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杨虎城之命到延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不久，父亲就奉杨虎城将军之命只身驾车前往延安。完成任务后留下工作，再也没有返回西安。

1936年西安事变后，父亲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参加革命，成为一名不能公开身份的革命战士。他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也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了。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早早就接受了他的两个兄长刘顺明、樊铭枢和师傅张万里的教导。他追寻他们的脚步，立志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据刘顺明舅舅讲，那时父亲还没有提出入党请求。不过在言谈话语中，能感觉到他不但有这个愿望，愿望还很强烈。他跟外人不爱言传，可是经常找刘舅舅他们拉话，说说他想的什么。有时候，还希望组织能给他点任务考验他。父亲的这种表现，让刘顺明、樊铭枢和师傅特别高兴。他们鼓励父亲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还时时教育和提醒他严守一切秘密。父亲把这些都视若至宝，牢牢记在心里。所以父亲那时就养成不相互传话、传事，及不在外人和不相干的人面前随便说话的习惯。不该自己问的、不该自己知道的，即使知道了，他也从不多嘴更不张扬。这也是他们三个最为欣赏的。他们感觉父亲诚实、可靠，信得过。

12月下旬的一天，刘顺明突然找到父亲，代表地下党通知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向父亲交代说：“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会谈共同抗日。西安与全国一样，开始出现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杨虎城将军决定送中央红军总部周恩来副主席一部车。将军选定性能比较好的美国造雪佛兰轿车，同时决定派你单独开车到延安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父亲一听，心里很紧张。虽然有了单独执行任务的经验，可这一次是到延安去，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去，是去给周副主席送车。而车，是将军亲自定下的。自己什么官儿都不是，什么场面也没有见过，更没有直接跟八路军领导人接触过，也没有师傅跟上，这能行吗？父亲原本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这一次，那自信都跑了，留下的，除了紧张就是紧张。他虽然向往延安。可那是共产党的延安，不是杨虎城的西安呀。

刘顺明看出父亲的紧张，没有等父亲说话，就鼓励他说：“炳文，这等机密大事你做得来！汽车队的任务不就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没问题。杨将军相信你，地下党相信你。再说，你技术好，道路熟，一些关键地段你心里有数，知道咋样对付。还有啥吗？”刘舅舅本来还想多嘱咐他几句，后又觉得不用多说了。他只是反复嘱咐父亲：“开车技术越好，路上越是小心再小心，不能出一点点岔子。警惕性要高高的。知道吧，千万不能马虎，千万不敢打瞌睡。”至于路途上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会有什么意外，他都没有给父亲多作交代。只是小心翼翼地交给父亲一封杨虎城将军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亲笔信，一封地下党的介绍信，还有西安地下党工作负责人张国人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同时又口传了一些信息。他反复嘱咐父亲把三封信缝在身上藏好。这信就像命一样，甚至比命还要重要，贵贱不能遗失或在路上被岗哨搜查出来。他再三对父亲强调信的重要性，说：“信如果发生意外，宁可咬烂咽肚子里，也不能落在任何人手里，一定要人在信安全。”

刘顺明舅舅给我讲述的时候，特别说：“当时我的心里并不踏实。你父亲才多大个人嘛！只有18岁，毕竟才刚刚参加革命，他还没有单独执行过党组织亲自交代的任务。再说，从西安到延安八九百里路，要走两天。他一个人开车，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如果有紧急情况，都没有人商量。真难为他了。可你樊伯说：‘没事。不要给自己紧张，也不要给炳文紧张，他心里沉稳得很。赶快给他准备东西才对。’”他的师傅只嘱咐他小心谨慎，不敢有一点点闪失。他相信父亲的开车技术，更相信父亲的忠诚、机灵。他说：“莫看他平时不多言，不多道，心里可是有名堂得很。我不担心，你们也不必担心，炳文能行。”

这样，他们为父亲准备了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师傅张万里又帮助把车仔仔细细检查了几遍，特别检查了油箱、车闸等重要部位，还不忘记在后备箱里放了两汽油桶水说天气冷，也要预防万一。所有这些，都是在天黑时悄悄做好的。然后，刘顺明和樊伯亲自送父亲开车离开西安。

父亲执行这次任务非常机密、非常危险。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可沿途国民党盘查、警戒仍然十分严密。父亲是如何闯过由西安经铜川、黄陵、洛川等的几百里崎岖山道，如何闯过国民党多次盘查，详细情况没有听他说过。在我这么多年寻访这段经历时，除了上述情况，再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只知车到洛川时，遭到严查，车里车外都被翻遍。当国民党士兵对父亲搜身时，父亲沉着应付，马上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中，另一只手递上香烟，还对他们说：“咱们都是一样地执行长官任务，就我一个人出车，车上再没啥。不信，仔细看看。能有啥事嘛！”他们边听边看，弄弄这，弄弄那。看看车内、拍拍车外，后备箱是翻了一遍又一遍。看看实在是没有任何可疑，就放行了。父亲踩上油门的那一瞬间，长长嘘了一口气，赶快挂挡离开，还不时回头看看。车开出去好几十里，他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在以后的路途中，他就更加格外小心谨慎了！

关于这段经历，父亲曾对他非常信任的一位大夫巫君玉提起过。虽然也是十分简略，但巫大夫给我讲的时候我听得很用心。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巫大夫一家落实政策返京时我去看他，在聊天中他多次提到父亲，断断续续讲给我听的。

他说：“你爸爸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他18岁就能单独执行杨虎城将军派遣的任务，而且几十年严守秘密，这是一般人办不到的。派他任务的是鼎鼎有名的杨虎城，送达任务的又是鼎鼎大名的周恩来。这了不得啊！而且这两个伟大人物都与他有过非常特别的接触，放在什么人身上都会是传奇。可是你的爸爸，居然一辈子锁在心里。他对共产党太忠诚了。”

他还说：“执行的什么任务、前前后后什么情况，他从来都没有对你母亲老蒲说过，因为这太过机密。你母亲呢，也从来不问。你爸爸还跟我讲，引他参加革命的两个老哥和他的师傅也想知道延安、知道周恩来的情况，就是解放后，他们到北京来看他，你父亲都没有跟他们细说清楚。”

刘顺明舅舅跟我说，他第二回到北京来，两个人晚上拉话说起延安往事，经不住再三问，父亲才跟他简略说了一点。原来杨虎城将军不仅有口传还有信，不然他到延安怎么会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总参谋长的亲自接见。以后，周恩来副主席又将父亲分配到红军总部交际处任司机、司机助理。详细的没有讲。不过，父亲跟他讲过“自我到延安，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可是对我费了心了。什么事都关心、嘱咐到到的，还亲自教导我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尤其负伤截肢以后，还派了警卫员照顾。周恩来副主席一天忙到晚，却还惦记开导鼓励我。为这，我一直住在杨家岭或枣园。离首长和他近近的。我是个啥嘛，让周恩来副主席这么惦记着，又给这么高的待遇，自己心里实在承受不了。”

刘顺明舅舅说，他听得出来，父亲每回跟他聊这些往事时，都叫人感觉到他心里的怀念和压力。而你父亲又觉着这些心里的事，不能对别人讲，都要好好守在心里头。所以有时明明话就在嘴边边上，可就是不说出来。任你咋问，你父亲就是愣愣地不开口。刘顺明舅舅说父亲这人内向，不爱言传，更不随便交结人，心里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说，像你父亲这样小心谨慎、忠诚老实的人，活得实在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