几十分钟的轻抹慢捻中抽枝长叶。

那天，在回程的地铁上，听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读新买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合集的唱片说明书。看到一处，乐不可支。

且说勃拉姆斯是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作品不厌修改，务求完美。他对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写作之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丰碑在前，朋友和民众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写出像贝氏之作一样深刻庄严的作品。对此，勃拉姆斯感到很大的压力。从1854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动笔，《第一交响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十四年时间，到1876年首演时，他已经四十三岁。

《第一交响曲》的成就立即获得大批评家汉斯力克的肯定，彪罗称之为“贝多芬第十”。《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作品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和贝多芬的第五一样，都是强有力的C小调，结束于经由斗争而获得胜利的C大调，命运的动机也来自贝多芬的第五，而终曲的主题则和贝多芬第九的终曲如出一辙。当人们指出这一点时，实心眼的勃拉姆斯颇为郁闷，觉得这像是在指责他“抄袭”，实际上，他引用贝多芬，意在表达对乐圣的敬意。

使我觉得可乐的是他嘟嘟囔囔说出的那句话：像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来——Any ass can see that。

《第二交响曲》不搞英雄与命运搏斗最后赢得胜利那一套，结果，人们说，这是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事情还没完，刚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为贝多芬的“英雄”。只有最后一首，不那么容易听的第四，没法简单地套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壮，和贝多芬的区别，好比杜甫和李白。

听勃拉姆斯，我想到《易经》的乾卦：刚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精确严密，像物理学基本规律一样气魄宏大，同时简洁优美。这一点，贝多芬也不见得处处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后，则再无第二人。

事实上，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也像《易经大传》，精确，严密，刚劲，锐利，节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然而不失温暖和亲切。以后世的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韩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诗作比，秀丽大度如王维，织体绵密如老杜，胸襟恢弘如半山老人。有人说他骨子里是有感伤的，比如在他《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的室内乐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说还休，而是始终保持节制。在勃拉姆斯这里，我终于明白：节制不仅出于自尊，也和矜持无关，节制是一种高贵。

知道节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绪，都能安排得像几何一样纯净。没有冗余，也不缺乏。在他的交响曲任一乐章的中途，我都无法停下来。不是沉迷于哀伤缠绵的旋律，而是他的音乐织体太强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时时要为他的曲子多走一个站，只为了把一章听完。

有人对我说，你喜欢勃拉姆斯，是因为性格相似。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习惯，一般都会提到的有几点：

他和贝多芬一样热爱自然，喜爱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终身未娶，对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携带糖果，散发给他们。不擅长和成人交往，他的学生古斯塔夫耶纳说，有人说他脾气不好，那是不确实的，勃拉姆斯是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他对朋友讲义气，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尽管他成名后相当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乱糟糟地堆满了乐谱和书。一位管家替他清扫和做饭。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袜子，人们常以此拿他开玩笑。他把很多钱用来资助朋友和学生，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习惯终生不变，而且精确。比如说，维也纳的“红豪猪”酒馆，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时永远背着手。由此传下一张漫画：勃拉姆斯负手而行，身边跟随着一只红色豪猪。

庄子在《田子方》篇讲过温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温伯雪子到齐国去，经过鲁国，鲁国人纷纷慕名求见，孔子也去了。见面，却不发一言。子路觉得奇怪，孔子解释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倾谈甚久，出来后，大有感叹，对颜回说：“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如醋缸里的小虫（醯鸡）。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开盖子，我哪里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认自己是醯鸡的人，是人中之杰。当有人“发其覆”的时候，他跃身而出，从此优游于大漠广野。旦暮之间，得遇发覆之人，是珍罕的缘分。但仅有缘分还不够。缘分到时，你必须早已准备好。这是双重的罕遇。

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办？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写“圆舞曲”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终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还挣扎着想去看施特劳斯轻歌剧《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韩愈表达对孟郊的仰慕时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别离无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说愿以一切所有换此一曲。他曾在为人签名时抄下《蓝色多瑙河》乐谱的开头几小节，后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认为凡事皆有正当理由的人，纵然从蚂蚁成长为一列火车，他一生之全部所为，不如改变一朵花的颜色。

2012年4月24日

读书这件事

一

自从来美国，读书的习惯慢慢变了。很少有系统或有计划地读，读得散，读得杂，读得随意。个中原因，一方面，不像过去那么有时间；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找不到需要的书。能买的书，家里摆得下的书，数量微不足道。闲览尚可，若要查考任何题目，那是想都不要想的。过去积攒多年，留在北京的那一批，是我最看重的。自己感兴趣的几个领域，如中国古典诗词、西方现代诗歌、先秦诸子，以及二十世纪欧美小说，就当时的出版状况而论，算是收集得相当齐全了。这些年，每次回国，蚂蚁搬家似的往纽约搬，搬来不少，也因损坏而丢弃了不少。但大部头的、成套的书，还是搬不动。去年夏天回国，行前列了一张书单，为几篇打算写的文章补充材料，结果大部分书都找不到。比如说，我一直觉得鲁迅的犀利文风颇受朱子影响，在洛阳的书店，看到《朱子语类》厚厚八册，人又傻了。庾信的集子才三册，就忍着没拿。八册，太奢侈了。

好多文章因此留下了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弥补的遗憾，也是将来可能招人诟病的软肋。写董说的《西游补》的时候，到处找他的《丰草庵集》，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仍然找不到。写伥鬼的时候，宋以前的志怪小说，因为有《太平广记》，差不多扫荡了一遍。宋以后的书，虽然借助手头的若干种和传世藏书之类的大部头礼品书，翻出不少有用的记载，但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史籍，所触及的，不过九牛一毛。轻薄为文，本是大忌，然而受制于客观条件，只能徒唤奈何。

近年极少买书，买了也没地方放。早年的英文书，几乎扔光，只留下几本诗集，算是纪念。要看书，去图书馆借。不知不觉地，这就完成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转变：从前是，想读什么，去找什么；现在是，图书馆有什么，读什么。我总不能要求人家图书馆专为我一个人买书。

借回家的书，认真读的，少之又少。大部分只是翻翻就抛在一边，另一部分，一目十行，草草读一遍，过后即忘。喜欢的几本，往往需要一再续借。

这样读书不专业，费时间。在完全不同的书之间天马行空似的乱跑，无异于喝醉的人在大花园里跟着众人赏花，除了第二天身上被花刺扎伤，被石头绊倒跌伤的地方还隐隐作痛，大概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不过有一点值得庆幸：读书如此不成章法，脑子倒没有成一团糨糊，前后多年里读过的书，遇到有关联的，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的，一想，总能清楚地想起来，那效果，也和一本接一本地连续读差不多。

我想，读书和中药铺里的情形有点相似吧。那些草叶树根分门别类收在抽屉里，一搭配，就是治病的良药。你得熟悉什么药存放在哪里，需要的时候，一找便得。否则，乱糟糟地堆在仓库，纵然如山如海，终不过是一团乱草。

二

杂事繁多而读书渐无耐心，晚上好好的几个小时，东翻西翻，转瞬即过。新买的几本子书，读罢前言后记和附录的资料，再从第一卷读起。正文之后，是注释和讲解。不到数章，已觉烦闷。合卷细想，原文不过数千或几万字，捧着几百页的厚厚一册，心里先有了畏惧之意，何不直接读原文。一试，效果果然好。寻常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读不完的，一晚上两晚上就读完了。不敢说字字精通，但无妨意思明白，而且一气读完，有很痛快的感觉。

书，看来还是先通读一遍的好。一遍之后，从容点，再去读历代的通释和指归。特别喜欢的书，手中有多种本子，对比着读也不错。不过像老庄孔孟之类，注本数以百计，大约看过几种，发现彼此面目差别不大，新意独出的，不过有限的几处。然而新意之中，另辟蹊径的多，自抒胸臆的多，扣着原文，直探作者本心，发前人之所未道的，毕竟少之又少。

好的注释，其一，是把历史背景交代清楚，这常见诸题解部分。其二，涉及同时代人物。用典，涉及历史名人，这都问题不大，稍有常识，或有一本可靠的工具书，都能解决。作者的那些朋友，要从正史、地方志，或同时代人的文集里找出来，编著者花工夫，对于读者，功德无量。其三，作者用意委婉深曲，或文心独运，修辞高妙，细微处不易领会，经注者拈出，读者有会于心，为之解颐——这是最上等的功夫，百不一见。

讲解《世说新语》的人，于曹操见匈奴使者一节，多不提此事纯属虚构，乃是将汉人故事嫁接到曹操身上。《三国演义》尊刘贬曹，人所共知；《世说新语》因为文字和内容都好，大家就忘了其中对于曹氏，是很不公平的。至于《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本亦谩骂文字。这种谩骂文字，近代以来，不绝于报刊。时至今日，还有浅薄无知之辈，打着各种漂亮幌子，借以大言欺世。而专家教授评说此文，感叹苍天湛湛，曹氏的历史真面目，于此暴露无遗，岂不是痴人说梦。

