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内务部附设特别会议》的决议，赋予内务部不通过法律程序任意惩治社会危险分子的权力。这是大清洗前斯大林采取的重要步骤，给予只听命于他的内务部更大的权力。内务部的人可以不要罪证、不经审讯，逮捕、关押和枪毙他所认为对社会有危害的人。这是从组织上为大清洗做准备。一个月后基洛夫遇刺，全国规模地镇压无辜党政干部、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大清洗开始了。作家人人自危，保护自己的有效办法是检举别人，向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表忠心，自己清洗自己。1934年12月莫斯科召开文学工作者大会，作家一个个上台表态，调门一个比一个高，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直喊得声嘶力竭。他们通过的决议写道：“我们完全赞同苏联政府1934年12月1日做出的惩治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的决定。我们热烈拥护最高法院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和明斯克枪决一伙白匪反革命恐怖分子的判决。我们要求对反革命败类给予严厉的革命的惩办。”我没引用许多著名作家的发言，因为内容同决议完全一样，只不过调门高低不同而已。但发言的作家当中没有肖洛霍夫，他不参加同行的大合唱。

肖洛霍夫同各级政权的关系一直不好，不仅经常同他们唱反调，还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揭发地方当局蹂躏正直共产党员和普通百姓的暴行。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写成的《静静的顿河》便记录了1919年1月至3月红军在顿河地区滥杀无辜、挑唆外来居民同当地土著哥萨克冲突以至大批消灭哥萨克的罪行。1919年2月顿河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瑟尔佐夫给维约申斯克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列舍特科夫下命令：“为一个被杀害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委员会成员枪杀一百个哥萨克。”1919年4月21日，瑟尔佐夫向党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彻底、迅速、坚决消灭作为特殊经济集团的整个哥萨克阶层，摧毁他们的经济基础，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官吏和军官，总之消灭积极反对革命的上层，把下层分散开，使之对我们无害。”到20年代末瑟尔佐夫已身居要津，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对这段不光彩历史讳莫如深，但却被肖洛霍夫记录在史诗中。读者能从施托克曼政委身上认出他来。瑟尔佐夫预感到总有一天自己会受到报应。因此他和同伙便大肆攻击《静静的顿河》，说它毫无价值，并向斯大林反映有关他的描写是不真实的。但斯大林喜欢《静静的顿河》，对这本书的评价同瑟尔佐夫一伙完全不同。斯大林在1929年7月9日《致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中写道：“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瑟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引文用编译局《斯大林全集》译文)斯大林这段话有两重含意：《静静的顿河》对瑟尔佐夫等人的“介绍”是“不正确的”，他本人并不相信；肖洛霍夫是当代名作家，《静静的顿河》并非无用的书，因此应让它继续出版、流传。斯大林在玩弄权术。瑟尔佐夫等人是托洛茨基的旧部，斯大林消灭的对象，但动手前先稳住他们，以免打草惊蛇。到1937年他们便被通通消灭。斯大林似乎在批评肖洛霍夫，但他这几句话却成了作家的护身符。谁敢明目张胆杀害当代名作家？

如果肖洛霍夫只得罪了瑟尔佐夫等人，那倒没多大危险，因为他们大限将至，无力加害于他。可他还得罪了无法无天的地方当局，这些地头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肖洛霍夫家乡维约申斯克区属罗斯托夫州，是农业集体化的重灾区。目睹家乡惨状痛不欲生，他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三封信，控告各级地方政权。1933年4月4日肖洛霍夫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维约申斯克区同它周围的北高加索边区的许多区一样，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也未储存种子。这个区同其他区一样，庄员和个体农民都快饿死，大人和孩子浮肿，吃的都是人所不能吃的东西：从动物尸体到柞树皮，以及沼泽地里的各种草根。维约申斯克区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并非由于富农破坏，……而是由于边区领导不力。”接着肖洛霍夫揭露地方当局是如何征购粮食的：“在瓦夏耶姆农庄，往女庄员腿上、裙子下摆上倒煤油，用火点着然后扑灭问道：‘说不说，粮食埋在哪里？’……把男庄员扒光，二三月关进谷仓或板棚。……在列比亚仁农庄，让庄员沿墙排成一排，然后用猎枪霰弹朝他们头顶上方射击，……殴打庄员和个体农民的现象极为普遍。”肖洛霍夫还为正直干部申冤。维约申斯克区委书记卢戈沃伊等人，被罗斯托夫州委书记叶夫多基莫夫和州安全局局长格列丘欣诬害，身陷缧绁，受尽折磨。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和叶若夫释放他们。肖洛霍夫的信有了回音。斯大林决定派人调查维约申斯克区农业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并下令释放卢戈沃伊等人。肖洛霍夫的干预，惹恼了地方当局的领导人，他们恨得咬牙切齿，非除掉肖洛霍夫难解心头之恨。尽管他们权力无边，可以随意置人于死地，但公开逮捕同斯大林书信往来的知名作家还没那么大的胆子。于是他们决定暗中陷害或谋害肖洛霍夫。

