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广播

启蒙

我和广播的缘分比我的年龄还要长。

据妈妈回忆，当年妈妈还不是我妈妈的时候，同为下乡知青的爸爸在跟她谈恋爱，为了丰富她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爸爸拿出作乡村教师挣来的仅有的三十块钱工资，破费了其中的二十八块钱，给妈妈抱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成了我家当时最为贵重的“高档家电”。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每天都跟她一起做收音机前的忠实听众。那时，妈妈总是把大大的“半导体”放在枕边，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午的《长篇评书联播》和《广播剧》是妈妈的保留节目。到了晩上入睡前，妈妈还要枕着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和歌曲入眠。

那时候还没有“胎教”的概念，但是妈妈的这一业余爱好却培养了我对广播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妈妈总是用收音机里的节目来哄襁褓中哭闹的我，那时，只要我一哭，妈妈就赶紧打开收音机，每当这时，我的哭声就会戛然而止，两只眼睛牢牢地盯着那个会发出声音的“大盒子”，好奇地眨巴着眼睛。稍大一些的时候，不管我正在干什么，只要有音乐从收音机里传出，我的两只小脚丫马上就会和着音乐的节奏踢腾起来。

这一招屡试不爽，妈妈曾经打趣说，我是让广播带大的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听收音机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每天从幼儿园里被爸妈接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到床头把缝纫机上的收音机拧开，然后一边全神贯注地趴在那里听《小喇叭》和《星星火炬》，一边等着妈妈喊开饭。吃完晩饭以后，我就会跑到院子里，把孙敬修爷爷在收音机里讲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也就是从这个神秘的“木匣子”里，我知道了很多老播音艺术家的名字，记住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幸福的童年大都相似，我相信会有不少朋友跟我有类似的与广播为伴的经历。那时的我们，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没有动漫，但是，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生活却因广播而生动和精彩起来！

感谢广播，带给我们无比充实和美好的童年记忆！

一盒录音带

2005年4月底，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出书了，那是一本散文集——《夜空下的心灵之约》，里边是我们节目的稿件汇编，那是我们组里文字编辑们几年来的心血之作。我有幸参与了随书附赠的CD的录制工作，经过编辑们数月的努力，当那张制作精良并全部由我来朗诵的光盘拿到手上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第一件事就是拿回家里和父母一起分享。

装好电池，放上CD，我把耳机塞到妈妈耳朵里。

“妈，听听看，怎么样？”我有些炫耀地问妈妈。妈妈看看一旁美滋滋的我，没有说话，慢慢闭上眼睛开始欣赏起来。过了很久，她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听。“妈……您怎么不说话呀？”没有等来想象中的称赞，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开始忐忑起来。

“挺好！”妈妈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我，“听了之后，能让人心静下来！”

我心头一热，是的，这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总是这样淡淡的。记忆中，每当我取得成绩时，从未受到过妈妈大张旗鼓的表扬，虽然她也为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而感到高兴，但更多的却是鞭策。相反，每当我遇到难关时，却总是会听到她和爸爸对我说，我是他们眼里最棒的！因为工作太累的缘故，妈妈一直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多年来，失眠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今天，听了我录制的CD，常年失眠的妈妈却说听了之后她能睡着觉了！对于主持夜话节目的女儿来说，这是妈妈给我的最高评价！

跟妈妈的含蓄内敛不同，性格活泼开朗的爸爸则显得挺自豪！

“看吧，咱孩子小时候我就说过她将来长大后准能当个播音员，那时候你们还不信呢！我没说错吧！闺女这一点随我！”

看着爸爸从里到外透着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我也被逗乐了！是的，这一点我随爸爸，爸爸是个语文老师，在业余时间更是个朗诵和演讲比赛的“获奖专业户”，我从小就为爸爸的口才骄傲，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有笑声在，他的幽默诙谐、出口成章，使他总能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不仅如此，第一个发现我声音的潜质和在语言表达方面给我鼓励的人也是爸爸。

那是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考试成绩还没有出来，用不着看家长的脸色；假期作业也还没有布置，暂时不用为它发愁。对于上学的孩子们来说，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正式放假之前的那几天是他们最开心、最放松的日子。

疯玩了几天之后，我独自闷在家里开始百无聊赖起来。电视看烦了，游戏也都玩腻了，玩儿点什么好呢？我郁闷地窝在沙发里，目光在家里四处搜寻着，突然，我看到了爸爸书桌上的小录音机——灵感来了！

我爬到床底下，把大纸箱里妈妈每个月给订的一大摞《少年文艺》翻找出来，挑出那里面我最感兴趣的小故事，然后找来一盒空白录音磁带装进录音机里，清清嗓子，小心地按下录音键，开始有模有样地大声朗读起来。我不仅声情并茂地叙述，还自己揣摩故事中人物的心理特点，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模仿他们对话的部分。我被自己发明的这个新“娱乐项目”深深地吸引住了，越录越带劲儿，一连朗读了好几个故事，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接近黄昏的时候，爸爸下班回到家，看见我灰头土脸地端坐在小凳子上，身边放了个录音机，一大堆《少年文艺》东倒西歪地摊了一地，以为我又在家“造反”了。我扬起小花脸，目光闪亮，兴奋地冲他嚷嚷起来：“爸爸快来！快来！你听！”爸爸被我招呼到身边坐下，我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

录音机里传来了有些稚气的播讲，爸爸听得出了神。“这是你在电视上，还是广播里录的节目吗？”爸爸很奇怪。

什么？他竟然没听出来这是我的声音，以为这是哪里的节目。

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哇啦哇啦地叫开了：“这是我录的！是我讲的《少年文艺》上的故事！不信你看！”

我忙不迭地把书上相关的篇章翻开，一本一本摊在他面前！

“嘿！丫头！真有你的！”爸爸乐开了花，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把爸爸都给唬住了！录得很不错嘛！我还以为是收音机里的呢！嗯！行！”

那天晩上，爸爸很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并连夜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索要招生简章。

一周以后，招生简章寄到了家，尽管爸爸多次在饭桌上提起这件事，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当个播音员，但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我却并不以为然。我再没有执着于此，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我并不清楚“梦想”的含义，那时懵懂的我脑海中还没有梦想，只有打沙包、踢毽子、棉花糖和巧克力豆……

兜兜转转，多年以后，我还是做了播音员，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在北京广播学院一待就是五年。

如今，当那个“录音带故事”中曾经的小女孩幸福地坐在话筒前，在星星亮起的时候，用自己的声音为听众传递祝福、沟通彼此、温暖心灵时，总会感慨并感激地懂得：这份动力和自信来自内心！

这一盒录音带至今被父母作为我成长路上的纪念而很好地珍藏着，感谢父母，他们从没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给过我压力，却在我认识自己的艰难路程中为我把灯点亮。

我要当个播音员

在我的青春时光里，有三年是非常无奈却又无比幸福的。那是我在河南工业大学读大专的时候，因为对自己所学的电气电子计算机应用专业兴趣不高，我开始在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尝试着在其他方面寻找能让自己燃烧起来的东西。

一天傍晩，在去食堂的路上，我突然听到学校的广播里传出的声音跟以往很不一样，仔细一听，原来是换了个播音员，那女孩怯生生地播报着校园新闻，末了，对大家说：“我是今天的实习播音员，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我拿着饭盒，在大喇叭下很认真地听着，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说干就干！

我飞快地跑到学校播音室的门口，郑重地按响了门铃。等了片刻，一个很清秀的女孩打开了门。

“同学，你是要点歌吗？可是今天的播音已经要结束了。”

我赶紧摇了摇头：“不是，我不点歌，我想问一下，广播站是在招新的播音员吗？”

那女孩上下打量着我：“是，不过，上周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有三个在实习了，我们最终只会选择一位同学进广播站。”

她见我还站在那里，就又补充道：“也就是说，今年招新播音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咬了咬嘴唇，在她要关上门的一刹那叫住了她：“同学，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上周没有听到招考的通知，可是……我真的真的很想试一试！你们能让我试试吗？”我一脸期待地望着那个女孩，见她没有吱声，就又一次恳求她。

最终，还是我的诚恳打动了她，她终于同意我第二天中午可以过来试试，但是，不给定题目，播报内容自己设计。

我内心一阵欢呼，飞快地跑回宿舍，开始准备起来。

播报什么好呢？我想了又想，最后自编了一段“校园广播站一周节目介绍”。我写好稿子，并背了下来，天黑以后，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校园空旷的操场上。

那时正值元旦前夕，冬日的北风刮在脸上生疼，漆黑寂静的大操场上空无一人，我裹紧了棉衣，站在操场中间亮开了嗓子。在宿舍里，我怕影响到别的同学，而这里不会，这里只有呼呼的北风和我。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练着，空荡荡的操场仿佛是我的舞台，操场边的小树仿佛是我的听众。一直练到舌头都被冻得没那么灵活了，我才拖着站得又酸又麻的双腿回到了宿舍。

第二天，出乎大家的意料，我通过了考试，一个月之后，我成了那年唯一一个被校园广播站录用的新播音员，一年以后，我当上了广播站的站长。我的大学生活从此进入了另一番精彩的天地。

