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张黎

《论德国浪漫派》的作者陈恕林，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们在大学同窗5年。从在莱比锡工农学院一起学习德国语言开始，然后又一起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毕业后，我们又一起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前身），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直到他2011年12月辞世，我们在一起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时代的磕磕绊绊，到晚年的相知甚笃，可谓缘分不浅。令我欣慰的是，他辞世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为他整理这部遗稿，给我们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平添了一抹带有悲剧味道的浓郁色彩。整理过程中，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朋友中间常常开些大男孩儿式的玩笑，他那广式普通话会引起阵阵笑声。每次到我家来，只要赶上吃饭，总要说一声：“瞧你们家过的这城市平民生活。”那是“文革”后期，主副食供应紧张，一家四口围着一碗素炒白菜吃饭，在他看来，这日子过得太寒酸了。

遗憾的是在60年的相处中，我们极少谈起个人的身世。我们都影影绰绰地知道，他生在南方的穷乡僻壤，我长在北国的野岭荒村，彼此都有过不幸的少年时代，仿佛那是我们的最痛，谁都不愿意触摸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想不到我们都“混”入了知识分子行列。就我们的身世来说，若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是新中国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为我们开辟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前程，我们不仅能念中学，读大学，而且成了新中国最初的一批公费留学生。依照旧日的眼光，在中国读书，特别是“读大书”，被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可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到我们这一辈，我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虽然天生有些木讷，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内心感情，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新中国最早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不但知道感恩，也懂得知恩图报，我们都怀有为新中国更加美好未来贡献绵薄己心的热忱。

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我想起一些德国文化史上文人相助的佳话。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助。他们鼓励我把朋友的遗稿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尽量兢兢业业，不留或者少留遗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表明我这位老同学虽然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给他什么文化基因，在新中国的培育下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阅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过世的时候，朋友们最关心的是《资本论》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之外，还有没有后续遗稿。起初连恩格斯也说不清楚。他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一大摞手稿，经仔细辨认，原来它们就是《资本论》的后续内容。这个发现令马克思的朋友们欢欣鼓舞。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很快整理出资本论第二卷，于他去世两年后在汉堡出版。第三卷的整理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整整10年时光，他在这一卷书上花费的功夫，远不只是整理两字所能表达，马克思原稿表述得比较晦涩的地方，他必须作一些词句调整，使之明白晓畅；原稿资料重复，内容不够简练的地方，他必须对某些篇章进行删减和压缩；某些读者难以理解的术语，他必须作些改动，等等。为了完成朋友的未竟之业，恩格斯不惜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恩格斯这种无私奉献，《资本论》不会有现在这样完整的面貌。

德国浪漫派文学时期，也涌现过不少这样的动人事例。早期浪漫派作家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不满25岁便因伤寒病而辞世。他的遗稿经过同窗好友路德维希·蒂克精心整理，还加写了一篇《前言》和三篇文章，编成《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于作者去世第二年出版。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一代德国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其成书过程具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倡导的所谓“协作文学”和“综合艺术作品”特点，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浪漫派文学经典。我国已有谷裕教授译文，对德国浪漫派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感受德国浪漫派的风采。

诺瓦利斯是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性诗人，不满30岁便死于肺结核，可谓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他的朋友蒂克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共同整理了他的遗稿，出版了两卷本《诺瓦利斯文集》，从而扩大了诺瓦利斯作品的读者群。诺瓦利斯那具有丰富想象力、充满哲理性、风格浑厚凝重的诗歌，在19世纪欧洲诗歌创作中产生广泛影响，开了一代新诗的风气，有力地冲击了古典美学的条条框框。

德国浪漫派文学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个居无定所的学者型作家，一辈子以旅行授课为生。1829年刚刚开始，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他的哲学三部曲（《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最后一部的时候，死于突发心脏病。他的朋友诗人蒂克和哲学家温迪士曼，得知施莱格尔去世的消息，立刻向他的太太多罗苔娅伸出援手，帮助她搜集和出版他的遗稿。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得悉噩耗，也亲自张罗把施莱格尔散落在德累斯顿的手稿运往维也纳，交给暂居那里的施莱格尔遗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能出版35卷本《施莱格尔全集》，全得益于当年众多朋友的热心相助。

在以上三次抢救文人遗稿的活动中，每一次都活跃着蒂克的身影，显然，他是个十分重视友情，珍惜同行精神劳动成果的作家。这些热心肠的德国文人，为保存和发扬德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点赞的。

