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集（1949—1966）命名法则与诗歌“辨识度”传播

巫洪亮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23 2．龙岩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龙岩 364000）

内容摘要：诗集是诗歌进行集束式“二次传播”的重要媒介与平台。在1949—1966年政治与文化相互叠合的诗歌生产语境中，“十七年”诗人努力破除现代诗集命名传统形成的思维桎梏，在诗与意识形态之间探求若干独具时代特质的命名法则，借此有效提升了“十七年”诗歌的“辨识度”传播。颇具悖谬意味的是，这种命名法则又生成另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语词选择与组合“成规”，并汇聚成一股潜在的“自反”力量使诗歌“辨识度”传播效能渐趋式微。

关键词：“十七年”诗歌诗集；命名法则；辨识度；诗歌传播

在1949—1966年的中国大陆诗坛出版了许多诗集，它们以大视角、多方位和集束呈现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十七年”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诗集题名作为一种具有鲜明“识别度”的指代或表征性符号，既暗含着当代诗人对理想诗歌范式的理解与探求，又显示出特定政治文化语境规约下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和心态嬗变的轨迹，同时还折射着当代诗歌编选者为提高诗歌“辨识度”而采取的殊异的传播策略。本文试图以“十七年”诗集命名为考察中心，探究文化与政治高度胶合的1950—1960年代，诗集命名的创新法则与诗歌“辨识度”传播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不可预料的矛盾和问题。

一

诚如有论者所言：“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共同文化背景、思想观念、诗歌观念和艺术追求的诗人们形成一个诗歌共同体，一个诗歌共同体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1949年以降，“共和国”的诗歌工作者作为“一个诗歌共同体”开始推动诗歌审美范式在诗歌题材选择、价值指向、文体样式、语言特质、抒情/叙事策略及诗美追求等方面的转型，努力提高“新的人民的诗歌”的“辨识度”传播。这里所谓的“辨识度”是指“新的人民的诗歌”作为“共和国”文化权力主体所构想的理想的诗歌范式，有别于既往已存的现代诗歌传统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以及诗歌文本所具有的独异的精神特质和审美趣尚。在当代文学演化逐渐走向“一体化”的文化语境中，“新的人民的诗歌”传播的“辨识度”是一种“群体”大于“个体”、“整体”多于“局部”和“宏观”超越“微观”的诗歌复合形象“识别度”。那么，“十七年”诗集编选者究竟采取哪些富有时代特色的命名法则打造诗歌的“辨识度”呢？

首先，以“题材”为诗集的价值标识，凸显诗集命名的题材导向。在1950—1960年代，“‘题材’被认为是关系到对社会生活本质‘反映’的‘真实’程度，也关系到‘文学方向’确立的重要因素”，题材问题在当代文学生产中变得如此敏感与重要，自然会引起诗选家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它逐渐成为文坛的热点与焦点问题，潜在规导与影响着人们对诗集命名的基本取向。《人民诗丛》总序曾这样写道：“由于我们渴望的信念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日子到来了，一切行动、事件和崭新的人物都显示着新时代的活力在跳动，这一切开拓了新诗笔触的领域。‘大众方向’是新诗歌的大宪章，传统的抒写个人感触的美的观念，转移到斗争、生产和战争的群众性行动中来了。”这意味着“十七年”诗歌的题材选择从“个人感触”转移到“斗争、生产和战争”等领域，从诗人隐秘而幽深的“内宇宙”挪移到与政权合法性建构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因而在诗集的名称中，当代诗人很少涉及与时代保持遥远距离的“个人的感触”，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以工农业生产、革命历史等题材为导向，寻求诗集命名与热门题材之间的关联（表1）。

