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论——女儿代专案组写结论

对于已经去世的父亲，要搞清楚他的死因和身份，要组织为他“盖棺定论”谈何容易！而我们，正是从这不容易中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这一步一步，意味着我们的耐心等待和不懈努力。不曾料想，为能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我们苦苦等待和努力了七年；为要求给父亲做一份正确的结论，也就是“盖棺定论”，我们竟又苦苦等待和努力了三年。然而，等来的却是“盖棺没有定论”。而我们给父亲的却是“没有定论的定论”。

◎艰难的寻“定论”之路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交通部的名字几经变化，与铁道部一会儿合一会儿分。但我们对父亲死因和解剖报告的求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我1971年被分配在交道口街道党委、办事处工作后，找部里找的就更频繁些。以至有一段时间，专案组的人都有些烦我，说何炳文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缠。

说这些话的都够“左”的，但还是好人多。交道口街道党委书记张朱、组织部长张谦和、党办主任窦炳义、组织部老大姐曹建英等，都曾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什么时候要请假去就什么时候去。张谦和还对我说过：“他们只要不把你抓起来就什么也别怕。就是被轰出来，就再进去！别人不相信，你们自己还能不相信自己家人！”我始终记着老张的话。因为他是个行事说话都比较谨慎的人，而能对我说出这些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与母亲住在同院的白俊敏，至今我都不知道他在交通部什么部门工作，但他对父亲不但十分信任还非常佩服。他对母亲这个老红军也十分敬重。他不但给了母亲许多安慰和帮助，而且在我反复找交通部的过程中，还曾给出了许多主意，提供了许多信息。父亲的许多老同事，有办公厅的、行政处的、幼儿园的、后勤的、部卫生室的，等等，对父亲的尸检、结论和平反的事情都十分关切，常常问长问短。就连当时棉花胡同居委会的主任及各位委员刘琴、陈玉梅、李秀媛、梁文秀、于绵瑞等，也都给了家里及母亲许多温暖和关照。这些，成为我为父亲争取平反、争取盖棺定论的动力。

交通部军管会有些人和交通部专案组，以及一些所谓“造反派”，一口咬定父亲是畏罪服毒自杀。理由很简单，因为从家里查出了农药乐果乳油的瓶子——两个可以装100毫升的小墨水瓶。

这乐果乳油，是当时交道口派出所的民警给的，是用来打院子的葡萄树上虫子的，而且已经打过好几次了。因为没有用完，就一直放在走廊的窗台上。当交通部在9日事发后对家里清查时，来人发现了这两个小墨水瓶，立马儿如获至宝。他们不顾瓶子上一层土，连个手指印都没有，而且里面都只有一点点东西，就大声嚷嚷“找到了何炳文服毒自杀”的证据，迅速在交通部和母亲居住的大院传了开来。

首先听到这个传言的，是与我家只隔着几个门的派出所民警。给药的两个警察虽然没有出警，但他们听到后赶快跑到家里和交通部，详细说明药的来源和他们曾经帮助打药的情况，但没有人听信。而一些听到这个消息的老同事，则络绎不绝地到家里来，一面安慰母亲，一面看看虚实。

然而，一些“造反派”和专案组却断定：父亲就是服乐果乳油自杀的。自杀理由也很“充分”：畏罪自杀。然而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说法告诉你，父亲“畏了什么罪”。就连专案组、“造反派”在逼迫父亲写检查、交代的时候，也只含糊其词地暗示他有历史问题。

专案组执意将“何炳文服毒自杀死亡”的结论四处散布，还不给家属一个说明，更不给一个依据和理由，也没有一句解释，就强行地手写在纸上，迅速寄发给了弟弟妹妹及其他相关人的所在单位，以及父亲西安老家的亲属，装在了大家的档案里。

这份急匆匆地被手写出来的父亲“服毒自杀”的“报告”，专案组以此为证据作为对父亲的“结论”结案。而母亲和我并没有认可。我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全力找专案组弄个水落石出，非要给父亲讨个说法，要个正确“结论”不可！

