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唐诗歌

唐朝建立一百三十五年之后，殷璠在天宝十二载编成了《河岳英灵集》。在《河岳英灵集》序中，作者论述唐朝建立以来诗歌的发展状况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他是说，唐朝建立之初，诗坛上还有南朝绮靡诗风的余波；贞观末年诗的格调有了一些变化；景云年间，诗开始有了韵味；而开元年间，才完全成熟起来。诗有远韵，正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把颇通远调的景云中，看作盛唐诗歌的开始，而把景云以前，划为初唐。睿宗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距唐朝的建立是九十三年。

这九十三年，从诗歌发展的特点看，可以分为如下的三个小阶段：唐朝建立之初至唐高宗永徽初（650年前后），大约三十年，为第一段；从永徽初至调露年间（679年前后），近三十年，为第二段；从调露年间至景云中，三十余年，为第三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衔接，构成了初唐诗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一节　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南朝，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诗歌的抒情特征被充分意识并强调了；诗的形式的美，如声律的美，也被注意到了；诗的辞采，诗的境界，都受到了重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开始丰富起来了。南朝出了许多杰出诗人，如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这些诗人对于唐代诗歌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常常估计不足。

同时，南朝诗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例如，一个时期过分用典，词藻雕琢，等等；最主要的，是内容上的肤浅、贫弱，甚至写艳情。视野狭窄，感情纤弱，辞采华美，成了这个时期一部分诗歌的共同特色。梁、陈以来，由于几个皇帝（如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的提倡，诗歌被用来作为宫廷生活的消遣。萧纲周围聚集了一群作家，如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人，轻艳为诗，时号“宫体”。陈后主尤甚，他“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陈书·后主本纪后论》）。诗歌这样深地介入当时宫廷的淫乐生活，诗歌的绮靡之风这样紧密地和当时宫廷以及士人的颓靡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情形，到隋代并没有改变。隋炀帝周围同样聚集了一些文人，同样以诗为消遣，诗风和梁、陈并无二致。

唐代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们为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一方面，又给它留下了绮靡的诗风。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接受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进一步发展诗歌的艺术特点，又要清除绮靡诗风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因为南北朝诗歌的艺术经验，与绮靡诗风交错在一起，不容易分清，如果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很可能连同艺术经验也和绮靡诗风一起被反对掉了。

从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唐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较为得当。他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一切的方法，而是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他们重视诗歌的艺术特殊性，在诗歌的艺术特殊性中，寻找清除绮靡诗风的途径。具体地说，就是重视诗的抒情特点，重视它的形式的美，逐渐用健康的内容，用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去取代纤弱颓靡的情调。整个初唐诗坛，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而第一个三十年，则是这个过程的缓慢的开始。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大业十三年，六月，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风暴里，趁虚攻占隋京，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为大丞相。这时，隋炀帝正在江都寻欢作乐。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他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杨侑让位，李渊即帝位，改国号唐，隋亡。唐朝建立之后，经过七年的征战，先后消灭了各地的武装起义队伍，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626年），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即帝位，这就是唐太宗，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深知创业的艰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有一种强烈的保住政权的愿望。史书上有不少关于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去奢省费”，生活自奉较为节制的记载。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一些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轻徭薄赋”，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较清醒和有远见。他善于纳谏，听得进臣下的意见，防止了政令上的许多错误。他善于用人，摆脱了门阀的限制，科举取士，较好地搜罗和使用了有用之才。这些，都使唐朝在国力上很快强盛起来。政治、经济、军事的迅速强大，本来要求文风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但事实是，文风的转变比政治、经济局面的转变要缓慢得多。

一

这三十年，诗坛上仍承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

这三十年，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诗人。许多诗作者都是朝廷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虞世南、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明显地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生活视野狭窄，内容贫乏，缺乏强烈的感情，而在辞采上则华饰雕琢。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奉和诗，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奉诏写诗，奉诏和诗，既没有真实感受，也没有真实感情。颂美附和，虚应故事而已。许敬宗的二十六首诗中，就有二十首这类诗；杨师道、上官仪诸人，这类诗也占其作品的一半左右。这一类的诗，写来大同小异。我们引许敬宗的《奉和过旧宅应制》和上官仪的《奉和过旧宅应制》来说明这一点。许诗：

