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个春秋的晚翠

北北

晚翠就是林旭，林旭的号。

组合得多么美好的两个字！一路走去，一直走进肃杀荒凉暮色苍茫的晚境了，生命之色仍然不减不褪，依旧有着最纯粹的“翠”——翠绿、翠亮、翠生生。

可是林旭没有晚境，他只活了二十三年。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他与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一起，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被斩死，史称“戊戌六君子”。

死是因为维新变法，是因为他是四位四品卿衔充军机处章京之一，是因为他深得光绪帝的赏识，是因为光绪帝关于维新变法的诏书多由他起草。

一个仅仅二十三岁的青年！

二十三年中，他有十六七年是在福州度过的。

生命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普通，虽然爷爷林福祚功名还行，道光己酉年举人，在安徽任一知县，但父亲林百敬却仅中秀才，收入微薄，家境贫寒，并且在林旭年幼时就已病逝。母亲抑郁成疾，很快也去世。孤儿的日子怎么过？只能靠两位叔叔接济一些了。在他七岁那年，叔叔把他送进私塾读书，学习诗词律赋。他很争气，学得很好，据说常常“出语惊其长者”，于是被视为“神童”。而且，他“喜浏览群书”，家里连维持三餐都艰难了，哪有闲钱买书？林旭并不沮丧，他向邻里乡人借阅，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有好书他都毫无羞涩地凑近去借来一阅。据说能过目成诵，让人吃惊不已，也不免生出敬意，于是都“乐与之”，只要想看，就拿去看吧。

这一段生活其实是辛酸的，辛酸得如同一场漫无边际的瓢泼大雨。而他则如一株幼竹，在雨中摇晃、蜷曲、疼痛，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坚持抗争，并且奋力向天空伸展出柔韧的枝丫与绿油油的叶片。

命运的转折点在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

这与一个人有关。那个人叫沈瑜庆，清末名臣沈葆桢最钟爱的第四子，光绪十一年乙酉科顺天乡试第四十九名举人。光绪元年，即1875年，沈葆桢从船政大臣位上，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把十七岁的沈瑜庆带上了，让他了解军务吏事以及社会现状，使沈瑜庆大开了眼界。四年后，沈葆桢病死在两江总督位上，皇帝恩赏沈瑜庆为候补主事。考中举人后，经沈葆桢的老友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到江南水师学堂任职。

江南水师学堂在南京，林旭在福州，两地相隔千山万水，两人本来无论如何都难以邂逅相逢的。偏偏凑巧，1891年春天沈瑜庆回家省亲扫墓。该祭拜的祭拜了，该忙碌的忙碌了，然后闲下无事时，沈瑜庆到林旭私塾老师杨用霖家串门。

他是冲着一个传言去的：私塾里有位少年，文章了得，胸襟了得，抱负了得！

最初沈瑜庆也许只是出于读书人的惜才爱才之心，但是，把林旭的文章看过之后，他有其他想法了。

沈家有女初长成，名鹊应，才貌双全。这个做父亲的心里一动，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

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过程没有多少记载，记载的只有结果：林旭成了沈瑜庆的长女婿。的确太戏剧化了。在那个门第观念根深蒂固、门当户对还十分盛行的年代，出身豪门的沈瑜庆仅仅因为“异其博”，就把女儿的终生托付出去了，他做出了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选择。

林旭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大事做何感想呢？犹豫还是狂喜？两个家庭差距太大了，简直是天壤之别。他的家族中，仕途的高峰不过是爷爷，而在爷爷任知县时，沈葆桢正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过是沈葆桢手下微不足道的一员。七品芝麻官与位高权重的封疆大臣攀亲了。

沈瑜庆直接把林旭带往南京与女儿完婚，然后让他留下随任读书，亲自指点。此举究竟是因为实在太喜爱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而不忍割舍，还是从当年自己跟随父亲受益匪浅中获得启示呢？——他随父亲赴南京时十七岁，林旭随他赴南京时十六岁，一样是豪情万丈却苦于见识局限的青涩年纪。

