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去世背负“自杀”罪名

1968年的夏天不仅来得早，而且非常热。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不但大学里，就是全北京市都没有一个让人感觉到心静和凉快的地方。

当时我已大学毕业，但是没有办法分配出去，就在学校组织了被当时造反派称之为“老保”的红旗大队，保学校的书记、校长那些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群众组织，社会舆论把它们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造反派”要夺取一切权力，“保皇派”则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老保”就是对被认为是“保皇派”组织的贬称。）父亲怕我出事，就要求我每天回家住，不管多晚都得回来。因为知道父亲在等候，但又不愿意喊叫他出来开门，所以我每次深夜回家，都是从大门上翻进去或是从下面的门缝爬进来。而且每次回来，都不忘记给父亲设法买一点吃的，如烧饼夹驴肉、小酱肉、花生米什么的。父亲呢，也总是半躺半卧在床上等我。我想，父亲在等待我回来的同时，也在惦念着几个在外当兵或参加宣传队演出的弟弟妹妹。

一进6月，北京的形势更乱。红卫兵、造反派居然占领了国务院西门所在的府右街，又是搭帐篷，又是安高音喇叭。党中央所在地已被造反派搞得不能办公了。更让人们气愤的是，他们居然可以随便揪斗那些被他们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的总理们、各部委的部长们。到了7月份，又竟然在党中央的刊物《红旗》杂志上，刊出了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公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这种混乱的局势，让人感到“风雨欲来风满楼”。也就是说，当时的北京市乃至全国人民，都陷入对国家、对党、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之中。

我当时也是忧心万分。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或去府右街，心里总是乱糟糟的，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头，不知道党中央在干什么，不知道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干什么。国家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每天看到的是周恩来总理疲惫的身影，听到的是周总理苦口婆心对“反动派”的讲话。

在那段时间里，从来不在我面前讲周总理事情的父亲，总是分外关心总理的情况。有一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一段往事。

那是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有大批从战场上下来的负伤指战员，在四川成立了荣誉残废军人学校。他们当中的一些伤残人，排练了很多鼓舞人心的好节目，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来汇报演出，引起社会强烈反映和特别大的震动。父亲虽没去看过演出，但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个情况，非常感动。他说自己是残疾人，特别能体会残疾人创作这些节目所花费的代价。他很佩服这些伤残的志愿军战士的毅力和革命精神。他也非常心疼这些残疾兄弟姊妹。

1961年某月，突然有一天，总理办公室有人打电话找他，说周总理提议，让他去四川担任荣誉残废军人学校校长。那时，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伤残腿的骨质增生和神经根炎折磨得他一天到晚几乎没有片刻的安稳。尤其是晚上，他几乎常常拄着拐杖，在交通部门前的大街上大半夜不停地走来走去，而第二天，又照常上班。即使被迫在陆军总院做完残腿神经剥离手术之后，总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没有马上表态。他主要怕胜任不了总理的点将。他觉得，要去就要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必须把工作做好，绝对不能辜负总理的信任。而出于现在身体的这个状况，父亲想告诉打电话的同志，请总理能否考虑别人。但是，父亲没有说出口。他也说不出口。他想，不知道总理遇到了多大的难处，才想到让他去做这个工作。所以片刻之后，父亲坚定地说：“没问题！通知什么时间出发，我就什么时间走。”

父亲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总理办公室的这个电话讲的这件事，交通部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只对母亲说过，组织要他去四川抗美援朝荣军学校工作，让母亲帮助他准备去四川工作的东西。当时母亲问他：“我们去不去？”父亲说，他一个人去，可能会带上通讯员小田成。

正当父亲准备的时候，又接到他暂时不用去的通知。父亲心里一惊，就在电话里说了一大堆，残疾人做残疾人的工作比较方便等理由。但最终父亲没有去成。这件事，使父亲遗憾和懊悔了好几年。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不起总理。在国家当时的形势、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难的时期，总理这个大管家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啊。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大事小事都要他操心。而自己却在总理考虑需要自己的时候，身体不争气了，父亲心里怎么不难受呢。

父亲对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说了好几遍：“中国人有周恩来这样的总理当家，是人民的幸福。总理能对我一个何炳文的事翻来覆去地考虑，对亿万人民的大事就更不用说了！周总理呀，可千万别被气死，也别被累死！”这是父亲所想，也是父亲最为担心的！所以，父亲经常嘱咐我，无论在什么场合，凡与总理有关的事都不能乱讲，不能给总理找麻烦；凡总理让做的，就不能打半点折扣。现在国家这么乱，层层干部挨整靠边站，连老百姓都没有了安全感。如果周总理出事，再让他们打倒，那国家就彻底完蛋了！周总理啊，国家的命运就靠他这个当家人了！自己怎么还能给周总理增加负担！

