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武汉植物研究所的日子

初到武汉植物研究所

武汉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58年1月创办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首任主任是陈封怀。

陈封怀是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陈封怀祖籍江西省修水县，曾祖父陈宝箴，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曾任湖南巡抚，提倡振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创设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祖父陈三立，进士，授吏部主事，“戊戌变法”后与父同时被革职，后潜心诗文，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父亲陈衡恪，曾东渡日本留学，为民初国画大师，著有《中国绘画史》等。

陈封怀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东南大学，1934年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1936年归国，历任庐山植物园主任、中正大学园艺系教授、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为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的武汉植物研究所交通条件并不是很便利，每隔一个小时才有一辆59路公交车开往市区，晚上七点之后，就再无公交车光临。好在武汉植物所风景优美，又坐落在东湖之滨，和著名学府武汉大学遥遥相对。幽静的环境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正是搞研究的好地方，这才稍稍安抚了初到这里的研究员们。

钟扬学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来到植物研究所工作让他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有些“不对口”。当时，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生物学方面的十几个研究所都配备了计算机，而全国上下，懂计算机的人才又很稀缺。钟扬这一批和计算机专业挂钩的大学毕业生就被引进到各个研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让少年就已“成名”的钟扬有些心意难平。从儿时的天才尽显到考上中国科学大学少年班，事事都很精通的钟扬眼光不止于此，他的才能仿佛受到了压制。他那颗想继续考研深造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他认为，在武汉植物所的日子是个沉淀的过程。

和钟扬有着同样想法的不止一人。钟扬的夫人张晓艳回忆说：

“当年我们有三个人到武汉植物所报到，当时是先住在招待所。在去招待所的路上，第一次碰到钟扬和另外一个已经分配过来的人，那人是学日语的。后来，因为大家的家都不在武汉，基本上吃啊住啊玩啊，都在单位里头。我们住的地方，也在植物所的园子里，所以，很快也就都彼此熟悉了。同时因为我是女生，学日语的也是女生。我觉得当时其实大家都想离开武汉植物所，至少我是特别不安心的，离家特别远。他刚分到武汉植物所，说是维护植物所的电脑系统，其实系统根本就谈不上，只有一台很土的电脑。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稳定，我家在西安，我因为毕业以后没有分到西安，就老打算着回西安。他肯定也不甘心只是维护电脑，不甘于在植物所就做那事，在找机会，就会有很多思考。那时，所里陆续分配来的外地大学生比较多，大家都不稳定，植物所的条件也不好，交通又不便，一个小时一班车，下午五点钟就没车了，等于跟在农村没太大差别。”

张晓艳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专业。由于张晓艳的家在陕西西安，所以在还未毕业时，她的工作方向就已经确定——回家乡到父母身边。张晓艳的系主任这个想法得知，很是为她惋惜。西安能给张晓艳提供工作的，是一个基层的几乎无科研条件的单位，而张晓艳自身的科研能力又很强，去这样一个单位，国家不仅会少一名科研人员，对张晓艳来说，也很难施展身手。系主任就将武汉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研究的重镇，推荐给张晓艳。张晓艳虽然还是有些动摇，但为了不辜负学校的器重之情，最后还是选择去了武汉植物研究所。

时任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胡鸿钧，将初来这里的研究员的情绪都看在眼里。他担心人才留不住，这对研究所来说，是一个大难题。而钟扬所展现的才能，正是胡鸿钧所欣赏的。如若能留下这个人才，日后定能有所作为。

胡鸿钧找到钟扬，和他促膝长谈。在听了钟扬肯留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担保后，胡鸿钧一颗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下来。

钟扬有出了名的好文笔好口才，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团总支宣传委员一职。植物所有自己的刊物《武汉植物学研究》，这本刊物的排版印刷，钟扬都要亲力亲为，力求做到最好。不管是设计图案，还是设计文化衫，他都颇富创意，给人眼前一亮之感。

除此之外，他还调动所里的年轻人，在工作之余打排球，增添一些生活上的乐趣。有时候，他还会在同事们工作疲劳时，教大家打桥牌。说相声、讲故事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所里的同事都被钟扬身上的热情和活力所感染，工作氛围也变得轻松起来。

所里有个年轻人叫王有为，有音乐特长，会作曲，而钟扬会作词，他们经常合作完成一首歌的创作。虽然钟扬唱歌被王有为调侃有些“五音不全”，但他丝毫不在意。甚至在出国回来后，还给王有为带了音乐磁带。这件事令王有为至今感动不已。

钟扬在植物所里也没放弃他的爱好。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要做时间的主人》一文，收入由许春耘编著的《少年大学生谈学习》一书，1984年12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