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忆旧

格非

校园

华东师大由原大夏、光华和圣约翰大学合并而成，其校园旧址最早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一个名叫“丽娃栗妲”的村落。20世纪初，这里原是上海远郊的一处荒僻之地，吴淞江改道后留下一段废河，早期的西班牙侨民缘河而居。另一个传说因其戏剧性而流传更广：一位名叫“丽娃”的白俄女子因失恋而自沉河中，“丽娃河”由此得名。它使这条河平添了些许胭脂气，为人所津津乐道。不管怎么说，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这片郊野之地已成为沪上游人踏青远足的绝佳处所。茅盾先生的小说对此曾有记述，我也曾从旧报刊上见过几帧小照：身穿旗袍的摩登女郎浓妆艳抹，泛舟河上，明眸皓齿，顾盼流波，其笑容在岁月的流转中与相片一并漫漶而灰暗。

不过，到了我来师大读书的1981年，这个园子固然早已不复旧观，只是流韵所及，仿佛亦能从花树亭阁之间嗅到往昔的一点颓败和妩媚。那时的校园空旷寂寥，远没有后来那般喧嚣。我记得出了学校的后门，就是郊农的菜地和花圃了，长风公园的“银锄湖”与学校也只有一墙之隔。校园的西南角还有一处空军的雷达站，虽近在咫尺，却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丽娃河畔树木深秀，道路由红碎石镶铺而成，高低不平，曲径通幽。后来，学校为了使那些谈恋爱的野鸳鸯无所遁迹，在河边安装了亮晃晃的路灯，碎石路也改为水泥通衢，颇有焚琴之憾。

南方的春天特别长。几乎是寒假刚过，迎春花、金钟、梅花和樱花即于绵绵春雨中次第开放。当一簇簇迎春花披挂下细长柔软的枝条，沿着长长的丽娃河岸迎风怒放之时，满河的碎金的确令人沉醉。不过，要说起校园的花事胜景，我以为最让人难忘的莫过海棠。海棠妙品凡四，校园竟然有其三。荷花池边丛植的贴梗海棠花开如紫袍，朱红色的花朵如火欲燃，且直接开在铁灰色的枝条上，此花亦有“铁脚”之称；垂丝海棠有“解语花”之名，在校园里更是随处可见。花蕊红中透着粉白，丝丝缕缕，摇曳多姿。而图书馆前的那几株高大的西府海棠则最有风致，色若胭脂，雍容绰约，丝垂金缕，葩吐丹纱……

常听人说，校园草木葱郁，风光宜人，足以供人游目骋怀，消愁破闷，但妩媚有之，峻朗不足，对于艰苦卓绝的“治学”一途不太相宜。

刚一进校，我们即被高年级的同学告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不上课。他们的理由是：有学问的老先生平常根本见不着，而负责开课的多为工农兵学员，那些课程听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绝伦，且有辱师辈，但我们当时少不更事，玩性未泯，不知学术为何物，自然喜出望外，奉为金科玉律。当时校园中“六十分万岁”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一口号中还暗含着一种特别的荣辱观：考试成绩太好的同学，往往被人看不起。好在老师们大都宅心仁厚，从不与学生为难，我们即便不去听课，考前突击两周，考个七八十分并非难事。

在我的印象中，开头几年倒也消停，虽说表面上游手好闲，晨昏颠倒，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是作为所谓“名士风度”的一种装饰而已，其实暗中也知道惜时用功。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各色的娱乐风行，校园内游人如织，草坪上东一堆、西一堆坐满了嬉笑玩闹的情侣，一到周末，全校的十几个跳舞厅同时开放，叮咚叮咚的乐声昼夜不息，人的心总浮着、悬着、躁动着，自然又是另一番气象了。

诗人宋琳曾将师大校园比作麦尔维尔笔下的大海：一旦鲸群出现，自然惊涛骇浪，不免忙碌一番，等到风平浪静时候，正宜哲人参禅悟道。师大的校园生活恰恰就是这样的节奏：我们读起书来，亦能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甚至通宵达旦；而一旦懒散起来，要么是终日高卧酣睡，要么是没魂地在校园内东游西荡，不知今夕何夕。