其实，这些年来，读诗词也好，读古文也好，读笔记小说也好，未读之前，先存了一肚子别人灌输的意见，理解上，多少会被人牵了鼻子走。这些成见，一张口，一动笔，不用过脑子，哗哗地流出来，底气甚足，以为是泰山不能移的定论。很久之后才明白，事情绝不是文学史上几百字几千字说得那么简单。诗词的赏析，本是个人想象和经验的产物，多年读选本，读名家赏析，大部分读者就这样丧失了阅读个性。而且太明确的分析，无疑剥夺了对作品继续解读的可能性。即使不能说剥夺，至少限制了新的解读。一句话，使读者丧失了直接理解原文的乐趣。

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不求甚解，难道就是说，诸事之先，一本书，读罢原文，再去读那些序跋提要，再去读那些集解索引，或者，有的书，干脆忘掉所有附加内容，破门直入，面对面，不绕圈子，不管那圈子多么圆，多么好看。

三

一次次不得不扔书，心灰意冷。搬家两个月来，很少买书。因为买书少，心理不平衡，读书反而多一些。

鉴于搬移之难，今后将限制存书数量，不是非买不可的书，不买，特别想看的，买了读过，不留。买书以中国古籍为主，古籍中，又以唐以前的书为主，学术方面，则可直到民国。买原典。赏析本、详注本、六经注我本，尽量远之。而所谓图文本、珍藏本、尺寸怪异的精装本，一律谢绝。

一本书，十数万言，可取者如只有几句话、几个意思，得其意就好，并不一定要立即形成文字。有所启发，有所领悟，此后收益，自己知道。不敢肯定能记住的，做笔记。以前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以后不妨试着做做。钱钟书做笔记，除摘抄和评析，还详记出自某书某版某卷第几页，以后连缀成文，引证有据。我读书但求快意，若此严谨，恐难做到。

有关庄子的书，新得两本。释德清的《庄子内篇注》，系在潘泓兄处看到，知本地书店也有，去找，果然找到。此书当代注庄的，转引甚多，其实释德清的引申发挥，多牵强附会之言，见识不算很高。他的好处，主要在语言明白晓畅，而且从中可以一窥明人的习气。释德清另有《老子道德经解》，暂时没兴趣。

研究庄子的专家，有两位姓林。林云铭的《庄子因》，近代可能很风行。《红楼梦》中宝玉续庄，黛玉做诗讽刺他，说“作践南华《庄子因》”，大概宝黛钗们都读过这本书。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以儒兼以禅解庄，慕名已久，而不可得。潘兄知我心意，网上觅得一本《庄子鬳斋口义校注》相赠，大喜过望，无限感怀。

对老子的书，相对不如对庄子那么感兴趣。老子陈义太高，我跟不上。谈权术和阴谋，我没兴趣。买了一本严遵的《老子指归》，实在是因为严君平这个人。他在成都卖卜，是诗人钟爱的典故。此书真伪仍有争议，且留着，待心情恰当时一读。

老子原文不过五千言，读一遍，不费工夫。然而注老的，都失之于繁，无限引申，演成一部大书，令读者望而生畏。近来读古籍，渐渐悟出一个没道理的道理。大部分书，先抛开注解，读原文。读过，觉得有必要深入计较的，再找好的注本，摆出做学问的架势，打阵地战、持久战。其实很多书，包括名著，草草读过原文，也足矣。

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止庵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定的，以前买过两种，一种是《知堂回想录》，另一种，不知转到何人手中，也忘了书名。书店再进一套，图书馆买了两种，我买了三种：《老虎桥杂诗》、《鲁迅的故家》和《艺术与生活》。买《老虎桥杂诗》，是为了核对自己文章中的一句话：周作人狱中诗用了南冠楚囚的典故。查过，果然用了，说明记忆还可靠。但他只用过一次，可靠得有些险。买《艺术与生活》，是想看他谈日本诗。这方面，他是行家。

关于鲁迅的几本书，《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已为图书馆买去。

买《隋唐演义》，除了重温童年听说书的美好日子，还想看看书中对杨素有什么描写，结果没有。王学泰先生研究流民，《隋唐演义》也是重要的材料。

借书，原想把《鲁迅全集》全部搬回来，根据索引，找有趣的题目贯穿着读一读。但书太重，路远，搬不动，只借了两卷：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还有书信集一。

重读杨绛和孙犁的散文。孙犁爱书，发自天性，无一丝杂念。有的书，他喜欢，但读不懂，他直言不讳。读不懂，还是喜欢。这种人物，世已罕见。

再读三曹的诗文集。曹操不去说了，曹丕实在很被低估，不公平。在诗的形式上，曹丕极富开创性。文学史上强调他七言诗的成就，他的杂言，大开大阖，说不定还是李白的先驱。曹丕之后，才有傅玄，才有鲍照。傅鲍二人，影响李白的歌行甚大。

读完《建安七子集》。《陆机集》快要读完。魏晋南北朝，再读十余家的集子，可以告一段落。鲁迅推荐书，这时期的文学，他推荐的是严可均和丁福保编的两部总集。暂时找不到书，正好偷懒。北朝的文字，还有佛经翻译，过去所读不多，是一大缺失。《洛阳伽蓝记》的文字，二十年后重读，依然心惊。

把馆藏汉三国晋南北朝文选若干种全部拿回，比照而读。高步瀛的一册，比较精当。明末小品，源出这一时期的书信和短文，但韵致远远不如，且多造作。南朝小品，吴钧等的几封信就不必说了，即如刘峻几行字的《送橘启》，萧方等谈年轻人生活理想的《散逸论》，乃至曹植几乎是陈词滥调的《释愁文》，和明人比，格调还是清雅。当然有辞藻的刻意，然而意思总是比较真切，态度总是比较自然。

2011年1月

晨读一则

晨起读《孟子》数则。《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朱熹注：“名，声誉也；实，事功也。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也；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是欲独善其身者也。”觉得以此对照和解释庄子《逍遥游》篇许由回答黄帝之“名者，实之宾也”，有助于更深的理解。孟庄同时，虽各处不同地域，而游士往来列国之间，造成一个普遍的语境，同时代人彼此出于赞同和反对的理解，较之我们今天，更接近作者的本意。淳于髡所说的自为者，朱子解释为独善其身者，亦即隐士一流。许由是隐士，庄子大概也是。他和孔子的不同，一入世一出世，截然分明。这是人所共知的。庄子和老子的不同，也是如此。老子讲阴谋，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五千言中，除了崇高的道论，亦多经世之言，涉及兵法，重在权术。老子的理想，实在作为帝王师。在这一点上，与孔子无异。如何为帝王师，则老孔有分别。老子只是要做精神导师，隐己而坐，或负手旁观。孔子讲事功，重实际，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则完全无意于做官，他也讲治天下之道，却又鼓吹无为。试想治天下者，其上有理想，求不朽，其下多贪欲，溺甘美，如何肯无为？若遇千古大政治家，更要以一己之意改造世界。这一套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庄老的区别，朱子说得直白：“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还说，“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事做。”

庄孟同时而不相遇，书中也没有相互提到对方，对此，朱子的说法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只是杨朱之学。”自居“僻处”，正合隐士的身份。僻处云云，是言之有据的。孟子和孔子一样，奔走于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庄子只是讲学著书，和朋友来往，以论辩为乐。关于他的个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大概不至于如列子那样，严重到时有断米之忧。他讥笑惠子的相位，在自己眼里不过一只死老鼠，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底气。朱子说：“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极是。道家、隐士、兵家，多出楚地，和齐鲁之地代表的北方文化不同。

同为独善其身，儒庄两家同中有异，一在相对，一在绝对。儒者进取，如果不得其时，只好退而归隐，要么颜回一样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要么如孔子所言，乘槎浮于海，甚至居九夷。这便是遁世无闷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典型地体现于《易经》乾卦所说的龙。不同的爻位，相当于不同的时势。“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兼济天下的机遇；“潜龙勿用”，这是独善其身的处境。“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儒家的独善，是情势下选择的结果。庄子的隐则不是这样，它是人生的根本态度，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取向。