30年代中期肖洛霍夫在莫斯科险遭暗害。一天，他同内务部书记布拉诺夫“一同”离开会场。布拉诺夫知道肖洛霍夫住在民族旅馆，提议用自己的汽车送他。路上布拉诺夫邀请肖洛霍夫到他妻子那儿喝两杯，并说那里有不少有趣的人。他们到后，只见杯盘狼藉，客人都走了。布拉诺夫斟上酒，把剩下的一听沙丁鱼分成两份，两人喝起酒来。布拉诺夫只喝酒，未动沙丁鱼，肖洛霍夫吃了自己的那份。回到民族旅馆后腹痛难忍，立即被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开刀。肖洛霍夫躺在手术台上，忽然发现一位女护士两眼直直地瞪着他，似乎央求他别开刀，快走。肖洛霍夫按她的暗示做了。捡了一条命。晚年作家回忆道：“我以后再没见过这个女人，连她姓名都不知道，所以也无法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

这种谋杀手段带着小家子气，显然不是出自叶若夫的手笔，很可能是罗斯托夫安全局局长格列丘欣通过自己内务部的“熟人”干的。况且叶若夫知道斯大林对肖洛霍夫的态度，而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他不敢采取任何行动。

1938年10月肖洛霍夫再次遭人谋杀，险些丧命。现有的材料证明，这次谋杀是罗斯托夫州委书记叶夫多基莫夫和安全局局长格列丘欣一手策划的。苏联1987年发表了原维约申斯克区委书记卢戈沃伊的回忆录，1988年底又出版了波格列洛夫写的《契卡人员札记》，这两篇文章对肖洛霍夫1938年10月险遭杀害的经过都有翔实记载。80年代初评论家奥西波夫访问肖洛霍夫时他本人也谈到这次谋杀。