表1

由表1可知，这些诗集命名传递出鲜明的“题材”等级意识，诗集命名者往往从“农村”、“工业”和“革命历史”等重大题材入手，从空间与时间层面出发，选择“乡村”、“煤山”和“战地”、“延河”等富有时代特色的词语，借助“麦苗”、“钢铁”、“红旗”和“红马”等借代修辞手法，突显诗集名称与“重大”题材的联结，因为“题材的‘大’或者‘小’，相对地规定着，影响着作品所能容纳的生活内容与历史内容”，在此情形下，以诗名回应当代文学创作的热点题材，不仅能使诗集更加醒目，吸引读者更多的阅读注意，同时还能点亮诗集的价值，使其更具沉甸感和分量感。进一步说，直接或间接以“重大”题材镶入诗集命名可以有效地提高“十七年”诗歌的“辨识度”。因为纵观现代诗坛普遍流行的诸如《蕙的风》、《恋中的心影》、《春水》、《春云》、《情诗》、《游子的哀歌》、《心琴》等诗集命名，所关涉的很大程度是纯粹个人的一缕情思、哀叹与感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的人民的诗歌”建设者们力求突破这种曾经一度彰显现代诗人细腻情感、敏感神经和幽微生命体悟的命名传统，阻断抒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杂情志的“纯诗”诗学资源，极力倡扬个体融入集体、“小我”融入“大我”的主体观念，寻求诗与现实的政治文化运动、生产建设和阶级斗争的相互联动。在这一新的文化生产语境里，诗集名称融入并突出题材要素显然相当契合时宜，它能够有效超越现代诗集命名的强大惯性与传统，重建和彰显一种具有较高“辨识度”、有中国气派与特色的、可以表征“新的人民的诗歌”新气象的命名符号系统，从而赢得国家权力主体和读者更加热切的关注目光。

有趣的是，虽然一些诗集的命名能与时代流行的“大”题材相匹配，但是名称所包含的时代特质“识别度”不是太高，这就必须通过“内容提要”等副文本进行补充和修正。比如从《山寨水乡集》命名可看出这是一部农村题材诗集，问题是，“山寨”和“水乡”这些符号容易让人唤起对古代“田园诗”的记忆，这种记忆又容易诱发人们的归隐念想，显然与时代主潮相悖逆。于是，诗集的“内容提要”对题名进行了意义的“修补”与“限定”：这本诗选“描写鄂西的山区、田野和三峡的自然风光和乡土人情”，目的是“通过对自然山川的描写和对新人新事的歌颂”，“感受作者的爱国激情”，“描写鱼米之乡的美丽富饶风貌和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意在展现“农业的飞速发展和农村社员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以及他们的幸福多彩的现实生活”。这样一来，“内容提要”对题目内含与外延进行了意义的“增补”，形成一种“有意味”的互文关系，深深“锁定”了诗集题名的意涵。

其次，以诗歌的动员力量和政权合法性建构效用为诗集传播效能标识，彰显诗集命名符号所蕴藉的强大的革命精神与情感能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动员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文艺的宣传、教育和鼓动功能受到左翼作家的高度重视并被极力放大。1949年之后，“新的人民的文艺”设计者力求依凭文化动员的传统经验，借助文学动员力量来为新的民族国家凝魂聚气，为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凝心聚力。为此，“动员”“作为中国的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结构”，“呈现在当代文学之中，并控制着当代文学的写作”，使得文学文本浸染了浓重意识形态色彩，布满煽情性的话语修辞。此类“动员”文本对民众起到全面“政治启蒙”的作用，既培养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主人翁”意识、集体意识和阶级意识，又激发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参与热情，同时还提升他们将革命精神外化为现实行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文学肩负着艰巨的时代重任的年代，“十七年”诗集命名通过选择富有动员感召力的语词张扬革命的精神力量和情感能量，借此提高诗集的效能“识别度”，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把“英雄”作为诗集命名的常见或必备符码。冯雪峰曾指出，“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现在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十分尖锐地提在我们面前”，这些“新型的英雄”“身上集萃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性智慧和一切新的、在生长着的崇高的品质”。可以说，打造一批具有“崇高性格和品质”和榜样力量的时代英雄，成为当代文坛一股强旺的创作潮流。于是，“英雄”很快上升为1949—1966年间传播媒介中广泛流行的“高能”热词。受此影响，这一具有精神感召力的“英雄”符号，也在“十七年”诗集的封面上“四面开花”，比如《黄河英雄赞》（王亚平，1950）、《英雄碑》（吕剑，1951）、《人民英雄赞》、《英雄与孩子》、《英雄的造船厂》、《毛主席的小英雄》（柯仲平，1955）、《英雄人民战斗在十三陵水库》（1958）、《英雄之歌》（山东省群英会诗歌朗诵广播会诗选，1960）、《英雄歌》（田间，1959）、《英雄战歌》（田间，1959）、《英雄岩》（那沙，1960），等等。从这些诗集命名来看，它们采取了“英雄＋身份（工农兵、儿童）”或“英雄＋空间（工农业生产或战争空间）”的命名法则。总体而言，“英雄”字样在现代诗集名称中较少出现，但在“十七年”诗集的封面上“英雄”如此频繁、密集地“亮相”，其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人们心理诉求的变化和诗歌理念的嬗变。高岗在《英雄之歌》的后记中谈到，之所以以“英雄之歌”为诗集名称，是为了凸显“人民军队以无比的英勇与顽强，为人民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战斗精神”，回应青年们对“他们最喜欢的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故事”的“无休止的询问”，并“向参与作战的英雄们致敬”。由此可见，带有“英雄”字样的书名，既可以满足和平年代青年们对英雄的崇拜与仰慕，吸引他们的眼球，又能让诗歌融入文学创作的主潮之中，因为“描写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加以突出的描写，以教育全体人民，这是我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的任务”。也就是说，在一个由“思”转向“信”的文学接受语境里，英雄作为一种完美化的形象符号所隐藏的“精神密码”和呈现的“崇高美学”，可以“教育人民”，让他们在认识英雄的同时认同英雄，以完型化的英雄符号为“镜像”不断重塑自身，广泛地影响和带动民众在生产建设和阶级斗争中不断制造新的英雄神话，实现文学动员民众的价值诉求。由此可见，诗作为民众精神动员的“武器”这一诗学理念正潜在地影响着诗人的话语选择。“英雄”语词在媒介传播出现的频率之高，以及在诗人和民众心目中的位置与分量之重，使其迅速演化为1950—1960年代影响人们观念系统和行为实践的极具“标识性”的符码，这一符码有效地提高了“十七年”诗集名称的“响亮度”和“辨识度”。