《论德国浪漫派》是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撰写的第一部专著。它开了中国学术界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文学的先河，使我们开始摆脱对这个领域一知半解的窘困状态。无疑，它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我国学界同仁对此开展深入研究，撰写新的著作。我这位老同学在这个课题上花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这部著作是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的结晶。我非常钦佩他那种做学问的钉子精神，一旦认准方向，便心无旁骛，咬住不放，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果决不撒手，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这部专著，它将在我国学术著作书架上放出异彩。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德国文学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歌德与德国浪漫派》的发言，旨在提醒同行关注各国德语文学界关于浪漫派问题的讨论。我在撰写发言稿时，多次与陈恕林一起讨论，征求他的意见。我们当年都注意到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对长期争论不休的这段德国文学史的认识，对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还意识到我国学术界面对当时世界各国同行的讨论，基本上是置身度外，无动于衷，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作为中国的德国文学工作者，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失职的感觉，可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业务上荒废了十年，还未来得及补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家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国出版界不知是由于信息不灵，还是故意唱反调，居然出版前苏联学者伊瓦肖娃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其中对德国浪漫派的批判文字十分扎眼。直到“文革”过后，常常还有人习惯性地重复这本书里一些明显站不住脚的结论。我记得在那次德国文学讨论会上，南京大学赵瑞蕻教授以诗人的炙热话语，作了一次激昂慷慨的发言，他对这种倾向表示无法理解。当年我在写发言稿时，就意识到陈恕林对这种状况十分痛心，我当时就注意到他在搜集和阅读资料，执意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进行深入独立研究，摆脱重复外国学人结论的局面。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甚至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Dr．Klaus 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

《论德国浪漫派》写成如此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学术著作，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部著作是他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营出来的。当初设计这部著作时，我们曾经一起讨论，拟写成一部断代史类型的著作，后来我读了他陆续发表的几篇论文，发现他要冲击更高的目标，突出议论的分量。如今我们看到这部著作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和写法，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尤其是第三篇，突出了论争的色彩，执意要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争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匡正学术界长期以来某些人云亦云，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本书第三篇可以称为这部著作最精彩的篇章，它们当年以论文形式发表时，曾经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在德国浪漫派研究中起了引领方向，改变风气的作用，有的论文，例如《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还在香港学术界获得“国际优秀论文奖”。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注意到，作者在为德国浪漫派辩护时，表现了惊人的理论勇气，他选择了德国文化史上三位重量级的大人物，即歌德、海涅和卢卡契作为他的论战对象。尊重和敬畏这些文化伟人的成就，绝不等于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等于可以姑息他们的谬误，况且作者在批评他们关于德国浪漫派的错误言论时，采取的是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语言，与他们当年对待浪漫派那种讽刺、挖苦、判决辞式的语言迥然不同。这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对德国浪漫派形成历史的梳理十分仔细，下足了功夫，在浪漫派形成时间、地理分布、人员构成、地方特点等方面，尽量分门别类，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强调，德国浪漫派是个派中有派的复杂现象，不可用一把尺子衡量他们，把握这一特性，你就容易理解为何耶拿浪漫派偏于理论，柏林浪漫派偏于小说创作，海德堡浪漫派偏于民间文艺的发掘和整理，巴伐利亚浪漫派偏于抒情诗创作，等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读者避免对德国浪漫派作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在方法论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本书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作者的描述对象并未局限于德国浪漫派自身，而是把与浪漫派有关的启蒙运动、古典文学、浪漫派同时代的文学现象，都纳入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不仅如此，为了便于读者全面认识德国浪漫派，理解德国浪漫派与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只要与德国浪漫派有关系，都纳入了他的考察视野。浪漫派在西方是个国际性的现象，评论家对浪漫派的定义、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把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有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这种文学现象，避免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论德国浪漫派》是一部能够使读者放开眼界、展开联想、富有启发性的著作。

我在整理这部遗稿过程中，常常会联想到我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某些文学现象。德国浪漫派文学与我国魏晋文学，虽然产生自亚欧两个大陆的两端，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时间上相距1 600年之遥，但我们却能发现，它们具有某些大体相似或相同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文学史家思考的。例如它们都重视哲学思辨。中国传统称谓是“玄思”、“玄学”或“清谈”，德国浪漫派作家创作的“断片”（Fragment），或译成“语录”，也具有“玄思”特点，它们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艺术进行哲理思考的文字，而且都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精神，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