交通部专案组不知是些什么人纠集起来的，其所思所想完全违背常理。在父亲抢救的时候，他们就说父亲是服毒死的；在父亲刚刚死去，他们又说父亲是自杀；在我要求尸检时，他们说没意义；而尸检后，又迟迟不给看尸检报告，不给任何说法。他们靠着军管会、“造反派”和专案组凌驾于医生之上，强迫急诊大夫出示各种报告。他们居然管到协和医院了！那时虽然辨不了真假是非，但我就是要赶快弄清父亲的死因、尸检报告和所谓自杀“结论”。

为此，我坚定地在这条艰难的、为父亲寻“定论”的路上，又力争了三年。这三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其间又都经历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不愿意再写出来了。就让它永远地藏匿在我心中的一个合适的角落里吧！但下面却是我心中永远的记忆、感激、感动与感恩！

◎艰难中真情如金

交通部办公厅的老主任赵立清伯伯，当时已“靠边站”。但两部合并以后，他每天还要去“上班”。因为无事可做，他就常常待在老干部处，看似无所事事，其实满脑子都是事。

要找专案组就必须去部里。父亲生前，我都没有到部里去过，现在两部合并，又是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更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了。于是我想到赵伯伯，虽然知道他当时的处境，可是不找他又能找谁呢？

当我第一次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见到赵伯伯的时候，还没张嘴，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只见伯伯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小声说：“你就是何炳文同志的大女儿？”好几年了，第一次听到有人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两个字，很感意外。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老人把门又掩了一下，慢慢走到门口我身边，用手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哭。过去没见过你，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以后有事就到这里来找我。”我强忍着泪水叫了一声赵伯伯，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他真是一位极为和善的老人。

他让我坐下来，问了母亲和在外当兵的弟弟妹妹的情况，就领我到专案组去了。我每次去心里都很矛盾，怕给伯伯找麻烦，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一次我忍不住问伯伯：“您每次带我去专案组行吗？”伯伯说：“不要紧。我们不说话，你到那里我就走。”就这样，我每次去交通部，就必然到这里来看望一下赵伯伯。说是看望，其实是有伯伯罩一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交通部和铁道部合并以后，两个部的老干部处就在一块办公，但是各管自己原来的人和事。

肖茂森，是原铁道部老干部处的干部，他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父亲。我是通过当时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肖茂荣介绍去找的他。而肖部长既没有见过父亲，也不认识父亲，他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好印象及军人特有的正义感。

我第一次找到肖茂森，是在老干部处的一间小屋。我刚叫了他一声肖叔叔，他就打断我说叫他“三叔”，以后每次都是这样称呼他。后来他告诉我，这样叫不会引起别人怀疑，以为是家里的人。

他比赵伯伯年轻些，当时也快60岁了。我每次都能准确地找到专案组的人，都是他提供的情况。他有时不放心，还假装有事到我去的屋里看看。我记得他带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那个紧张劲就别提了。直等到我出来，他把我拉进办公室，详细地问：“他们没打你吧？他们没跟你叫唤吧？他们没轰你出来吧……”我说都没有，他才放心地把我送出大门。