林旭贫乏局促的生活突然被一束聚光灯射中，自此大变。

不久，沈瑜庆被张之洞招为幕僚，督署总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林旭也跟随前往武昌。那期间，张之洞身边聚拢了诸多精英，柯逢时、袁昶、梁鼎芬、黄遵宪、郑孝胥、叶大庄等，这些名流不仅带给林旭全新的知识，更让他领悟到非同寻常的人生境界。

1893年春他回乡应试，先参加童生试，三试皆冠，考取秀才。接着参加癸巳乡试，考中举人第一名。其应试作文很快流传到社会，居然脍炙人口，一时成为美谈。

沈瑜庆一定比谁都兴奋。像赌博一样，他做主定下这门亲事，绝不是要把女儿往贫民窑里推的，而在那时，学而优则仕几乎就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科举之路再沉疴遍地，脚不在上面一步步往上踩，就很难有出头发达的日子。

或许就是在回乡应试的那一年，林旭在郎官巷买下一幢房子。

他爷爷的老家在福州东门塔头街，因为年久失修，老屋已经破败不堪了。既然需要换新居，不如直接到三坊七巷中去，好歹离沈鹊应位于宫巷的娘家近一点。

房子不大，很玲珑。按他的心意，这房子不会久住，只是作为将来偶尔携妻儿回福州的暂时歇息处，最多留待叶落归根的晚年享用。看过外面的精彩世界之后，他心大了，眼高了，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仅仅只属于福州。

举人之后便是进士。林旭确实朝着这个目标前行了。

1894年，就在中解元的第二年，他初次进京参加恩科会试，以为志在必得，不料却落第。林旭多少有些失落。一考考成解元，再考哪怕叨陪末座，怎么也该榜上有名啊！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竟输了。唯一让他欣慰的是，他的一些诗文居然开始在京城流传，名动一时。

第二年，即1895年，林旭又参加乙未年科礼部会试，居然再次名落孙山。

他脸上肯定有些挂不住了。当年那个语出惊人的神童哪里去啦？那个让见多识广的沈瑜庆“异其博”的少年哪里去啦？

那次落第之后，林旭没有走，他留在枣城了，捐资为内阁候补中书。

“内阁中书”官阶不过从七品，在内阁中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候补”自然更微不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得“工作”了。这几年自己及妻子的生活用度一直是岳父出资，岳父虽然没有丝毫怨言，但也不能永远这么下去呀，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在他两次进京应试期间，一件大事正在发生。

东邻小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并积蓄力量向外扩张。吞并朝鲜、侵略中国成为他们的基本国策。这个野心当时甚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除美国外，其他列强也积极怂恿。由于英法俄德在中国的争夺已经十分激烈，英俄都想把日本结为自己的伙伴，以战胜对手。1894年初，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朝鲜政权向清政府求援。

危机来自日本。日本假惺惺地怂恿清政府“何不代韩戡乱”，又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真没有他意吗？不是。他们其实已经磨刀霍霍了。

1894年6月4日，清政府派淮军将领、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兵一千五百人开赴朝鲜牙山。不到半个月，日本兵也陆续从仁川登陆，占领汉城附近的战略要地。又过了半个月，他们入韩兵力已达1.8万人，并成立海军联合舰队，很快控制了朝鲜西岸。

一切都明朗化了，再傻的人此时都明白了日本人的野心。但仍然有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或者心存侥幸，也许……说不定……他们指望什么呢？居然指望各怀鬼胎的英俄能够通过“调停”和“干涉”让日本人退步。而西太后，那时正忙着准备六十大寿，她哪有闲心管这等破事？

一边是垂涎三尺的狼，一边是愚钝懦弱的羊。

7月25日，海上炮火骤起，日本人突然不宣而战了。第一天中方就有“济远”“广乙”“高升”“操江”四艘舰被击沉、击伤或被掳去。接着陆路的战线也铺开，四千多名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清军败退。

两个拳头就这么在猝不及防间蛮横无理地击过来了。8月1日，清政府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对日宣战。

战争开始了。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

先在外围打。平壤战役清军死伤惨重，黄海海战伤亡更剧。很快，日军向中国直接杀来了。10月下旬，一路日军由朝鲜新义州附近偷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进逼辽阳；另一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从背后包抄大连旅顺。