那时的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作“热爱”，我痴迷于话筒，乐此不疲地珍惜着来之不易的为同学们广播的机会。

每天清晨，我是学校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因为我得在校园广播里播放《晨曲》把大家叫醒，然后为大家播放《出操》的律动音乐和《广播体操》；每天中午，我是最后一个吃午饭的人，因为有很多同学要在午饭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校园广播里好朋友为自己和班集体点播的歌曲；每到运动会的时候，我是说话最多的人，因为我必须在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报运动员的成绩和各系各班级送到我这里的稿件，以鼓励赛场上运动健儿们的斗志。

因为是广播站的站长同时又爱好广泛，因此，学校大大小小的文娱活动总能看到我的影子，我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中间越来越惹人关注，这个时候，学业自然就更不能落下。在大学里，理工科的学生和文科的学生面对的课业负担简直是天壤之别，每周必须要交的大量作业和制图经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考试前，面对一大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功课更是十分头痛，眼前堆积如山的习题和没完没了的数据与程序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有时，一道题实在攻不下来，我便去找功课好的同学问，但在别人给我很耐心地演算过之后，我还是一脸茫然，每到这时我都会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丝绝望，甚至还会哭鼻子。但是，三年的学业，尽管困难重重，我却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不想自己成为别人眼中“不务正业”的人。

既要满足爱好又要兼顾学业的我虽然很累，但是三年之后再回首时却真的很开心。在临近毕业时我参加市文艺广播电台举办的比赛，获得了“优秀大学生节目主持人”称号。

我战胜了自己，我的大学生活是有收获的，我没有让它荒废。后来，曾经有很多老同学和当年的老校友写信告诉我：“那几年，收听校园广播已经成了大家课余生活的一部分，每到周日不广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校园里少了很多生气和活力。”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当时和我同在校园里的朋友们是否还能记起校园广播里那些我为大家精心设计的精彩节目：《天天点歌台》、《校园新干线》、《每周一歌》、《夕阳点滴》……但是，这些对于始终不喜欢自己专业的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回忆，它们是我大学生活中最为亮丽的色彩！

校园里的小小播音员，让我重新找到了自己在大学校园里的价值；校园里的小小广播站，成了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街头有线小广播

我把大学毕业时学校分配给我的稳定工作辞掉以后，问题和麻烦接踵而至，首先是我的档案关系怎么办。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负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一边帮我办理接管档案的手续一边一脸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个天外来客。

记得他在看完了我的资料以后很严肃地问我：“你都想好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人才中心”接管的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和一些暂时没有単位接收的人员的档案，像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自己放弃稳定工作抱着档案去找他们接管的情况并不多见。虽然现在的人才流动和档案管理工作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这个主动地把自己“扔”到社会上的举动在当时看来的确是有些冒险和不可思议的。

由于害怕家人也有同样的顾虑和担心，我就先把辞掉工作的事情偷偷瞒了下来。每天按时出门装作去上班，其实是在满大街地找工作，不停地换工作。

记得那是12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迎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去广告公司上班，在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突然注意到高高的电线杆子上挂上了很多有线广播，仔细留心我才发现这些有线广播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路口。正在满心疑惑的时候，悦耳的音乐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放慢了车速，一边骑一边听着。

原来，这些“有线广播网”是由郑州市各区宣传部负责创办的，利用上下班时间为市民们播报路况、天气、国际国内新闻和各区宣传动态的设施，丰富的资讯和舒缓的音乐代替了市民们往日上下班途中的单调乏味，这些街头的有线小广播成了当年那个城市街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和在学校里初次听到校园广播时的心情一样，我又一次动心了。在街头广告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区委宣传部……

学校广播站的实践帮了我，经过简单的考试之后，我便上岗了。

坐在话筒前，我再次感受到了播音带给我的发自内心的激情。仿佛是着了魔一样，一个月以后，我放弃了每月1200块钱的广告公司助理的工作，在这个每月收入只有300块的并不怎么正规的播音岗位上很带劲地干了起来。

那时的我声音稚嫩，但是热情很高，我跟宣传部的编辑老师学会了怎么组织和编辑稿件，跟录音合成学会了怎么制作节目，我的勤奋和进步很快得到了区委宣传部里老师们的肯定，渐渐地，他们开始放手让我自己编辑、制作和播出几乎所有的节目。

从新闻资讯类的《新闻快报》到生活服务类的《万家灯火》，从评论类的《梧桐树下》到娱乐类的《轻松时刻》，我像一只刚刚窥见蓝天的小鸟，每天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学习飞翔，忙碌着，快乐着。

找到了收入微薄但是非常热爱的工作以后，我跟家里摊牌了。外公很生我的气，觉得我是个不怎么踏实的孩子，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理解我。

但是父母的表现却出乎我的意料。跟小时候每次遇到难关时一样，电话那一头的爸妈沉默了好久之后对我说：“你如果真的喜欢就放手去做吧，只是不要因为怕吃苦就半途而废了！先不要考虑能挣多少钱，爸妈永远支持你！”

换了多少次工作都没有流过泪的我，听到爸妈这样的话却悄悄地哭了……

如果问我最感激父母的是什么，我想除了养育之恩，除了教我做人，我更感激他们的是：在人生的每一个转弯处，从来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让我学着为自己负责，给我的永远是支持和鼓励。

后来，虽然没过多久，这些遍布大街小巷的有线小广播便停办并被拆除了，但是这一短暂而全情投入的工作体验却让我从一个学校广播站的广播爱好者成长为一个初步具备专业技能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从内心的懵懂迷茫中走了出来，我了解了我自己，我找到了前行的路。

我爱上了这一行，我决心，坚持下去！

杨大姐

杨大姐是我在“有线广播网”做播音员时认识的。工作的第一天，在灯光昏黄的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我初次见到了她。

杨大姐姓杨名秋，她个子不高，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总是那么温柔亲切，说起话来脸上总挂着微笑。虽然已到中年，皱纹悄悄爬上了面庞，但是她端庄的举止和热情平和的待人态度使她看起来特别美，我猜想，杨大姐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她是区委宣传部里最能干的女编辑，她撰写的新闻稿件在全省和全国多次获奖。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字辈”跟杨大姐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杨大姐对单位里的年轻人特别好，每到周末或是平时天气不好的时候，就会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做客。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丰盛的火锅一摆上桌，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我们聊工作、聊生活，连年轻人经常困惑的情感难题杨大姐也总是很认真耐心地帮我们梳理。

我是个女孩子，父母又不在身边，杨大姐对我更是十分关照。

那年冬日里的一天，早晨刚刚上班，我因为做节目的思路和一位负责播出的临时工作人员不一致，发生了争执，这位工作人员是领导的亲戚，几句口角之后，她便十分蛮横地抡起胳膊一把把我推到了墙角，我的头重重地磕在了墙上。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的我，眼泪夺眶而出。我委屈极了，哭着跑出了办公室，我不想干了！

我来到离单位不远处的公园里，坐在长椅上，一边哭一边想着今后该怎么办。接近黄昏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是杨大姐和她的女儿乐乐！

虽然是冬天，杨大姐却因为我急出了一脑门儿的汗，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听说以后到处找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大冬天的在这儿坐着多冷啊！你别难过，这些都是小事，我已经找领导反映过情况了，他们会公正处理的。”

乐乐则懂事地拉着我的手，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烤白薯递到我的面前：“姐姐，快吃吧，还热着呢！妈妈买了两个，你一个我一个！”

像见到了亲人一般，我委屈的眼泪又刷地流了下来，我接过烤白薯捧在胸前，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近一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

那天晩上，为了做通我的思想工作，杨大姐让我在她家里住下了，她告诉我：“工作当中跟同事产生矛盾和分歧是很正常的，自己要学会处理，不要一受委屈就不想干了，为了自己心爱的工作，为了自己能学到东西，将来有所发展，有些事情也是必须得学会忍受的。”

后来，杨大姐带着我找到领导说明了情况，那个临时工受到了单位的严肃处理，我也通过这件事情明白了：任何工作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真的热爱它就不能因为暂时的不如意而轻易地放弃。

那时，杨大姐自己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年轻的我并不能体会一段不幸的婚姻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多大的精神负担，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当自己的生活被琐事困扰不会处理时，我总是眼圈红红地找杨大姐诉苦，请她替我出主意。虽然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得很艰难，但是她在我们这些年轻人面前从没有流露过自己的不如意，她总是那么乐观、开朗、坚强地生活着。

有线广播被停办以后，我的生活再次陷入了困境，我又开始四处找工作了。一天，杨大姐把我叫到她家里，一顿丰盛的晩餐过后，杨大姐问我：“你是真的很喜欢做广播吗？”

我不解其意，但是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她找出自己的通讯录把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我：“这是我高中同学的电话，她现在是省经济电台的副台长，上周同学聚会听说他们电台正在招考业余节目主持人，我跟她提过你，你去试试吧！”

我没想到这一个电话号码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之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来到了省经济电台……