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情深感代国，乐甚宴谯方。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岐凤鸣层阁，酆雀贺雕梁。桂山犹总翠，蘅薄尚流芳。攀鳞有遗皓，沐德抃称觞。

上官诗：

石关清晚夏，璇舆御早秋。神麾飏珠雨，仙吹响飞流。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大风迎汉筑，丛烟入舜球。翠梧临凤邸，滋兰带鹤舟。偃伯歌玄化，扈跸颂王游。遗簪谬诏奖，珥笔荷恩休。

唐太宗有《过旧宅》诗二首，抒发了一种汉高祖成帝业之后还乡的情怀，许敬宗和上官仪的这两首诗，便是顺着这个思路，把太宗比为汉高祖以颂美之。两诗思路一样，也同样用典，雕琢词藻。大抵这个时期的应制、奉和之作，与梁、陈和隋的应制、应诏、应教、应令、奉和之作并无不同。从隋入唐的虞世南等人，在隋就写过应制诗，在初唐沿用这种风格来作诗，他们也就得心应手了。

应制、奉和之作反映了此时诗坛的南朝余风；描写宴乐生活、闺阁情趣，也是这时期诗坛上南朝绮靡诗风尚存的又一证据。唐太宗本人就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说：“朕试卿耳。”（《新唐书·虞世南传》）所谓“朕试卿耳”，当然只是一句给自己圆场的话。唐太宗的一些诗，确实有明显的南朝诗风的影响。如《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无论在情致上还是辞采上，与宫体诗人们之作，都无多大差别。此外如他的许多赋得一类的诗，也大抵如此。唐太宗如此，他的大臣们更不用说。他们虽然是一些和太宗一起历尽征战的开国功臣，但写起诗来，却多雕饰纤弱。现在留下来的一些宴乐的诗尤其是这样。贞观年间，于志宁和杨师道都喜欢在朝罢之后宴请同僚，宴则赋诗。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得杯》，令狐德棻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趣》，封行高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色》，杜正伦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节》，岑文本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刘孝孙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鲜》，许敬宗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归》。这些诗，都作于于志宁的一次宴会上，写的都是宴乐生活的情形，词藻雕饰，了无生气。封行高的那一首，便明言他们写的诗都是“丽藻穷雕饰”。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有《安德山池宴集》诗，杨师道封安德郡公，这些诗都作于杨师道的一次宴会上，写来也和上述那些诗一样。褚遂良的诗里就说“雕藻迈琼琚”，写来很有辞采。从这样一些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诗坛的一般风气。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这第一个三十年的末期和第二个三十年的初期。这风气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是上官仪。上官仪（？—664年），太宗时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他的诗写得绮错婉媚，当时仿效的人很多，称为“上官体”。宋人魏庆之引用李淑《诗苑类格》说上官仪讲究对仗，提倡“六对”、“八对”。“六对”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八对”也大抵类此。讲究对仗，是律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不应完全否定；但是感情贫乏，内容空洞，而把精力全放在讲究辞采雕琢上，当然就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上官仪留下的诗不多，但从留下的诗看，确是很讲究对仗的。《咏画障》：“芳晨丽日桃花浦，珠帘翠帐凤凰楼。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新妆漏影浮轻扇，冶袖飘香入浅流。未减行雨荆台下，自比凌波洛浦游。”这诗就是一个例子，对仗很工整，而内容却贫乏。

二

南朝绮靡诗风的余波，确实在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上占着主要地位。这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延续现象。但是，这三十年间，也并不是毫无变化。在绮靡诗风余波尚在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点清新刚健的新诗风的讯息。政局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反映到士人的精神状态上，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诗风虽绮靡，却没有南朝那种颓靡的情思。何况，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究竟与南朝君臣不同。他们是一些建立功业的人物，胸襟与气概一定要反映到诗歌上来的。他们的一些诗中，就出现了南朝诗歌中所缺乏的那种雄浑、刚健气息。如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出兵高丽，还师辽东时所写的《辽东山夜临秋》：

