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

我们家族，最近的这四代人，有一个宿命般的特点：女人的命苦于男人，硬于男人。我外婆的婆婆，我外婆的母亲，都是在很年轻时便成了寡妇，慌乱里牵拉着全家往前挪走；姨外婆的新婚丈夫则是战乱中被日本人打死在他劳作的田里；后来加上我母亲和我阿姨，也是早早亡夫。困苦中的女人们由此柔绵、旺猛，同时又穿插着戏谑起伏的戏剧感，并荫及一干子孙男女。

远的不说了，说不清楚，主要说我妈，我妈很有性子，我至今怕她，故只挑些她不会生气的部分来说。但说我妈，必须先从我妈的妈妈起头。女儿的命运都是跟母亲相连的，像终身的脐带。每一代都是如此。

我外婆家里是富农，这顶帽子可一点儿不冤，据说，她是真有好多金戒指呢，在地方上是数得上的，我妈妈悄悄告诉过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我姨我舅可真没太饿着，在队上跟着集体吃罢糠团子，回家有时还有菜饼子。（嘘！这个能说吗？）

但富农毕竟不是闹着玩儿的，差点儿就没了我。

富农家的小女儿即我的母亲当时与金榜高中至南京航空学院的大学生订了亲，大学生在乡下是珍稀资源，何况这位大学生家里是贫农，其金贵程度等于又翻了倍。富农女儿是绝对攀不上这家贫农儿子的。于是，这门本已落定的亲事开始出现反复，几乎就要退亲了。富农少女为此很是烦恼了一阵子，我母亲受过中等教育，做小学教师，也有相貌，内心的自我期许还是相当高的，若果真被南京的大学生给退了，那真是相当于“跌一大跤”，从此爬不起来，再也没有好人家要了。幸之，天不亡我，经过中间人的一番曲折调停之后，这门亲总算成了，并顺利地结上了。只是婚礼由于逢着“破四旧”，是相当标准的一个“红宝书”婚礼，没有吹吹打打、描红着绿的那一套，连陪嫁戒指都是没有的。不仅戒指缺席，连拥有许多戒指的我外婆都缺席了。那么，我外婆和她的那许多金戒指呢？

根子还在富农上。就在前一年，富农被抄家了。我外婆的戒指全都被抄光了，还有我妈我姨她们的衣服什么的，据说有些衣服由于太小太女孩子家了，后来归还了一部分，但对戒指，大家就都宽容地不计较其是否太花或太女孩子家了，它们统统消失在不知哪里的家家户户了。这一消失，外婆的精神气儿也随之消失了，她不分白天黑夜地跑出去，坐在收割得一片狼藉的麦田里，奇思妙想心灵手巧地用麦秸秆编织起草戒指来，她非常耐心地一编一大把，然后藏藏掖掖的，塞满一怀。回到家，她掏出来，倒在床上，压低声音告知家人：看，我的戒指又回来了！那一个阶段，外婆是一心忙于从大地里收割黄澄澄的金戒指，哪里还会顾得上参加她小女儿的终身大事。

就这么着，似乎有点儿简慢的，我母亲嫁到了鲁家。她的丈夫远在南京工作，与她长年分居，她与婆婆也即我的奶奶又一直关系微妙。妈妈那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等星期天回娘家去！

我妈妈的回娘家之路，是她印象里，同时也是我印象里，最为多情有致的一条记忆之路。我第一次数数，就是坐在我妈妈的车上。作为小学教员，她每时每刻不忘她的职业本能。她要教我数牛，我十分自信地张口就来：我会数。一头两头三头四头，许多头……数不下去的数字，统统是“许多”。我第一次单独骑自行车，也是跟在妈妈后面回她的娘家，当时还够不上车座，一路上掏一阵子螃蟹，再偏骑一阵子大杠，汗湿几层衣服，却坚决不愿跌软，好了，一到外婆家，就发烧倒下了。就此赢得要强之名。至今如此：爱撑、爱装，外强中干。