庄子宁可“曳尾于泥中”，出发点是“养性全生”，这和杨朱的“贵生”相通。其思想来源，可推至列子那里。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又说：“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按照朱子，孟子并非和庄子完全无关，因为杨朱出于老子，“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不过，朱子断言庄列皆本杨朱，不够准确。这三家有共同的东西，列庄之间更亲密些。如果《列子》书中的《杨朱》篇可靠，则杨列之间也很亲密。但即便如此，庄子和杨朱，距离很大。杨朱的书不传，仅就所存的不多文字而论，杨朱贵生，和庄子相比，略显消极。他固然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紧接着又很高傲地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老子的无为发挥到极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悲观，有时代的因素，也和他的个人气质相关。杨朱敏感而性情柔弱，所以才有悲歧路的故事。一直喜欢杨朱的这段话：“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能说出这话的，乃是性情中人。

李白有诗：“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说的是一杨一墨。杨墨都有悲世的情怀，庄子也有。但庄子的化解方法，是转而专注于对至高理想境界的无限追求。庄子的追求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很难说清楚，于是不得不打比方，用寓言。这一比方，便为后来的道教所利用，于是“姑射仙人冰雪姿”，以及白云帝乡之类的，都被坐实了。利用总是可笑复可怕的。乌托邦论者喜作荒唐无稽之谈，欲证来世之乐土者，控制人心最严。自以为或强迫他人相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上而下，挡者披靡。期跋扈于永久，焉知指顾之间，威柄凌夷。这两个传统，或出于哲学，或出于宗教，一经结合，变成主义，被人利用，就有了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动物农庄》犹可说是讽刺苏俄，《1984》呢？还是小小的一个莫斯科？一个简单的东方？

先秦诸子，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非一个“流”字，一个“派”字可以分别。师生之间有继承关系，也有旁枝别出，另辟蹊径的；异派之间，却能隔代相接；同出一源的，最后分道扬镳，肝胆楚越。荀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却是著名的法家。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远离荀子的部分，异代远溯，回到老子那里，而演进出刻酷一面，从而变本加厉。孔子曾受教于老子，其德行一科，为庄子的主要源头。庄子或出于七十二子之后学，却成为道家中仅次于老子的大师。庄子善辩，有名家风范，显然受到至友惠施的影响。尸子被归为杂家，但有一半是儒家，另一小半似是申韩一路。外篇的断简残篇若可靠，他还和阴阳五行家及神仙家脱不了干系。尹文子和宋钘，一被归为名家，一被归为小说家，他们和墨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思想和行为几乎就是墨家，故王夫之说他们近墨，是不为“苦难之行”的墨者。

之所以关系这么复杂，盖因先秦诸子崇尚思想自由。好人崇尚，不太好的人也崇尚。到战国末期，秦并天下，这种传统才被彻底破坏。崇尚思想自由，一切思想和社会规范的束缚都可打破。就师而学，未必表明必须无条件地，不经过思考地，盲目地遵奉其思想。世间一切学问，师其长，弃其短，为我所用，足矣。卓然独立之任何个人，宁可为他人之奴隶吗？哪怕是伟大思想者的奴隶？前人的思想积累，不应成为后人的局限，因为没有任何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借助权力而一统天下。一切顺应自我，顺应时势。顺应自我，既包括认知上的提高，对理念的追求，也包括得实利的需要。毕竟在先秦的环境中，诸子中的很多人，是要周游四海向君主们自我推销的。因为这样的思想自由，一个学生，若与老师的观念相悖，不表明他就是背叛。学者千万，放眼其中，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曲士，成家者几人？成“家”在于立说。一个亦步亦趋无发展的好学生，哪怕门门课都是百分，顶多是一个附庸。道德的约束不在所谓“背叛”，道德的约束在于区分济世救民和助桀为虐。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容忍与己不同的思想，是极大的危害。孔子的宽容，虽孟子亦不及，尽管孟子的尊民思想，比孔子更进步。孟子峻急，救世之心迫切，然而辟杨墨，指其无君无父，未免多事。墨子的兼爱，虽然终人类之绝灭，永不能实现，却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杨朱的为己，在乱世，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2012年5月19日即兴

5月22日改

北京两书店

西单图书城

每次回北京，一定去西单图书大厦。朋友笑我，那不是买书的地方。买书，要去三联和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去海淀的风入松，以及其他私人开的专业书店。不过我去西单图书大厦，理由简单：交通方便，只要在市里乱转，一定有机会从它门前路过。路过或等人的时候，当然要进去看看。即使专门去，也能兼办其他事。常去的琉璃厂和报国寺，可以坐地铁到这里转车，甚至步行去。

西单图书大厦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多。书和人，满坑满谷，纯粹一个大集市，有点像喀什的巴扎。畅销书和推荐书专柜前，中学生和干部模样的外地人乱哄哄地挤作一团，仿佛在抢购储备过冬的大白菜。去年的重点书是有关奥运的，再前是汶川地震的，还有各种学习材料。隔一两年回去一次，大略也能知道流行什么。长盛不衰的是名人传记，和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女人，怎么做领导喜欢的好部下，怎么投资理财和怎么在官场职场混的生活指南书。算命和养生越来越火，很多人靠敢于胡说发了财，立了万。这些书买回去，很多人是非常认真地照着做的。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是千古流传的祛病延年的妙方，为什么每年都在变？为什么去年流行的今年就不流行了？这不和我小时候喝红茶菌差不多吗？比如刘太医什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终于说他是骗子了。其实一看他的书就知道太不靠谱：什么病都是鲤鱼汤和牛肉汤，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店里人多，连哲学书书架前也不例外。我在这里，想找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以往虽种类不多但还有，今年却一本没看见。王利器的《文子疏义》，摆了好几年，喜欢那书，不喜欢压塑的封面，每次见，封面都是翘起的。猜想不同的版次中，应该有普通纸封面的。等到现在，终于连压塑面的也见不到了。汉译西学名著，永远是老掉牙的几种。国学热似乎降温了，谈孔说老之类的书大为减少，不成军团，但散兵游勇犹自不少。很多感觉不太像能在这类题目上下十年苦功的名作家，纷纷推出应用型的解说。书的尺寸一本大过一本，似在表示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或权威。人名印得又粗又黑，似有照顾半失明者的慈悲心肠。借此促销手段，两千年前的古人大沾其光，仿佛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入百姓之家：没有畅销名流的解说，譬如鬼谷子之类，谁会买去看？

我在那里转的时候，注意到一个衣着落拓的老者，背书包，手里翻开一本书，正满脸渴望和热忱地对着一个中学生大讲特讲。我把几排书架看完，他还在那里，神情投入，完全无视周围的动静。

二楼几乎是中学生的天下。除了教材，西方文学名著如今还能吸引的也就是中学生了。但在出版社眼里，西方文学名著已经成为封闭的概念，几十年下来，总是那几部“老三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红与黑》、雨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个出版社，有版权的，没有版权的，抢着印。一些小出版社偷了别人的译文改头换面的，或新译的，实在惨不忍睹。字体不是特大就是特小，不是扁的就是长的，就是不肯四四方方。页码有置于书页上方的，有挪到边上的，还有藏在花纹里，你不专心找一阵子决计看不到的。至于书页本身，有加线加框的，有染了颜色的，有故意向印象派学习，让你学会欣赏光线下的影子的。总之，就不让你看得舒服，要考验你的定力。看架子上一套套，一色的书脊，密密麻麻排了整格整格，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相信其中肯定有好东西，但在这种大阵势下，尚未交战已甘心举起白旗。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虽然字稍小，印制朴素，还是比较喜欢，因为便于携带。当然，质量也有保证。买了一本《魔山》和《白衣女人》。前些天重新看过《月光宝石》，就想把《白衣女人》也复习一遍。柯林斯的两本书都是大学学英语时作为课外阅读材料读的，翻来覆去地读，不喜欢也喜欢了。

第一次路过西单，考虑到马上去见朋友，只取了四本书，另外两本是陈东飚等编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值得赞赏的美国诗人，翻过他的诗，选修过和他有关的课。二十世纪美国诗人中，他绝对是顶尖的，比弗罗斯特好。单论创作，不计影响力，他不亚于庞德。每个爱诗的人都应该读读他的《星期天早晨》。

历代笔记向来是我所爱。中华书局那一套最好，其次是上海古籍的。早先的上海古籍版开本太小，字也小，纸质又差，像是口袋书，这是唯一的缺陷。中华版则版式大方，但内页排版不统一，有横排，有竖排，字号字体也不同。这次看到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历代笔记丛刊”，估计也是为了赚钱搞的策划，既无注释，也无核校，只有简单的出版说明。看印刷，还行，先拿了《少室山房笔丛》。回去翻翻，错字似乎没有，以后就又拣了几种。

出门前回到哲学区，已是两个小时之后，有几本翻译的法国书，想再翻翻。转过中国哲学书架，上楼前看见的背包老者走过来说，看你对哲学很有兴趣啊？我说，没什么兴趣，随便翻翻。