对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极度忧虑，几乎占据了父亲的整个心。而部里专案组的负责人，尽管是部里军管会的海军，但与造反派对父亲的态度不相上下，而且更加紧了对父亲所谓特嫌问题的内外调查。部里的一帮造反派，又是要父亲交代问题，又是开批判会。因为有几个住在同一个大院儿的楼里，上下班只要与父亲有个照面儿，就绝不放过表现的机会。这些无疑给父亲增加了压力和疑惑。他甚至问自己：组织上从延安整风审干，到1948年整党整风，再到1962年审干，一个人的什么问题整不出来，还能等这些造反派审查？他们是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政策水平？再说，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向党组织老实交代，即使有问题，还容你隐瞒几十年！简直是笑话！而现在，笑话居然变成了造反派的“革命行动”！

父亲真是不明白了。党怎么了？国家机器怎么了？全国上下闹革命，没有正常秩序，南来北往大串联，农民不种地，工人不生产，商店不卖货，老百姓还吃饭不吃饭？过日子不过日子……谁能告诉他这是怎么了？这些不明白还没有弄清楚，又有如下的情况：老革命怎么遇到了国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连军队都乱的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权威来自人民，现在怎么不见发挥作用了？“中央文革”怎么能凌驾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呢？造反派是个啥概念？他们造谁的反？造共产党的反、造解放军的反、造人民政府的反？造来造去，不是造了自己的反吗？

这些大问号，和具体到他身上的小问号，形成父亲当时最主要的情绪和心情。而他的病痛，可以说更压抑了他的心情和情绪。

但父亲毕竟是个经受过革命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怀着对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坚定信念、热爱和忠诚度过每一天。

6月初的一天，我参加了北京外语学院在人民大会堂对陈毅外长的批斗会。晚上，我给父亲讲了会场的情况和陈老总不服斗的情形。特别对父亲讲了当造反派有人冲上台要抢陈老总时，周总理立即挺身而出，对在场的几万名造反派怒吼：“谁敢冲上来抢陈毅同志，就从我周恩来的身上踩过去！”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陈老总在周总理的亲自保护下，迅速退出人民大会堂。

父亲认真地听着，但看得出，他的眼中闪动着泪光，这泪光中闪动着愤怒和对形势的无奈。只听他说了一句：“周总理还是有着威望和权威呢！”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国家要靠周总理，这些元帅、老将的命要靠周总理，工农业生产要靠周总理，老百姓的饭碗更要靠周总理！”

这天晚上，父亲和我几乎一夜无话。刚4点多，他就坐着手摇车上街转去了。我知道，父亲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沉重。不过，在这复杂和沉重中，透着坚定和信任。

6点多，父亲坐在小厨房喝茶。我对父亲说要去学校了。父亲很小声地对我说：“注意有什么新情况。有小报买两张回来看看。”

晚上我到家，就把买到的小报给了父亲。对他说：“爸，你看看这些混蛋，还给陈老总画了漫画呢！老总头上还画了三根头发，旁边还写着：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看这张小报和那幅漫画时，竟是那么愤怒和痛苦，连着骂了好几句王八蛋，说这些混账活够了！简直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又见父亲站起身，颤抖地把手重重拍在桌子上。不一会儿，就见他捂着前胸。我想可能是血压又高了，就给他倒了水，帮他吃了药。我说：“爸，过两天我带你去阜外医院看看，这两天请不了假。”父亲没有回答，但却自言自语地说，陈毅都这个样子了，谁能保护周总理啊！

父亲不想吃晚饭，只喝了点面片汤就坐到他的摇椅上去了。这一夜，我没睡踏实，我想父亲一定又是彻夜未眠。

父亲就是这样，度过一个一个的不眠之夜。

7月9日这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走，就见部里有人来找父亲，催他到部里交代问题。我想，这人连句人话都没有。不知道问问父亲的身体情况，就要他交代问题。父亲要是去不了呢？父亲只管坐着喝茶，没理会来人。母亲则忙着弄早点，也没说句客气话，就带着怒气嚷道：“这么早来干什么！交代什么交代！”院子搬来一户“掺沙子”的“造反派”，男的想过来说什么，让母亲一眼给瞪回去了。

来人走了。父亲叫我趁早上凉快回学校去。我听话地走了，回到学校和同宿舍的同学聊天。大概10点多钟，军宣队突然来人通知我，说我父亲在协和医院抢救，让我赶快赶去。我来不及多问，也来不及多想，就急急忙忙赶到医院。

当我在急诊室看到父亲的时候，已没有匆忙的急救场面。只见父亲躺在检查床上，身边心电图机还开着，只是一条平平的图线在动。我不顾一切扑过去大哭。没有人说话，也没人劝我。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相信父亲就这样突然去世了！