直到现在，每次假期回到家乡，我都会抽出时间到杨大姐家里坐坐。乐乐长大了，大姐却老了，离婚后的她发间渐渐有了些许花白的颜色，但是，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依然还是那么美丽，她那热情亲切的面庞依旧还是那样生动。现在的她，在单位里还是年轻人的知心大姐，虽然一个人带着乐乐，却也并不寂寞。

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大姐还给我发了一条这样的短信：“快放假了吧？国庆节回来过吗？天凉了，保重身体，好好工作！”

杨大姐，谢谢您在我初入社会时给过我的无私帮助和提醒，我会努力的！人生苦短，您也要多多保重！

我是陶然

第一次来到河南省经济电台的那天，外面骄阳似火，我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等着打过电话的台长出来面试我，这时，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个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吗？”

我告诉他是台长让我来参加业余主持人面试的。

他很诧异地看着我：“台长今天一早临时接到通知去外地出差了，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回来，她临走时并没有交代过你的事啊！而且，我们的招聘早就结束了。”

我愣在了那里，不知该怎么办。

这个中年人看我一脸为难的样子便让我跟他进了办公室，他随意地拿起一张报纸：“这样吧，你读一段我听听，如果还可以我们就研究一下，如果不行你就别再来了。”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起来，印象中自己那天表现得并不怎么好。由于天很热，在路上跑得口干舌燥的我嗓子又涩又紧，我觉得自己第一遍磕磕巴巴地没读好，就自作主张地又来了一遍。

那位中年人斜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我心想：“一定是自己读得太差劲，把人家给听得睡着了，这下子肯定没戏了！”

他见我读完，挥了挥手说：“嗯，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很灰心地走出了经济电台的大楼，觉得自己再也当不了播音员了。

谁知三天以后，就在我即将和另外一家公司签约的时候，我竟意外地接到了经济电台通知我被录用的电话！命运从此峰回路转！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面试我的中年人是节目部的李格孟主任，他之所以录用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声音有多出色，而是我的认真和投入打动了他，他觉得我是个可以好好培养的年轻人。

经济电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新鲜有趣而又充满挑战的，我给自己起了个播音名叫“陶然”，我希望自己能像这个名字一样开心又自在地在播音之路上一直走下去。

所谓的业余主持人，其实就是“替补”，遇到那些正式主持人家里有事或是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这几个业余主持人就得匆忙上阵，解决“燃眉之急”。我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机会，很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节目。

那时，即使是《空中鹊桥》或是《评书联播》，我都会很精心地写好串联词，在下边反复练习揣摩之后才会坐在话筒前。周日的节目谁都不愿意来顶班，可是我却乐此不疲。

我的认真和勤奋使我很快在众多的业余节目主持人当中凸显了出来，两个月之后，一档当时在台里挺有名气的夜话节目《今晩真好》因为主持人突然提出要去上海进修而陷入困境，台领导想到了我。刚开始上直播节目的我因为太过紧张又缺乏经验总是笑话百出。有一次，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伴着舒缓的音乐，我开始说结束语：“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播音员陶然代表责任编辑感谢您的偷听……”

老天！我竟然把“收听”说成了“偷听”！这可是直播！怎么办？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好像大家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那次“口误”，听众也没有写信指出，我算是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台里把一个来实习的男孩子安排到我的节目里，他叫夏冬。直播间的电子钟指向了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俩戴上耳机，迅速地走节目片头，推音乐，开始向听众问好。

他先来，他清清嗓子，把话筒打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然！……”

啊？他是陶然？那我可怎么办？这个叫夏冬的男孩由于太紧张，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他自己头上！

那时的我并没有什么打圆场的经验，我俩面面相觑，那男孩满脸通红地看着我，互相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我们突然觉得这件事非常滑稽！我赶紧先在节目开始送了一首歌曲给听众，然后关上话筒，我们两个年轻人为刚才的失误笑做一团！

虽然这些经历如今回想起来跟笑话似的，但是，它却给我这个年轻的播音员敲响了警钟！尽管领导并没有为此批评我，但是，我还是在内心自己做了检讨。播音无小事，坐在直播话筒前的我面对的是全省的听众，我必须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任！

这些失误和教训给了我应对难题的经验，河南经济电台给了我自由驰骋的空间，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直播锻炼中，飞快地成长了起来！

月到中秋

“嘿，你好，我是陶然，你是哪一位呢？今天过得好吗？”这句独特的开场白我一直沿用至今，只是那时的我用的播音名不是我自己本来的名字。

周一至周五，每当夜幕低垂，晩间的21点到23点便是河南经济电台《今晩真好》节目的时间，戴上耳机，调整好麦克风，望着直播间大玻璃窗外的万家灯火，我的心也随着21点的音乐节拍飞扬起来。

对于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来说，坐在话筒前的一刻便是他最幸福的一刻，我也是这样，真是话筒一开，精神就来了。每当把一篇纸上没有生命的文字变为听众耳边充满感情的诉说时，每当想象着电波的另一端有无数颗心和电波这一端的我在同一时刻分享着同样的喜乐与哀愁时，每当我把给听众的祝福和安慰寄予音乐在无垠的夜空中传递时，电波那一端的听众快乐得满心喜悦，电波这一端的我幸福得泪光闪烁！每次播音，我最先打动的总是自己。

我为工作幸福着，却也同时承受着它带给我的辛酸和辛苦。

业余节目主持人的收入不及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一，由于不在台里的正式编制之内，每次发放福利总是我们这些业余主持人最尴尬的时候。

中秋节到了，办公室里堆满了包装精美的月饼礼盒，同事们围在一处等着发月饼，我则像个局外人一样进进出出地忙着准备自己晩上的“中秋特别节目”，对这一热闹的场面并没有太在意。

不一会儿，同事们纷纷捧着月饼礼盒满面春风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办公室里开始安静下来。这时，那位负责发月饼的同事叫到了我和另外一个业余主持人的名字，示意我俩过去一下。等我们两人来到他面前时，他将一盒盒盖有些破损的月饼递给了我们：“中秋节台里规定正式员工每人发两盒月饼，你们俩也挺辛苦的，刚好这里还有一盒月饼没发出去，你们俩就把它分了吧。”

我早已不记得我们两人是谁先伸手接过了那盒月饼，只记得当对方把半盒月饼推到我面前时，我们俩的笑容都特别尴尬。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抬头望望跃上枝头的那轮明月，突然非常想家！

《今晩真好》的片头曲在21点准时响起，我收拾起自己的伤感，开始做个“夜空中的天使”，为收音机前欢度中秋的朋友们送上我精心准备的广播节目，为千家万户送去祝福，为中秋明月吟咏歌唱。

23点，跟听众道了“晩安”，关灭直播间的最后一盏灯，这个中秋又剩下了我自己。

我独自拖着做节目时用来装稿件和音响资料的大塑料提篮，穿过灯光昏暗的长长的走廊，一脸疲惫地回到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是妈妈，她问我有没有吃月饼，这个节是怎么过的。我故作轻松地告诉她，台里发了月饼，我的中秋节是和听众们一起过的，非常开心，让她和爸爸放心！

挂断电话，抱着那只有半盒的月饼，我的眼泪不争气地顺着面颊滴落下来。

中国人过自己的传统节日大都是在晩上，每到这时，节目中的温馨热闹和节目后的落寞伤感便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作为夜话节目主持人的我深深地领教了“曲终人散”的滋味。

既然佳节时分要在工作岗位上为听众们送去欢乐，也就注定了自己的“节”是不能陪家人一起过的。于是，从端午到中秋，从除夕到元宵，我对守在话筒前和电波另一端千千万万不相识的朋友们一起过节的场面便由不适应转变为习惯，由习惯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幸福体验。

倔强的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业余节目主持人就妄自菲薄，相反，我更加努力地做着我热爱的工作，珍惜着我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晩上作直播节目，白天出去跑采访，跟编辑老师们学习编辑和写作，然后一头扎到磁带库里去一首一首地精心挑选着为每篇文章、每个环节配播的音乐和歌曲，每天绞尽脑汁地为每一期节目想点子，自己设计制作小片花儿……

慢慢地，我的节目成了台里收到听众来信最多的节目，我几乎拿到了台里所有主持人中最高的收入，我主持的节目在台里每个季度的节目评比中多次获奖。两年以后，我成了全省获得“广播电视学会播音主持作品一等奖”的唯一一个不是正式编制的主持人！

到我离开省会郑州来首都北京继续求学之前，我已经是三个节目的主持人，在主持《今晩真好》的同时，我被抽调到午间时段主持经济广播的黄金强档《都市来风》，并同时主持着台里另外一档广告收入最多的娱乐类节目《电脑大玩家》。

如果说大学时期的校园广播站给了我最初的梦想，那么河南经济电台就是给我的梦想插上翅膀的地方！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不如意，当别人不那么在乎自己的时候，自己要对自己说：“加油！”

重返校园

有一位很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工作以后再继续深造的问题曾经表态：自己并不赞同脱产进修，在工作中边干边学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虽然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坚信：有围墙的学习和没有围墙的学习毕竟不同，有些东西是一定要捧起书本才能静下心来学好的！