1975年12月，那时的“三叔”已胃癌晚期，正在医院接受化疗。他虽然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但在病床上仍显现出特有的兴奋，连连对我说：“我不认识你的父母，但我崇敬老红军和所有革命老同志。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给我们打下江山的老革命、老八路都是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这些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父亲去世不久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大门。我跑出去一看，是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副院长马驰。我非常意外，怕他是找错了门。他那时已快60岁，身体弱不禁风。从运动开始，不管是在工宣队、军宣队、还是“造反派”面前，一句话都不说，也不正脸看人。大家都说他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况且，我知道他是马院长，可几乎没跟他说过话。这时，他怎么到我家来了呢？他看我一副惊讶的样子，又左右无人，就自己推开大门进来，又自己关上门，说：“何丽，你父亲去世了，我来看看你和你妈妈。”我“啊”了一声，这时母亲从屋里走出来问：“谁呀！”“我们师范学院的马院长。”这个回答把母亲吓坏了，她走到院里小声说：“怎么了，来找你的？出什么事了？”我没有吭声，忙把马院长请进屋里来。他站在中间屋说：“家里没别人吧？”“没有。”然后他说：“何丽，我听军宣队高魁武政委说，中文系一个叫何丽的学生的父亲自杀了，是交通部的‘走资派’0．。他还问我这个学生表现怎么样，是井冈山还是什么组织的，我告诉他说不认识。可我心里一惊，交通部的何炳文，那不是晋冀鲁豫炮兵旅的供给处处长吗？他怎么会自杀呢？老炮兵谁不知道他！打太原、打临汾，炮兵供给是立了功的，我一定要来看看。”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问：“您是炮兵部队的？”“是啊，我在炮十四师、炮六师待过，认识你爸爸。他不一定熟悉我。”接着，他讲了不少关于父亲的传说和他对父亲的尊重。当我又听他说，进城这么多年虽然没跟父亲见过面，但对父亲的转业，不合理的定职、定级，在陆军总院做腿部手术，以及家中情况都非常了解时，我被这位心中的“懦弱”“没能力”“胆小怕事”的老人深深地感动了，被他对父亲——一个不曾交往过、联系过，但却关心到如此程度的老同志感动了。我站起来很恭敬地叫了一声马叔叔。当我刚说出一声谢谢的时候，泪水禁不住流下来。这时，母亲也从凳子上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当我和母亲觉得还有话要说的时候，马院长说他不能多待了，以后还会来看我们。还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临走时对我说：“师院支左的军宣队都是炮六师的。有情况去找他们。他们如果知道你是老首长何炳文同志的女儿，那感情就不一样了。那个姓华的可不是个好东西，多提防他点儿。”他又嘱咐我在家多待两天，照顾照顾母亲。当我送他到大门口时，他又对我说：“你不用害怕，不用着急，学校我有办法。”

我看着马院长消失在胡同里的背影，心中除了觉得对他有些愧疚之外，又对他多了一份尊重。同时，我突然失去父亲的沉痛心情，又加重了许多。然而使我深感愧疚的是，马院长的去世我全然不知，也没有来得及到他家去道一声谢，这位老人就永远地离去了。

在这么多好人中，还有抢救过父亲的协和医院两位大夫，我虽不知其姓名，连他们的面部模样也不曾见过，但却记住了大口罩后面给过我们同情，表现出对当时情形无奈的那双眼睛，尤其记住了透给我们专案组说“父亲的死有问题，是自杀”的信息，以及提示我们可以给父亲要求尸检的那位大夫。因为我们知道他当时说的这些对于我们有多么重要。而今，想对这位大夫说声谢谢，都不知道他是谁。也许，留在我们心中的这份对大夫的谢意，才是最为珍贵和难忘的。因为没有当初，又怎么会有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今天这么磊落地给父亲写纪念的文字呢！

不要轻看这些并不华丽的文字，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在祖国惨遭浩劫的非常年代，以及在这个年代里，曾经给过我们关心、安慰和帮助的好心人们。我相信人间真情依旧。让我们把这些好心的人们，永远铭记在心中吧。

◎十年不平之路

我坚信父亲是心脏突然发病而去世的，就抱着对“服毒自杀”一百个疑问苦苦地求索，苦苦地等待，苦苦地一趟趟往返于交通部、单位、家之间。因为我不服，因为交通部党组虽然为父亲做了骨灰安放仪式，但却没有文字结论。那就是说，骨灰安放了，但灵魂并没有安息。那份“服毒自杀”的手写结论，还躺在每个弟弟妹妹的档案里。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给父亲讨一个公正和清白，给父亲一个定论。

终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我高兴得还太早。只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才开始了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老干部中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胡耀邦同志最给力的一句话是：“推到一切不实之词！”

这时，距父亲的去世已经十年了。十年来，交通部专案组一直坚持说“父亲是喝乐果乳油后有机磷中毒死亡”。这个结论有什么根据？它并没有说明这是尸检报告的结果，因而也不能确认父亲到底是自杀、他杀，还是因病死亡。那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与专案组最原则性的分歧，也是成为我不搞清楚誓不罢休的巨大动力。