还有第一次吃西瓜，也跟这条“回娘家”之路有关。现在城里的西瓜摊子上，常以很大的牌子写着“东台爆炸瓜”，好像东台专门出产西瓜似的。然而千真万确，在我小的时候，西瓜在我们那一带算是罕物，夏季里，我们都只是拿菜瓜、香瓜消暑。有一次，外婆家给了我们一只好大的西瓜，我大为惊喜：我还从来没吃过呢。妈妈也认真筹划着，回去要冰到井里，让全家人好好尝一下，有可能的话，再分给左邻右舍一两片。妈妈把瓜紧紧地扎在自行车后，带着我高高兴兴往家里赶。哪知才到半道，一个大土坎震下，瓜一下子碎裂了，碎得不可收拾。我差点儿急哭了。妈瞧了瞧，没吭声，索性解开绳子，带着我坐在路边就开吃了，全吃光，一片不留。我记得我当时特别震惊，不是震惊于瓜碎，而是震惊于这种当机立断、十分丢人的奢侈。老天，这么大的西瓜呀，第一次吃呀，就这么难看而粗鲁地坐在路边给啃了！路上不时有人经过，很难不注意到我们，注意到那只汁液横流的稀罕的西瓜，准以为这对母女是馋疯了。许多路人都认识我妈妈，他们是她以前的学生或现在学生的父母，乡里人读书迟结婚早生娃快，不少人从哥哥姐姐到侄子外甥都是我妈妈的学生，乡间对老师最尊重不过，路上碰到，都要下了自行车，正式打招呼的。这天同样如此，他们下了自行车，主动打招呼：哟，王老师！吃西瓜哪！

妈妈回娘家的途中，还要经过一个繁华的大镇，镇上有各种的热闹，妈妈急着回家，什么热闹都不管，只直奔一个地方：肉包子铺。那家包子铺在方圆是相当有名的，不仅仅因为馅大油多喷喷香，而是因为，怎么说呢，在七十年代，再有钱的人家也只是过大年才吃包子的，而且是萝卜丝肉包子，只有大手大脚不想过日子的人才会平白无故地去买大肉包子呢！可我妈就买。到底是有工资的女人，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呀，一买就买二三十个，吓人地多！她报出数目，掏出钱和粮票，店员抻开袋子往里数包子的时候，后面排队的人都会突然安静下来。

我的两个小表哥，老远看到，小土路上奔跑着迎上来，尘土像随从在后面跟着，他们欢呼：小孃孃来了，小孃孃来了。我想他们不是欢迎我和我妈，而是欢迎那些热乎乎的大肉包子。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的母亲，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大方最洒脱的阶段。年纪正好，小学教员，丈夫在南京，确实该派有点风光。我记得，她有一位好友，万老师，丈夫也在外地，两个人都爱美，她们做头发，一定要相约着，骑很久的车子到镇上最大的理发店去，并且挑剔地只认其中一位理发师。每到腊月，女人们排长队烫头发，她们也排，但排到了却又胡乱找个理由放弃，继续排，因为她们不愿夹在中间，担心理发师不够用心。我于是倒在理发店的长椅上，呆呆地睡过去又醒过来，睡上好几觉了，妈妈才做好头发，黑咕隆咚的，带着我往家里骑，我坐在后座，一路上闻到新烫头发的味道。包括做衣服，她也有固定的裁缝，颜色上很大胆，乡下一般都是藏青、烟灰、黑色、老绿之类的，她就是连棉袄也要用异色，比如湖蓝、蛋青、镶金丝线、豆沙红等，像极了富农家的女儿。

我妈妈跟我奶奶的关系不够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爷爷奶奶和爸爸一直想要个男孩子。可惜，生出我来，是个丫头。虽然我奶奶对我非常地宝贝，但是，到底不完美呀，我爸是独子，鲁家的姓可怎么往下传呢。我妈决定冒险再生，所冒之险，就是刚实施不久的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

那一年是1980年，计生政策刚刚开始，乡下的女人们以及她们背后的男人们其实还是“不尿这一壶”的，最多就是罚钱，还能怎么样？万一生个男婴，也算值了。那时乡下还没有B超识别男女之类的技术，全是凭婆婆奶奶们五胎六胎下来的实践经验，比如，胎动是晚上还是白天，肚子是圆头还是尖头，孕妇能不能弯腰，孕妇脸上有无长雀斑，肚脐眼是凹还是凸，跨门槛是左腿还是右腿，等等，一些匪夷所思的“秘密指标”，但凡上述指标的“阳性”参数达七八成之高的，那么这家人就不声不响准备好罚款，赌着要生儿子抱孙子了。

