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辛格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辛格的创作一直受到国际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既是因为他获得了文学创作领域最高的荣誉，更是因为他作品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创作思想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从已经收集和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国外对辛格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介绍辛格的生平和创作历程，揭示辛格创作的现实生活背景，如简·哈达(Janet Hadda)编写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一生的故事》(Isaac Bashevis Singer: A Life, 1997)。该书详细记录了辛格生活和创作中的点点滴滴，深入解读了驱使辛格进行文学创作的外部动因。哈达在谈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时说道，“我的写作受到两个目的的驱使。首先，我想要用编年的方式记录巴什维斯的生活和创作过程……我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刻画辛格成长的文化环境……”(Hadda, xi ii)这本书以非常翔实的资料、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辛格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情感：无助、困惑和绝望。同时，这本书的作者还深刻地分析和解剖了滋养辛格和无数犹太作家的东欧犹太传统文化，为读者理解培育辛格的文化土壤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另一位学者依兰·斯蒂文斯(Ilan Stavans)受美国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merica)之托，编辑了一本概要介绍辛格生活和工作的书《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相册》(Isaac Bashevis Singer: An Album, 2004)，以剪影的方式展现了辛格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该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美国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三卷本辛格短篇小说集的背景材料，帮助读者了解辛格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动力。书中插入了大量辛格的生平照片和手稿影印件，同时附有美国图书馆的出版商组织的一次圆桌论坛的讨论记录。除此之外，保罗·克瑞什(Paul Kresh)撰写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西86大街的魔术师》(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1979)，玛西亚·艾伦塔克(Marcia Al lentuck)编写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68)等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类文献是辛格的谈话录。这类文献中较有影响的是辛格与理查·伯金(Richard Burgin)的谈话记录。伯金在1976年与辛格相识，此后便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阅读所有辛格的作品，而且多次拜访辛格，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了他们之间大部分的谈话。谈话内容收录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访谈录》(Conversations with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85)，内容分为14个部分，包含了辛格对人类自身命运的理解，对美国的看法，以及对犹太历史、文学和宗教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等等。伯金认为这本访谈录可以消除很多人对辛格的误解，为大家展示一个原汁原味的辛格。

这本书的主题是辛格的性格和他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尽管辛格认为作家应当谨慎小心，尽量避免让别人去分析他，我还是要提醒本书的读者注意一点，那就是辛格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只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深邃、生动而且充满矛盾的世界，并且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和思考，他的这种诚实显得并不“简单”。 ⁽⁶⁾

另一部较有影响的谈话录编撰者是格蕾丝·法雷尔(Grace Farrell)，她收录了25年间辛格24个重要的访谈，其中包括作者本人的2篇访谈。法雷尔试图通过这本访谈录展示辛格对他个人作品的创作本质、伦理根源、魔鬼信仰等问题的解答，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辛格的创作思想，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

第三类文献是有关辛格作品的评论。这类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较为普遍的是独立发表在一些重要期刊杂志上的专题评论。还有一类以专著形式出现，是针对辛格作品的主题和创作技巧进行的综合评论。1996年，格蕾丝·法雷尔收录了大量评论辛格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96)，引起不小的反响。该书也被认为是评论辛格最全面的一部论文集，内容不仅包括先前已经发表的众多名家的评论，如欧文·豪(Irving Howe)、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泰德·哈金斯(Ted Hughes)、鲁斯·怀斯(Ruth R. Wisse)、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等，还包含了一些首次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戴维H. 赫尔茨(David H. Hirsch)对亚拉伯罕·卡汗与辛格的比较研究，阿里达·埃里森(Al ida All ison)对辛格儿童文学的研究，乔瑟夫·舍尔曼(Joseph Sherman)对辛格小说中同性主题的研究，以及南希·波尔克维兹·贝特(Nancy Berkowitz Bate)关于辛格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研究等等。这部评论专著从不同角度深入地挖掘了辛格的创作思想、主题模式以及文体技巧等等，为辛格研究者提供丰富而权威的文献支持。

概括起来，这本书中有关辛格的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辛格的单个作品所做的书评，另一类是就辛格的整体创作主题和写作技巧进行评价。在辛格的《格雷的撒旦》出版后，欧文·豪便发表文章进行积极的评价，认为辛格可以与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相媲美，并把这本书称为“一本杰作，值得所有喜欢现代文学的人的关注”。(Farrell, 1996: 29)当辛格的另一部较有影响的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在1960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后，斯坦利·爱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立即发表评论，把这本书称作是辛格“最好的著作”。事实上，他对辛格的认可远不止此。在1964年评论《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选》时，他这样写道，“辛格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就是文学……这本书到处是惊奇和愉悦”。(36)豪和海曼等人的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辛格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