从我记事到父亲去世，尤其是在上大学的几年里，有很多时候，我和父亲之间有了一种超出父女之情的理解与默契。但是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然而我相信我敬爱的父亲。所以，追询结论、看到尸检报告，仍然是我的头等大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众多主持正义、坚持正义的好心人们，也包括专案组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有机会在交通部专案组看到了有关父亲的所谓一本专案材料。当工作人员将材料递过来时，我就赶忙打开来回翻，想立即看到我想看的东西，至于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全然没有听见。

很快就看到一张彩色图纸，乐果乳油几个字立即映入我的眼帘。虽然贴有彩色图纸的那一页上什么字也没写，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十年来，认定父亲“服毒自杀”的所谓证据，真是杀人不用刀。

当时的我，来不及再翻看其他的，就冲工作人员大声嚷起来。质问他们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这是我家里的吗？我嚷道：“你们来人在我家翻东西的时候，根本就没发现这个东西，只看见窗台上的两个小瓶子！”我越嚷越气，越激动：“你们谁看见我爸喝这种东西了？这种大纸，是贴在那种500毫升的大瓶子上的。别说他是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壮汉，喝那么多也得死！凭什么把没有的东西当成我父亲的？！”

旁边让我看材料的人也不敢吭声了。我越嚷声越大。这时又从里屋出来一个人，说我无理取闹。说：“好心让你看看材料还错了，你嚷嚷什么，闹什么，别给她看了！”说着就过来要我手中的材料。我双手搂住材料，狠狠地说：“抢什么，还没看完呢！怎么了，有问题不许说呀！”其实我是想抄下来。

我这时的勇气，来源于对专案组人长久的愤懑。所以，我又不甘示弱地反复质问他们。他们大都不理我，只有一个人说：“你要不看就拿回来。”又有一个人小声说：“你看到尸检报告了吗？还不快找。你带纸了吗？”我这才清醒过来，就停止了质问，赶快抓紧时间细细地一页页翻看。

所谓档案里说的问题，其实是这帮混蛋怀疑父亲在十七路军和劳山负伤截肢问题。为这个，他们居然在全国进行了三十六人次的所谓调查。调查中发现有十来个都说他是劳山负伤的司机。然而专案组的人，既不了解“劳山事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父亲受伤截肢的是左腿还是右腿。对十七路军那一段更是一无所知。而专案材料中，根本就没有关于“特嫌”这方面的调查材料，但他们又不排除父亲的“特嫌”问题。

我终于看到了那张被尘封十年的尸检报告，上面清楚地写明心脏有出血痕迹，胃里残留有食物、青菜和索米痛片成分。旁边一行小字，在“有机磷中毒”后面画着大问号。这么说，报告并没有结论说父亲是有机磷中毒，更没有证据说明是自杀身亡。那专案组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原来材料中那张大的乐果乳油商标，正是他们强行加给父亲的所谓服毒自杀的证据和罪名！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在看到父亲的专案材料后，我又悄悄去请教几位被“打倒”的心脏病专家。他们说，若在解剖时发现死者心脏有出血痕迹，应该考虑是致死的因素。至于怎样引起这种现象，那可能因素很多。我又想起，在我多方了解中，有位医院急诊室的大夫说，他对当年一位残疾“走资派”解剖还有记忆，好像是心脏出血死的。虽然他无法证实其他，虽然我也无法证实他说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但我可以肯定，父亲绝不是服毒自杀的。记得那个大夫还提醒我，即便尸检有有机磷，这并不能说明是自杀，只能说是中毒。概念是不一样的。况且他的尸检报告也没有确认有机磷中毒。他还告诉我即使这样的报告真实，医生也不能据此做怎么死的结论。说完，还连连问我：“听明白了吧？报告上的问号是不能随便画上的。”我至今相信，同一个人，同一张报告单，专案组和我们家属的看法和结论，是绝对不会相同的。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过了一段时间，专案组在拿不出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并没有改变原先的错误认定和错误结论，只是他们不再对母亲和我说父亲是“服毒畏罪自杀”了。