他说，读过老子吗？

也算读过吧。

那么你知不知道，老子研究几千年，一直有一个盲点？

是吗？这倒不知道。

他说，你看啊，写老子的书的人多了去了，大家都是你抄我抄，不会抄的，抄错了，照样出，照样卖。我呢，自己做研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旁边的架子上，正摆着新出的某名家谈老子的书。老者指了指说，像他，写小说的，懂什么老子，也敢出书？卖得还不错咧——都是胡说八道。

我说，那么你的发现是什么呢？

他说，你告诉我，道家的道，究竟什么意思？

这个嘛，要说知道，人人都知道，要讲清楚，那可费工夫了。

他说，关键是，研究的人都不注意这个问题，而我，总算把几千年的错误给纠正过来了。

我记得从前上海有位大无畏先生，写了一本关于庄子的书，也是号称两千年的庄子研究通通都是误读，唯他一人，拨乱反正，乃是真解。我想，这又是一个疯子。顿时不耐烦起来。打断他的开讲，说，你也不用给我讲了，老子注本上千种，基本问题还能有什么没解决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盲点。

他说，你看这些书——

不要看这些书，这些书没什么好看的，王弼的注你读过没有？

他说，王弼是谁？

我觉得好笑：王弼都没读，还好意思说研究老子？你先把他读了，再读读河上公，读读韩非子的两篇，读读《马王堆帛书·老子》，读读庄和列，有此基础，再去认真做研究，一定比他们强。

走出书店，坐在车上，想想刚才说话，太冲了，犯不着那么义愤填膺。那老者喜欢老子，读后有心得，自己印了书，希望有人欣赏，这种行为，多少是值得尊敬的。

回美前去五道口见朋友，之前有一个多小时，又去了一次西单。原来计划要找的书，一本也没找到，只能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是：谢在杭的《五杂组》，一本《叔本华文选》，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

后面这本书，值得一说。这是大学时的读本，除了《唐诗三百首》和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那时是唯一的选择。上下两册，分量合适。过了这么多年，现当代人的选本中，还是这一本最好，有点不可思议。排除政治因素，这本《唐诗选》的选目和评注都非常好，选注者包括钱钟书、余冠英和马茂元。作者小传最见功力，尤其是小诗人的小传。当今的选本，我们只看小传那几百个字，就知道编选者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毕业时，收拾行囊，对于课本，深恶痛绝，打定主意一辈子不再打交道，结果把大部分课本都扔掉了，其实非常可惜，大多数都是好书。以前的那一套《唐诗选》亦在其列。人文社的新版把两册合为一册，封面也由绿色变为淡粉色。

图书大厦二楼中国现当代散文那一角，单独标出作家大名的作家专柜，只有两人，一位是余秋雨，另一位是台湾某氏。鲁迅、周作人和沈从文，都享受不到如此待遇，只能挤在作者群中探头探脑。不知道这是谁对谁的羞辱，或是换了一种尊敬的方式。上年来西单，情形已是如此，今年再去，依然如故。

曾有纽约图书馆采购人员和书店业者参观西单图书城，一进殿堂，瞠目结舌：这和他们心目中的书店情景相差太远了，书的生意居然也可以做得这么火，收款台前大排长龙，像圣诞节前的百货大楼。

在西单图书城，有一点我觉得有意思，就是那些坐在各个角落捧书而读的中学生。他们那么专注，在那么嘈杂的环境中，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上半天。面对他们，那些炮制垃圾、出版垃圾的人，是否可以有点良心发现，或者说，从此可以“胆小”一些，别再糟蹋我们的文化遗产，以此误导和戕害我们的下一代呢？

三联书店

几次约人吃饭都在三联韬奋书店旁边的娃哈哈大酒楼，还有一次被吃素的朋友带去吃素餐，也在附近的巷子里。饭前饭后，正好去逛书店。几小时，几十分钟，都好。最匆忙的一次，只有二十分钟，仍然跑到楼下抓了四本书：邓广铭的《王安石》，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和社科院文研所的《唐代文学史》两册。前些日子读了一阵子王安石的诗，就想读他的传记，可惜邓先生的这部名作篇幅短了些，看了不解气。我没有资格评论邓先生的著作，只是想对王安石更多一些了解。关于王诗，王安石的性情，他的生活故事，他的兄弟姐妹和子女，书中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十八九岁时喜欢拿破仑，每读其传记，总是略过最后几章，不忍看他失败。读王传，有些章节也只草草一翻，出自同样的心情。唐诗有李杜，宋诗当然就是苏王了。因为政治偏见而不肯认真读王诗的人，历代都有。不读无所谓，但他们又爱发议论，结果，诗话里头评价王安石，说胡话的就特别多，譬如袁枚。袁枚不是不懂诗，是成见太深。

曾有出版社鼓励写一本唐诗的书，当时一兴奋，答应了，回去慢慢做准备。以往觉得，对唐诗还是有些心得的，不料刚铺开摊子，心里顿时空空落落，处处都陌生，处处都缺斤少两。于是列书单，决心补课。几年里，先是回头补习南北朝诗，再往后去看元人怎么学唐诗，明人怎么评选唐诗，为了杜诗和江西派，又去练习写七律。补漏洞的结果，常常不是把洞补上了，而是越捅越大。书，一时半刻肯定是不敢写了，但资料还尽量收。在洛阳，去席殊书屋，也只买了一套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

韬奋书店的谐音实在不容易出口，打的时司机听到这名字就笑，以后就改说去美术馆了。第一次去，足足泡了半天，又去楼上喝了杯茶，临走时取了一本《钱谦益诗选》，预备在去良乡的长途公交上看。老钱的诗，学问大，才力足，技巧一流，使事用典，寻常人不是他的对手。然而读他的诗，不免枯燥，原因是不真，太多做戏的成分。如果不做戏，他的诗就特别好，如“西湖组诗”中的“而今纵会空王法，知是前尘也断肠”。

三联书店的书够多，但要找自己需要的书，还是十有八九找不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史、外国文学、哲学、艺术这几个门类，架上陈列的，依然以大路货为主。和西单图书城不同的大路货，或者说，严肃图书的大路货。出版社都爱出丛书，抓个题目，便是文库，但好的丛书凤毛麟角。有能力编一套学术丛书的人，全国想来也不多，偏偏大家都要编。看到书架上大量的“文库”，真替书店的宝贵空间觉得不值。

8月12日最后一次去娃哈哈，想到不久就要动身回纽约，没机会再来了，不免多选了几本书，也不知带回去会不会读：狄尔泰的《体验与诗》，阿伦特编的《本雅明文选》，中学生文库版《万历十五年》（拿去给人看装帧设计用的），以及陈星灿先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等。之后去附近的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张辉兄说那儿正在打折，机会难得。历代笔记部分，很多书五五折。一些不太出名的明清人的笔记，其实很可以收一收，但想到搬运的艰难，只好忍住，只买了赵翼的《陔余丛考》和王楙的《野客丛书》。店内其他书，一律七五折，以我的兴头，要挑的书得用小车推。但狗熊掰棒子似的拿起又放下，结果只买了《唐语林校证》、王夫之的《老子衍 庄子通 庄子解》和段洪刚的《中国铜元谱》。

中午吃饭时，华侨出版社的高文喆送了两本她责编的拉美和西班牙作品选集，《镜中的孤独迷宫》和《纸上的伊比利亚》，主编和主要翻译者是赵振江先生的学生范晔。这两本书有点意思，收了一些一般书中不太收的小名家的作品，诗和小说都有，予人新鲜和惊奇的感觉。拉美那一册尤其好。奥拉西奥·基罗加的《脑膜炎及其影子》，以前在中青社的《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里读过，已经淡忘，二十年后重读，依然觉得可喜。

从书店出来，和张辉兄一起喝咖啡。看他痛快淋漓地挑书，集中主题深挖，极为羡慕。因为我挑选的，都是基本读本。没办法，这么多年了，连这些必备的资料还没收齐，哪里敢说做学问。说深读经典，说读常见书，也是无可奈何。

张辉兄让我一定去海淀的万圣书园看看，隆福寺里的中国书店也是比较好的，可惜一点时间也没有了。

上次回国带的书太多，随身不便，干脆海运了一箱子，运费不贵，一个多月就到，就是摔得厉害，书角都折了。书品不好令人难受，毕竟是常常捧在手头的东西，所以海运是不敢了。出版社出书，装帧和印刷漂亮，装订和校对则不如以前，包括大出版社在内，错页时有。前些年带回的上海古籍版《玉溪生诗集笺注》，下册倒装重页五十多页。这次人文的《唐诗选》，也折损了多页。至于错字，更不必说，中华书局的《钱谦益诗选》居然也有错字。这种错，一般不容易看出来，辗转相引，贻害无穷。