苏珊·桑塔格曾就辛格作品中魔鬼和梦幻题材发表评论，认为“辛格作品中的梦魇是后经典小说最纯粹的表现形式”。(32)桑塔格的评价实际上代表相当一部分评论家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应该将辛格归入现代派作家的行列。对于辛格研究颇深的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将辛格的创作风格成为“狡猾的现代主义”(Sly modernism)。在伯金看来，辛格是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具体社会背景下的特殊状态，并借此来表达作者个人社会的、心理的和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辛格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非常敏感，并且比其他作家的感知更“现代”。(46)

哈金斯也曾撰文对辛格的创作天赋大加赞誉：“诗化的想象力是辛格处理小说主题的基本策略，同时也是他的最大优点。他的行为处处体现了冷静和分析的品质，使得他最终能够看透一切，获得救赎。没有这种天赋，他可能早就和其他人一样分裂了。”(40)莱斯利·费德勒则试图分析辛格的美国化问题。在他看来，尽管辛格坚持用意第绪语进行原始创作，但毫无疑问，辛格的作品仍然是以美式英语作为载体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如此，他的很多小说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他的第二故乡——美国作为故事场景。(113)费德勒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多数美国读者和评论家，也客观上为诸多反对辛格的评论家提供了佐证。

除了以上正面的评价之外，这部专著还收集了部分从反面评价辛格的评论。其中，约瑟夫·兰迪斯(Joseph C. Landis)的论文就对辛格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辛格“站在主流意第绪语文学主流的外边，彻底拒绝该主流的中心价值”(120)。兰迪斯的评论代表了不少辛格反对者的意见，他们拒绝承认辛格的犹太作家身份，对于辛格作品中的所反映出的犹太信仰问题以及过多的性描写极为不满。

另外还有两本评论专著值得一提。一本是由辛格研究者爱德华·亚历山大(Edward Alexander)于1980年出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辛格的多部长篇小说如《莫思凯家族》、《卢布林的魔术师》、《奴隶》、《庄园》、《敌人：一个爱情故事》、《肖莎》等进行评论。另一本是由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S. Friedman)于1988年出版的，内容编排和亚历山大的著作接近。这类著作里的评论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构成了系列的研究，可以帮助辛格研究者和读者系统而全面地理解辛格的创作思路。

在上述三类文献之外，还有一本学术专著的影响不容忽视。该书名为《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犹太性》(The Jewishnes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2003)，是由我国辛格研究的权威专家乔国强所著，并在英国的Peter Lang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本著作以深邃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有力地阐释了辛格充满矛盾的现代性、犹太人同化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苦难、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阴影及其去美国化，以及辛格如何在作品中叙说犹太性。该书体量丰富，学术性极强，是目前论述辛格犹太性最全面系统的一本学术论著，为辛格研究者开辟了一条充满艰辛但却能到达彼岸的研究路径。

通过以上对国外辛格研究的文献整理，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国外对辛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作背景、创作思想、主题模式、犹太性和现代性等方面，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其主要意图在于揭示辛格的创作与社会、宗教和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故事之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故事本身，没有充分发掘故事本身的结构之美。另外，一部分评论在内容上相互借鉴，互相派生，频见重叠之处。因此辛格在面对这部分老套的评论时，显得有些不耐烦：

文学是要讲一个故事或是表达情绪，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进步。我们的知识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仍然在不断地进步。但是我们的情感还没有变，文学也基本上没有变。文学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一些教授和批评家想要把它变成科学，终将不会成功。(Burgin,1986：95)

辛格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部分批评家的一种抗议，反对他们对自己作品中的主题、历史、宗教等话题进行的无休止的争论，以及他们试图揭示自己以及其他作家的创作思路和程序的做法。“文学是一种艺术”——辛格实际上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完整的艺术品，而不是任何历史、宗教和社会力量的衍生物。在他看来，如果过多地重视文学之外的因素，而忽视了文学本身，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此，本书作者试图对辛格的看法提出一点异议。事实上，文学批评与文学一直相伴而生，已经成为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选择、判断和评价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是以文学批评为准。(Klages, 2009)辛格的作品也不例外。同时，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一样，并非完全是科学和程序，更多的是“情感”，是批评家的情绪与作家的情绪碰撞的结果。本研究针对辛格作品的形式和结构进行研究，从广义上来说同样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