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连山惊鸟乱，隔岫断猿吟。

这诗把军旅途中秋山夜宿的壮伟气象表现出来了。夜月已落，夜雾已起，连绵喧腾的军营使栖鸟惊飞，吟猿啼断，一种开阔雄浑的情调，弥漫诗中。这种情怀，没有经历征战的人，是表现不出来的。《经破薛举战地》也写得壮怀激烈：“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比秋霜洁。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接着他写到旧地重游，追思往事，有一种自适的心绪。《还陕述怀》也有这种气概：“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星旂纷电举，日羽肃天行。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诗写得不算出色，但壮大的气概却是南朝的末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长孙无忌《灞桥待李将军》也写得质实清新：“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好像脱口而出，毫无雕琢的弊病。魏征的《出关》也是这类作品：“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接着他写到南北征战的艰险，最后说：“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在这诗里，他把自己那刚直的对朝廷无限忠诚的思想性格都表现出来了。李百药的一些诗（如《秋晚登古城》）和马周的《凌朝浮江旅思》，也都写得质实真挚。显然，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在一些诗中表现的这一点质实清新、雄浑刚健的气息，是他们开阔的襟怀决定的。他们突破了南朝绮靡诗风余波的束缚，取得了这一点成就。

这三十年间还有一位较为重要的诗人表现出了质实的诗歌风貌，这就是王绩。王绩（585—644年）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在隋朝做过县丞这样的小官。入唐以后，待诏门下省，不久便辞官归隐。贞观中，他又出来做了一个短时间的太乐丞，不久就完全归隐了。其诗并没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政权创建者诗中的雄浑刚健气息，而是带着隐士文学所惯有的那种质朴清新。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把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很真挚亲切，没有任何造作修饰的痕迹。一种平静寂寞的心情，在如画的山野薄暮中淡淡地流露出来。这首诗在意境创造上也是完全成功的。贞观中，他在长安任太乐丞时，写过一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表现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径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见到从家乡来的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沉的思念就全都迸发出来了；急于想知道家中的一切，一下子提出了十来个问题，从亲人的情况问到故居，问到园柳竹梅，问到院果林花，问到小径水渠，甚至问到石上是否已经长了青苔。家乡的一切他都想知道，一切都感到亲切。浓烈的思乡之情，就在这些质实无华的问讯里自然地表现出来，给人以不绝的回味。这首诗虽在表现手法上不够凝练，还没有后来盛唐诗人艺术上那么成熟，但是质朴清新的气息，却表现出这时诗坛的可喜现象。

王绩的诗像历代隐士诗一样，都蕴含了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他这样的诗很多，如《夜还东溪》：“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山中别李处士》：“为向东溪道，人来路渐赊。山中春酒熟，何处得停家。”《醉后》：“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等等。这一类情思与行将到来的诗的风骨，行将在诗坛上逐渐出现的高昂情思，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说王绩的诗摆脱了南朝绮靡诗风的影响则可，但要说王绩的诗正是唐代诗人寻找的创作的新的路径，则是不确切的。王绩的诗，属于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朝代更迭之际的隐士诗。这类隐士诗有大体相似的特点，应该给予特殊的研究与评价。

第二节　初唐第二个三十年的诗坛

永徽元年（650年）前后，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为邓王元裕府典签，开始了文学生涯。从这时起，到陈子昂开始诗歌创作的调露年间，我们把它划作初唐诗坛的第二个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里，绮靡诗风仍有很大的力量。龙朔初年，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奉令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辞丽句，编成《瑶山玉彩》五百卷，可以说明此时诗歌创作仍重辞采雕琢的情形。杨炯后来在《王勃集序》中也曾提到龙朔初年争构纤微的不良之风。但是，诗歌创作中新的倾向逐渐明朗起来了。第一个三十年中出现的一点清新质实、雄浑刚健的气息，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总章二年（669年），卢照邻和王勃相继由长安入蜀，诗风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前后，骆宾王因事谪戍西边，写了一些情思昂扬的诗。至此，初唐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代表人物，便是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

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年有几种说法，以卒于上元三年（676年）为较有据。他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初唐诗人王绩的侄孙。他做过沛王府侍读。诸王斗鸡，王勃戏为文，檄英王鸡，因而被高宗斥出沛王府，遂游蜀。咸亨三年（672年）前后为虢州参军。后有官奴曹达犯罪，王勃将其藏匿，继而又怕事泄，把他杀了。事发，王勃当诛，遇赦除名；但他的父亲王福畤却因此事由雍州司功参军左迁交趾令。上元三年，王勃赴交趾省父，渡海溺死，年仅二十七岁。