不熟悉的出版社的古籍，如今轻易不敢买，只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加上人民文学这三家。曾经买过几本一时找不到更好版本的笔记小说，包括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没有注释也罢了，本文错字频出，多到无法卒读。我碰巧借阅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部《王安石传》，书写得本不好，加上每页必有的大量错字，令人哭笑不得。《容斋随笔》在书里，一会儿是《容齐随笔》，一会儿是《客斋随笔》，幸亏这是常见书，否则，却哪里去查找。

如何买到想要的书？张辉兄说，上网买。绝版的，可以去旧书网。找到某一本，找国内的朋友，让他代收。攒多了，回国时一块带走。

这还是太麻烦人啊。其实现在我也想通了。书，万里挑一，不乏好书。世上好书读不完，那么，就像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一样，遇到什么书，那就读什么书吧。多年前，购藏古典音乐CD，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早这么想过。那时我对朋友说，我不怕古典音乐演奏和出版业衰落或衰亡，纵使它自今天起一张唱片不出，过去出版的那些，尽够我听一辈子了。

2009年8月

我喜欢的人和书

李白、鲁迅、庄子，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十几岁时读到的作家，李白和鲁迅是深入灵魂的，可以说，是他们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在上大学之前，我能见到的寥寥几本古诗词书，不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千家诗》、《宋诗一百首》和《李白诗选》，其中后三本，基本上都背下来了。我是带着李白走进武汉大学的。鲁迅读得很早，中小学课本里有，学校图书馆有，我父亲的藏书里也有，但我所读虽多，理解却肤浅。好在牢记在心里，就像过去小孩子囫囵吞枣背熟了四书，当时不懂，随着长大成人，不时反刍，逐步吸收，受用终生。大学时读到庄子，是“古代汉语”课上的几篇，《逍遥游》、《养生主》、《秋水》、《胠箧》，顿时觉得心心相印，如逢故人。我那时没有想到，李白和鲁迅，其实早已替我打下了庄子的基础。李白做人有傲气，有出世的气度，他也教人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亲近山水鱼鸟。鲁迅批评性地审视历史，不盲从，不迷信，敢于怀疑，以平等眼光看待人物，包括自己最崇敬和最喜爱的人物。事实上，最诚挚的尊敬和热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否则，不仅丧失自我，也亵渎了那些被崇敬和热爱者。没有平等便没有交流，因此不可能有继承和发展。

大学时代喜欢上更多的人，特别是王维和歌德，接触到大量近现代作家和西方作家，其中苏轼、何其芳、戴望舒、瓦雷里、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姜夔、董说、梅特林克、斯特林堡，都是我喜爱的。王孟韦柳，山水田园四大家，不知为何独独对王维有兴趣，周游于学校两大文科图书馆，搜罗他的作品。孟浩然太热，韦柳过冷，那时候都不能很好理解。王维适中，加上他身上佛学的光彩，一下子就进去了。多年之后回想，王维其人，始终模糊，不像李白、杜甫、韩愈、李商隐等等，有那么鲜明的性格在眼前，仿佛熟悉了他们的谈吐举止，甚至他们的长相。但王维，一个内向且寂寞的人？一个惯于与三两知己往来而从不凑热闹的人？还是一个有着贵公子的傲慢或矜持的人？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至于歌德，那得感谢郭沫若，是他翻译的《浮士德》和《沫若译诗集》里的几首诗，把歌德像杯酒一样端到我们面前。还有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介绍。由于这种缘分，后来的各种《浮士德》译本，都无法代替郭译的地位，尽管我已经几十年没再读到了——因为手头和周边的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

北京五年，最大的阅读收获是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沈从文和周作人，那时还很喜欢毛姆和格林，以及爱伦·坡和尤金·奥尼尔。

中年以后，杜甫、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的集子成为常在手边的书，同样情形的西方作家则有普鲁斯特和里尔克。喜欢读全集，读全套的书。《全唐诗》、《太平广记》、《鲁迅全集》，算是不离不弃了。一如既往地喜欢自魏晋到清末民初的笔记。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最常读的古典文学研究书籍。《文选》一直没买到好的本子，尽管通过其他途径读了不少。知道自己的知识结构有缺陷，好奇心与日俱增，因此便追补先秦诸子、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乐在其中。《天方夜谭》过些年便重温一次，就像对待《聊斋志异》。

从个人兴趣来说，我最爱读的中国小说是《西游记》、《唐人传奇》、《聊斋志异》、《水浒》和《醒世姻缘传》，还有篇幅不长却才华横溢、机智百出的《西游补》。西方的小说是《追忆似水年华》，契诃夫，和前面提到的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我喜欢幻想型的、灵气十足的作家，他们既给人启示，也使阅读成为愉快的过程。布尔加科夫是一个好例子。

先秦诸子和史书以及其他书籍中不乏最伟大和可爱的文学作品，比如《列子》、《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五灯会元》和一些古代的旅行记。

每一本好书使人成长和丰富，但建构了一个人的精神骨干的书则有限。我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了那么无聊的文字垃圾，但由于李白和鲁迅，它们不如风中的一缕污尘。我只是可惜我们那一代人，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注定要被淘汰的毫无价值之物上面：背诵，默写，应付考试。同样的时间，像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那些本来在孩童时期就该通盘掌握的文化经典，我们也可以自小牢记，用不着一辈子都不得不一一补课。

2011年

暑日乐事

前几日在古钱币网站发帖，回忆集币十几年来的“捡漏”故事，整理图片，从两枚龟鹤齐寿大花钱开始。将手头所有的清代及近代的钱币学著作翻阅一遍，拣出几条资料。连类所及，又读到一些古人的相关诗文。事毕，想起鲁迅兄弟都很喜爱这枚宋代的吉语钱，日记书信里多有提及。而我对于此钱，也是大有缘分。因此翻查了几本书，写成《周氏兄弟与龟鹤齐寿大钱》。

手头周氏兄弟的书不少，《知堂回想录》中，资料尤其丰富。从楼下书库，又借来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和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龟鹤一文轻轻松松地写出来，却又从阅读中发现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果一一追个水落石出，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就想到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提到的，鲁迅在病床上爱不离手的一张前苏联彩色木刻画。关于这幅画，由于萧红的文章，谈论和提及的文章很有一些，不过就我读到的，全是望文生义，其结论虽然颇具哲理，言之凿凿，可惜只是向壁虚构。

《红楼梦》的研究和考证，历来鬼力乱神者甚多，媒体造势，大众追捧，遂有甚嚣尘上之势，真正严肃的学术，反而不被重视。鲁学方面，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也多。别有用心地贬低和拔高，至今不能杜绝。然而做学问，肯认真读原著的不多，造大文，出新论，扶摇直上，动辄谈哲学思想，说精神境界。根基若无，大厦安放。

孙郁先生著有《鲁迅藏画录》，其中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资料。周末去中文书最多的法拉盛图书分馆，借到以下各书：

朱正等：《鲁迅史料考证》；

《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

《孙氏兄弟谈鲁迅》；

《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许钦文忆鲁迅全编》；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朱正：《鲁迅图传》；

萧红：《感情碎片》（文选）；

新版《鲁迅全集》数册。

还有一些通俗著作，如蔡登山的《鲁迅爱过的人》，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就在图书馆大略翻了翻。《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馆藏书中是有的，但架上找不到，很遗憾。另外，和鲁迅有过来往的一些女性，如许羡苏俞芳等，也有回忆文字，图书馆没有，只好留待回国寻找了。女性的回忆，会有不同的视点，在生活细节上，最能提供别处没有的资料。

一个多星期里天天读这些书，感觉还是许寿裳、孙伏园、许钦文这些当年的老朋友和学生写得最好。萧红、高长虹、曹白等，虽然留下的文字不多，却都写得真切，是贴近人物来写的。这些书读完，关注点在一件事上，收获极大，自以为对鲁迅先生在某些事情上，在某个时期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虽然说出来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可以在法庭上得到采用的证据，但距离真相，虽不中亦不远。

于是作《鲁迅和风中女人图》一文。

许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鲁迅《唐宋传奇集》的序言，结尾加“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那一段话，人所共知是讽刺高长虹的。但石一歌在“文革”后期的文章中，说鲁迅这是表达了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中自己坚持斗争的决心。所谓大夜，所谓黑暗，是借用高长虹的比喻，正是鲁迅自己。因为高长虹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许广平比作月亮的。最后很“不幸”的，月亮没有投入太阳的怀抱，却被黑暗吞噬了。

类似石一歌的文章，今天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多了，而且知识的欠缺，曲解的不择手段，较之石一歌更有过之。当然，这里说的并不是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