大连在11月7日失守，旅顺在11月22日沦陷。整个旅顺城的中国人，除留下三十六个用来抬尸体的之外，其余的全被日军杀掉，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时光悠悠踱进1895年，冬日的严寒还未退尽，春日的料峭已经紧接而来。1月30日，日军向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发起总攻。一个星期后，威海卫沦陷，北洋水师十一艘舰艇和各种军资物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至此，日军已经杀得性起，一个多月后，又向辽河发起总攻，并迅速占领辽东半岛。

几乎在战火燃烧的整个过程，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仍然一直心存幻想地在寻求“调停”，然后是“求和”。求和当然是需要条件的，1895年4月17日，在可怜巴巴地四处“乞求”之后，李鸿章终于代表清政府与日方签下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以驶入以上各口岸；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按进口货纳税，并准予在内地设栈寄存……

如果没有走出福州，没有结识高层人士，没有身临京城，林旭也许对这些丧权之痛、辱国之耻并没有太多切身的感受，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国难当头时，机缘巧合，让他恰好身陷政治中心地带，一腔热血顿时被点燃，满腹愤恨倾盆而出。

敏感的知识分子往往最容易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枪，但有满腹经纶和澎湃激情。在《马关条约》签订半个月后，“公车上书”发生了。

所谓“公车”，就是举人的意思。汉代以察举和征召的办法取士，被征召的士子用公家的车子接送，称为“公车”。后来，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被称为“公车”。

那期间，举人从各地进京应试，本来一心只想谋功名，可是中华民族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刻，国将不国了，他们只好从书斋中走出，以羸弱单薄之躯迎上去。

位于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成了集会的场所，他们决定上书光绪皇帝，希望这个一国之君能够睁大眼看清险恶的时势真相：割让辽东和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大祸已经近在眼前了，再不清醒，再一味退让，只有死路一条啊！这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由康有为起草，一千三百多位举人愤然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就包括林旭。

这是个开始，林旭的手本来握住的只是一支写诗作词的笔，现在，他的笔墨连同一腔鲜血，要毫无保留地泼洒向另一个更为宏大、壮烈、危机四伏的领域了。

甲午战争中，其实清政府内部也一直存在“主战”与“主和”之争。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光绪帝终于亲政，但实权仍然控制在宣布“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手中，这自然引起光绪帝的不满。于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僚为了自身利益，分别依附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形成所谓的帝党与后党。主战的是帝党，代表人物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主和的是后党，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主战派虽得到皇帝的支持，但该皇帝境况特别，他无实权无军权，傀儡而已。后党则掌控外交和军政大权。优劣一目了然。

但是惯性使很多人仍然把扭转乾坤的期望寄予他们的“万岁爷”。

康有为是最积极的一员。1885年，中法战争失败后，年仅二十七岁的康有为就利用在京参加会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皇帝，写下了五千多字，呼请变法图强。但是，这些饱蘸忧国忧民之心的文字根本没有抵达皇帝手中，反而惹出麻烦：本来他已考中进士，在发榜前夕，顽固派大臣徐桐把他的名字取消了。

1895年5月2日“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终于中进士，授工部主事。6月3日，他又一次上书，陈述了自强雪耻和富国强兵之策，作为“公车上书”的补充。二十几天后，他一鼓作气再次上书，反复宣扬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算他运气好，后面的两次上书都没白写，光绪帝看到了，认为不错，心生一念：或许真能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于是命人誊抄后分送西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而翁同龢则亲自拜访康有为，不计尊卑地与他商讨变法之事。自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帝党结合了起来。

这一年9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帮助下，由帝党官僚、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该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做关于“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道理的演说，吸引了许多高官名士加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各捐五千元以充会费，道员袁世凯也捐五百元入会。

林旭没有入会，不知是因为资格不够还是因为年纪太轻，但他却仍然积极参与活动，忙碌奔走其间。

没有料到，强学会让顽固势力既恨且怕，后党要员荣禄、刚毅等人群起围攻，大学士徐桐则再次与康有为过不去：弹劾他谋反。北京形势太恶劣了，康有为不得不在10月离京避往上海。但他仍然未歇下来，很快在上海也成立了强学会，并且出版《强学报》宣传变法。事情越闹越大了。