杨炯也生于永徽元年，卒年不可确考，长寿二年（693年）杨炯四十四岁时仍在盈川县令任上，此后行踪不可知。卢照邻约生于贞观四年（630年）前后，曾为邓王府典签，出为新都县尉，因患风疾去职，返长安，后又卧病洛阳，约于调露二年（680年）后数年间，因不堪疾病之苦，自投颍水而死，终年五十余岁。骆宾王生年不可确考，约与卢照邻同时或稍前。他曾为道王府属，后因事谪戍西边，调露二年为临海县丞。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后，骆宾王为记室。有名的讨武则天檄文，就是他写的。不久兵败，不知所终。除“四杰”之外，活动于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刘希夷，他生于永徽二年（651年），卒于调露二年之前。其他事迹，则不可考。

这三十年间，诗歌创作比头一个三十年在两个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诗人视野开阔了，诗的题材也随之比第一个三十年广泛；二是开始出现了昂扬的感情基调，而且思想深化了。我们来简略叙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

视野的开阔与题材的扩大。闻一多先生说过：“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杰》）宫体诗人只着眼于狭窄的宫廷生活，大量的诗写宫廷的日常宴乐，或者艳情咏物。例如，在宫体诗的代表人物梁简文帝萧纲现存的近二百首五言诗中，应令和奉和诗就有四十余首，这是他为晋安王和皇太子时作的，这些诗有的奉命写事佛，有的奉命写游宴，有的奉和艳情，有的奉和藉田。除应令、奉和诗之外，其余的一百多首，绝大多数也写艳情，或者咏物。前者如《戏赠丽人诗》、《咏内人昼眠诗》、《咏美人看画诗》、《美人晨妆诗》、《春闺情诗》、《赠丽人诗》、《娈童诗》等等，后者如咏橘、咏桃、咏马、咏鹤、咏萤、咏笔格、咏蛱蝶、咏镜、咏蜂、药名诗、卦名诗等等。有些诗题虽未标明艳情与咏物，但内容也大抵属于这一类。宫体诗人中的庾肩吾、徐陵，也大抵如此。他们的创作视野局限于宫廷生活之内，感情天地也狭小纤弱。唐朝建立之后的头一个三十年，在诗的题材上，在诗人的创作视野上，也未能有根本的改变。“四杰”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把视野从宫廷、台阁移向市井、江山与塞漠，展现了一个宫体诗人们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的苦辛，道路的险阻，写对功业的向往，很是真挚动人。如卢照邻的《西使兼送孟学士南游》：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东。相看万余里，共倚一征蓬。零雨悲王粲，清樽别孔融。徘徊闻夜鹤，怅望待秋鸿。骨肉胡秦外，风尘关塞中。唯余剑锋在，耿耿气成虹。

诗虽然在辞采修饰上还有雕琢的痕迹，但是却写出了远别的惆怅。己西使而彼南游，别为万里之别，而风尘关塞，漂泊征蓬却是一样的，这就增加了伤别的情怀，但在伤别的情怀之外，又流露出建立功业的共同抱负，既是劝勉，也是自慰。这样的抱负，当然是宫体诗人们所难以了解的。他入蜀之后的诗，思路就更开阔些。看到春色，他慨叹自己的失意：“事去纷无限，愁来不自持。狂歌欲叹凤，失路反占龟。……安知倦游子，两鬓渐如丝。”（《山行寄刘李二参军》）看到相如琴台，他也引动感伤情绪：“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相如琴台》）在对司马相如的缅怀之中，寄寓着自伤的浓郁心绪。他还渴望着被重用：“地咽绵川冷，云凝剑阁寒。倘遇忠孝所，为道忆长安。”（《大剑送别刘右史》）他在诗中表现的，已经超出宫体诗人那样狭窄的生活圈子了。