我妈妈的综合得分当时也不低，尤其是“怀男孩不能弯腰”这一条，我妈非常典型，连洗衣服她都放在桌子上洗——看来是可以赌一赌的。但她的后果可不是罚款那么简单，她是人民教师，算公职人员了，对公职人员的杀手锏便是开掉工作。并且是来真的，不是生下来停职，生之前就先提前演示——我妈妈显怀之后不久，她到班上上课，发现已被别的老师接管，她被勒令不准到学校上课了。

其实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是我奶奶的亲侄子，但计划生育是高压线，碰不得的，尤其是亲戚更不能塌台呀。于是支部书记、我奶奶的亲侄子，脸带三分笑地上了门，给我奶奶敬烟，大前门，好烟，亲热地喊她“孃孃”（即姑姑）。我奶奶接过，放一边，自顾拿起自己的水烟壶咕咕咕地吸起来。

接着，妇女主任、学校校长、生产队队长等络绎而至，踏破门槛，我家一时间真是热闹非凡。每一次的登门都会带来新的砝码。妈妈的教职不保已属定论，还有爷爷，他当时是大队会计，人称“鲁会计”，他整天打算盘，替大队算账，也经常替邻里乡亲算些豆腐账……颇受尊敬的，他亦以此为晚年的一大事业。但此次要株连着一并开除，“想要添孙子，那就做不成‘鲁会计’！”再下一步，他们言辞凿凿地说要到南京，找到我在省城“高就”、做工程师的大学生爸爸。

这么一步步演变下来，事态就逐渐严重了，等于打仗冲到了最高峰，局势越险峻却也越明朗。其实说到底，在乡间，为一己事体、一家事体去跟大队及大队以上的组织去抗争，输赢结果其实是没有悬念的，只是输的那方，更需要的是台阶和借口——所有上门做“思想工作”的人反反复复都会用夸赞的口气历数我家的荣耀，大部分荣耀未免牵强附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就是：你们鲁家王家两边都不是单纯的庄户人家，觉悟与眼界也必然要超过一般的水准。云云。家里大小人等苦恼地听说，先摇头后点头，带着一种被激发起来然后反过来深深束缚住自己的荣誉感：沉默中同意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败下来，也是虽败犹荣，可以交代得过去的，所有的乡邻观众都是理解的，既不会认为我家人太“怂”，也不会认为大队支书、我奶奶的侄儿太无情。考虑到妈妈腹中胎儿的月份大了，双方很友好地谈妥细节，待遇很好——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大队里有拖拉机来接我妈妈去镇医院引产，同时享受拖拉机待遇的，还有邻村的另外两位产妇。大队里出一趟拖拉机也不容易，几位产妇虽则孕期不同，有的流产，有的引产，总之都是说好在同一天搭这一趟“公车”去响应和执行“计划生育”。

实际上，家里真正愿意让步的原因，不是所谓的“家族荣誉感”或株连开除公职的压力。另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细节——

就在前几天，肚子已八个多月的妈妈正在过桥，一位接生婆远远看到，大惊失色，她追上来悄悄拉住我妈：王老师，不得了了！你肚子里小孩子翻身了，一翻就明显了，我看这回，还是个丫头！接生婆何许人也？所有经验的集大成者啊，无数的胎儿被她们从产道中拽出，她们深谙关于胎儿信息的全部密码与逻辑推理，可以说她们就是最权威的B超探测仪。既然如此，不如顺势下坡。

一切的元素就此都指向同一个没有争议的终点：这个“二胎”，一命休矣。戏剧性的一幕却在黄昏来临——

就在当天晚上，七点多，天还没黑，不知是连日来的精神压力陡然放松，还是终将失去的胎儿让妈妈既疲惫又伤痛，又或者是老天爷从中开玩笑，总之我妈妈突然肚子疼起来，并很快见红、破羊水：婴儿早产了。我那命大的妹妹，她不甘变作乡村医院手术室的一团血肉，连跑带跳，死赶活赶，完整、健康地降临到人间了。

可是，这又是何等悲喜交加的人间啊，世界对她的欢迎又是多么的三心二意啊。为什么真的是她，而不是他！屋子里一片冰凉，我妈妈说，她当时什么都没有问，听到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人吭气，就十分明白了：接生婆的预言从未失手！她一下子昏过去。当时七岁的我，正拼命往人腿里挤，不住口地问：生了个什么生了个什么？