常觉得写读书随笔一类的文章，很大的乐趣，在抽丝剥茧，由一个很小的细节，去推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一细微的阅读和分析过程，与侦探小说中的推理破案毫无二致。有时候，是凭直觉先有了一个假设的结论，以后去发现证据，加以证明；有时候，是莫名所以，心中好奇，于是四方冥搜，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阅读好比侦探的实地查访，只要不辞辛苦，总有所得。即便答案与早先所想不同，快乐是同样的。

2011年7月11日

怕 死

读《华盖集续编》，读到这几句话：“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非常荒唐的，在略有感慨之余，忽然欣赏起鲁迅先生的语言之美来了。鲁迅引用陶渊明诗，似乎是想涂抹一点豁达的色彩，实际的意思是不能豁达也不允许豁达。在具体情景下，陶诗的豁达太轻，而且近乎麻醉了。

好多文字都是这样的。

即如这里的陶诗，他说死算不得一回事，肉体化为尘土，混同于山丘，有返璞归真之意，其实还是不甘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就是牢骚话。宋人把这个意思演绎成一首有名的七律，中间两联是：“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感叹人情的浇薄，归结到对酒当歌上。这当然也是豁达，却是被逼无奈的。就像一生节俭的富翁看见儿子挥金如土，一时气恼绝望，中午也狠心割一块肉，过过败家的瘾，但你不能指望他从此就天天花天酒地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陶潜：“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陶潜诗文谈到死的地方特别多，说明死是他的一个心结。《鲁迅全集》此处的注里举了两例：《乙酉岁九月九日》中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与子俨等疏》中的“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第一例说明他对于死亡是很苦恼的，只好借酒浇愁。第二例承认死亡在所难免，轻视之后，仍有无奈，没有庄子那种“夫大块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的超脱。

陶渊明出入佛道，本质上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述祖责子，想的都是生命的传承。他当然是有事业心的，希望像曾祖父陶侃那样青史留名。古人长寿者少，要做事业，活得长是个重要的条件。曹操一辈子感叹人生有限，假如求仙和炼丹能给他一丝希望，相信他也会像秦皇汉武一样痴迷。不过曹操之求长寿，不在贪图享受，而是因为大业未竟，心有遗憾。所以他的遗令，尽管极其通达，读之却令人感慨万千，就是因为通达中包含着惋叹。这一点，和陶渊明的情形相似。相似者多，说明正是人之常情，虽雄才大略，志向高远，亦不能免。

年轻时读《挽歌》其三，觉得异常悲凉，对应文学史书上说的“飘逸”和“静穆”，格格不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读到这几句，便觉得《挽歌》第一首所说的“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言不由衷，或者也不是言不由衷，不过欲以自遣罢了。

朱子很早就翻过陶渊明的案，说陶并非散淡的人，金刚怒目的一面，从《读山海经》中可以看出。杜甫也看出了他的“放不下”，在《遣兴》中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鲁迅先生在演讲中指出，陶渊明对于生死，并不豁达。这个案，比朱子翻得还要深。一般人总以为怕死是丢脸的事，轻生才算英雄，实在大误。除了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希望愚民为他卖命，夺王位，抢地盘，故而鼓吹牺牲为光荣之外，古今中外的先哲，哪有怂恿人去死的？

2013年6月

徐梵澄

扬之水日记中有关徐梵澄的部分，单独抽出来，和陆灏的一篇文章一起，汇为一本小书，叫作《梵澄先生》。这书字数不多，上班路上一个来回，加上午休，就读完了。我注意的是和鲁迅先生有关的段落。他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又说鲁迅为人厚道。举例说，有一次两人正在谈话，保姆抱着周海婴在一边玩。鲁迅因为孩子感冒，怕传染给客人，就很严厉地哼一声，让把孩子抱走。因为尊敬和热爱鲁迅，徐梵澄从不谈论周作人——后来谈了，是“很看不起”。他对许广平印象不好，扬之水记他的话，大概有所顾忌而作了剪裁，不太看得明白了：“说起与许广平的一页不愉快，他说，每次去见鲁迅，谈话时，许广平总是离开的，‘我们谈的，她不懂。’关于抄稿子的事，他说：‘原以为鲁迅有几个小喽啰，没想到一个也没有，却是让许广平来抄，她便生气了。’”

徐梵澄回忆鲁迅的文章《星花旧影》，收入《鲁迅研究》。《鲁迅研究》上并附有他抄给鲁迅看的几首诗。扬之水说：“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净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扬书有墨迹的图片，她说有魏晋风的那一首是：“蝉声曳杨柳，清池蔼芙蕖。虫响露中促，新月雁影初。于此悟时易，倏忽伤三余。非为逃空虚，寂寞行迹疏……”

《星花旧影》中提到鲁迅读其诗后的回信片断：“兄诗甚佳，比前有进，想是学汉魏，于渊明却不像。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必再阅历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几于渊明有些像了……”说吃辣椒，是因为湖南人的缘故。徐梵澄说：“似乎先生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回看自己的诗作，他说：“至今阅历已不止四十年，这期间有三十几年滴酒未饮，中间也偶做旧诗。那是少年时代漫然夸口罢了，即令自视存稿，陶渊明诗的影子尚且未曾望到。未曾专意为诗，也是事实。又常吃辣椒，想来也是一原因了。”

徐梵澄终身未婚，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饮食起居自己料理。扬之水说，徐在“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1948年到1978年，徐梵澄在印度待了三十年。第一次到访，扬之水问他：“印度好吗？”答曰：“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他在送给扬的书上题的字是孔子的话：“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倦而教不厌也。”

他是研究哲学的，翻译《五十奥义书》和《苏鲁支语录》，译文用古文，不是很通畅，有食古不化的毛病，多少影响了书的流传。相比之下，他的白话文很好。《星花旧影》的思路，大得所译这两本书的神韵，有云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写得空灵飘忽，但风格是不错的。他喜欢旧诗，然就扬之水所抄录的几首来看，功力还是稍浅，大约正是他说的，“未曾专意”。扬之水觉得“很有韵味”的“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也只是小巧而已，仿佛是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变化来的。

再看“蝉声曳杨柳”一首，扬之水说有魏晋之风，大概是就五古的形式而言的。这首诗无论文字还是格调，假如说有一个范本，而且模拟得近似，那显然是唐诗，更具体地说，有点像孟浩然。即使挑出“清池蔼芙蕖”这样的句子，也到不了魏晋，顶多有南朝宋以后诗的影子。鲁迅说他学汉魏，不像陶诗，说得准确。

他告诉扬之水，学诗先从汉魏六朝学起，再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追摹杜工部、玉溪生可矣”。这路子有点奇怪——不是说不对——我个人的感觉，学做旧诗，还是从唐宋入手，从近体诗入手更简单。一般人总以为古体诗“没有格律”，就可以随便写。其实正相反。近体诗有个模子，容易照葫芦画瓢。古体诗空空茫茫，没有多年写旧诗的功底，不容易写好。

鲁迅说“卑卑在李唐”，卑卑有奋勉的意思。徐先生说：“鲁迅所说‘不佞所好，则卑卑在李唐’，是一谦逊之词，其实唐诗何尝是卑。先生于唐诗的研究是很深广的。”好像以为是低卑之意，如是，就误解了。

2013年7月1日

避 讳

中国的避讳种类奇多，我随便算了算，少说也有一千种。这每一种里一个最小的分支，如果以哈佛大学文学院的专业标准来衡量，都够做一本博士论文。将来学问做尽，无可研究，避讳可是一个未开采过的富矿，能解决人文学科教授未来几百年的就业问题。

古书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够古怪的吧。一旦说明来历，他一点也不古怪。这是老子《道德经》著名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五代时候有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冯道。虽在乱世，小日子仍然过得幸福无比，因此自号“长乐老”。长乐老既然官阶特别大，名字自然不能乱叫，家里人也不例外。比如出门，不能说走道，只能说走路；划出道来比试比试，只能说划出线来比试比试。这都还行，比较麻烦的是“道德”，儒家讲修身，这个词万万离不了。怎么办？老人家说了，叫“操德”。

冯道大人的儿子开始读书了，读完圣经，读不那么圣的经，就读到了《道德经》。教书的门客不敢提“道”字，儿子更不敢，于是《道德经》的开篇就成了“非常不敢说”。据说冯道自己经过儿子的书房，听到这段话，发了半天愣，不明白儿子在学什么。直到后面念出“名可名，非常名”，才恍然大悟。

《红楼梦》里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发现她每写“敏”字，总是缺一笔，少了最后那条斜腿，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不念min，念mi。怎么回事呢？原来黛妈妈名字叫贾敏，黛玉也是在避讳。

