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生眼里的中国——耶鲁风景线拾零

苏炜

“心热”

读耶鲁学生用中文言述的中国话题，时时读得我心热，又时时读得我心惊、心痛。

“……去过中国以后，跟更多从中国来的人交朋友，我就发现我的教育经验有很大的缺点。我到现在为止只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我是有点太骄傲了，我把所有耶鲁教的东西都看成是真理。实际上我只是在一个美国的镜子里看对中国的反映，用这个方法看不出很重要的部分。我需要了解中国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国家怎么样，自己有什么看法。如果我把这两个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中国对中国的看法，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自己决定哪个是比较正确的。这样，就不应该继续依靠有偏见的教育来学习中国。”

这是我指导的美国学生何矛（Matt Huttner）刚刚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开场白。我相信，这大概会是耶鲁三百余年历史中——很可能也是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大学本科生中，第一篇用中文写作完成的毕业论文（Senior Thesis）。今年耶鲁东亚专业破天荒地批准了四年级本科生何矛提出的特别要求：不用英文，而用中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为了了解中国人自己怎样看待中国，他决定做一个选题角度独特的研究：把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作互相比较，再和美国历史教科书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言述作比较。他选择了三本教科书：中国“普高版”

（普通高中）中国历史课本；引起争议的去年上海新版教科书的中国历史课本；以及耶鲁教授、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编写的中国历史课本——“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的追寻”），择取这三个课本里对四个历史事件——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描述作比较分析，从而找出他所认识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知”和“偏见”。

那天，何矛的导师——历史系女教授怀丽尔·韩森（Valerie Hansen）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指导他用中文完成毕业论文的可能性。何矛（Matt），这位在校园内广有人缘、担任了很多个耶鲁义工团体负责人的帅气洋人小伙子，已经跟我修读了两年现、当代高级中文课程。我记得，两门课中，我给过他一个“A-”。在耶鲁这样竞争激烈的校园里，很多学生也许得了一个“A-”，就要打退堂鼓了。论实际中文程度，何矛也许不算我教过的学生里最拔尖的，但却是学得最为锲而不舍、也最有思想见地的一位。我当然乐观其成也乐助其成。我问他：何矛，用中文写十五页的论文，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付出的心血，可是比你用英文写二十五页的论文（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工作量要大得多也难得多哪！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我特意用了一个中国成语。何矛笑笑说：苏老师，这个“自讨苦吃”对我太重要了。我说我要了解中国人看待中国的观点，我学了这么多年中文，用中文来表达我读中国书的看法，我认为是一种更合理、更有力量的论文方式。当然……他粲然一笑：我是你教出来的学生，你不觉得，这样很酷——你也很“酷”吗？

我心头一热，大笑。

——酷。这个包含“新奇”“特别”“有趣”和“怪异”的字眼，在美国年轻人的生活里几乎无所不在。哈，如今也落到“老模咔嚓眼”的“苏老师”身上啰！——“何矛要用中文写Senior Thesis！”“何矛实在太酷啦！”这个消息，马上风一样传遍了耶鲁学中文的学生圈子。男女学生们纷纷向我探问究竟，“苏老师”摇头晃脑的，果真是“酷”得不行哩！

承蒙上海老友Z君的越洋鼎力相助，我为何矛找齐了他论文急需的全套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何矛捧着中、英文的大厚摞书本日夜苦读，频繁地在我的办公室进出，终于在截止日的最后一刻，完成了他洋洋洒洒的中文论文，上交导师。他付出的心血完全是双倍的——在十几页的中文论述前面，还加上了几乎同样长度的英文论述。我这里不便一一细列他对三本教科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比较研究。比方，他举出文字实例，质疑了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对“鸦片战争”的描述后面，其实包含了一种“中国不如英国”的偏见；又指出了三本教科书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大而化之”。史景迁教授的美国版是因为梳理不清楚“文革”的成因而显得语焉不详，中国教科书的两个版本却因为回避各种忌讳而对“文革”成因含糊其辞，使得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反而在表面看来，是三本美、中教科书的描述中“最相似，最一致”的方面。我和韩森教授都给了这篇论文“A”的评分。近日获知，在韩森教授推荐下，何矛这篇耶鲁“史无前例”用中文写作的毕业论文，已经获得了耶鲁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高荣誉——“威廉斯奖”的提名（结果将在毕业典礼上揭晓）。

我祝福他——我知道，这同时也是对自己、对我的中文母语的祝福。

“心惊”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天的之前与之后，很早就消失了。最近四年以来，我乱糟糟的脑子久而久之忘记了很多东西，可是无心保存了那一天我看到的一个云南少数民族的小村子的印象。”

我称赞我的学生麦特（他的英文名字同样叫Matt），他这篇题为《我想象中的中国农民》的中文作文开头的第一个句子，简直漂亮得可以跟南美作家马尔克斯那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孤独》的开头相媲美——确实，美国学生们在双语转换中常常无意得之的简洁而奇峭的中文表达句式，时时让舞文弄墨半辈子的“苏老师”嫉妒不已呢！但是，更打动我的，是透过麦特的文字，我触摸到的一个年轻美国孩子那颗关怀广大的悲悯的心。

