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这件事，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的确很特别，因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心里想什么，大概谁也不会想知道，包括我自己；另外，之前我从没写过日记。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就是要记下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想一直写下去。

“与人相比，纸更有耐性。”这是我心情烦闷那天想出来的一句话。当时我坐在家里，用手托着下巴发愁，不知道该做点什么——琢磨着是留在家里呢，还是出去玩。当然，最终我哪里也没去，就坐在那里想东想西，脑子里就冒出了这句话。的确，和人相比，纸真的更有耐性。这个写日记的硬皮本，我是不会随便让人看的，除非我认定那个人是真朋友。因为这是“日记”啊，这名字可是意义非凡的。

此时，我想说说自己为什么开始写日记。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我真正的朋友。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会孤独得很彻底。因为，我有父母，他们都非常爱我、关心我；我还有个姐姐，已经十六岁了；还有很多男生用热情的目光追逐着我，他们都很喜欢我，即使上课都会拿着小块的破镜子偷偷看我。我的阿姨们都很亲切有趣，我的家庭也很温暖和谐。这样看起来，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似乎什么都有了。

我和平日的那些朋友们谈的，都是日常琐事，顶多说说笑笑、打闹一番而已，实在没有办法再近一层。因为，我们不能彻底相信彼此，当然，这大概有我的错。可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就是事实，而且改变不了。于是，我开始写起了日记。

有的人记日记匆忙潦草，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我想让渴盼这么久的好朋友的形象更高大些，我想让它做真正的朋友，我叫它“吉迪”——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

我担心会有人看不懂我在跟吉迪说些什么，所以并没有立刻开始写，而是先说说我目前的生活状况——虽然我并不想说。

我见过很多做父亲的成年人，而我的父亲却是最亲切、最值得尊敬的。父亲娶我母亲的时候，他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五岁。1926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我的姐姐玛格特出生了。1929年6月12日，妈妈又生下了我。我们一直生活在法兰克福，直到我四岁。

那是1933年，爸爸去荷兰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据说是生产果酱制造机的公司。不仅如此，由于我们是犹太人，爸爸还办了移民。这年9月，我的母亲爱迪斯·赫兰德·弗兰克也跟随父亲而去。我和姐姐没有去，而是去亚琛市，和奶奶一起生活。后来玛格特也去荷兰了，是在这年的11月，而我则是在1934年2月去的。当时，大人们说要送给玛格特一个生日礼物，就把我放在桌上了，还发出“咚”的一声。

后来，我上幼儿园了，在蒙台梭利。六岁时，我上了一年级。到六年级时，由库普鲁斯太太教我，她既是教师也是校长。六年级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和她告别，因为玛格特和我即将进入一所犹太学校学习，他们同意接收我们了。

生活对我们来说很是艰难，希特勒在德国颁布了反对犹太人的法律，我的亲戚们在那里受尽折磨。1938年，针对犹太人的几次大屠杀终于过去了，我的两个叔叔从德国逃出来跑去南美，在那里安定下来；奶奶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便来到荷兰与我们住在一起。

可是，1940年5月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安宁的生活了。先是战争，接着是投降。德国人就此长驱直入，给犹太人带来了无尽的噩梦。反犹太人法令处处限制我们的自由，比如，凡是犹太人，都要戴着一颗黄星；犹太人的自行车，必须上缴；犹太人不允许坐电车；即使是自己的车，也不许开；购物必须在下午3点到5点钟之间；理发和美容，只能去犹太人开的店；晚上8点以后至早上6点以前，绝不允许到大街上去；一切娱乐场所，包括戏院、影院，都禁止犹太人出入；一切运动场所，包括泳池、网球馆、曲棍球馆，也禁止犹太人出入；一切公共体育比赛，都禁止犹太人参加；不管是自己家还是朋友家的庭院，在晚上8点以后都禁止停留；只能进入犹太人学校上学；基督教家庭禁止犹太人出入……很多事情都是被禁止的，可即使这样，也不得不继续生活。

“我真担心一不小心就触犯法律，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杰克总这么对我说。

1941年的那个夏天，我的生日过得马马虎虎，因为奶奶生病需要手术。实际上，1940年的生日，我也过得很潦草，因为德军占领了荷兰。

奶奶在1942年1月离开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依然深深爱着她，谁也不知道我是多么想念她。不过，这年大人们倒是为我举办了生日聚会，因为前几次过得都太马虎。所有人的蜡烛都被点亮了，包括奶奶的。

总之，我们四口人的生活过得还可以。直到我开始写日记的时候——194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