唐朝是空前开放的时代，社会宽容，思想自由，外地进京的小村长，就敢站在船头高唱当今皇帝的小名儿“三郎”。唐人意气风发，无限潇洒。可是有一点，往死里讲究门第。门第越高的人，越讲究避讳。李贺因为父亲名字里有个“晋”字而不能中进士，这是人们熟知的，连韩愈出面写文章为他辩护都不行。其实这还只是同音，并不同字。假如一个人名叫富贵，他既不能经商发财，也不能考状元做官，还不如叫“困穷”呢。

晚唐名相李德裕出身最高门第五大姓之一的赵郡李氏，他的父亲李吉甫也是宰相。德裕规矩多，父亲名字里的那两个字，就像永远不愈合的创口，谁都碰不得的。有一次，一个姓周的下属求见，德裕不见。不仅不见，还很生气。因为此人姓周。周和吉甫有关系吗？幕僚们不解。当然有。周字里头不是有个吉吗？不仅有，还用个大罩子把“吉”字扣得紧紧的，硬是不让出头。如果有人名叫周倜，那还不是讨死？我想啊，幸亏杜甫和这位德裕大人不同时。杜甫自述，他在长安时，为了生计，“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整天瞅机会到高干富二代和终南山的炭老板家里打秋风。要是不小心叩门叩到李家，就凭这个“甫”字，还不被乱棒打出？

历代都有统治者不高兴听的事，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人说。据说秦始皇坚信，不说，那事就不存在了。可能是方士们这么跟他讲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字有神奇的力量。秦始皇是始皇，也是始信，焚书就是要灭掉从前的一切历史，让时间从自己这里开始。书烧了，效果似乎还不错，后来的皇帝都觉得可以效仿，虽然嘴上说那是暴政。历朝之中，清的忌讳特别多，因为异族入主中原，做人也难，凡“虏”“胡”一类的字都忌讳。对犯忌的书籍，客气点的，换字。我忘了是汉朝还是什么朝，“庄”字犯圣上大名的忌，姓庄的改姓严。“可”字犯忌，一个叫“尚可”的人，被人称作“河无水”，后来讹传，变成“何五水”，姓何了。不客气的处理方法，则是烧灭。禁书的时候，书多人少，检察官没时间细看，就专在书里找这些字，找着一个，格杀勿论。据说杜牧的诗集因此差点失传，幸亏一个乡下的杜牧粉丝硬把《樊川文集》藏在鸡窝里保存下来了。杜牧诗中有一句：“金河秋半虏弦开”，本是说大雁的。检察官看到“虏”，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杜集禁了，还准备通缉杜牧。这事要是早点报告到乾隆皇帝那里，就不会闹出这么个乱子。乾隆小时候在宫里受教育，最爱抄杜牧的诗，因为不像李商隐那么绕弯子难懂。你知道，好多事的实际情形都是，上头有旨意，只说搞一搞，没说搞那么深，那么凶，可是底下的人层层发挥，层层加码，到最后，匪夷所思，乱了。如果不是皇上出面干预，《论语》也要禁，那里面也有违禁之言：“夷狄之有君。”乖乖，夷狄！

换字带来的文化产业，是索隐学。当下的大白话照理是无须加注的，但不，因为大家都绕了圈子。时代一变，忌讳跟着变，后人无注便看不懂。我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系正在编禁忌和转换语大辞典，如果他们肯不耻上问，我倒愿意屈尊俯就，给他们补充几个词条。比如刚从郭德刚相声里听来的“花猫一体”（某种二合一的菜肴或同时并举的事物和影像），还有从“一明治”到“十明治”的套餐。

前些年给小孩起名字，流行去《康熙字典》里找大家都不认识的字，认为这样很牛。下一辈子，我要抱着甲骨文全书，找两个最古怪的字给自己当名字。万一后人又发起神经讲避讳，希望不会因名字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此外，我也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禁忌被人卸掉一只胳膊或砍掉一条腿。或像有过的先例，明明姓李，搞成十八子；姓董，搞成千里草；更不堪的，姓王，不说王，非说三横一竖。

2012年2月2日

缘 分

接连几个夜晚，灯下盘点一年里新得的古钱，剔锈，除尘，水煮消毒。当然，还要查对图谱，看能否意外找出一些少见的版别。多年来一直在收藏圈子外徘徊，无力深入，故而所得有限，自得其乐而已。今年的收获尤其少，谈得上珍稀的，只有一枚样币。除了自己不上心，也和中国古玩大量回流有关。国内来的“寻宝团”，购买态势凶猛，所到之处，如风卷落叶，弄得美国人都警觉了：凡有中国字的，都是宝贝。

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老古玩商鲍伯·莱斯打交道十多年了，一个性情开朗的绅士。他的存货里，有三枚崇祯小钱，一枚背“太平”，一枚背“旨奉”，一枚跑马，都是常见的品种，品相不错，因嫌其价高，没买，这次决定都买回来。

崇祯钱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字，地名、干支、记值，以及符号。两个字的，种类不多，“太平”，“旨奉”（也许是奉旨，刻模时排反了），念起来怪有意思的。至于跑马，那就大名鼎鼎啦。不明白铸钱的官员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铸一匹小马在钱背穿孔的下方作跑步的样子。崇祯为人刻板，不是喜欢别出心裁的人。明钱历来的符号，多是星月。这匹马来得奇怪。钱铸出后不久就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一马进门，是为“闯”字，崇祯果然死在李自成手上；另一种说法，南明出了个马士英，一马乱天下，也是个坏事的家伙。

九月初，西雅图的老钱商西蒙斯先生整批买到新泽西一位收藏家的藏品，分批贴到他的网页上出售。我一看，就知道有人又当了冤大头。全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破烂得不成样子，却枚枚高价。来源呢，据说是星港的两位先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接触过的新加坡人那么爱卖假货。现在，既然没本事明辨是非，只好敬而远之。这批货，我凑热闹，捡了两枚普通品，但都是出自美国本土商家的。

从莱斯那里购进的好东西，是一枚湖北省光绪机制方孔钱的样币。光绪末年，引进西方技术，一改传统的翻砂浇铸方法，用机器打造钱币。湖北的造币厂在武昌，钱币背面用满文“宝武”二字。当时的模具请美国雕刻，有两个版式，一种字体较大，称大字版，另一种字体较小，称小字版。中方审定，选了大字版，广为发行。小字版未被采用，只有美方打制的若干枚样品留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宝武小字样币。

有玩家说，宝武小字样币存世不超过五枚，不知确切与否。我在纽约，近水楼台，见过三枚，其中一枚送到北京拍卖了，还有一枚，就是这次所得的。加上听说过的，或许不止五枚。但无论如何，稀罕是肯定稀罕的。造币厂的样币，怎么也不能成千上万吧。

中国集藏古钱币的，据说人数在百万以上，有一定资历和实力的，数以百计。一枚存世只有几枚的钱币，经过百年沧桑，辗转于世界各地，最后流落到某人之手，要经过多少环节，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但这并不是说，拥有一枚珍品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事实上，中国历史长，地域广，古钱种类繁多，存世以枚计的稀罕宝贝，怕也有几千或上万种。这样，不计品种，就总量而言，所谓珍稀钱币，其实是有几万枚的。一个真心喜好而不断寻觅的人，得到几枚，不像想象得那么难。

不错，得到一枚珍稀钱币不难。可是，要得到特定的一枚，得到你正想要的那一枚，却有如登天。有钱，容易些，机会多些，但能不能到你手上，最终成事在天。这里的概率，不用算也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念着两枚作为玩物而非流通货币的花钱，一枚是汉朝的，币面文字是，“乐无事，宜酒食”。另一枚是大约宋铸的大花钱，钱上是一封问候朋友的短信，书法极好，有人说是黄庭坚体。这两种钱，只在网上各见过一枚，估计一辈子也难得到。

藏家常言：遇到喜欢的，不能错过。老天给你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错过了，就是终生错过。我正式玩钱，已经十五年。若从孩提时的收集算起，时间更长。如果说有什么感受，就是这两个字：缘分。缘分不是求而可得的，该来就来。缘分来了，不能错过。

早些年，心思常变。有些东西，到手后玩过一段日子，不当回事了，换给别人，或者去店里卖掉。这其中有几枚，后来时时想起，百计寻觅，再无芳踪。卖掉的，不去说了。换掉的，虽然得了别的，也好，也喜欢，却不能完全替代原来的。这也算是日久生情？或者说，下意识里，天性里，我们都由衷地尊敬这个叫“缘分”的神秘事物？

俗语说：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今天听起来不无煽情之嫌，但我挺认同。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你要学会珍惜；第二，莫妄求，莫贪婪；第三，得失随意；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珍惜，你要享受。