还在高中时代，十六岁的麦特就到中国留学——在一个名叫“海外学年”的中外合办的项目里学习中文。在北京，他常常听他的中国朋友说：（以下是他的作文原文）“你们外国人都一样，去过北京，去过上海，马上就觉得，哎呀，我很理解中国现代的情况！如果你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农村，没跟那些完粮纳税的农民打过交道，你们就仍然是不识时务的老外！”

在他的要求下，中国老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云南的乡村。

“我记得那一天，我站在村外的田野上，糊里糊涂地看着二十几个既年轻又标致的傣族人，向我们表演一种传统舞蹈。那些傣族女人穿着特别漂亮的黄色的长裙，笑盈盈地把脚向前踢出来。她们的幸福表情让我很怀疑——她们果真享受着这种可以天天向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的人’表演古代文化的生活吗？她们很机械地跳着舞时，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也同样穿着漂亮的傣族衣服，不过那衣服上已经变得有点污浊，他跳了一两步，就醉醺醺地摔了下来。我们都笑了他。……”

麦特问道：

“……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假的跳舞表演。我们还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傣族人的普通生活条件，并不知道他们怎么耕地、交税，或者卖他们所收获的大米。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没问。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不想表现得太好奇，也不想冒犯他们。但是，我害怕的最终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在乎。”

文章的结尾，麦特用反讽的语气写道：

“我们不但去过北京和上海，而且去过云南最穷的一些农村，好像我们可以放心了。根据那些北京城里人的说法，我们现在对中国已经什么都了解了，是吧？”

——麦特的整篇文字，差不多都被我详引出来了（除了错别字的更易，大体上是原貌）。那天，读、改完麦特的作文，内心忐忑了许久。我一时说不清楚，浮在自己心头的是一种什么情绪，只是似乎有点隐隐作痛。作为在西方大学任教的中文教师，我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只是在一个“包装过的中国”里学习中文、了解中国。这样在矫饰中了解的“中国”，往往反而是对真实中国和本真中国文化的深度伤害——我在以往的文字里，已经述及这一点。但是，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我想，对于我等华族士人，麦特描述的一切，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了。这些年来，神州大地可谓处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哪哪都有“穿着特别漂亮衣服”“笑盈盈把脚向前踢出来”的诸般表演。偌大中国，实在都已经“人工景点化”，也“面子工程化”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活在一个“拙劣包装过的中国”里而不自知；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同样被种种样样地“包装”起来而不自知；甚至，我们自身也成了那些“人工景点”的一部分，不但不自知，甚至还有点自得——假作真时真亦假，因为“包装”本身，已经成为“真实”的一部分了！

细细琢磨，我发觉麦特文中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句子，其实是他的那个“害怕”——他对自己那个“真的不在乎”的“害怕”。

这个二十出头的美国大男孩子也许压根儿想不到，他向“苏老师”

扔出的，是一块捣心戳肺的石头——面对眼前“盛世繁华”中一片片嚣肆的虚矫，多少年来早被逃避主义、犬儒主义喂养得脑满肠肥的我们，真正“害怕”过什么吗？“在乎”过什么吗？

“心痛”

近年来美国大学校园内越来越多的华裔学生，开始用中文来阅读和思考中国，同时面对自己的母国——父母的祖国各种社会政经发展的问题。随着美国“婴儿潮”（也即中国内地“老三届”）的一代人步入中、老年，也恰值“文革”后第一代中国内地留美学生的子女们进入大学的年龄。近几年来，美国校园内华裔学生修读中文的人数在持续上升，各大学中文项目都不得不针对教学需要，同时在各年级增开“华裔班”。华裔学生中，以往是港、台背景的学生占多数，近年来则逐渐以大陆背景的学生为主导。他们的父母一辈，大多经历过“文革”，下过乡，吃过苦，又亲历过改革开放的世态激变。所以，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子女们，也许在少儿时代，会设法忘却或淡化自己的华裔身份（为着能跟周围孩子“一个样儿”），但成年后马上就找回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并且一般都对中国的话题敏感热衷，有归属感也有使命感，每每能够道出一种血浓于水的切肤之痛。

小萱，就是这么一个对中国发展有理想抱负、又有参与热情的华裔女孩子。她在我的课上交出的每一篇关于中国话题的读书报告，每每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有的放矢，让我读之抚卷再三。她曾一再认真地向我描述过她的人生理想：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毕业之后，她想效仿在耶鲁毕业的中国先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榜样，投身到中国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里去。

“小萱，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想象过你将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么？”那天，我听完面容清秀、眼神清澈的小萱缓缓地向我说着晏阳初，道出她从今年夏天就准备回中国，到北方某省农村开始着手推动的乡村教育计划，心头镗然一震。我知道，晏阳初先生创立于1934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当年在河北定县的乡村试点曾一度干得轰轰烈烈，同时凝聚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有识之士（约四百人）投身其中，“可是，最终，老先生却在中国社会残酷的政经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啊！”我叹着气说。