二是用“鲜亮”且蕴含革命美学因子的语词进行诗名编码。在现代诗集命名中常出现一些具有明显消极意味的暗淡语词（表2），以这些语词表征负面的情绪或态度。

表2

如表2所示，许多现代诗集的命名隐含着消极情绪，有些诗集“表现的情思”“十分的宏深与凄艳”，给人以“天国的启示，死之地狱的战栗”，有些甚至“全部尽是悲哀郁痛的歌唱，在热情的飞迸中高呼狂喊出‘恋’与‘思’的苦闷，‘爱’与‘死’的忧烦”。这些诗名虽然具有“内倾型”诗人所恋慕与追寻的别样的诗意之美，但是暗色的语词可能使读者一味拘囿于自我“内宇宙”的逡巡与眷顾，沉迷于自我精神疗伤与救赎，而忽略诗歌与历史现实的直接关联，无法冲破个人的“小天地”而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为此，在1950—1960年代文化动员的语境里，“十七年”诗人力图改变把诗歌当作精神贵族艺术“奢侈品”的命名方式，防止消极情绪的侵袭，努力从诗集的命名中传递时代的正面情感能量（表3）。

表3

由表3可知，不论是战斗的豪情也好，还是火热的建设激情也罢，不论是富有朝气的青春梦想，还是欢庆的喜悦，都能有效激发人们内心所潜藏的革命与战斗力量——一种催人奋进与向上，给人希望与自信的力量。诸如“火热”、“战斗”、“欢呼”、“阳光”、“朝霞”、“红旗”等“十七年”诗集命名中常见的“鲜亮”的语词，所聚集的积极力量形成了特殊的话语场域，表现出“英雄的人民在紧张、愉快地战斗着、劳动着”的新状态，展现了像“那满山满谷红花”般“战士的生命和青春”，以及“坚强的战斗意志，英勇的牺牲精神”，显露出工人阶级“豪迈的英雄气概”和冲天的“革命干劲”。诗集命名既折射了新的民族国家国民精神的新面貌，又反映了“十七年”诗歌的价值新指向——高扬时代主旋律与扎根现实土壤，“结结实实地踏在民众的命运‘脉搏’上”，以醒目的含纳革命与战斗美学的符号组合彰昭诗集的“辨识度”。

三是以“颂”、“歌”与“唱”为诗名的核心关键字，强化命名与政权合法性建构之关联。在1950年代，诗集命名隐含着国家权力主体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关切，因为新的民族国家政权“要获得完整意义上的合法性，就必须取得权力之源即人民的信赖和认同”，于是，国家权力拥有着要把“民意中的支持声音”，通过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各种扩音设备大加宣传”，“以一种认同合法性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将一切不和之声掩盖”。与此相关联的是，“××＋颂”、“××＋歌”和“××＋唱”成为“十七年”诗集命名的流行模式（表4）。