林旭是1897年到上海的。他的同乡、曾任台湾布政司使的陈季同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以后，寓居沪上，与其弟陈寿彭一同创办了一份以“不著论议，以符实事求是”为主旨的报纸：《求是报》。林旭来上海显然与这份报纸的筹办有关，但他却没有留下来继续参与，主编由另一位福建同乡陈衍担任。

这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北京之后第二个维新变法的中心，林旭在其中呼吸到一股股新鲜的空气，他已经完全放弃“向习词章”的抱负，而转向西学了。康有为所有政治论著被他通读一遍，那些字里行间跳跃的忧愤与抱负，像一枚枚火炬把林旭内心彻底点燃了。他因“慕之”而谒拜康有为，并且“闻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成为入室弟子。

1898年1月22日，林旭替康有为宣扬的“三世说”和“大同”“小康”学说的《春秋董氏学》作了跋。5月1日，该跋文在上海《知新报》上登出，以凌厉与雄浑引起朝野轰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在西方列强眼里成为不过如此的黔之驴，于是瓜分中国的丑剧疯狂上演。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事件，派军舰强行占领了胶州湾。不仅暗夺，都已经无耻到赤裸裸地明抢的地步了。康有为倡议各省志士组织学会以振励士气。林旭因此再赴北京，遍访在京的闽籍人士。1898年1月31日与张亨嘉一起，在福建会馆共同主持成立了闽学会。林旭成了闽学会的实际领袖。两个多月后，康有为也北上，与梁启超一起，把在京各省学会组织成统一的团体，即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林旭被推选为董事，列保国会题名第四位。

这一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借德国兵损毁山东即墨县孔庙事件被揭露出来之机，策动了第二次“公车上书”行动。林旭立即动员三百六十五名福建籍人士，率先响应，上书要求惩办凶手和赔偿损失。

林旭太活跃，目标太大了。老成持重的陈衍不免替他担心，极力劝说他暂时南下杭州避避风头。林旭去了杭州，但很快又返京，因为那期间恰逢恭亲王奕病死，变法的阻力大减，光绪帝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同时谕令举荐人才。林旭闻讯欣喜万分地踏上进京之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直隶总督荣禄都向林旭发出邀请，希望将他归入门下。

林旭进了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荣禄曾在福建任职，对福建人印象不错，也早风闻过林旭的才能，他把这个年轻才俊召来，多少有点笼络的意思。

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两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康有为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变法的原因、步骤与具体建议，一句一句都让光绪叹服。本来光绪是想委康有为以重任，但因怕树大招风——招来慈禧太后的反对，只让康有为先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而梁启超则被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8月29日，林旭经曾任福建学政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的举荐，也被光绪帝召见了。

在福州的十六七年中，林旭一直只说福州话。沈瑜庆把他带往南京后，他才笨嘴笨舌地学“官话”。语言成了一大障碍，光绪帝根本听不懂他说了什么，却又很想知道这个名声在外的年轻人都有什么好点子，便特许他将奏对之言誊写出来。这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君臣对话，如果不是“臣”之所言正是“君”极感兴趣极愿倾听的，料想光绪根本不会有耐心将这么吃力的交谈持续下去。

林旭说了什么呢？他说的内容同样围绕着救国图强，其言辞之慷慨，其壮怀之激扬都获得光绪帝的高度赏识。几天后，即9月5日，林旭和内阁候补郎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充军机处章京。

军机处是皇帝办公的辅佐机构，起上传下达沟通上下的作用。章京原来只是干秘书的活儿，俗称“小军机”。那些军机大臣多是后党之人，光绪帝既指挥不动，也无权撤换，只好弄来四个“小军机”参与新政。职位不高，权力却不小。军机处内，凡有奏章，都经这四人阅览；凡有上谕，都由四人拟稿。

林旭必定渴望一展才华。那期间他“陈奏甚多”，常代拟“上谕”，因而颇受器重。从宣布“明定国是”到光绪被囚，总共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中，军机处共发出新政谕令一百一十多道，其内容主要有：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学、奖励发明创造、提倡创办报刊和上书言事、鼓励开采矿产和修筑铁路、保护农工商利益、改革财政等。很好，是一帖帖治疗灾难深重的中国的良药。