读书

既然我们都养成了逃课的恶习，并视为理所当然，有时闲极无聊，免不了在校园里四处闲逛。我和几个喜欢植物的同学一起，竟然以一个月之功，将园子里所有奇花异草逐一登记在册。我们的辅导员是过来人，眼看着我们游手好闲虚掷了大好光阴，虽然忧心如焚却苦无良策，他倒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性的措施让学生重新回到课堂，只是嘱咐我们假如玩累了，不妨读些课外书籍而已。正好系里给我们印发了课外阅读书单，我记得在一百多本的书目中竟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至于什么濂、洛、关、闽之书，更是不入编者的法眼。好在鲁迅先生“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吴稚晖“把线装书全都扔到茅厕坑里”之类的告诫我们早已铭记在心，自然不觉有任何不当。

有了这个书单我们倒是没日没夜地读过一阵子。等到心里有了一些底气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人论道去了。那个年代的读书和言谈的风气，似乎人人羞于谈论常识，我们去跟人家讨论《浮士德》《伊利亚特》和《神曲》，对方露出鄙夷的神色是十分自然的；而为别人所津津乐道的拉格洛芙和太宰治，我们则是闻所未闻，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一位著名作家来学校开讲座，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可这人讲了3 小时，对我们烂熟于心的三大名著竟然只字未提，而他所提到的《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我们的书单上根本没有。最后，一位同学提问时请他谈谈对《复活》的看法，这位作家略一皱眉，便替托翁惋惜道：“写得不好。基本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后来经过高人指点，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不是追求所谓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如何让人大吃一惊，亦即庄子所谓的“饰智以惊愚”而已。当那些高深、艰涩、冷僻的名词在你舌尖上滚动的时候，仿佛一枚枚投向敌营的炸弹，那磅礴的气势足以让你的对手胆寒，晕头转向难以招架；而当你与对手短兵相接时，需要的则是独门暗器，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让对手在转瞬之间成为白痴。

我们班有一个来自湖北的瘦高个，言必称《瘦子麦麦德》，显得高深莫测。通常他一提起这本书，我们就只能缴械投降了，因为全班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直到大学三年级，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竟然一下发现了3本，可见这并不是什么冷门书。还有一个著名的校园诗人，是学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常来中文系找人过招，张口闭口不离他的两本葵花宝典：要么是《老子仍是王》，要么是《佩德罗·巴拉莫》。这人常爱戴着一副墨镜，无论到哪儿，身后似乎总跟着一大群崇拜者，害得我母亲一见到他，就断言此人是个流氓。说来惭愧，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老子仍是王》是一本怎样的著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则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经典。

即便是在那些令我们仰慕不已的青年教师中间，也是同样的风气。有专攻“中国文化全息图像”的，有专攻“双向同构”的，还有专攻什么“永恒金带”的等，不一而足，基本上只有他们自己才会明白他们的理论从何而来。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冲动”三字总是挂在嘴边，研究克尔凯戈尔的，自然不把卡夫卡放在眼里，而研究“第三次浪潮”的，言谈举止之中仿佛就是中国改革蓝图的制定者。最奇妙的一位学者，是研究“否定本体论”的。因为他天生拥有否定别人的专利，但凡别人与他争论什么问题而相持不下，他总是大手一挥，喝道：否定！此利器一出，人人望风而逃。我们最喜欢的当然是研究神秘主义术数的学者，根据这位仁兄的研究，不仅鸡可有三足，飞矢可以不动，石头最终可以抽象出“坚白”这样的玩意儿，而且据他考证，李白的《蜀道难》本来就是一部剑谱，起首的“噫吁嚱”就是一出怪招……不过，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笈。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刚刚出版，人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纲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如《外国文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译林》，还有一些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内部参考白皮书。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每与人接谈，对手往往不明所以，那种满脸疑惑和自责也让我们有了吴下阿蒙让人刮目相看的喜悦。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圈子被称作现代派。

可是好景不长，1985年之后读书风尚又一次大变。我们渐渐悲哀地发现，通过“现代派”去吓唬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震慑效果，读了几本小说就想谈学问，当然为博学风雅之士所不齿。静下心来一想，人家的鄙薄也不是没有道理，小说之外尚有戏剧、诗文诸门类；文学之外尚有艺术、历史、哲学、音乐、宗教；人文科学之外尚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是我们的读书除了原来的唯新、唯深之外，又多了一个“杂”字。