三年的广播节目主持实践之后，非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我愈发地感受到自己的吃力和不足，日复一日地坐在话筒前滔滔不绝，我渐渐有一种快要被“掏空”的感觉。一位朋友帮我打听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要开设“大专学历在职人员两年制本科班”的消息，五一过后，我便只身来到了北京。

穿过美丽的长安街，一直向东行进，破旧的312路大公共汽车把我扔在了“棒子井”车站后便绝尘而去，我抬眼望了望马路对面低矮的楼群，怀疑自己是否坐过了站。顺着写有“北京广播学院”六个大字的金灿灿的大铜匾额的指引，我和每一位对广播电视主持心怀憧憬的朋友一样，带着朝圣似的心情走进校园。北京广播学院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摇篮，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年的摇篮竟这么小！望着不远处绿荫掩映下一排排不高的红墙碧瓦，想到20世纪末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和热闹，我在略带失望之余更生出了对这所学校的崇敬之情。

办理完报名手续后，一位年轻的老师告诉我，入学考试会在三天后举行，让我好好准备。匆忙买来复习资料，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抱着一堆书来到了广院核桃林里的石桌旁。

离开校园已经三年的我再捡起书本来多少有些吃力，再加上我曾经的专业是理工类的，文学和新闻学的知识并没有很系统地学习过，因此，当我捧起厚厚的几大本《新闻学理论》、《大学语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世界政治与经济》复习资料时，突然觉得很没有信心。

正当我坐在核桃林里一脸愁容的时候，突然瞥见离我不远处的石桌旁边坐着一位埋头看书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的也是这些复习资料。难道也是来考试的？我正疑惑着，他也注意到了我，很友好地冲我点了点头继续复习着。中午吃饭的时候又在食堂遇到了他，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自己是陕西电视台的编导，这几年逐渐觉得知识越来越不够用了，便打算到校园里来“回回炉”。他有一句话让我很受触动，他说：“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任何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重回校园的宽松环境，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他的话让我很振奋，我这么年轻更不应该满足现状，而应该抓住这个继续深造的机会。

清朗明媚的阳光透过核桃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在我的身上，5月的微风轻拂，我手捧书本坐在石桌旁，望着校园里三五成群的一张张青春的面庞，突然有一种特别想要融入其中的冲动！我告诉自己：“我要重回校园！”

两天的考试结束以后，我打道回府。

9月，脱掉职业装，换上牛仔裤，收拾起简单的行囊，我来到北京广播学院开始了我第二次的“学生时代”。

在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新闻播音专业续本班的第一届学生当中，我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同学们都是来自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工作多年后再来做学生，一开始我们都不太适应。记得有一次下课以后，一位同学伸着懒腰打着哈欠对我说：“唉，这么多年没坐在教室里听过课了，可真不习惯啊！这凳子怎么坐都不舒服，一天的课上下来腰酸背疼！”

尽管如此，但是当我们在课堂上为老师提出的问题争论不休，当我们在上小课时对专业老师给自己揪出的语音毛病反复练习，当全班同学围坐在一起声情并茂地开朗诵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到：重返校园是一次多么幸福和宝贵的人生体验！

抖落铅华，掠去浮躁，我们重新做学生！

练声

“八、拔、把、爸……”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石塔白又大……”

“调到敌岛打特盗，特盗太刁投短刀，推挡顶打短刀掉，踏盗得刀盗打倒……”

每一个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人对以上段落都不陌生，这是专门用来训练吐字发声基本功的“练声材料”，对于专门在话筒前用有声语言进行创作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来说，这点儿“嘴皮子上的功夫”就显得尤其重要。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靠着自己的所谓“语言天分”已经在本专业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的“专续本”学生来说，一开始，我们对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则表现得很不以为然。

新学期伊始，我们班里的二十多个同学被分成了三个小课组，每个小课组有一位老师对我们进行专门的语音问题的辅导。一看到课程表，我们便议论纷纷。

“天呐，光吐字发声课就得练一个学期呀，太夸张了吧？”

“天天练绕口令？有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有一定播音基础的了，有这个必要吗？”

第一次专业小课，我们练习发“啊”，老师说我的底子不错，吐字方面基本没有大的语音上的毛病，我心中暗自得意，盼望着下次课老师能让我练点别的。谁知，第二次上课时还是这些内容，我有些坐不住，到第三次上课时，我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老师在给其他的同学做示范，我百无聊赖地伸伸懒腰，东张西望起来。下课后，老师把我留了下来。

“说说吧，今天上课自我感觉如何？”老师微笑地看着我。

“老师，我……我不太想听！您不是说我的语音面貌不错吗？那为什么还让我陪着别人练？为什么不让我直接进入下一阶段的练习呢？这样不是有些浪费时间吗？难道学播音就是为了练好普通话？”我一口气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老师没有说话，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方步，半晌，他拿起一本《中国播音学》递到我面前，面色有些凝重地说：“练习吐字发声与其说是练声，不如说是在练耳、练心、练意志力，甚至是在培养一种做人的态度。”

老师告诉我，播音员和主持人不仅是新闻工作者，是“喉舌”，更肩负着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面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自己做到规范是前提，同时还应该了解某个语音毛病是怎么形成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如何纠正，只有这样才算是把播音的这点儿看家本事学到家了。作为在话筒前面对千千万万受众进行有声语言传播的播音员和主持人，更应该培养自己严于律己的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只有做到基本功扎实了，才能在工作中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之美和音韵之美表现出来，把美传递给受众，为进一步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审美品位做出有声语言工作者自己的贡献来。

深刻理解老师的这一番话是在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以后，但是当时的我隐约感觉到练好基本功不再是我自己的事情，这是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人的“本分”，更是责任！

于是，跟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同学一样，每天早晨，在晨光初绽的树林里、操场边也出现了我的身影。手捧再熟悉不过的“大黄本”，我从单音节字练到绕口令，又从绕口令练到格律诗词。几个月之后，当我再朗读起文学作品中的经典篇目时，我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我的朗读更加清晰流畅了，思想感情的表达更加自如了。在朗读中，我已经能够初步体悟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庄重、大气之美，感受到了对文字进行有声语言再创造的魅力。

正如老师所言，对播音基本功的练习也是对心性、意志和做人的态度的磨炼。播音讲究情、声、气的结合，老师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告诉我：“情取其高，声取其中，气取其沉。播音如此，做人亦然！”现如今，每当有听众朋友写信来告诉我他们对我们节目中的散文朗读环节特别偏爱时，我的心里都会涌起对北京广播学院传授给我播音专业基本功的老师们的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我知道，虽然我当初只是个“专续本”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算是老师眼中基本功最棒的那个，虽然我现在的播音水准离老一辈的播音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但是，那些跟吐字发声“较劲”的日子却令我受益终生！

合格加特色

“学播音就是为了练好普通话吗？播音员和主持人就只是个见字出声的念字机器吗？”这是我在刚刚开始播音专业的学习时经常会有的疑问。

在专业方面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气息浅弱，每当我在练习播读新闻和评论一类比较需要“底气”的篇章时总是特别力不从心，可是这一类的稿件却是最能考验播音基本功的，我曾经为此很沮丧。一次又一次的沮丧渐渐积累成了自卑，我上课时开始变得不敢出声练习了。

在一次小课上，老师调试好机器以后，示意我们每个人录一段新闻播报给他听。轮到我时，我清了清嗓子，刚想张嘴，突然觉得嗓子很干，赶紧喝了一口水，然后又清了清嗓子，紧接着觉得好像有什么异物堵在嗓子里，我又大声地咳嗽了两声，还是不好，又清嗓子。

老师有些诧异地看着我：“嗓子不舒服吗？还是感冒了？”

我拼命地清着嗓子，脸涨得通红。

老师让我稍微休息一会，换下一个同学，我待会再练。可谁知再次轮到我时，我又开始没完没了地清嗓子了。

老师看出了我的问题，鼓励我说：“你的声音条件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你有你的特点，这些特点稍加调试就可以转化为你的优点。不要模仿别人，在话筒前要做你自己！你能读好！再来！”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磕磕绊绊地读完了手上的稿件，对自己还是很不满意。放学以后，垂头丧气的我来到了老师跟前。

“老师，我……我觉得我不适合学这个专业，我干脆改行算了！”

老师像看着一个赌气的小孩子似的看着我，乐了：“你的声音很有特点啊！你对稿件的理解很细腻，这就是你的优势嘛！怎么这么没自信？”

那天，老师跟我谈了很久，他告诉我在学校的学习是培养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基本素质和不断摸索出自身特点的过程，并不是培养整齐划一的“传声筒”。基本功练好之后，对自己声音特色和主持风格的发掘才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自我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合格加特色，“功夫在诗外”，这才是每一个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老师的话，当时二十出头的我听得似懂非懂，并不能了解其中的深意，但是很显然，我对播音专业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后来，遵照老师的叮嘱，我开始定期出现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目的地浏览和阅读，这使我的眼界渐渐开阔起来。到中央台以后，我的工作为我提供了很多外出采访和做访谈节目的机会，这些积累看似对播音主持毫无用处，但是，改变却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几年之后，我被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广播电视语言艺术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一天，当我再次捧起当年的训练材料中我最心爱的一篇散文——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大声地朗读时，我突然感受到了不同：我对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了，我已经跳出了对自己吐字和声音的表面形式的关注，我的有稿播读进步了！