当时，宿舍院里有人陪着我去。人都这样了，去的那个混入“造反派”的人，还结结巴巴地对大夫说：“可得把他救活，群众还等他交代问题呢！”医生问了一句：“他是什么人？”那个家伙利索地回答：“走资派。”这个看似老实巴交的人，几句话就露出恶狠狠的杀机。我气愤地说：“这会儿长能耐了！你忘了你老婆让你跪搓板、夜里不让你进家门的时候了，那蛮横劲儿哪儿去了？我爸怎么你了，你这么恨他？没良心的东西！就你，还‘造反派’呢，玩儿勺子去吧！死去吧！”我母亲也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虽然低头不再说话，但他的恶人形象和卑鄙嘴脸，一下子就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

而且，父亲被送到医院急诊室后，因交通部专案组没带证明信，医院不敢抢救。只等有人回木樨地的单位拿回政工组开的证明信，说“父亲不是走资派”。这时，大夫无论做了多少努力，已无法挽回父亲的生命。父亲就这样被耽误至死了！

当急诊大夫停止抢救后，很快就把所有抢救器械都撤走了。专案组的人也走了，留下我和母亲处理后事。我们木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决定先回家取东西。因为不能就这样让父亲去了，怎么也得给换换衣服吧！我就赶快找到参加急救的一位大夫，说先让父亲在急诊室停一会儿，我回家取东西很快就回来。看得出那位大夫的无奈和同情，慢慢说了句：“去吧，不用太着急！”

我回家找了条比较新的红兰条床单，和前不久刚从百货大楼给父亲买的一条他特喜欢的还没来得及穿的灰色的的确良裤，找出一个新圆领衫和一双新袜子，又拿了条新手巾，就急匆匆往医院跑。

我所以没与母亲一同回去，因为事发太突然，弟弟妹妹们都不在家，没有一点准备。而这时的母亲完全神情木然，一点体力和精力都没有了。我怕母亲再发生意外，就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冲出大门。回来才知道，母亲就靠在大门上，呆呆地盯着我走，又呆呆地看着我回来。

我回到急诊室，只见父亲还躺在床上。当时，脑子虽然发木，心里虽然乱乱的，但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这是伺候父亲的最后时刻，我必须把该做的事都做好了。因为我这是替母亲做，替在外当兵的弟弟妹妹做，替父亲唯一的侄子宗琦大哥做。我慢慢把毛巾打湿，仔细地给父亲把头、脸、脖子、身上擦得干干净净。把他穿的衣裤小心脱下，换上带去的干净的衣裤。用带去的那个父亲熟悉的床单，把父亲盖起来。这时，父亲虽然没有了生命指征，身体渐渐凉了，但还没有僵硬，就像睡着一样。我站在父亲身边，看着永远也不会再醒过来的父亲号啕大哭，悲痛欲绝。父亲有七个儿女，如今身边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我！心中无限痛恨的是专案组，是那可恶的“造反派”，是他们耽误了对父亲的抢救。

可能是我的哭声惊动了谁。一个大夫进来问我：“你是死者什么人？”“我是他女儿。”“他们单位人走时说让火化掉，让你们与火化场联系。还说你父亲的死因有问题，是自杀的。”我听后十分震惊，对大夫说：“那怎么可能呢！我父亲没问题！他根本不可能是自杀！他最近心脏痛，血压高，让我带他去医院，还没来得及去呢！而且‘造反派’今天一大早还派人到家里来，催他写交代。”说完，我又很着急地问大夫该怎么办。大夫停了一下说：“你可以要求尸检。就是解剖，打开看看是怎么死的！”

我一下子清醒了，同意大夫做尸检。大夫小声对我说：“单位人问就说是你们家属自己提出来的。”大夫拿来尸检报告，我来不及谢谢大夫，就果断地在上面签了字！

大约隔了一两天，有电话通知让我们去协和医院处理父亲尸体。因心情急切，都没有听清楚是谁打的电话，就一个人奔到医院急诊地下室。只见父亲躺在冰凉的地上，脚上的鞋都没有了，身上盖着的单子也被揉得乱七八糟。一股悲凉穿透全身，我不相信看到的就是我的父亲。没等我回过神儿，火化场的车到了。运尸工人先冲我，又冲其他几个围在另一具尸体旁的人连喊带叫：“你们是他家人吗？快点快点。”他们不容分说，就将一个个遗体扔上车，而且像扔东西一样，拉着胳膊和腿，一晃悠就使劲儿扔上了车。我怕他们也这样扔父亲，就忙把那只捡回来的鞋给父亲穿上，还伸手想把压在他身下的单子抻平。当我想把压在父亲身下的那半边床单抽出来，赶快给他盖上时，才感到父亲僵硬的身体是那么冰凉。我立时跪在父亲的身边泪如雨下。7月的大伏天，在这与父亲死别的时刻，我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滴汗。我知道，只要父亲一走，就真的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弟弟妹妹们就永远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而且连面也不会再见到了。更不会再有父亲晚上给他们扇扇子、缝补衣物、关心学习了。再外出的时候，也不会听到父亲的叮咛，收到父亲一封封的书信了。此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的我，那种永生的失落和悲痛感占据了整个头脑和心灵，泪水似乎把心肺都堵住了。我，真真地不知所措！