在这样多次反复争执后，专案组的人再没有太反对我的要求。但他们却认为，可以不讲父亲是“服毒自杀”，但也不能同意我坚持的“被迫害致死”。而是要用一个“非正常死亡”来作为父亲的结论。

我当时就愤怒地质问他们：“‘非正常死亡’是什么概念？它能作为组织对我父亲，对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结论吗？”他们说：“已经不讲你父亲是服毒自杀了，可也不能说他是被迫害致死。谁也没有迫害他。”“是不是非要大打出手才叫迫害？”我们还是坚持“被迫害致死”。而他们确坚持“非正常死亡”。

我说：“不是你们可以不可以讲，而是你们根本就没有我爸‘服毒自杀’的理由和根据！好端端的一个人，你们凭什么怀疑他负伤有问题？怀疑他‘特嫌’？”

慢慢地，我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听出，他们想逼迫父亲交代出他是怎么从西安到延安去的，到了延安怎么到红军总部，不久怎么又在周恩来“劳山事件”时受伤了，谁派他去的。这些事情档案没有说明。还有父亲在十七路军里是怎么回事。好像就因为这些怀疑他有“特嫌”问题，可是又没有什么资料，所以就一味要父亲交代问题。为了符合“造反派”的“结论”，他们无休止地逼迫父亲交代问题，写检查，一刻也不让他消停。即使下班回家，院子里的“造反派”还狗仗人势地耍耍威风。这些难道都不是压力和迫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平反，就要推掉强加给被迫害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交通部为什么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还非要坚持给父亲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结论呢！

当时我听见有人小声说：“何炳文女儿怎么这么厉害！不同意非正常死亡，就改病逝，这不是什么太大原则问题。”他们能把“服毒自杀”改成“病逝”，这使我就更加坚信父亲是被迫害致死的。可是专案组却不干了。我担心可能会无休止争执下去，就说：“可以先这样，那现在能暂定下来吗？”“可以。”我想，他们这么干脆，可能是让我快点走；而我，则是怕他们改变主意以后又不好谈，就说：“我先回家把今天的情况跟我妈说说，回头再谈结论的事。”

我怀着胜利者的心情离开交通部。到家，我把一下午的情况跟母亲说完之后，她没显出激动和兴奋，只说：“先别高兴太早。等拿到白纸上写的黑字才是真的。”我心中虽略有不悦，但还是感慨母亲有经验，她不会轻易相信给父亲的这个“结论”，更不会喜形于色。

然而，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形势发展变化的速度很快，人们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关心家里情况的人也敢进大院、进家门和母亲坐坐了。总之，那些因父亲突然去世而曾经远离我们的人，又开始多多少少表示出他们的心情。而且来串门的这些人，不再是安慰母亲，更多的是关心父亲结论，还帮助提供许多信息——谁谁谁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同院的那些曾说过昧心话、有过恶毒语言，甚至有过极端行为的人，也流露出不好意思的眼神和尴尬的表情。

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不断深入，平反大会、骨灰安放仪式、重新结论、平反昭雪不断，所以，我在了解父亲专案材料和尸检报告的真实情况后，不断到部里要求父亲的正式结论。而且，坚决要求他们按中央的精神，对待父亲的结论，该改正的改正，该平反的平反，同时还要求给所有的亲属一份新的平反证明。

专案组与我谈过几次之后，没什么进展。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他们表示，不能写父亲被迫害致死，因为调查也是事出有因的。他们承认说父亲“服毒自杀”是“不太妥当”和“证据不足”，不合适作为结论的依据。而“非正常死亡”也不够妥当，因为解释不清“非正常”。感觉“病逝”比较妥当。因为死亡报告中有“心脏有出血痕迹”。

这是他们的看法。我认为：“那不是妥当不妥当的问题，那纯粹是陷害！说我父亲‘病逝’，我们就够忍让的了。”同时，还向他们表明：“既然没有证据说明父亲服毒自杀，就不能坚持错误的观点。结论绝不是分析出来的，更不是随便议论出来的！”