不仅如此，当我在话筒前跟节目里的嘉宾侃侃而谈时，我也能明显感觉到我的访谈越来越顺畅了，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回想起第一次做采访时的我，提出问题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接下来该问些什么？而根本没听到嘉宾在说些什么。现如今的我，已经渐渐学会了“主持”。当年老师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要想做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首先具备主持好自己生活的能力！”随着实践的不断积累，我终于明白了老师告诉我的“功夫在诗外”的深刻含义，我找到了“合格加特色”的努力方向。

我对播音主持专业的误解变为了理解，我的热爱源自内心！

师恩不图报

大多数人会把教师这一职业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属于“大多数”当中的一个。虽然我一直很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是从小生长在教师家庭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听到这样的比喻时仍然并不能十分理解“教师”和“工程师”、“灵魂”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看到父母日复一日地为学生们操劳，甚至可以放弃与家人享受生活的幸福时光而为学生欢喜为学生伤神，我就觉得，教师的职业仿佛就只是意味着辛苦、付出和责任。真正领悟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深刻含义是在我读研究生以后。

鲁景超教授是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初冬的午后，不大的“小课”教室里，并排坐着我们四位在等待和导师初次见面的同学。

“下课啦？这孩子，改天跟同学上我家玩儿啊！”门外一个慈爱又明亮的声音在跟刚刚下课的学生们打着招呼，紧接着教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火红的长围巾跳进了我们的视线，身材高挑的鲁景超教授身穿青色唐装夹袄，手里托着一个保温杯，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口。

我们连忙起身：“鲁老师好！”

鲁老师爽朗地笑着赶忙冲我们摆摆手示意我们都坐下，然后开始逐一地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她一边跟我们聊着，一边用微笑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目光里写满了关爱。已经被感冒困扰了好多天的我有些发低烧，鼻炎加上呼吸道感染折磨得我头昏脑涨，一直没怎么说话，把自己蜷缩在厚厚的黄色羽绒服里，强打着精神。鲁老师注意到了在一旁打蔫儿的我，她快步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子，转过头招呼我说：“你感冒了吧？来，坐得离窗户近一点，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受些。”

初次见面的老师竟能对学生这样的细心和体贴，一阵暖流顿时涌遍全身，我赶忙向我的导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鲁老师含笑点头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她是那么可亲，她望向我们的眼神让我们每个学生都觉得自己是最受老师喜爱的那一个。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种“被老师喜爱的感觉”一直延续着，并且随着彼此了解的深入而愈发地强烈起来。

鲁老师爱自己的学生，爱得直接，爱得彻底！她教给我们怎样享受和感知生活。

春天来了，鲁老师在上课时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着她眼里的春天，然后建议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元大都遗址看海棠，到香山樱桃沟里捕捉宜人的春色。法国印象派画展来到北京，鲁老师带着女儿参观回来的第二天便把她的兴奋带到课堂上同我们分享，在她的感染下，我们都没有错过这次难得的和印象派大师画作零距离接触的机会。由鲁老师的爱人张锲先生发起的“全国育才图书室工程”启动后，鲁老师带着我们参与相关的活动，让我们了解我国贫困地区的孩子求学的不易和生活的艰难，让我们明白一个新闻工作者肩上的责任！

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受委屈。

一个学生由于“非典”失去了双亲，她心疼地把这个从此孤苦无依的孩子收为养子，四处打听并帮他联系工作，替他的父母为他筹备婚礼，为他今后的生活操心；一个学生生病住院了，鲁老师亲自到医院陪护并打电话安慰她远在外地的亲属；我当年因为要在北京安家而为钱发愁，鲁老师没等我开口便早早地把自己的积蓄准备好塞到我手里。

她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这个日益喧嚣的媒体圈子里失去最本真的东西。

她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叮嘱我们要深入实际做调査硏究，培养我们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她亲自为我们开列书单，带着我们开展讨论，让我们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她把著名学者和艺术家请来给我们讲座，告诉我们要尊重、学习并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她通过跟我们分享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点滴小事的看法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学会用宽容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的一切，用一颗感恩的心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热爱自己的生活。

鲁老师为人是纯粹之“纯”，为师则是纯粹之“粹”。去鲁老师家做客，她会提前发来短信：“什么也不许买！”跟鲁老师在外面聚餐，她也从来不让学生们买単。一次，跟鲁老师闲聊，我们说起了她做老师的感受。我问她：“您对学生那么好，您帮过那么多的学生，可是，如果有的学生走出校门时并不经常来看您了，或者都把您的好给忘了，您会不会难过呢？”

鲁老师依旧用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我们，意味深长地说：“师恩不图报！他们不记得我这个老师又能怎样呢？只要学生们发展得好了，我为他们每个人高兴，这是做老师的福啊！”

导师的达观和淡定使我很震撼，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深刻含义。一个真正热爱教师职业的人，与一个热爱其他职业的人是不一样的！老师用心血滋养和浇灌了我们，却从不居功，她满足于学生成材后的喜悦，学生毕业之后，她独自走在校园里，也并不会感到失落和虚空！我终于知道，教师这一职业，不仅有辛苦、付出和责任，更有爱、希望和幸福！

真想一辈子都能做鲁老师的学生！

喧宾夺主

汤姆·汉克斯在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句关于“人生就像巧克力”的独白经常被人们奉为经典台词，在我看来，这些“巧克力”或许就是人生际遇中的种种巧合和意外。

第一次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我不是来参观实习的，不是来会见朋友的，也不是来做节目嘉宾的，我的真正身份是“陪考”。

2000年初的一天，同宿舍的好友小玲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她远在青海的爱人告诉她自己有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朋友打算物色一个主持人，电话那一端的爱人鼓励小玲去试一试。挂掉电话，小玲既兴奋又有些拿不定主意地问我：“你说，我要不要去试试呢？可是我以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没干过广播，心里没什么底呀！要不你跟我去吧？你做过广播还能给我支支招！好吗？”望着小玲那双美丽清澈的大眼睛，再想想自己心中从小便积累起的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好奇，没有丝毫犹豫我便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两人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车又倒地铁，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浅青色的大楼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庄重整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八个金灿灿的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带着仰慕的心情，小玲和我在中央台门口一边议论着从小就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的中央台的名牌节目《小喇叭》、《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新闻和报纸摘要》，一边等着约好的人出来开“进门条”把我们接进去。

片刻之后，我们被带到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材高挑、恬静温婉的女士，她热情地示意我们坐下，然后自我介绍说她姓魏，叫魏漫伦，是这个节目的监制，让我们也说说自己的情况。她的亲切随和让我们感觉非常放松，小玲简要介绍了自己之后，魏老师把目光转向了坐在她旁边只是跟着频频点头却一言不发的我，我连忙解释：“哦……我是小玲的好朋友，我是来陪她的。”

“你们是同班同学吗？都是学播音的？”魏老师看着我们。

我们俩点了点头。

魏老师突然提议：“既然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就一起试试看吧！怎么样？”

我有些不知所措，小玲悄悄用手捅了我一下，爽快地替我作了决定。拿着两页打印好的稿子，我们来到了中央台的录制机房。关上录音间那扇厚重的房门，屋里顿时非常安静，没有开日光灯，桌上台灯氤氲的黄色光线里，我和那个孤傲的麦克风彼此对视着，它不认识我，而我却很熟悉它，记忆飞快地倒车，我仿佛又回到了在河南经济电台坐在麦克风前与夜幕相对的岁月。

手上的稿件和我以前主持过的广播节目极为类似，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带着非常轻松的心态在中央台的录音带上留下了我自己的声音之后，我和小玲回到了学校，由于功课很忙，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大概半个月以后，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的我突然接到了魏老师的电话，她言辞恳切地告诉我，节目组听了我的录音之后对我非常满意，希望我能抓住这个机会到中央台来锻炼锻炼。对于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学生的我来说，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小玲可怎么办？

仿佛能看穿我的心事一样，还没等我开口，电话那一端善解人意的魏老师便听出了我的顾虑，她告诉我她已经给我们两人安排好了，一人有一个独立策划和采访嘉宾的机会，考察一下谁更适合他们的节目。最后，她还叮嘱我说：“别想太多了，不过，你可要努力哟！”

我的第一位嘉宾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陆世桢教授，我们的任务是解答一封大学生的来信，陆教授的开朗健谈和丰富的媒体经验帮了我大忙，我们的录制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次考察我再次轻松过关。我担心的尴尬局面终于出现了，小玲没有通过……

我一边为自己能够获得这样难得的锻炼机会由衷地高兴，一边又不知该如何面对失落的好友，我觉得自己像是偷了别人的好运，心里十分矛盾和不安。

令我非常意外和感动的是，小玲并没有怪我，她告诉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有意让我陪她去的，因为她觉得我比她更适合做广播主持工作。

末了，她还鼓励我说：“你好好干吧！我知道你肯定行！”