表4

由表4可以发现，“颂”、“歌”、“唱”等关键字“争先恐后”地奔向诗集的封面“舞台”，这意味着颂歌/赞歌已然成为1949—1966年中国大陆诗坛极为盛行的诗歌样式，这类颂歌通常以仰视的视角、赤诚的心态、纯粹的情感和欢快的节奏，赞颂新的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新气象，以及党、领袖、时代英雄和“工农兵”的新形象。徐迟在《祖国颂》的序言中写道：“人们说，梦是美丽的。但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实比梦更美丽。在我们的祖国，多少现实看起来好像奇迹，多少现实听起来好像神话一般！只有短短十年时间，我们收拾了旧中国破烂的摊子，成长为青春的中国，飞跃前进。”这里，话语主体用青春、美丽、奇迹和神话等语词，向人们“单向度”地构建了一个新生国家焕然一新的景象。如此众多的诗集命名都带有“颂”与“歌”字样，这些“颂歌体”诗歌通常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维度中，以“话语独白”的方式构造国家新图景和新风采，一方面有效地重塑民众的“家—国”想象和政治记忆，另一方面又唤醒了民众实现全面“翻身”之后的获得感，增强他们对新的民族国家政权的信任、认同和拥护。简言之，“十七年”诗人精心遴选了一批关键字作为诗集题名的核心符码，这些符码为刷新诗集的“识别度”抹上了一层鲜艳的时代色彩，同时他们还通过重构诗语表达的语义代码和符号系统，来改变人们的政治感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以“颂”和“歌”作为文学的“扩音设备”，达到确立与维护新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二

梳理“十七年”诗集命名所表现出来的“有意味”的变化，可以发现“追新逐变”的当代诗人对“新的人民的诗歌”理想范式的真诚期待与执着探求，这种理想的诗歌范式表现为：追求“重大化”的诗歌题材，具有显著动员效应的诗歌功能，传递社会“正面力量”的诗歌情感，以及有助于确证政权合法性的诗歌价值导向，这些追求折射了创作主体以诗参与历史建构与现实政治的渴念，以及由此获得合法的诗人身份参与时代进程的幻觉与愿望。问题是，这种被鲜明的功利性动机驱使和强大的政治理性规导的，纯粹以文学的最佳现实效用为旨归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理念，也给“十七年”诗集的命名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进言之，虽然“十七年”诗人采取了多样化的命名策略从整体上加速了诗集的“辨识度”传播，但是这些具有一定“创新”思维的命名方式一旦固化并被广泛模仿，又使诗集命名陷入“程式化”生产“泥淖”之中，其“个性”变得越来越模糊，“辨识度”渐趋式微，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十七年”诗集命名的高度趋同化问题。所谓“趋同化”是指命名所选择的词语以及词语组合，都出现了“类同化”和“同质化”的倾向。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语词组合相似。以“A＋B”型最为常见，有时是A为“常量”B为“变量”，比如孙静轩的《唱给浑河》和雁翼的《唱给地球》、《唱给祖国》，采用“唱给”（常量）加“浑河”、“ 地球”、“祖国”（变量）的命名方式，有时是A为“变量”B为“常量”，比如顾工的《火光中的歌》、陈辉的《十月的歌》和萧三的《友谊之歌》，采用“火光中”、“十月”、“友谊”（变量）加“的”或“之”（助词）再加“歌”（常量）的命名方式；有时A与 B同时为“变量”，但语词组合趋近，比如《战斗的旗》、《奔腾的马蹄》、《胜利的红星》、《火热的乡村》、《发光的日子》等诗集名称，基本采用“形容词＋名词”的偏正结构，这种命名技巧与策略使得不少诗集题名呈现出明显的“类同化”倾向。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诗集编撰者为了解决“工农兵”读者诗歌整体接受能力普遍偏弱的问题，力求通过言简意赅、指向明确的模式化语词组合，规避题名意涵的典雅、晦涩和艰深，让读者阅读诗名后无须冥思苦想就能唤起直接、简单的联想。比如万里浪曾说他的诗集之所以取名为《欢歌集》，就在于通过这一超越隐喻和象征的诗名来增进人们对时代的感知与体认：“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这是一个唱欢歌的时代，唱颂歌的时代，唱赞歌的时代！”在一个尊崇“工农兵”审美趣尚的文学接受语境里，此种拒绝“陌生化”命名方式，比较容易契合“工农”大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久而久之也就使诗人生成一种“自动化”思维惯性和命名的方式。二是当“类同化”诗集命名被看成“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诗歌风尚并不断流行开来时，这种命名法则逐渐在诗人中间达成“共识”，继而不断上升为一种“超常规”的力量，促使其他诗人自觉消解自身“标新立异”的个性化艺术追求，“调整自己适合于社会风尚”，从自身“所属的共同体中获得一个好名声”，因为他们“担心被具有权威评判作用的公众的态度所孤立”，而被迫或主动迎合被普遍认同的诗集命名方式，并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话语表达成规，潜在地牵导着诗人的语词选择、遣词造句方式和话语修辞策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些诗集题名甚至出现“撞车”现象，比如蔡天心、张蒲家、张志民三位诗人都有一个同名的诗集——《红旗颂》，如此“雷同”的诗名不但掩盖了诗集的别样风采，而且极大消解了此类诗集在诗坛中的“识别度”。由此可见，“十七年”诗人一方面竭力超越现代诗集命名传统，以新异的诗集命名提高“新的人民的诗歌”的“显示度”，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陷入题名竞相“复制”和盲目跟风的迷阵之中，这使得题名符号难以彰显诗人独特的文化个性，诗集“辨识度”传播的持续性强劲动力不断衰减与弱灭。