我们在狂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之余，也曾去历史系旁听青年史学会的新史学沙龙，不料，人家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曾国藩身上有没有牛皮癣这样高深的程度，我们自然无权置喙。中文系学生成天将《万历十五年》挂在嘴上，而历史系的名门正派根本不屑一顾。其他的学科也是如此，你只读了一本《重返英伦》，就想跟人家去讨论什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读了一本《新唯识论》，就想去讨论佛教，其结果自然是自取其辱。哲学系的那个圈子更为混乱，搞胡塞尔的瞧不起维特根斯坦，研究阿多尔诺的往往指责海德格尔不过是一个纳粹，我们只懂一点儿可怜的萨特，可人家认为萨特根本不能算作哲学家……

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氛围，那时的很多书籍和影视作品都属奢侈品，全本的《金瓶梅》自然就不必说了，就连齐鲁书社的节本也很难弄到。我为了阅读刚出版的《柳如是别传》，几次到上海图书馆寻访，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而为了看安东尼奥尼的《放大》，两百多人围在电教中心的大教室里。十四英寸的电视屏幕雪花飘飞，一片模糊。也有许多书籍在邮寄中传递流转，我记得台湾版安德烈·纪德的《窄门》传递到我的手中时，同时有六七个人在等着阅读，而分配给我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回想80年代的读书经历，本科阶段未有名师指点，学业谈不上根基，缺乏系统，流于浮杂，浪费了太多大好光阴，每思及此，莫不深惜三叹。可看看如今的大学校园诸学科各立壁垒，功利性和工具理性都已登峰造极，又颇为今天的学生担忧。古人说，“一物不知士之耻”，80年代的读书风习固然有值得批评和检讨的地方，但那种“一书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阔之气也有其天真烂漫的可爱之处。

清谈

说起学校的演讲、报告会和各类研讨会的盛况，恐怕与别处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听到风声，赶往某个地点，往往早已人满为患，有时甚至连窗户外和走廊里都围了好几层。几次碰壁之后，加上性格懒散或孤僻，我们就假装不喜欢去这样的场合凑热闹。总是在事后听人说起李泽厚如何如何，李欧梵如何如何，汪国真如何如何；谁与谁抢话筒而大打出手，谁因为连续五次要求发言被拒，最后血压升高，当场昏厥……这就好比自己错过了一场电影而只能听人复述故事梗概，其失落和后悔可想而知。

也常有校外的名人来我们宿舍闲坐。陈村来，多半是来找姚霏。我那时与姚霏相善，也时常有机会聆听陈兄教诲。陈村为人厚道，却也锦胸绣口，幽默风趣，往往清茶一杯，闲谈片刻而去，不给人任何的压抑感和心理负担。马原来，动静就要大得多，而且一来必要住上数日，他与李劼先生过从甚密，前后左右通常是围着一大群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也有似曾相识的。马原看似木讷，实则能言善辩，极有机锋，我曾见他与人激辩竟夕而毫无倦容。

余华来上海改稿，常到华东师大借宿。永新、吴亮、甘露诸君便时来聚谈。王安忆也来过数次，记得一年冬天的午后，她在我的寝室里略坐了坐，就觉得寒气难耐，便执意要将她们家的一个什么暖炉送给我。她给了我镇宁路的地址，也打过电话来催，不知何故，我却终于没有去取。

到了80年代末，来华东师大的人就更多了，连远在福州的北村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不过，只要北村一来，清谈往往就要变成“剧谈”了。苏童认为北村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真正的“先锋派”，此话固然不假——他在80年代的小说佶屈聱牙，连我们这些被别人称为“晦涩”的人亦望而生畏，但在我看来，80年代那批作家中，若要说到善谈能辩，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更何况，此人来自盛产批评家的福建，反应敏捷，擅长辩驳，当年流行的各类理论、术语和复杂概念无不烂熟于心，且颇多发明。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真理越辩越乱”。话虽如此，可每次与他一见面，几乎是喘息未定，便立即切入正题，高谈阔论起来。语挟风雷（当然也有唾沫星子），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往往到了最后，他自己也支撑不住了，双手抱住他那硕大的脑袋，连叫头痛，方才想起来还有吃饭这回事。

华东师大的白天倒还清静。大家忙于各自的生计和写作，很少往来。可到了晚上，各路人马就会像幽灵一样出没，四处找人聊天。套用龚自珍的话来说，“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那时候朋友间聚会聊天，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我记得到了凌晨两三点钟，大家翻过学校的围墙去餐馆吃饭时，竟然还常常能碰见熟人。

师大有各色各样清谈的圈子，既私密，又开放。当时的风气是英雄不问出处，来之能谈，谈而便友，友而即忘。中文系聊天的圈子相对较为固定，不是吴洪森、李劼处，就是徐麟、张闳、宋琳等人的寝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