好友的善解人意和宽容大度让我很受鼓舞，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并一直努力做到了现在。

毕业之后，小玲因为恋家最终还是回到了青海，回到了爱人的身边，我却留在了北京，开始了汗水与欢乐交织的与《星星夜谈》倾心相伴的日子。

我把所有的感激都深埋在了心底。小玲，如果人生的际遇真的就像是打开了一盒巧克力，我要衷心地谢谢真诚、慷慨地把自己的那块“幸运巧克力”赠予我的你！

青海湖畔的那个美丽的女孩，你在家乡还好吗？

我与“心理”初相识

几年前，人们一提到心理医生，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沉默的羔羊》中那个变态杀人狂的形象，大家对“心理咨询”、“心理医生”和“心理学”这样的字眼都是既陌生又充满了好奇的。我也不例外，带着懵懂、迷惑又充满了新鲜感的心态，在节目部魏漫伦主任的带领下，我和节目组开始了对《星星夜谈》这一广播传媒中大众心理节目的探索之路。

我是个对生命中愁苦与无常的一面比较敏感，内心体验比较丰富，同时又有生活热情的人，《星星夜谈》节目渗透出的温情、智慧和对生命个体的关注使我在惊喜、赞叹的同时，深深地爱上了它。跟我内心早先的预设很不同，我在节目里接触到的心理医生和心理学专业的教授、学者，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那温和儒雅的外表、渊博智慧的头脑、开放进取的思想、严谨务实的态度使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独特的个人魅力。我这个主持人决心在他们面前做一个学生。

节目里的话题都和人们内心的各种情绪体验与心理状态有关，随着访谈的逐步深入，一些专业的心理学领域的称谓和名词从专家们的嘴里蹦了出来：“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人格障碍”、“精神分析”……我听得有些吃力，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好奇，我想揭开心理学的神秘面纱，我想知道人生中烦恼的来源是什么，我想弄明白我们该怎样找到快乐。

就像是一个对水心怀向往的人初次见到大海一样，我一头扎了进去，但不太妙的是，我这个爱好者却还没有学会怎么游泳。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以后，我以为我已经领教了“心理学”，我开始把在节目中浅尝辄止学到的各种心理学名词拿来不时地挂在嘴边，用自己刚刚接触到的粗浅的心理卫生知识来解释生活，乐此不疲地为别人和我自己贴上各种各样的心理标签。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的妈妈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从一进家门开始，她就不停地忙活，一会儿帮我们擦鞋，一会儿收拾屋子，一会儿又来回拖地。朋友妈妈的勤快让我们这些客人一举一动都很小心，生怕把地板和桌椅弄脏弄乱了，她又要辛苦。一顿拘束的晩宴过后，我们离开了他家。临走时，我非常郑重地把朋友拉到一边：“你知道吗？你妈妈这是强迫症啊，你可别大意了，有空带她去做做心理咨询吧。”

朋友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什么是强迫症？”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名词。

凭着对心理卫生知识的一知半解，我就扯开了：“强迫症啊，就是反复重复一种无法控制的下意识的行为，就像你妈这么没完没了地收拾，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这样，挺痛苦的呢！我在节目里听心理专家介绍过的，是一种心理疾病！”

“啊？……”朋友被我的一番话搞得一头雾水，“这么严重啊！我明儿问问她吧。”

几天之后，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她问了妈妈以后，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地对他说：“这都是谁跟你说的啊？我是个护士，从小又爱干净，我收拾屋子哪里不对劲啦？哪个家庭主妇不爱拾掇啊？我不收拾这个家能这么整洁吗？我乐意收拾，我看见你们都舒舒服服地躺在干净的家里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痛苦什么啊？！”

朋友打趣我：“大心理专家，你多虑啦！”

是吗？可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过洁癖是强迫症的一种吗？我为自己在朋友家里闹的笑话有些沮丧，可是随意贴标签的画面却在我的生活里不停上演着。我会在安慰情绪低落的朋友时怀疑别人是抑郁症，也会把我自己偶尔的失眠归结为焦虑症。我这个初学者对心理问题的过分投入使我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备感困扰。

在一次录制节目的间隙，我把自己的困扰告诉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治疗科的心理专家唐登华教授。听完我的描述，唐教授笑了，他告诉我，最初接触心理学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自己也是，这说明我这个心理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开始入门了，但是这种“贴标签”的行为必须慢慢改变。其实，心理咨询或是心理治疗并不是拿着放大镜把每个人的心理障碍或者烦恼给揪出来，然后给个什么灵丹妙药能让内心永远阳光灿烂。心理的健康其实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心理健康”，就像是没有绝对的身体上的健康一样。心理上的“小恙”在每个人漫长的一生里都会或多或少地碰到一些，只要自己肯接纳它，稍作心理调适，就会快乐起来。原来，心理治疗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学会接纳自己的困扰和不足，学会完善它，而不是跟自己较劲！

节目日复一日，话题不断变化着，我接触到的心理专家越来越多，自己掌握的心理卫生知识也日益丰富起来。慢慢地，我逐渐感受到自己已经从“贴标签”的初始状态当中走了出来，自己的心理也在逐渐地成熟和从容起来。

生活在我面前又回复了它多姿多彩的本来面目，我又重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

接到的听众来信越来越多，我们的节目渐渐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心理救助站”，几乎每封来信都是在向我们诉说着自己内心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煎熬，“我该怎么办？”成了每封信结尾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我和节目组里的同事们欣喜地感受到了听众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肩上的担子好像越来越重，心也跟着沉重了起来。每个听众都对这个节目寄予了那么高的期望，盼望着我们能在节目中为他们人生里的大事小情做规划、做选择，可是，一个广播节目真的能够做到吗？

我和节目组里的同事们开始思考：这样的一个节目，到底是要给听众什么？

一次在录制节目时，我跟专家产生了分歧。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写信诉说他的苦恼，向我们要答案，专家只是在节目里详细地分析了他苦恼的成因便收场了。我有些替这个听众着急和不甘心，不停地继续追问，希望专家能给他支支招。

专家在坚持，我也在坚持，双方的坚持变成了僵持，我们的访谈不得不中断了。我说：“您为什么不给他答案呢？他这么信任我们！”

专家说：“这不是我们心理咨询的功能。我们不能替前来寻求解决心理问题的人做出决定，那是他自己要面对的问题！”

“那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是干什么的呢？”我还是皱着眉头，一副不解的神情。

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心理治疗的重要功能是激发出人自身的潜能，让他学会自己面对问题，学会和烦恼相处，促进自我成长！”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来心理医生只是“助手”，不是“拐杖”！

后来，专家在做完节目以后跟我交流时也提醒我说：“你们的节目其实也应该这样，你们不是人生导师，谁都不能代替别人为生活做选择。如果所有的听众都向你们要答案，你们也以为你们能够给，日子久了，就会让听众依赖你们完成他自己的人生任务，这样其实并不是在帮助他！他并没有成长，你们也只是起到了暂时的作用！”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在和多位心理专家一次又一次的探讨中，我和节目组的同事们终于明白：我们媒体人要做的其实只是大家的朋友，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倾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帮忙找专家来梳理，在和专家、和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的心灵对话中，让听众自己悟出面对人生难题的技巧和平衡自我心态的办法。

“自我成长”的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节目中，我用这一概念来劝慰和帮助那些身处情绪困扰中的听众，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我自己。

2005年6月北京理工大学精神分析师培训班的开幕式上，我被著名心理专家贾晓明教授安排在角落里旁听，看着主席台上中外心理专家们的身影，听着他们充满人文关怀和闪烁着人生智慧的演讲，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通过自己的工作，我结识了好几位在心理治疗领域优秀的心理专家、作家和社会学者，并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通过这个节目，我在自己的播音主持专业领域之外又敲开了另一扇专业学科的大门；更重要的是，我借节目之机在和各位专家学者们“一对一”的辅导和沟通当中不断完善着自我，成熟着心智！从《星星夜谈》到《情感世界》，我才是受益最多的一个！

我没有理由不感激，没有理由不勤奋！我的“心理节目”主持之路才刚刚开始，在每一个星光闪亮的迷人夜晚，我和电波另一端的你一起长大！

我爱夜话

在大众传媒当中，相较之电枧的热闹、网络的喧嚣、报纸的沉闷和杂志的花哨，我最钟情和偏爱的媒体便是广播。它的风格沉静内敛，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它的触角却可以伸向世界的任何角落。广播传播的唯一介质是声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声音作用于人的听觉，可以表达情意，引发联想，刺激心理反应。

广播是声音的艺术，更是听觉的艺术，借用“声音建筑学”的概念，广播可以创造一个无限广阔、深远的视听幻觉空间，容易使收听节目的人感受到震撼心灵的艺术效果。声音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通过人耳听到的声音，可以引发人们无限的联想，而这些联想都不是作为实体存在的，而是作为抽象的、模糊的图景存在于人的脑海之中的，这就使人的联想在接受了声音的刺激后仿佛插上了翅膀，恣意翱翔，从而带来审美上的听觉快感。