骆宾王的诗在题材的广泛上较卢照邻又胜一筹。他写羁旅生活写得很真切：“征夫怀远路，夙驾上危峦。薄烟横绝曝，轻冻涩回湍。野雾连空暗，山风入曙寒。”（《早发诸暨》）一种旅途的苦辛，在景物中显现出来。“牵迹犹多蹇，劳生未寡尤。独此他乡梦，空山明月秋。”（《宿山庄》）他乡客梦，而慨叹人生苦辛。他写戍边生活，是到他为止的唐代诗人中写得最好的，已完全跳出了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辽阔的关山，看到了前所未见的边关景色：“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夕次蒲类津》）过了所未曾经过的戍边生活，有了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他远戍西边大约两年时间，还写有《边城落日》、《边夜有怀》、《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其中有军旅的艰苦生活，有对京国的怀念，也有建立功业的抱负。他还曾因事系狱，写有《在狱咏蝉》、《幽絷书情通简知己》一类诗，表达了自己的郁愤不平。他还写有一些述怀诗，说自己曾经有过巨大的抱负：“少年识事浅，不知交道难。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兰。宝剑思存楚，金槌许报韩。”但是抱负落空，而岁月流逝，徒增感慨而已：“悲调弦中急，穷愁醉里宽。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咏怀》）一种自洁和傲岸的气概，可以从诗中清楚地感觉出来。他还在诗里自比为三国时很有勇略的刘政和智慧绝伦的诸葛亮，“有气还冲斗，无时会凿坏（péi，墙壁）”（《幽絷书情通简知己》）。凿坏的故事见于《淮南子》。鲁君欲用颜阖为相，颜阖不肯；鲁君便使人送给他钱财，他拒收，凿墙而走。骆宾王在这里表示了自己既有才能，有抱负，能干一番大事业，但若时运不济，抱负落空时，也能洁身自好。从骆宾王的诗看，他的生活情趣、感情天地，确实是比他的前辈开阔了。

王勃和杨炯也写有羁旅行役、言怀赠别的诗。特别是王勃，这方面的诗写得更为出色。他把山川物色写得很美，写出了对于山川的一往深情。“芳屏画春草，仙杼织朝霞。何如山水路，对面即飞花。”（《林塘怀友》）再美的人工创造出来的景色，也不可能像自然景物那样，给人以一种沁入心脾摇荡情思的美的感受，他只用“对面即飞花”一句，便把对于山水的深切爱恋传神地表达出来了。他写江边夜宿所见：

堰绝滩声隐，风交树影深。江童暮理楫，山女夜调砧。（《深湾夜宿——主人依山带江》）

滩声、风声、砧声，流水、舟楫、树影，在这极宁静的环境中，有江童、山女的忙碌，在极宁静的氛围中加一点江边山村的热烈喧闹，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来的。他们确实是把诗的世界从宫廷台阁移向江山市井了。

但是，王勃写得最好的还是他的那些怀友送别诗。这一类诗，他往往写得感情浓烈真挚而不消沉。“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秋江送别》）秋日送别，又在江边，逝水勾起岁月流逝的感慨，由岁月流逝的感慨而更增加惜别之情。这样的环境氛围，本来会弥漫上浓重的感伤情调，但是在这首诗里，却没有这样的情调。江亭、月色、江树、流水，宁静的意象把送别的感伤冲淡为轻轻的惆怅。而诗的内里，却有一种流畅的而不是沉郁的感情在流动。他的《江亭夜月送别》：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别人四首之二》：

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送君南浦外，还望将如何。

这两首诗都有浓烈的眷恋之情，但眷恋与惜别，都没有表现为悲愁与感伤，而是表现为惆怅。当然，王勃最好的送别诗，还要数那首他在未离长安之前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在这首诗里，连离别的惆怅也没有，有的只是真挚的友情、惜别、抱负和共勉，心境明朗、感情壮阔，一种少年襟怀，给人以很深的感染。

当然，“四杰”除了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边塞立功、思索人生哲理、伤怀赠别、托物言志的题材之外，也写宴乐，写宫廷诗人们常写的小天地，他们到底是从这个小天地里诞生的。但是，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这个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的天地就在面前了。