“苏老师，我知道的，我读过关于晏阳初先生的所有故事。”她淡淡笑着，却神情坚定，“我相信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晏阳初先生没有完成的理想，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因为乡村教育问题一天不解决，它就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小姑娘话说得平实，却是语重千钧。

那天，送走小萱，我特意上网去查阅了有关晏阳初先生和他创立的“平教会”的有关史料——

“平教会”将乡村建设提到担负“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县实验看成是弥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缺陷的革命性工作，还将此比作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为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决不在苏俄‘五年计划’之下”。晏阳初强调，乡村建设的使命不是救济农村或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它之所以担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平教会没有停留在爱国的口号上，……据统计，在定县实验区工作过的人员，总计约四百人，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学国外者约二十人，国内大学毕业者约四十人。总干事长晏阳初，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各部门负责人，也多是留学欧美及日本的博士、硕士。……其中，有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有的任过大学教授，有的还做过大学校长。不夸张地说，凭借他们的资历，留在大城市过舒适的生活，乃至跻身仕途，谋取高官厚禄，绝非甚么难事。然而，他们毅然到生活条件较差的乡村去搞平民教育实验，这无疑需要超凡的眼光，超人的勇气，更需要付出超人的牺牲。

由城市来到环境恶劣的乡村，意味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尤为困难的是，日常工作经费经常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为此，晏阳初经常强调节缩开支，1935年晏阳初说：“数年来敝会经费支绌，屡有核减，本年度职员薪给更属有减无增。”由于经费少，工作人员只能粗茶淡饭，外出办事连饭费津贴都没有，以致身体经常到了坚持不住的地步。1929年，晏阳初在致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信说：“李景汉的身体已彻底垮掉。这是由于他去年紧张的工作和一直待在农村并与其他同事一道吃粗粮的结果。”晏阳初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为了平教事业的发展，简直是“把死的精神做生的工作，和困难奋斗，至死方休”。

（引自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4月号）

——原谅我一口气详引了这么多“平教会”的史料。

我才忽然明白，原来耶鲁校方近年来在所在的纽海文市所推动的社区改造，走的就是当年晏阳初的“平教会”的道路（或许，晏阳初的“平教会”实践，就得自他当年在耶鲁获得的灵感）。近十数年来，耶鲁大学敞开大门雇用当地的黑人员工，同时又连年派出组织有序的大批学生，参与当地贫穷社区的改造和贫民子弟的义务教育，让我们这些“老耶鲁”们亲眼目击：纽海文这座全国著名的“犯罪之城”，在这样的社区参与和社区改造中如何脱胎换骨。眼前，我的这位耶鲁学生——这位灵秀娇嫩的华裔女孩子，果真，将会再一次从耶鲁走向中国乡村，成为新世纪、新一代的“晏阳初”么？

震撼我的，正是这么一点历史的相似性：原来，大半个世纪之前在中国土地上曾经轰轰烈烈最后又无疾而终的那场“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竟是由晏阳初等一大批留洋学生在回归乡土之后推动的；今天，小萱这样的华裔年轻人，即将要步上的，正是她们的耶鲁先贤曾经走过而未走完的——同样必定关山叠叠、困难重重的道路啊。

一整个学期，小萱一边认真修我的课，一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她们已经联络到一个可以着手开始试点的中国北方乡村，组织起了海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力量，她的准备考耶鲁法学院的男友（也是我的学生），也会在这个夏天跟她一起到中国乡下去……“事情总是一点点开始的，有了开头，就好办了。”小萱语气沉着地说，“我希望我在耶鲁还有两年，可以为这个计划打下一个可以后续运作的基础，让更多的耶鲁学生能够参加进来；我自己毕业后，就可以接着往前做。——苏老师，你祝我们好运吧！”

那天，期末请学生到我家里包饺子，告别的时候，小萱又一次跟我提起这个话题。我拥抱了她和她的男友，有一点送他们上路的意思，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以自己在各种中国泥沼、水火里打滚过来的历练，我当然知道，小萱们前路维艰，甚至从一开始，就需要做好失败的打算。一想到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夭折，将会怎样挫伤他们稚嫩生命的元气，我就感到隐隐的心痛。但是，我说不出任何一句泄气的话，消极的话；甚至连“注意身体”“小心生病”之类的叮咛，都觉得有点太婆婆妈妈。也许因为，小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日日面对耶鲁这些代表着新世纪新希望的莘莘学子——他们身上所传达的这种繁茂蓬勃、不可屈折的生命力，他们对自己、对中国充满的理想、希冀和期待，没有理由让我泄气颓唐，让我因循那条代表当今时尚的玩世遁世之道吧！

末了，写了这么一路不无针砭也不无灰暗的话题故事，让我再引一位耶鲁学生的作文，以作为这一组专栏文字结篇的一个“光明的尾巴”

吧——一个叫汪思远的女学生在她的题为《华裔年轻人的任务》的作文中，这样写道：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我认为华裔的年轻人站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英文里有一句话：‘To those that much has been given，much is expected.’就是说：对于曾经得到很多的人，期待也很多。因为我讲的这两组华裔年轻人有过这么特殊的经验，我们不能不接受自己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任务。”

2007年5月4日，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于耶鲁澄斋

原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