听众作为收听广播的个体，往往会有被各种声音包围的感觉。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说：“我们可以从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听到任何一个方向、任何距离以外传来的声音，而眼睛却是有限的、定向的，在任何时刻都被局限在远远小于听觉世界的一半的范围以内。耳朵是包罗万象的，对无线范围内产生的任何声音都始终是敏感的……声音的基本特征是：它充满空间。我们说‘夜晩将充满音乐，就像空气中充满芳香’。”

麦克卢汉对声音的绝妙比喻恰似我对广播夜话节目的感受：夜色阑珊时分，聆听夜话节目，“就像空气中充满芳香”。我想，夜话节目应该要带给电波另一端的听众这样的感觉。

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每天向人们席卷而来，人们还没来得及对这些信息加以辨别、吸收和消化，就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没有时间思考和审视自己内心世界的现代人在愈加忙碌的生活中会感到有些迷失和迷茫，可是稍有空闲时，便又会把自己完全交给电视，在电视机前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让电视机完全侵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晩上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问她在家里干什么。她非常幽默地回答我：“我呀，我在家里做沙发土豆呢！”

我不解其意，她笑着跟我解释：“意思就是看电视呗，我就像是一颗种在沙发里的土豆，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视机前，越长越胖！哈哈……”

朋友的比喻把我逗得前仰后合，在记住了这个有趣的“沙发土豆”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对大众传媒特点的思索。翻开学术刊物，有学者曾经发出过这样充满了火药味的抨击：“电视把属于个人的自由剥夺了！”

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人每天用来关照内心、审视自我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人们每天把自己仅存的业余时间中的大部分都交给了电视，彼此之间的沟通能力在降低，次数在减少，人际关系开始疏离和淡漠。有报道说：为了摆脱电视的束缚，西方的一些国家甚至发出了每周有固定的一天都不要开电视的倡议，目的是让人们从电视机前“解放”出来，回到家人朋友之中，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如果说电视对于个人的空间有着所谓“侵占”的话，广播则为人们提供了较大的个人空间。收听广播的唯一渠道是耳朵，也可以说听广播不仅“解放”了听众的双眼，还“解放”了听众的双脚，听众可以边做其他的事情边收听广播。只要你愿意，只要条件允许，广播就可以成为你最忠实贴心的朋友，时时相伴，声声相随。

除了传播信息，广播——这一伴随性最强的媒体，也为远离白天的喧嚣、结束一天忙碌的夜色中的听众提供了放松心情的机会和捡拾自我的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关照一下自我的内心世界，我想，偏爱收听电台夜话节目的听众朋友便是这样善于“自省”的一群。对很多的铁杆“夜话迷”来说，收听广播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它不是“一对众”的感觉，而是一种“一对一”的，甚至是比较私密的情感体验。

我的声音不够亮，从严格意义上说嗓音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我曾经尝试着在同一时间段内用自己的小半导体搜索了很多电台的“夜话”节目，里面传出的声音感觉上比我自己的要悦耳许多，听得出来，他们都是比较优秀的夜话节目主持人。那么，同为电台夜话节目主持人的我该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是困扰我比较久的问题。

我最初的理解是：主持夜话节目语调尽量地温婉柔和即可，但我隐约觉得仅仅如此，我这个“夜色中的朋友”似乎不太合格，声音中少了些什么，可是，少的究竟是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因为学业的不顺利使我情绪陷入低潮，我平时不大习惯频繁地向身边的人“倒苦水”，那段日子里，陪伴我最多最久的朋友便是音乐。听得多了，我渐渐发觉，音乐带给人的情绪体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音乐听了以后会让你忘记烦恼，重新焕发生命活力，而有的则会使人更加地忧郁惆怅，甚至陷在痛苦里拔不出来，在人的情绪比较低落时对音乐尤其敏感。

我在想，人们在深夜听收音机时，是否也是这样呢？漆黑的夜代表着神秘和些许的恐惧，它带给人安宁，也带给人孤独，此时是人的心理最为脆弱的时刻。如果，从电台里听到的节目也是伤感和忧郁的，那么关上收音机，刚好处于心理敏感期的听众会不会更加地情绪低落，甚至会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呢？“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虽然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但是，它对新闻工作者也是同样重要的。我终于明白，在电台夜话节目的主持当中，仅仅停留在温柔的声音表面，甚至用类似阴郁情绪的语调来迎合听众是不太适当的。

在一次次跟节目部的领导以及心理专家的沟通当中，在节目组里文字编辑们和我自己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确定了节目的基调：“青音”是温柔夜色中那个离你的心最近的声音，它是孤独黑夜里为你送去的阳光。

我开始尝试着为“青音”的声音注入些许活力和力量，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节目日益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寻求心理帮助和要我们解疑释惑的来信、短信和来电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生难题向我和节目组的同事们扑面而来。我们这个节目似乎承担了太多“解救”别人的责任，一个广播节目，究竟能够帮助和改变多少人呢？

在一次主持“走进心理咨询”的系列访谈节目时，我把我的疑问抛给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著名心理专家唐登华教授。我问他：“作为心理医生，每天接触到那么多的别人的烦恼，你们在解救别人痛苦的同时，自己是否也会很痛苦呢？”

唐教授对我这个问题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向我娓娓道来：“心理救助其实就像是在救一个落水的人，站在岸上拉他，肯定很难把他救上岸，你自己要是也跳进水里，说不定不但没把他救上来，自己反而也被淹没了。最好的姿态是，你的一条腿在岸上，另一条腿在水里，要和他‘共情’，也就是要感同身受，但是自己不能陷进去。如果一旦发现自己对解救别人的工作太过投入，就要及时进行心理督导了。”

听了唐教授非常专业的解释，我觉得十分受益，开始不断地告诫我自己：千万别膨胀得把自己和自己的节目当成听众的人生导师，谁也不可能也没有资格代替别人承担改变他自己命运的责任。如果在我们和专家的共同探讨当中，有一两句提醒能对听众的生活起到积极的意义，这便已经足够了！

工作中接触到的来自听众的“情感垃圾”越堆越高，我们自己的情绪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身边有朋友开始担心我：“你做这样的节目，自己可要想办法开心起来！”就这一担心，我曾经在一次节目录制前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著名心理专家贾晓明教授交流过。她告诉我，这样的提醒很重要，因为确实也曾经听说过有夜话节目主持人想不开，甚至自杀的事例。贾老师告诉我，凡是出现这样问题的主持人都不是因为节目本身影响了他，而是在接触多了负面的情绪之后，他自己潜藏的心理问题被激发了出来，并且没有及时地疏解造成的。他会以为自己就是节目里那个对人生难题所向披靡的“智者”，他对自己的困扰不能接受，他忘了其实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在心理医生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我既担心又充满好奇地望着她。

“关上咨询室的门，就把来访者所有的问题都关在里面，决不要把它们带出来，扩散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她说她自己最初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也曾经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有时候晩上会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来访者的问题。后来，她渐渐练就了“不受打扰”的真功夫。她关照我说：“做心理节目更要时时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保持好你自己的生活。”

贾哓明教授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无论多么热爱夜话节目，我都应该把工作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尽量分开，如果角色太过于混乱，我可能会把听众对节目的喜爱渐渐转化为自我的膨胀和沾沾自喜，这对我自己的心理健康、个人成长以及整个节目的发展都是没有益处的。

我也开始尝试着在主持节目之外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做回我自己，在节目里，我是那个深受听众喜爱的稳重成熟而又充满智慧的“青音”，走出播音间，我又回复到自己本来的嘻嘻哈哈的样子。我踩着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木跳来跳去，逐渐对这一状态驾轻就熟，心理状况并没有因为工作而受到干扰，反而更加地稳健、成熟、自信起来。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星星夜谈》和《情感世界》节目的几年，是我的心智成长最快的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庄重、典雅的“大家风范”深深地影响着我，在领导和节目组里编辑老师们的帮助下，我的夜话节目主持水平在一点点地进歩。我热爱广播，并由衷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面临转型、人们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之下，电台“夜话”节目将成为现代传媒当中最具人文关怀色彩和最贴近心灵的跟受众交流沟通的方式。

诗人顾城有一句非常著名的短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想说：黑夜为我的声音增添了灵性，我要用它来温暖你的心灵！

让青音成为“青音”的老师们

每一个夜晚，祖国各地会有无数颗心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个地方，一起感悟成长路上的艰辛与痛苦、收获与欢欣，这个地方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从《星星夜谈》到《情感世界》近六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大家庭”中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老听众、新朋友，把这些好朋友带到这里来的是“青音”，而把青音带到这里来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新闻部的魏漫伦主任。如果没有魏漫伦老师的提携和鼓励，便不会有今天话筒前、电波里的“青音”。

能够在中央台主持这样一档深受听众喜爱的晚间节目是幸运的，而更幸运的是结识魏漫伦老师。

从我们相识至今，印象中的她永远都是一副淡然的样子，言行举止中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她对外界的评价淡淡的，对工作中的争执淡淡的，对自己的付出也总是淡淡的。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低到有时在嘈杂的环境里会让人有些听不真切。她见人还未开口就先淡淡地一笑，她的微笑让在她面前的人非常放松，心里十分的熨帖、舒畅，她的淡是一种亲切，一种修养，更是一种距离。她不会离你很近，但也不会很远，作为领导和大姐，你得意的时候她未必会凑热闹，但你失意的时候她总在那儿。