次日清晨八点，公鸡母鸡们都起来了，早起的农夫们都下地了，拖拉机在路口“突突突”，拖拉机手都没有熄火，拉长嗓子喊：“王老师——”靠近路边的邻妇笑哈哈地：“不要鬼叫了！王老师不用去了！人家都生了！”

“生了什么？”车上的其他几位孕妇一齐发问，像关心她们自己的胎儿一样。孕妇们的声音在清晨的薄雾气里抖动。

鉴于我妈妈已经答应，并说好次日引产，婴儿的早产是非主观的“不可抗拒因素”，上面最终出来的处理意见是：教职等就不开除了，你还是照旧做民办教师吧；但这个二胎毕竟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所以款还是要罚的。多少？五十六块。当年我妈的每月工资是十四块，是她四个月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块吧。这个处罚应当算是公道的。我们至今还跟我妹妹开玩笑：五十六块，你也就值这个数了。而今想想，这个处理里面肯定有相当大的同情分：这家多倒霉啊，这么折腾了一大圈，都答应第二天一早去引产了！还是胎丫头！

要是我妈生了个儿子，也许会两样情形。四五年后，我们有一个邻居，一直态度顽固，反抗到底，坚决要生二胎，并且他家赌赢了：大胖儿子。由于当年计生政策进入了最为险恶的阶段，到处抓典型，上面扬言说要罚款两千，这真是很大的数目，这家人一赌气，干脆给孩子取名叫“双千”！这么一“逼宫”，反倒讨价还价成功，据说后来罚了几百块了事。

但有人还不大相信呢：鲁家的二胎千真万确是个丫头吗？当时乡里有风俗，新生婴儿要请别家的乳母来喂第一口奶，谓之“开奶”，新生女婴请男宝宝的乳母，男婴则请女宝宝的乳母。碰巧当时周围一时找不到男宝宝之母，我家请来开奶的便也是一位女宝宝的妈妈，故而这位妈妈大为疑惑，她一边给我刚落地的妹妹喂奶，一边悄悄地把手伸到襁褓里去探究实情。唉，我妈妈在一边看了，更加地悲从中来，她多情愿她是在骗人呀！

我妈妈本是要强之人，这整件事、整个过程，她觉得丢人，窝囊，绝望透顶，想死的心都有。那时候，我在妈妈的小学读二年级，她的同事们，也就是我的老师们，一放学就把我往家里赶——快回去劝劝你妈妈，把身体养好赶紧上班，保住职位要紧。我半懂不懂，每天急急忙忙，书包打屁股直往家里飞跑，没跑多久，我妹妹已经会咧嘴冲着妈妈笑了，妈妈的眼泪终于也干了——这个坎，算是过去了。五十六天产假一结束，我妈妈带着摇篮就去上课了，她一分钟也不敢耽搁，万一有个差池，又不准她继续当“人民教师”呢。

但此事还没有完哪。大约七年后，即1987年，妈妈意外地又怀上了。乡村计生政策这时也有了越来越成熟的“群众基础”，全家简单商议，老的少的都一致同意：不留。偏偏妈妈那一阵很忙，忙完学生的毕业考又忙完家里的自留地，又是直拖到七八个月才去做引产，某些细节明确显示：这次是个男婴！

次年，我爷爷病故；再次年，我的大学生爸爸病故。尤其是我爸爸的去世，对我奶奶的打击可想而知，她对这个独养儿子的自豪、宠爱与倚重，达到你所能想象的最高级别。我奶奶在她哭泣亡子时，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这才三年啊，我家损失了三个男将。我听了好一阵，才明白，在她的伤痛里，还包括了我那从未来到人间的弟弟。

不过二胎的后遗症在后来还有延续。民办转公办，这是妈妈前半辈子的又一个死穴。当时的乡村教员，有公办民办之分，虽是一字之差，收入与地位却有云泥之别，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压迫与失败感；但民办身份又并非永世不见天日的终身制，索性那样，倒也就罢了。偏偏民办是“有希望、有机会”转公办的，只是这“希望和机会”少之又少，又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有后台准备、有关系准备、有物质准备等，这一真理自古至今皆是如此，自也无可厚非。这样，从市里到县里再到乡里，再到每个学校，一层层分拨下来，常常是三个学校共两个名额。而那时候，民办约占整个乡村小学教职队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故“民转公”一事，永远僧多粥少，永远队伍漫长。妈妈所带的高年级语文，在全乡的平均分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这又有何用，在这个见头不见尾的队伍里，她是有“二胎”原罪的，她只能不断地不断地排，往后排……