专案组就这样决定给父亲一个“病逝”的结论，其他什么都不写了。我想，暂时也就只能先这样！

当我看了他们给父亲写的结论后，十分不满意。那叫什么结论？连个工作评语都没有。于是提出：“我来写吧，我了解我父亲。”他们听了差点笑出声。有个人说：“你是他女儿，又不是交通部专案组干部，怎么能给何炳文写审查结论呢！”还有人说：“你又不是交通部的干部，有什么资格给交通部的干部写审查结论？简直笑话。”我不觉得这事可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坚持由我来写。那人看我没有退让余地，就说：“写就写吧！看你怎么写，就是写了也不能算数！要写就赶快写好送来我们审查。”

当我回到交道口机关，跟党委组织部长张谦和一说，他说我简直无理取闹，一点都不懂得组织工作原则，但同时他又对我说：“我看交通部专案组的人还不如你呢！叫你写你就写。可别错过这个机会。”张谦和在交道口工作多年，他又满怀深情地讲了父亲支援办事处工作的许多故事。他还指着办公室的桌子、沙发说：“这都是当年何主任支援的。食堂好多炊事用具，也都是办事处搞食堂时，他亲自给派人送来的！”他又不无感慨地说：“别看你父亲不爱讲话，他心里装的可全是群众的事儿。要说给群众老百姓办事，那可雷厉风行，快得很呢。”

没有想到，我写的结论居然得到交通部专案组的认可。专案组于1978年8月11日打印出来，盖上交通部党组红印章，给亲属一人一份。给弟妹们的都寄到原单位，同时宣布旧的材料作废。不知为什么，我的档案里始终没有那份父亲“畏罪自杀”的结论。

不管怎样，在父亲的骨灰安放三年之后，终于得到了交通部党组给父亲做的“审查结论”。但我觉得这只是个结论，而不能作为盖棺的定论。

“盖棺定论”，是个很严肃的问题，父亲生前十分重视。他在部队当政治部主任、政委，转业到交通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依然如此。凡需要他给逝者做结论的时候，他都会本着对组织、对本人、对家属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极为慎重地写出每一条每一点。不管其结论长短，不管文字多少，都经得起历史的验证。而现今，父亲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遭遇了空前绝后的浩劫，到头来，他的“结论”竟让我们等了十年。这且不说，而这份所谓的结论，竟然是他的女儿写的。这叫什么事呀！我相信，父亲对此不会认可。他或许还会骂我荒唐。尽管他生前的现实所留给他的是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浩劫的危难之中，已没有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干部工作和组织原则早已被破坏殆尽，但他对国家、对毛主席、对共产党仍然充满感情和信任。

交通部党组，终于在父亲去世十周年后给他“盖棺定论”了。虽然这“定论”并不是对父亲真正的定论。但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我几十年追寻父亲历史的寻史过程中，也只能这样了。因为何炳文虽然地位不高，却是被信任度非常高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就必然有我们常人尤其是家属永远也说不清的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与来龙去脉。所以我感觉，我敬爱的父亲及他的经历可能就属于这说不清的了。

但是，我要告诉父亲：我没有停步，我没有放弃。至今，我仍然在这条寻史的路上寻觅着。因为我与父亲之间那强烈的心灵感应告诉我，父亲的忠诚与信仰带走了他人生永远不能被他人所知的秘密。但他又不愿意将这些秘密永远被历史所尘封。怎么办？那还能有什么机会对历史、对人民述说呢？有，那就是我。我将不遗余力地努力下去，用行动安抚父亲受伤的不灭灵魂。

父亲是无神论者，我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相信灵魂不灭。在我和父亲的灵魂深处，那亲情、那关爱、那思念、那理解，却是永恒的。这永恒是血脉，这血脉是感应，这感应是鲜活的。父亲对我及他最亲爱的儿女们的爱、惦记、思念，就是父亲不灭的灵魂。这灵魂，是天不能灭地也难埋的呀！