又例如它们都重视文学批评。魏晋文学时期是个文学批评繁荣兴盛时期，作家们从人物品藻发展为作品品评、文体辨析以至形成文学理论体系，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形神，等等。这期间出现了不少文论名家名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德国浪漫派，尤其是早期浪漫派，是个大力提倡文学批评的时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借助断片形式，就浪漫诗歌、文学批评、文学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问题，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他的《论莱辛》《评歌德〈威廉·迈斯特〉》，他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三卷本《论戏剧艺术与文学》，都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作。

还比如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都有聚会结社的风气，文艺家们通过聚会交流创作心得，促进文艺思潮的兴旺发达。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文人聚会风气大约始于汉末魏初，其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邺宫西园之会”，邺城在今日安阳北，临漳西。曹丕、曹植、王粲、刘桢、应旸、陈琳、徐斡等人游于一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朋友们郊游之际，饮酒赋诗，呈现一派亲密无间，情谊深笃的气氛。他们留下的那些《公宴诗》表达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邺宫西园之会被认为是后代文人聚会活动的滥觞。此外还有发生在三国魏晋正始年间，今日辉县西北武修一带的“竹林七贤之会”；发生在西晋以石崇为首的“金谷之会”，地点在今日洛阳以西的金谷涧；更著名的是发生在东晋会稽的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之会”，此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美谈。

德国浪漫派时代也有这种聚会结社的风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于1796年来到耶拿，被视为他踏入德国文学和哲学界的开端，在这里他与哥哥结识了哲学家谢林、诗人蒂克，拜访了莱比锡时代的老同学诺瓦利斯，并创办了面向知识精英的刊物《雅典娜神殿》，他们的初次聚会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德国浪漫派的开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活动甚至延伸到了德累斯顿画廊。后来他们迁往柏林，在这座城市传统的英国楼“周三会”上结识了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于是又以施莱格尔为首形成一个思想活跃的新团体。他们的活动内容，也从耶拿时期的宣传浪漫派纲领，转向了构建浪漫主义的“道德体系”，更关注个性、自主性、独创性、友谊、爱情、妇女地位、两性关系，等等。有趣的是E．T．A·霍夫曼并未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在柏林是个单枪匹马的浪漫派小说大家。他的地位颇似我国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并未隶属于任何集团，而是以超然不群的姿态，高踞于众人之上。海德堡浪漫派小圈子，是从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开始的，他们带着编纂和出版古代民歌的计划，于1804 —1805年来到海德堡，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好，如格雷斯、格林兄弟等人，他们除编辑出版《隐士报》外，还主要从事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研究和普及工作。他们留下了举世著名的《格林童话》 《男童的神奇号角》和《德国民间故事书》等。除上述共同特点之外，我国魏晋文学和德国浪漫派还有重想象、追求无限、崇尚个性解放、崇尚学问、激浊扬清，即批判精神等共性。

从上述类似的共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魏晋文学还是德国浪漫派，在各自国家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竭力冲破历史上形成的美学框架，审美情趣，一时之间文学艺术的题材、体裁、形式、语言表达方式等出现了新的更为个性化的特点。文学艺术的这种所谓“新变”，与文学家、艺术家的“文学自觉”、“艺术自觉”是分不开的，它们是文学艺术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奠定了后来文艺发展的方向。

关于《论德国浪漫派》这部书稿的整理过程，我还要交代几句。作者去世后，按照我与陈夫人沈代珍的约定，先由作者女儿陈菲把他的手稿进行初步加工整理，并输入电脑。然后把电子稿传给我，由我做第二遍加工整理。我补写了作者未来得及完成的第四篇第一、第二两章，对全书表述未尽完善之处，加了些补苴罅漏的文字。最后由我老伴儿刘迎晖对完成稿作通盘审读、润饰，对书中所用术语、人名、地名、书名进行统一。全书整理工作花了我们三人三年时间。刚刚整理完毕，最后的审读尚未结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熊艳同志来电约稿，听见熊艳同志的问询，我当时的感觉是如释重负。那时我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出版这部书稿，想不到天旱适逢及时雨。在这部遗稿即将付梓之际，我代表已故老同学陈恕林和他的家属，对熊艳编辑的热情相助表示由衷感谢。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位老同学挥汗苦读，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终于要变成铅字了。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自然是欣喜万分，可他自己却未能看到这部著作问世。他病重期间，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再惋惜地说：“那本书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安慰他说：“安心休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只是苦苦一笑。我知道，眼看着谢七爷、范八爷们的影子房前屋后转悠，我那些安慰的话是多么苍白无力呀。他生前多次嘱咐我，一定要为这本书写个前言。他知道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稿写前言后记的，这次是责无旁贷，必须满足我这位老同学的遗愿。呜呼，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1. 曹丕：《与吴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