可是形势却不好。在变法开始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就逼光绪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上谕”：第一是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第二是规定二品以上新授任的官员，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以堵塞光绪破格任用维新人士的渠道；第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控制着京畿兵权。

没有兵权确实太被动了，康有为此时想到袁世凯。此人先前曾加入强学会，而且还掏过钱，态度积极。调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后，已经握有一支七千多人的新式武装。康有为天真地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便专折向光绪推荐。

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再召见，面谕袁世凯以后可以与荣禄互不掣肘。不料袁世凯转身就去向荣禄汇报此事。后党大惊，立即调重兵布防。

其实在9月14日时，光绪已经感到大事不好，他写了一道密诏让杨锐带给康有为，内容是：“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杨锐看过这封诏后大惊失色，慌乱无措间竟把密诏放在手中整整扣压了四天，然后才交出去，不是直接交给康有为，而是交给林旭。

9月17日，没有收到康有为复命的光绪心急如焚地又写了一道密诏：“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这一次，光绪没有把密诏再交杨锐，而是交给了林旭。

两封密诏在手，身处何种境况已经尽知。林旭怎么办？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第二天冒着危险将两封密诏一起送达康有为手中。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后，由谭嗣同当夜只身密访袁世凯，劝他杀荣禄，除旧党，发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

这是一招险棋，一切都维系于袁世凯一身。袁世凯当即表示效忠，还假模假样地设计了一套诛杀荣禄的方案，20日却马上向荣禄禀报。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光绪被囚南海瀛台，同时慈禧太后下令捉拿维新派与帝党人员，历时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失败了。

康有为没有被捉，9月20日他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乘船逃往香港。梁启超也没有被捉，他在日本使馆的帮助下乘日舰逃往日本。剩下的，谭嗣同被抓，林旭被抓，杨锐、刘光第以及御史杨深秀和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等人都被抓。一个星期后，这六人未经审讯，就被押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斩了。他们当中，谭嗣同三十三岁，杨深秀四十九岁，杨锐四十一岁，刘光第三十九岁，康广仁三十一岁，林旭最年轻，只有二十三岁。

临刑前，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然后大笑，声若洪钟。他就这样死了，生命永远定格在郁郁葱葱的青春期，有着永远的“翠”。

沈鹊应痛不欲生，结婚七年，他们恩爱有加，却还未生育一子半女，生活的图像似乎还未真正展开，猛然间，林旭却撒手而去了。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遗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水调歌头》）

“旧时月色穿帘幕，那堪镜里颜非昨？掩镜检诗，泪痕沾素衣。明灯空照影，幽恨无人省；展转梦难成，漏残天又明。”（《菩萨蛮》）

这一首首泣血写下的词，从飘着苍白的招魂幌的闺中接连流出，传诵一时，让沈鹊应的才情有机会露出冰山一角。可是，这对于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有谁又能真正读懂她汪洋于字里行间的漫天悲痛与无奈？

林旭被一截两断的尸体，由沈鹊应的表兄、“商务四老”之一的李拔可带着林家仆人到菜市口收拾起来，经缝合后运回福州。可是按福州风俗却进不了巷子进不了家门，灵柩只能寄藏在金鸡山麓的地藏寺里。当地的保守派因为恨变法，所以也恨林旭，就是一具僵硬的尸体也不肯放过，竟用铁钎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

这是给沈鹊应的最后一击，她那一颗凄风无边苦雨飘摇的心也彻底被捅穿了。“伊何人，我何人，只凭六礼传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亲撰了献给林旭的这个挽联之后，她饮恨自尽。

关于她的死有两种说法：一是服毒，二是跳楼。这个风华绝代的名门闺秀，当初遵父亲之命嫁给自己原本并不熟悉的男人，然后一路为他担惊受怕、揪心牵挂，她左右不了他，也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最终能够左右的，只有自己弱不禁风的躯体，殉情成了她唯一的选择。死后她和林旭一起合葬在福州崎下山。

郎官巷那几间如今已经用钢筋水泥建起的简陋建筑群中，可以找到林旭故居的遗址。遗址上是一家摆满流行歌星CD碟片的音像店。爱来爱去的歌终日缠绵地响着，地下的林旭和沈鹊应可否听见？

原载《红豆》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