我向别人请教过，去世亲人入梦，是与亲人心灵感应所致。不仅父亲曾入母亲和我的梦，弟弟们也梦见过他。这就是说，父亲的灵魂存在。在他特别想念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感应到父亲的灵魂。我们就会在梦中对父亲述说着想说的话和事。之所以不能对话，是阴阳所致。但我们亲爱的父亲不是在阴间，而是在无垠的天际。他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和了解我们的情况，这叫天福。父亲，我们会和您一道，好好守护这份天福，因为这天福已入至我们——您和儿女们的心灵。

亲爱的父亲，上面这段文字是必须要写给您的，要让您知道，您的儿女们为抚慰您的灵魂，是怎样为您盖棺能够定论而度过了十年的不平凡历程。下页图中的内容就是我当年写的所谓“结论”。

我当年写的审查结论

亲爱的父亲，您离开我们虽然几十年了，但您的孩子们，一直在用心灵与您的灵魂对话。不管我们离得多么遥远，但我们的心是贴得很近很近的。父亲，与您贴心的，不光有您的七个儿女，咱们家，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着二十九口人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了。

亲爱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以93岁高龄于2011年6月26日突发心脏病辞世。当晚，中央电视台《永远的红军》摄制组听到消息，立刻从前往山西的途中返回北京到家里探望。一时间，交道口这一片儿的老邻居、老街坊、部里的老同事，一下子赶来好多慰问我们的人。他们都说，这是母亲一世修来的福分。所以他们说母亲的逝世是喜寿，不要难过。而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二十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永远的红军》中第九集《胡同里的红军奶奶》，给母亲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部纪实专题纪录片，主要是介绍了母亲蒲文清在她八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在平凡而普通的岗位上，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信念坚定，坚持理想追求，坚守本色，淡泊名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感人经历。而且在片中，母亲有这样一句很平实的话：“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行，人民满意就行。”片子的播放不但受到众多群众的热议，而且受到众多群众，尤其受到青年们的追捧。他们认为这句话，是红军精神最简练、最本质、最有代表性的言语。它真正地代表了、体现了共产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实质所在。片尾还专门发布了母亲逝世的讣告：“在节目播出前，我们得知了蒲文清老人逝世的消息。老人离开了我们。乐观向上、无私奉献的品格，是她永远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敬爱的父亲，我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在我献给母亲的《我的红军母亲蒲文清》一书中，特别写了“母亲选择与伤残的父亲结婚”和“父母的夫妻情”两章。这是因为您和母亲不是一般的夫妻，而是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你们互相信任、忠诚，严守组织纪律，坚守信仰、宗旨，坚守革命和共产党员的本色，用心、用行动默默为人民服务几十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个战士、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永不忘本，自觉坚守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你们的这种精神，不但感动着儿女们，受到儿女们的敬重，而且也受到但凡知道你们、认识你们、怀念你们的人们的敬重。人们尊重你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正是伟大的红军精神。您虽然被迫害英年早逝，但以后几十年，母亲用她的行动印证了红军精神依旧；母亲的逝世又印证了红军精神不但没有走远，而且就在每个人身边。所以我们把您的骨灰盒从居住了三十七年的八室请出来，与母亲的骨灰盒共同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特别设立的红军墙上。让你们这对分别了四十七年的夫妻永远不再分离。

敬爱的父亲，您是陕西人，母亲是四川人。在2012年2月，又将您和母亲同墓安放在四川巴中的川陕红军碑林的红军陵园。因为无论多么伟大、多么普通的人，他都不会忘怀他的故乡和故土，因为那是他的老家呀！您和母亲也不例外。虽然没有守在老家门口，但您们心中那一份难忘的乡情、乡音、乡愁却永驻心底。而将您们合墓入土安放在川陕红军陵园，让为革命奋斗一生，生前不能为老家和老人尽孝的夫妻，而从这一刻后将永远守候家门口，没有尽头。

父亲，这是儿女们给您一生的定论了。您和母亲的魂灵，以后可以真正地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