可妈妈不甘心、不服气，这过程当中，为了增加“民转公”中论资排辈的竞争力，我妈妈有好几年，都一直在考文凭，考职称。星期天，她骑上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县城去上课。星期一到星期六，她每天早起挑水，白天教课，下午回来下地，晚上切猪草洗衣服，忙到深更半夜，才摊满一床的书，开始做高数、背政治历史什么的。她背古文时，常叫我替她对照，我一本正经拿手指掐着课文，一字一句看，可她背着背着，却声音小下去，睡着了……我犹犹豫豫地把书故意掉到地上，妈妈猛然醒了，气得打自己的头，又接着往下背。我总记得那些年，一旦逢到有祷祝的机会、许愿的机会，哪怕有时明明只是大家开开玩笑，我妈妈也会脸色一沉，慢下语调，毫不掩饰她的希冀与渴求：我祝愿我早一点转上公办。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过是命运折磨人的闲笔。她这“民转公”的队伍到底还是没有排完——这期间，母亲身上，同时还发生了几桩别的事体：我的大学生父亲在南京出事情，“生活腐化”了，并被劳教，前后两度。详情这里跳过。稍后，出狱不久的父亲又突然患上肝病，在四十四岁上去世了。详情这里仍然跳过。无法跳过的是妈妈，从父亲去世的这一年起，她由妈妈变成了母亲。命运的大基调这才起头了。

母亲打理完父亲的丧事，当机立断，就像当年蹲在路边马上把碎西瓜吃掉一样，她放下家中原有的一切，立刻抓住一点儿细若琴弦的机会，带着我和妹妹拼到南京来。

她大包小包，连盘子碗筷都一起装上，往南京带。颠颠簸簸的长途汽车上，她一路上跟人谈家常攀交情，这样，下车时，她就可以托大家一起分担她太多太多的行李。最多时，我妈一个人带过十一件行李。她不再是烫头发爱新衣的富农女儿，也不再是受人尊重处处要强的王老师了。她普通话不够好，她在南京没有任何熟人，她还有两个女儿都在读书。她的全部所有就是我爸爸留在南京的四十平米的小房子。

母亲一抹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凭力气吃饭的女人。没有任何正规单位会要这么一个乡下中年女人。她只得去集体厂里做小工，替工具车间拖下脚料，很重的铁屑子，压得她肩膀上一道道血印子，第二天换一边肩膀继续拖；她骑到很远的地方到一个小公司替人家代账，白天来不及算，晚上回来撑起眼皮接着算；她还找到一份清洁工作，就在我们所住的大筒子楼里，她扎上头巾，打扫公共楼道，冲洗楼梯，收倒垃圾，打扫各家共用的厕所。每次打扫到男厕所前，妈妈需要大声地喊：有人吗？我每次都能听得出，妈妈的声音不自在地有点儿晃动。然后到了月末，我妈妈一家一户地敲门，“哪个？干么子事？”里面抛出不耐烦的南京话，但不开门。我妈靠在门口，带点苏北口音：“我……收垃圾费的，一个月三块钱。”如果是陌生的人家可能会好一些。我妈妈所敲的全是我们邻居家的门。我想代我妈妈去收，她打死也不同意。她要求我昂着头从公共楼道里走。

那一阵子，我母亲大约只有一个小小的乐趣。她生性幽默，尤其擅长替人取诨名，她把这个才华就发挥在这些邻居身上。可能有些不敬，但并无恶意，而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些邻居平常互不来往，不通姓名。母亲到月末点数她收到的垃圾费时，就只能替每家取一个诨名来加以记忆和备注了。比如，个子矮的，母亲名之为“地刷子”，“地刷子”每个月都主动送上门来。有一位高个子女人总是偏着头笑眯眯的，母亲叫她“向日葵”，“向日葵”已经欠下三个月了，总说没零钱。有一位走路特别使劲儿，震得地动山摇的，母亲叫他“跺脚王”，“跺脚王”粗心大意，没有给的垃圾费，偏说早给过了。等等。母亲一边记账，一边用诨名这样来提醒自己——其实还有很多更促狭同时也更精准的诨名，这里不说了，母亲会生气的：在她的道德标准里，这些都是不好的，哪里还能够再写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