有才情的女人难免矫情，但她不曾有过。记得我刚刚在她身边工作的时候，一次下班以后大家在办公室里闲聊，说到人际关系的话题时，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自己的处世心得。魏老师手捧一杯清茶不经意地说道：“我让自己尽可能地做到对人对事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能够摆到桌面上来。”

她的这句简单明了的处世格言曾让我反复琢磨，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也努力用这句话来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但是我发现完全做到绝非易事，即使做法能够公开透明，但对人对事的想法却难免会有自己的“小算盘”。她真的能够完全做到吗？我有些将信将疑。

相处的时间久了，我渐渐感觉到我们节目部里的气氛和别的单位很不同，大小事务都非常公开和透明，我们很少会为了单位里的人事关系分神，真的是正如她自己所言“都在桌面上”，她每天都在为每个员工能够安心工作做足功课，但是却绝少把人事纷争放在心上，因为在她的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更多的精彩和快乐。

比如她的网络。她对网络世界的精通和留恋常常让我这个小她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自叹弗如。在业余时间里，她会不时地变换多个身份在虚拟世界里众多论坛的斑竹名单上来回地穿梭，自在地享受着自己的网络生活，品尝着虚拟世界里的欢乐与哀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叫“鞋带儿”的网友意外辞世，她难过了很久，在网上祭奠，写文章抒怀，还把“鞋带儿”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与她正相反，我这个“电脑盲”却对网络不大感冒，每每遇到网络注册等在她看来易如反掌而我却愁眉不展的问题时，她便会招呼我过去，然后，熟练地打开网页，按动鼠标，三下两下便轻松搞定。我瞪大了眼睛立在一旁，她则温和地冲我笑着，眼里闪过一丝调皮：“这很难吗？你也得学啊！”

比如她的侠气。作为统领一个节目部的主任，应该会有很多复杂的局面需要她来应付，可是我却很少看她为工作中的事情焦虑不安，她好似武林当中功夫最高深的一位，不管对方的招式套路有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她总是能不动声色地轻松化解。巧的是，她自己也非常喜欢武侠，据说她曾经在网络上连载过自己创作的武侠大作。

比如她的慢。不知是否是因为“漫伦”这个名字的缘故，她做事总喜欢慢半拍，但她却也并不在意自己的慢性子。据说有一次在家里关门的时候，因为风太疾而她太缓，她的慢动作竟然使手指被挤在了门缝里。第二天，当她包着手来到办公室里把这件事当作笑话一样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也还是一副不徐不疾的样子，倒是听得我们唏嘘不已。

再比如她的细致和耐心。虽然自己是个心理节目主持人，但是当生活中出现难题时我也会一筹莫展，每到这个时候，魏老师那里就成了我的“情商补给站”。听着我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的鸡毛蒜皮，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一脸倦容的魏老师并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这时的她总会像个大姐姐一样用她自己的人生经验劝慰我的失意和心烦。每当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手机里总会蹦出她发来的短信笑话，手机嘀嗒，我的坏心情也跟着烟消云散。

还有一次，部里的一位刚来实习的年轻人打算报考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没有应试经验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魏老师听说以后，四处托人帮他打听情况，以减轻那位同事的焦虑。

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快乐，有了她对我们生活上的关心，使得我们工作起来心情非常轻松和愉快，而面对工作，她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

作为我们节目最初的开创者和最终的把关人，从《星星夜谈》到《情感世界》，魏老师对节目和主持人的要求从来没有松懈过。我拿到手里的每一篇稿件，上边都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她的批注，有时批注太多了她会先不好意思起来，我去她办公桌上拿稿子时她总会先问我：“我画得太乱了！你不方便看吧？”有时，遇到书目里有争议的话题，魏老师总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有了分歧，她也很少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而是很耐心地把她的原则解释给我听，有时，虽然节目方案被她投了“否决票”，但是她周到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丝毫没有挫败过我这个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

节目的主持人是整个节目水准的最终体现者，我的小纰漏更是逃不过魏老师的眼睛，不过，她总是很“给面子”，采取的方式非常含蓄。她会把听众给我指出错误的信在下班后悄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压上一张字条：“青音，这是一封给你提出意见的听众来信，好好看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或者她会帮我领好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放在我面前，叮嘱我有空的时候可以翻翻。即使是对我的工作提出意见也总是在下班后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

魏老师对下属的体恤和对工作的认真使她赢得了我们节目部里所有同事的尊重和认可，工作上一遇到难题，“找魏老师谈谈”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我们的节目则更像是一株在她的培育下茁壮成长的小树，最先播种的是她，最后有收获的却是我们大家。

而在这众多的收获者当中，我是最应该说感激的一个！是魏老师的提醒甚至是呵护，才使得在人生道路上左冲右撞的那个稍显稚嫩的我开始慢慢地成长、成熟起来。

有时，望着她低挽着发髻的高挑背影我会想：40岁时的我也能做到这样淡定、达观而又随性、平和吗？我希望我能！

“忙得太晚了就打车回去吧，你家那么远，我不放心！”

“你感冒吃药了没有？机房太凉了，得穿厚一点。”

您一定以为这是哪位家长对孩子的关切吧？其实这一幕幕就发生在我们办公室里，呵护的话语挂在嘴边，真正的爱留在心里，她就是《情感世界》节目的监制、我们的“大家长”——任捷。

任捷老师是我们中央台出了名的才女，她的文笔恢宏、大气，干事果敢、利落。任老师的才气和脾气在我刚刚进入节目组时便早有耳闻，但是真正和这个当年台里最年轻的高级编辑一起工作时才发现，她的那些曾经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广播大奖的辉煌经历却很少被她提起，她处事谨慎且言行低调。任老师没有孩子，《情感世界》以及《情感世界》里的所有人便成了她的牵挂。

我这个“小字辈”有时会以小卖小地磨她，想跟她偷偷“学艺”。每到这个时候，任老师总是无所谓地笑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话虽如此，但其实她对我们这些“孩子”在业务方面的进步格外上心。

记得2004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卫生部举办了“礼来杯”优秀精神卫生节目的评选，任捷老师觉得参加这个评奖对我和组里的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于是，她不辞辛苦地帮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稿子、提出意见，一遍又一遍地请台里最好的录音师帮忙录制合成。节目获奖了，她累病了，在获奖证书上遍寻不到她的名字，她却像自己得了奖一样兴奋得一脸灿烂，她像个家长一样对我们说：“你们还年轻，路还长……”

我生病了，每天打完点滴回到家里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总是她打来的，询问我每日病情如何，帮我安排好台里的工作，悉心的关切溢于言表。组里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的年轻人要参加考试了，任老师会提前帮她把工作量赶完，尽可能地为年轻人继续学习和充电创造条件。

任老师说话快言快语，做事雷厉风行。只要路过我们节目组办公室门口，从里面传出的那最爽朗的、分贝最高的笑声和说话声总是她发出的。她言语幽默且性格活跃，大家工作感到疲惫的时候，任老师的笑话一出口，准能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她面前非常放松，偶尔开起玩笑来也会没大没小。

有一次，办公室里的苏玲兴高采烈地从外面捧回了半个大西瓜，招呼大家一起享用，于是我们便围在一处，一人分得一块美滋滋地品尝开了。这时，一向爱干净的任老师见状赶紧找来几张报纸为我们铺在地上，一边铺一边唠叨着：“别把西瓜汁滴在地上了，地板搞脏了清洁起来太麻烦，最终还是大家受罪不是？”

我们一边啃着手里的西瓜一边扬起沾着西瓜汁的小花脸笑嘻嘻地打趣她：“哈哈，任老师，您可真是像办公室里的家长一样呀！”

“对呀，哈哈，而且是封建家长！”我没心没肺地补充道。

办公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头，赶忙抱歉地做了个鬼脸，借故溜到了洗手间，一边洗脸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不知任老师会作何反应。出乎意料的是，任老师并没有丝毫的计较，看到她依旧谈笑风生的样子，我心里一阵感激，暗暗松了一口气，在她眼里，我们真的都是些孩子。

孩子也有为家长操心的时候，我知道，任捷老师为了这个节目特别累。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拆阅听众来信的是她，最后一个离开办公桌的是她，解答听众电话和信件咨询最多的是她，跟听众走得最近的也是她！她爱这个节目，节目受到听众的欢迎，节目的内容能够真正帮到身处心灵困境的朋友对任捷老师而言就是最大的回报！她常常说：“只要咱们的节目可以帮到别人，咱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虽然是个主持人，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却并不像在节目里那样口若悬河，我不大善于表达自己，对于任捷老师这个在工作中给过我很多帮助与提醒，在生活中给过我很多关心与照顾的前辈，我从未当面向她表达过我内心的感激。终于有了这个一吐心声的机会，看到她为工作日益虚弱的身体，为琐事日渐疲惫的身心，我想说：任老师，好好保重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