其次，国外对辛格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长篇小说上面，对于短篇小说的关注略显不够。目前唯一专门研究辛格短篇小说的一本专著是爱德华·亚历山大的《艾·巴·辛格：短篇小说研究》(I. B. Sing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1990)，这本专著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进一步解读欧文·豪所提出的“辛格的现代性”问题。亚历山大认为，辛格的长篇小说更加关注19世纪的波兰犹太历史，历史现实主义色彩很浓；而他的短篇小说所反映的主题更具现代色彩，也是他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原因。亚历山大在这部专著中将辛格的英译短篇小说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且在分析的过程中进行积极的取舍，试图对辛格的短篇小说进行全景式的解读。遗憾的是，这本专著虽然覆盖面很广，深度却略显不够，文中的讨论也仅仅是围绕创作主题展开，对于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则没有太多触及。

弗里德曼所著的《理解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Understanding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88)共分为六个章节，除去第一章的综述外，其余四章分别论述了辛格的九部长篇小说，仅在最后一章以总评的形式论及了辛格的短篇小说。该书以1982出版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短篇小说集》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了辛格短篇小说中不变的主题：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辛格从传统的犹太社区汲取道德营养，将人类对上帝的信念作为唯一的主线贯穿于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中。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与亚历山大的研究相比，却显得过于笼统，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辛格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犹太人生存现状的关切之情。

在单一作品的评论方面，阿尔弗瑞德·卡津(Alfred Kazin)针对《傻瓜吉姆佩尔》评论较为深入独到。卡津高度评价了辛格高超的创作技巧，认为辛格受到犹太正统教育的滋养，植根于东欧犹太社区，因而创作出如此杰作。小说中的“傻瓜”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传奇式人物，一个在纷乱的世界里承受一定认知的人物。“吉姆佩尔是犹太人的傻瓜：一个永远单纯天真的傻瓜，一个明知自己被愚弄却为了别人牺牲尊严的傻瓜。”(Kazin, 1996: 61)卡津从宗教、传统、文学以及美学角度对这部作品赞誉有加，对辛格的剖析也很有见地。尽管在文章结尾处将辛格与霍桑相比较略显牵强，但这篇评论仍难掩其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理查德·伯金和格蕾丝·法雷尔在论述辛格的现代性及其作品“隐藏的上帝”时，都分别论及了多篇短篇小说。伯金以《老有所爱》(Old Love)和《旅游巴士》(The Bus)两部短篇小说为例，充分论证了辛格在“传统”外衣包裹下那不易察觉的“现代性”。(Farrell, 1996)法雷尔则以《孤身一人》(Alone)、《羽毛的皇冠》(A Crown of Feathers)等小说阐释了辛格作品中魔鬼的胜利、上帝的隐藏和人类的彷徨无助。在他看来，辛格笔下的“魔鬼”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是真实存在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力量，不应该被轻易忽视。而代表正义力量的“上帝”同样真实存在，但却总是不在人类面前显现，因而造成了人类目前的生存困境。(Farrell, 1996)这两位辛格研究的专家都以其独到的视角剖析了辛格作品的主题和特征，并且都较多地关注了辛格的短篇小说。不仅如此，两人还都分别论述了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技巧。伯金在文中深入阐释人类的“无知”状态时，从修辞的角度论及了“巴士”的象征意义，将其视作“人类欲望、意识、寻求现实并逃离现实”的一种象征。(50)而法雷尔则分析了小说《孤身一人》中的叙事视角，提出正是因为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才使得小说中“那熟悉的迈阿密海滩与主人公自我之间的分裂”显露无遗。

(83)国内对辛格的关注和研究总体上来说数量较多，除大量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之外，还有部分研究专著。目前国内在辛格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专家当属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乔国强先生。乔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归国后完成专著《美国犹太文学》(2008)；同年底，另一力作《辛格研究》问世。除此之外，乔先生还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研究辛格的论文，如《批评家笔下的辛格》、《辛格笔下的女性》、《同化：一种苦涩的流亡——析“同化”主题在辛格作品中的表现》等，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带动了不少年轻的学者投入到辛格的研究中去。在年轻的学者当中，较为出色的当属四川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傅晓微，她早在1998年就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辛格“民族忧煎情节”探析》，此后一直致力于辛格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并于2005年顺利完成博士论文《艾·巴·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另有几篇硕士论文也以辛格作为研究对象，如湖南师范大学王建强的《信仰的召唤：雅夏的精神困惑与自我救赎》，吉林大学王革的《漂泊的灵魂 失意的栖居——由辛格的小说看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内涵》，以及苏州大学戎晓云的《固守与超越——辛格创作与犹太传统文化关系分析》等等。据乔国强先生统计⁽⁷⁾，自1979年以来，大约有48篇文章介绍或讨论了辛格的创作，内容主要涉及辛格作品的主题模式、写作风格和民族情结等。乔先生因此认为，我国对辛格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视野和角度还非常有限。2006年之后，又有约12篇文章针对辛格的小说进行评论，内容也主要涉及辛格的宗教情结、创作技巧和主题人物等。