明钱近几年才开始攒一些，以前基本不碰，因为讨厌朱元璋。说到思想专制，大家都骂秦始皇。要和朱元璋比，秦始皇就是慈善家，好好先生了。后来觉得，这样疾恶如仇，有点小孩子气。历史上的浑蛋多着呢，咱们只认钱，不认人。清朝有位学人，生平痛恨太平天国钱，说有血腥气，见到一枚，动辄刀砍斧斫，务必毁坏了事。其实，太平天国又算什么呢？那么多的军阀、盗寇、汉奸儿皇帝，他们的政权寿命短，发行的钱币数量小，往往成为珍品。因太平军逼近而自杀殉国的画家戴熙，他最珍爱的一枚钱，据他考证是黄巢的。我想，戴熙那样的传统士大夫，一定不会认同杀人如麻的落第秀才黄巢，但他对历史之物的态度很平和。

叶德辉在《古钱杂咏》中咏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史思明铸的“得一元宝”和“顺天元宝”钱：

得一谁知谶未真，顺天新铸有重轮。

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

史思明建都洛阳，拟定年号铸钱。根据《老子》第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确定以“得一”为年号。不料有人说，得一，只得一年，“非长久之兆”，于是改为“顺天”。传说思明铸钱，毁寺庙佛像取铜，故叶氏有此感叹。后人念及此诗，也会生出一点对微物的“历史的温情”吧。

2009年12月4日

清闲小镜

六十元买得一枚清朝的小镜，很常见的人物行乐图案，简单而粗糙，然而镜钮上下两个大字“清闲”，感觉就很喜欢，虽然谈不上精美，锈色也还润泽，托在掌中，是可以赏玩的。

从前听余叔岩唱《珠帘寨》：“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这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心想，残唐五代，那么个战乱法，躲在大沙漠的一角，游牧民族骑兵的营帐，又不是千里莺啼的江南，居然也能安享清闲，倒真是“好受用”呢。后来发现，偏是这五代十国，出名的闲人特别多。他们的了不起，不在闲适的绝对性，而在他们居然“能”闲适。冯道历仕四朝，为相二十年，自称长乐老。相比之下，北宋太平盛世的邵雍筑安乐窝，就不算什么了。书上说，冯道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笑话里又有他儿子或门客悠然研读《道德经》的故事，可见他不仅真是有闲，还能闲而有为。

冯道优游于乱世而如鱼得水，为人是有一套的。欧阳修骂他无耻，他完全可以用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来辩解，毕竟他存活下来了，还做了不少有用的事。

五代词学发达，《花间集》的作者，多栖身于偏安一隅的小国。孙光宪在弹丸之地的高季兴的荆南，居然也过了几十年太平日子，侍候三位国王，直到北宋一统。光宪是花间一大家，传世的词作八十多首，有学者说，他有资格和温韦并列，为花间词三大家。《宋史》本传说他“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好著撰，自号葆光子，所著《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北梦琐言》三十卷，《蚕书》二卷。”

能写这么多书，词和唯一传世的《北梦琐言》都是经典之作，我们的作协养了那么多专业作家，比比孙光宪，岂不惭愧，人家可是业余写作啊。

往早了说，还有榜样。《三国演义》里糊里糊涂的刘表，曾有人做诗说“景升父子皆豚犬”，一万分的鄙睨。“豚犬”之说出于曹操，曹操这么说刘表，他有资格，毕竟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他可以视刘表如无物。别人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刘表统治荆州几十年，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使荆州成为战乱中保存中华文化的一处绿洲。宋衷、王粲、王肃，都是荆州学术的代表人物，刘表自己也多有著述。这样一个人物假如是猪狗，那些摧残文化的，如明太祖之流，岂不是猪狗不如吗？

西方学者说，文化是贵族的，前提是有闲，日子无忧，才能也才肯做不实用的事。中国学者说，中国文化，骨子里是地主文化，皇帝、官僚本质上都是地主，所以才对土地，对节令，对花草虫鱼，有那么深的感情，才有山水画和田园诗。“燕寝凝清香”，“把酒话桑麻”，“斜晖脉脉水悠悠”，都透着闲适劲儿，尽管后面一句带着哀愁在里头，然而哀愁却是“闲”愁。中国人拿“闲”来修饰愁，岂有此理，妙不可言。

我也是盼着清闲的，否则，大概不会突然兴起买一枚可有可无的小镜子，再来一番胡思乱想。

2012年3月13日

喜 爱

毛姆小说《刀锋》里的艾略特·谈波登说，世界上唯一适合生活的城市，是巴黎，巴黎的时尚和优雅，无处可比。按毛姆的意思，谈波登属于附庸风雅的人物，好虚荣，有点浅薄，但心地善良。我想，世上大多数人，差不多也都如此吧。谁没点虚荣和浅薄呢？只要善良，便不失为正人君子。巴黎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艺术的圣地，也是文学的圣地。我在一句法文还不会的时候，就买了一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扉页的照片，读每一首诗，认出其中几个字，觉得开心。这种心态，和谈波登无异。大学的第二外语，选了法语，学了一年，挣得八个学分，除了“你好”和“再见”，全都早已忘干净。我开玩笑，引圣人的教导：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你看，孔子也这么推崇法语呢。

我爱看欧洲电影，法国首当其冲。但说实话，对法国电影我从没有过系统的了解，不过在图书馆随手摭拾，今天一部雷斯奈斯，明天一部科克托，看得心花怒放，全不管来龙去脉。从一个小小的细节无限生发，好比种子长成大树，但树上的枝叶花果，皆非自然所成，多半是胡乱嫁接的。

因为喜爱，偏见是免不了的，处处理直气壮地想当然。法国文学好，绘画好，时装好，音乐虽然不如德国人，有拉摩、圣桑、福雷、德彪西，也尽够了。电影好，怎么个好法？像《去年在马里安巴》那样的梦意沉沉就不去管它了，像《游戏的规则》那样的入木三分也不去管它了，就说女演员的气质，便是好莱坞明星不能比的。让-吕克·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看过多遍，男主角贝尔蒙多的赖皮相别具一格，女主角珍·西宝剪了男孩一样的头，清清爽爽，衣着简单而有格调。我说，看看人家法国人，美国哪里找这样的人物呢？

从来没有人和我争，没有人反驳我的观点，他们给我面子。我呢，也就年复一年，拿法国的、意大利的，偶尔还有德国和日本的演员，做讥讽好莱坞的枪弹：伊莎贝尔·阿佳妮如何如何，克劳迪娅·卡迪内尔如何如何，安娜·卡丽娜如何如何。珍·西宝是这些枪弹中最有力的一颗，她娇媚，顽皮，充满青春活力，她不妖艳，她美丽。可是有一天，我想查知她还演过什么电影，一查，顿时傻了：人家西宝小姐根本不是法国人，人家就是一美国丫头，出生地是爱荷华州的马歇尔镇。她演法国片，也演美国片，她演的美国片里，至少有两部，包括一部西部歌舞片，我是看过的，可愣是没认出她，想都没想过，她会出现在这样的电影里。

什么叫喜爱啊？喜爱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的事。没有自以为是，没有想象，就没有喜爱。所以，以喜爱为基础来做学问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学问就成了一场白日梦，一个童话，充斥着无所不有的异想天开，美丽到虚无缥缈，好比钱起应试诗中鼓瑟的湘灵，又隔着水，又裹着雾，有永远无法拉近的距离，还有能把一切都吹散的风。你能抓住什么？

人若率性，则世界可以是别一种样子：桃树上结出苹果，蜻蜓在冰雪中飞翔，海棠芬芳四溢，有如兰花，有如梅花。你说没道理？可它存在得比现实还逼真。

关于珍·西宝，还可以说几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西宝资助一些民权团体，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她几次赞助黑豹党，数额约一万元。联邦调查局对她恨之入骨，采取一切手段对付她：骚扰，跟踪，窃听，监视，诽谤，威胁，连她在国外旅行时都不放过。1970年，联邦调查局编造谣言，说西宝怀的孩子不是她丈夫罗曼·盖瑞的，是黑豹党成员雷蒙·休伊特的。谣言经闲话专刊作家之手，在著名的《洛杉矶时报》登出，后来《新闻周刊》也报道了。西宝饱受打击，不幸早产，生下一个只有四磅的女婴，女婴只活了两天。西宝夫妇在葬礼上敞开棺盖，让记者看婴儿的肤色，驳斥父亲是黑人的谰言。

九年后的1979年，珍·西宝在巴黎死于她的汽车里，死因是服用巴比妥。官方结论，西宝死于自杀。盖瑞指控说，联邦调查局的迫害严重损害了西宝的心理健康，诽谤事件和随后的女婴死亡导致她精神失常。在以后每年的8月25日，也就是女儿死亡的日子，西宝曾多次企图自杀。

珍·西宝只活了四十一岁，葬在巴黎。

2013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