二

“四杰”的诗歌创作除了开阔了生活视野、扩大了题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便是在他们的诗中开始出现了昂扬的感情基调。闻一多先生说，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有着“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他说，卢、骆对于宫体诗的改造，“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这“气势”，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正是初唐第一个三十年所缺乏的东西。这“气势”，这节奏，其实不仅仅是指真实的感情，而且指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这恰恰正是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的主要征象之一。浓烈的、壮大的、昂扬的感情，也就是盛唐风骨，在“四杰”的作品里隐约出现了，讯息传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杨炯。他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是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在这个传统的主题里，诗人分明注入了一种昂扬的气势，怀着对建立功业的向往，把未曾经历过的军旅生活写得声势壮伟，令人动情。骆宾王写得还要气势雄大而且感情真切：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在军登城楼》）

这首诗可能作于骆宾王从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时。撇开这件事的是非功过且不谈，从诗的情思看，真是气概非凡，这是写惯宫廷生活的诗人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激昂慷慨的感情基调，也表现在他《帝京篇》和《畴昔篇》里。《帝京篇》在写了长安的繁华富贵的生活之后，发为议论：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久留郎署终难遇，空扫相门谁见知。莫矜一旦擅繁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桂，青门遂种瓜。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

这些议论完全不是冷静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倾泻，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伴随着感情发抒滔滔而下。从眼前的繁华，超越时间的限制，缅怀从前此地也曾有过不朽功业，有过宴乐歌舞，而岁月流逝，一切都成过去，从而感悟人生哲理，体现在成功与失败的交代、富贵与贫贱的起伏之际，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之中。感情的潮流纵横古今，昂扬激越。思索的是人生倏忽即逝的道理，而丝毫没有悲观厌世的情调。另有《畴昔篇》与此相似。卢照邻的《行路难》也表现了相近的主题：

……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汉家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尽哀怜。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白貌，唯闻青棘与黄泉。

《长安古意》写长安帝王豪贵的奢华生活：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街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写长安的繁华生活，之后，又是带着浓烈的感情，发为议论：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虹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长安古意》和《行路难》，都把归着点归着到岁月之无法长留，人生的盛衰变幻无法阻挡上。为什么这时会出现这样一个普遍关注的主题呢？骆宾王注意到这个主题，卢照邻注意到这个主题，王勃也注意到这个主题，他的《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首诗在壮丽的景物意象的背景下，感喟人世盛衰变换不可更易的道理。但是人世虽有盛衰变换，而万物则永存，虽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但是万物依旧，南浦之云，西山之雨，闲云潭影，槛外长江，昔日如此，今日亦复如此。他在感喟时光流逝，人世盛衰变换不可更易的同时，似乎感悟到一种宇宙长存的道理。这就为回答这时期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这类主题的诗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一点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刘希夷的一些诗，这种信息就更为清晰可见。他的《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飞。

这里他写了花开花落，年年如此，沧海桑田，虽人世变易，而年年岁岁花相似。今日之衰老者，昔日也曾有过青春年少；今日之青春年少，来日也终将衰老。这是不可移易的道理。他分明是说，代代如此，世世如此，何必叹息，何必悲伤！这种情思，在他的另一首诗《夜憩南阳旅馆》中有清楚的表述：“途穷人自哭，春至鸟还歌。”人可能有穷通成败，而万物则永存，春天年年到来，年年有莺歌燕舞。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论是骆宾王、卢照邻，还是王勃、刘希夷，在写这类主题时，虽然感喟人生的短促，但是却没有低沉的情调，而是流动着一种浓烈壮大的感情，有一种开阔的胸襟，壮大的气概。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的一部分诗人，他们的感情天地已经隐约反映出唐朝强盛的气象来了。他们的情思，已经不再回旋于个人生活狭窄的天地里，而是纵览历史，笼括宇宙，回旋于沧海桑田、变易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为个人的悲欢离合而缠绵悱恻，而是在开阔得多的范围内，思索人生哲理。这正是至此已经很强大的唐代社会的士人的精神风貌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们在诗中叹息人生的短促，是渴望建立功业而不被知遇之后的愤激情怀的产物。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悲观厌世，而是对于青春长在、勋业不朽的强烈向往。红颜如昨日，衰鬓似秋天，向往功业而功业未就，才感悟于人生之匆匆，叹息于岁月之不我待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出现这么多这类主题的原因。这一类主题，在下一个三十年里由陈子昂和张若虚再次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更强烈，更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