相较国外的辛格研究而言，国内针对辛格短篇小说的研究在数量上略显突出。1984年共发表两篇论述辛格短篇小说的论文，即郁诚炜的《辛格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尹岳斌的《辛格短篇小说浅析》。郁诚炜运用中国传统的文论术语，高度概括了辛格短篇小说中结尾艺术各种表现，有力论证了结尾在烘托主题、表现人物方面的重要作用。该文语言优美，思路流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评论佳作。尹岳斌在他的文章中同样论及了辛格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他提出，辛格喜欢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故事，其短篇小说的巧妙构思和完整结构并无固定模式，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尹岳斌，1984)这两篇论文是国内辛格短篇小说研究的先驱之作，也是本书论述辛格结构艺术部分的重要参考。遗憾的是，此后并无论及辛格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力作出现。

在辛格短篇小说研究中较为突出的是围绕主题和人物进行的评论。1987年徐忠仁的《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和<老来恋>》，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剖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特征、现实意义和写作风格。这篇文章不仅观点有新意，论述有深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对于后来的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穿越20世纪整个90年代后直到21世纪的2004年，齐宏伟采用类似的比较方法，将辛格短篇小说中的“傻瓜吉姆佩尔”和鲁迅笔下的“阿Q”以及余华笔下的“傻子”形象进行比较，将比较研究的对象延伸至不同国界的作品。齐宏伟比较了三种“傻子”之间的不同之处，并且在文章结尾处富有深意地提出：“鲁迅的启蒙，余华的人道，辛格的圣愚，从不同层次折射写作叩问生存的伟大意义”，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家之间建立起人文精神层面的联系。(齐宏伟，2004：61)2006年，刘素娟和樊星发表《犹太文化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相通的证明——<傻瓜吉姆佩尔>与<许三观买血记>的比较》，再次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中外两部短篇小说进行比较，揭示两部作品在主题模式、人物形象方面的相似之处，并由此探讨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辛格的几篇代表作上。2003年熊修春发表《美籍犹太作家辛格笔下的愚者意蕴》、2006年王明霞发表《“智者”还是“愚人”——简析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再次论及“傻瓜吉姆佩尔”。同年，陆建德发表论文《为了灵魂的纯洁——读辛格短篇小说有感》，再次评论了《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等小说。

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试图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对辛格的短篇小说进行剖析。马晓娜在2006年撰写题为《试论辛格短篇小说中奇异题材的深层意蕴》中，对辛格短篇小说中的魔鬼和精灵这类奇异题材进行梳理，并试图挖掘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意蕴。刘国枝和刘卫(1998)、孙珍(2006)、李红梅(2010)则分别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剖析辛格在短篇小说中透射出的宗教意识，揭示其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在所有企图解释辛格短篇小说创作动机的评论中，有两篇文章不得不提。一是乔国强所撰的《斯宾诺莎对辛格创作的影响》一文，二是吴长青发表的题为《被遗忘的意识——辛格短篇小说论》。乔国强主要是从阐释斯宾诺莎的理论思想出发，深入剖析辛格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吸收和扬弃，进而揭示辛格如何借助斯宾诺莎的理论展现犹太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尴尬处境。吴长青则以散论的形式、诗化的语言，评述辛格短篇小说中蕴藏的非理性的以及不可知的力量，意图揭示辛格创作动机中“被遗忘的意识”。

总体上说，国内对辛格短篇小说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的成果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辛格短篇小说中主题、人物和动机等因素。但是这些研究仍然表现出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作品的主题模式、宗教信仰、民族情结等方面，对于作品的结构安排和叙事技巧则很少触及。另一方面，研究对象的选择有限。多数的研究仅限于辛格的几篇代表作，研究的广度明显不够。

针对以上国内外对辛格研究的梳理，本书计划从辛格的短篇小说入手，从叙事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意图揭示辛格短篇小说的叙事技巧。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够为目前的辛格研究提供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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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辛格《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段传勇译。

(2)引自辛格《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段传勇译。

(3)引自辛格《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段传勇译。

(4)引自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黑乌译。

(5)引自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黑乌译。

(6)参见Singer和Burgin所编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访谈录》的Introductory note。

(7)参见乔国强所著《辛格研究》。该书出版于2008年，所统计科研成果截止到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