当火化场的几个大汉，过来要强行搬父亲遗体时，我又摸摸父亲冰凉冰凉的脸和手，又给盖盖单子。忽然站起来，冲着几个大汉问：“你们是哪个火化场的？有手续吗？”

一个毫无人性的东西说：“嚷什么！你问谁呢？拉人没手续谁给车钱呀！”

我说：“那骨灰怎么办？”另一个人说：“这是革命行动！骨灰，你还想要骨灰怎么的？死的‘走资派’多了去了。再说，好几个死人一块烧，就是想给你骨灰，你找得着吗！”

我被这个人激怒了，就冲他说：“只要你给，我就找得到！”

他又无情地给了我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时，几个大汉过来，把父亲的遗体搬起来就要往车上扔。我冲到车跟前喊着叫他们慢点！慢点！那几个人瞪我一眼，然后把父亲平放在车上了。这是一辆没有棚子的卡车。车上放了父亲他们三个人的遗体。

父亲就这样走了，同他一起走的，还有另外两个不幸的人。

弟弟妹妹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已尽我所能，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我作为女儿，为无法得到父亲的骨灰而遗恨终生。我感觉，我不仅愧对了父亲，愧对了母亲，也愧对了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们，因为这是永世也无法弥补和挽回的。这不仅是我们家的悲哀，也是那个非常年代的悲哀。留在我们心头的，除了这深深的悲哀和遗恨，还有对父亲深深的不尽的怀念。而交通部专案组急急忙忙火化尸体的做法，永远也不会得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谅解，也造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遗恨。因为以后安葬父亲以及与母亲合葬的，是父亲的衣冠冢。

父亲，就这样永远地走了。我眼前浮现的，始终是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僵直的躯体，那双没有闭合的眼睛和那塞着棉球半张的嘴。我在想，父亲的鼻孔、耳朵、眼睛都没有血迹与血痕。我所能看到的父亲的肢体和身体其他部位，没有见到一个斑点。交通部专案组的人，凭什么说父亲是“服毒”身亡？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服毒死亡的人体与正常死亡的根本区别在于，服毒的人身体会布满斑点，有些还耳、鼻、口、眼等七窍出血。而我父亲的全身干干净净。

交通部专案组的人一口咬定父亲是服毒“自杀”。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当时，现场既没有公安局的侦察员，也没有法医，参与抢救的大夫也没有给自杀结论，他对我说的是“他们单位的人说他死有问题”。父亲虽然匆匆地走了，但一定要解开父亲的死因，为老人讨一个说法，给父亲一个清白。我想，这将是个需要长时间解决的问题。于是从1968年7月9日父亲去世，我作为父亲的长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努力。

然而，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由于国家横遭“文化大革命”浩劫，一切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我们的努力只能在行动中等待，在等待中行动，在行动中再努力。尽管如此艰难波折，我从未停止过。直至得到交通部的平反结论，并于1975年12月9日将骨灰盒安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西8室。

父亲突然去世，弟弟妹妹们也都突然长大成人。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两个弟弟在他去世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妹妹从西藏军区复员回京分配了工作。我呢，虽然心脏病依旧，仍与当年大学毕业生一样，到部队去接受“再教育”。当时，只有15岁的小弟弟和景山学校的高中生一块到平谷去插队。总的来讲，我们都没有因为父亲的“自杀”而受到影响。

还有一点要说明。所谓“手写通知”，是指父亲去世后，交通部政工组很快就手写了一份说父亲“自杀”的通知，复印给弟弟妹妹的所在单位。单位接到通知，又很快找弟弟妹妹谈话，做工作，让他们划清界限。然而，这些单位的领导并未把这个东西当成撒手锏。如两个弟弟当兵时，顺利通过政审；妹妹复员分配时，军宣队长居然大笔一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解决了她的工作问题。而我的档案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份东西。这些，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

父亲去世八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曾去西安找过刘顺明舅舅。他无比惋惜并充满深情地对我说：“好娃呢，你爸爸做的是地下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给咱延安转运武器和药品。这事情是绝对秘密的。他呀，抵过了国民党盘查，以后也从未对人说起过。‘文化大革命’中，交通部‘军宣队’和‘造反派’专案组的调查、逼问，他都没有暴露过。你妈妈可能都不知道。娃呀，看你爸的党性有多强。你爸对革命有多忠诚！他死得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