波格列洛夫是工程师，不久前才从新切尔卡斯克调到维约申斯克区来的，立即被格列丘欣看中，派他打入肖洛霍夫家，骗取肖洛霍夫信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据这位安全局局长说，肖洛霍夫准备组织哥萨克暴动。“我被撤职，并说要把我作为人民敌人开除出党、关入监狱。”波格列洛夫在《札记》中写道，“但如果我接受一项重要任务便可将功折罪。格列丘欣对我说：‘如您对待肖洛霍夫的态度仍像我们谈话之前那样，那就请对我们直说。如您对我告诉您的肖洛霍夫的事有丝毫怀疑，那您将无法完成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您应为执行这样的任务而感到骄傲，完成任务后您必将得到奖赏’”。格列丘欣布置完任务后，告诉波格列洛夫今后他的行动将由另一名契卡成员科甘指挥。波格列洛夫同科甘见了面。科甘给他写下地址，并画了一张如何找他的路线图。然而安全局局长选错了人，没料到波格列洛夫同意执行这项任务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心爱作家的性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有人给我报信，今晚将逮捕我，小分队已从罗斯托夫出发。”肖洛霍夫回忆道，“我们镇的契卡分子也得到通知，分守在我窗口和门前。这位勇敢的人，1926年入党的党员，告诉卢戈沃伊安全局局长召见了他，对他说：‘接到逮捕肖洛霍夫的指示，并已同州委协商好。’卢戈沃伊马上赶到我家，我们一起决定该怎么办。逃跑！到莫斯科去。还能到哪儿去？只有斯大林能救我。也许那边另有打算。于是我跑了。乘坐的是一辆一吨半卡车。没走米列罗沃，而走的是邻州最近的车站。”肖洛霍夫所说的勇敢的人便是波格列洛夫，他陪同肖洛霍夫一起逃往莫斯科。不走米列罗沃而走邻州的米哈伊洛夫卡是肖洛霍夫妻子的主意，她担心米列罗沃有埋伏。果不其然，格列丘欣已派契卡分子在那里守候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到达莫斯科后住进一家小旅馆，只通知了好友库达舍夫。肖洛霍夫先向法捷耶夫求救。法捷耶夫是作协重要领导人，又是斯大林的红人，应当而且也可以搭救肖洛霍夫，但他听完肖洛霍夫的陈诉断然拒绝帮助。两位知名作家从此恶交。肖洛霍夫立即给斯大林写了封短信：“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到莫斯科有急事找您。请接见我几分钟。万分恳求。米·肖洛霍夫。1938年10月16日。”波格列洛夫当即寄给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信发出后，三人每天穿着整洁，随时等待斯大林召见。但一连过了几天仍无回音，肖洛霍夫绝望了，也许斯大林授意逮捕他，怎么还会接见呢？他们脱掉西装，喝起酒来。就在这时，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电话，叫肖洛霍夫和波格列洛夫立即到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库达舍夫连忙用凉水给肖洛霍夫洗头，让他带着清醒的头脑去见斯大林。

肖洛霍夫和波格列洛夫走进斯大林办公室，发现除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叶若夫外，罗斯托夫州委书记叶夫多基莫夫、安全局局长格列丘欣和契卡分子科甘也排成一排站在那里。斯大林让波格列洛夫排在科甘后面，肖洛霍夫站在一旁。他衔着烟斗走到州委书记跟前，问道：“是您给波格列洛夫同志布置的任务？”“不是我，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又挨个问其余的人，他们也都矢口否认。波格列洛夫急得几乎要喊出来：“他们撒谎，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又踱到州委书记面前，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您的眼睛在撒谎！”接着又依次踱到安全局局长和科甘跟前：“您的眼睛在撒谎！”踱到波格列洛夫跟前说道：“波格列洛夫同志的眼睛没撒谎！”波格列洛夫把科甘给他写的地址和路线图交给斯大林，科甘只得招认。

“斯大林望着我说：‘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您不应想我们会相信诽谤者。’”肖洛霍夫回忆道，“斯大林又瞪了安全部门的人员一眼，他们已吓得魂不附体。我自然庆幸一场灾难过去了，忍不住说道：‘您说我应镇定自然是对的，但有这样一个笑话：兔子飞跑，迎面碰见一只狼。狼说：兔子你跑什么？兔子回答：有人捕捉钉蹄掌。狼说：那是给骆驼钉蹄掌，不是给你们兔子钉。兔子说：要是捕捉到你试试证明你不是骆驼！’我记得讲完叶若夫笑起来，但斯大林没笑，他凝视着我说：‘肖洛霍夫同志，听说您喝酒太多。’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这种生活怎能不让人一醉方休呢！’”

斯大林为什么要救肖洛霍夫呢？不错，斯大林喜欢《静静的顿河》，尽管对书中某些人物的看法同作者不同，对肖洛霍夫的印象也不坏。但这不能成为理由，斯大林是铁腕政治家，做事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从权力角度考虑问题。是否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对权力巩固还是削弱。他只干加强自己权力的事。肖洛霍夫是国内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国外受到一致好评的作家。保护肖洛霍夫能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威望。另外，《静静的顿河》无情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如何用暴力推行没收哥萨克土地和剥夺哥萨克财产的政策，而托洛茨基受列宁直接领导，所以列宁身边的战友同这件事或多或少有牵连，唯独斯大林同这件事毫不相干，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时期他同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作战。肖洛霍夫对红军过火行为的揭露、抨击很合斯大林的心意，对消灭托洛茨基余党有利。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救肖洛霍夫，毕竟是做了件好事。

《随笔》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