其次，诗集命名偏重于探求诗名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勾连，基本忽略了对诗歌本体的观照。翻检1949—1966年间的诗集，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诗集题名都以内容为导向，聚焦诗与革命历史、政治文化运动、工农业生产建设和阶级斗争等外部的关联。比如陈山的《开国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要事件的刻划和关注”，文莽彦的《井冈山诗抄》“主要是反映井冈山和南昌城的斗争及其传说故事的诗”，宇宙的《英雄的赞歌》则“展示武钢建设的宏伟图景，歌颂为这一工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英雄”。这些诗集命名要么以重要的时间节点为依据，要么以重要的革命圣地为对象，要么以英雄人物为核心，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隐含着鲜明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十七年”诗人首先重点考虑的是诗集题名能否有效呈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诗名与意识形态关联的紧密度问题，有意无意忽略了诗名与诗歌的语言、结构、意象、节奏韵律、抒情和运思方式等诗本体问题的关联，我们几乎很难寻觅那些展现诗歌本体特质的诗集题名的踪迹。与此相比照的是，诸如《新体情诗》、《语体诗歌选》等现代诗集的题名，则从一个侧面照亮了诗集编纂者对诗歌本体的追求和理解。另外，如果从诗集的副文本资料所编织的文本网络来看，题名、内容提要和序跋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内容提要或序跋往往“锁定”题名的阐释向度与空间。比如，严阵的一部诗集名曰《山丹集》，题名的由来与“山丹花”有关，在陕北人的心目中火红艳丽的“山丹花”属于“爱情之花”，在延安时期山丹花则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革命的象征，以混合了爱情与革命元素的“山丹花”意象作为诗名，容易使读者在初读诗名时产生歧义，于是，严阵在后记中介绍了《山丹集》题名的缘由：“每当长夏，走进草原深处，在那遍地碧绿的背景上，可以看到成片的山丹花，鲜明艳丽，如同炽燃的野火，它，常常使我想到人们开辟创造的热情，和这块可爱的土地上蓬勃昌盛的景象。我爱山丹花，故名山丹集。”这里，山丹花成为“开辟创造的热情”和“蓬勃昌盛的景象”的隐喻，后记明确了诗名的革命性意涵，固化了题名的意识形态属性。随着文学思潮的不断激进化，诗集题名愈发显得单薄、粗糙和僵硬，令人深感战斗激情有余而诗意回味不足。总之，经过“十七年”诗人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当代诗集题名确实突破了现代诗集命名传统范式产生的思维桎梏，拥有了独具时代特质的命名法则与命名符码，促进了诗歌“辨识度”传播；与此同时，它又生成另一种隐蔽的思维惯性，强大的语词选择与组合规则，最终演变为一股潜在的“自反”力量消解着题名的新颖度和显示度。

1. 作者简介：巫洪亮，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诗歌副文本资料整理与研究（1949—1966）”（15XZW029）的阶段性成果。
2. 吕周聚：《论中国现代诗歌审美范式的历史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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