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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苦心励志时

儒雅的泰斗:蔡元培 作者:刘然 著


2.苦心励志时

时光流传,蔡元培离开李先生处到离家不远的探花桥塾馆,继续学习、深造。

塾馆的老师王子庄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是会稽县学增广生员,精通八股文源流和技艺,闻名于世,教书二十载,当时馆内学生不下30名。

蔡元培14岁时,拜在他的门下。年少的蔡元培,求学拜师,得到众多名人的帮助,相对而言,王子庄是对蔡元培最具影响力的老师之一。

幼时,蔡元培已经学过四书和五经之《诗经》《尚书》《周易》,被删掉丧礼内容的《小戴礼记》也已经读完,正在研读《春秋左氏传》。况且,经六叔的精心指导,他已熟知《史记》《困学纪闻》《汉书》等书籍,学业的根基已经建立,而其求知欲正处旺盛,所以王先生对他“策励尤挚”,颇为器重。

王先生对蔡元培甚是看中,可谓重点栽培,严格禁止他看一切“杂书”,就连《三国演义》《战国策》这样的书都看不得。

王先生对蔡元培的八股文练习,要求更是严格。那么,所谓“八股文”到底为何?蔡元培这样描述过:

八股文始于宋人的经文,本是散文的体裁,后来渐渐参用了排律诗与律赋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体,通常并称八股,到我学八股的时候,已经以六股最普遍了。

六股以前有领题,引用题目的上文,是“开篇”的意义;六股以后又有结论;可以见自领题到结论,确是整篇。但是领题以前有起讲(或称小讲),约十余句;起讲以前有承题,约四五句,二十余字;承题以前有破题,仅二句,约十余字;这岂不是重复而又重复吗?我以前很不明白,现在才知道了。

这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先将题目的一句演为两句(也有将题目的若干句缩成两句的,这是能作全篇文章、有一定功底的人所为);进一步,演为四句;再进一步,演为十余句,最后才演为全篇。照本意讲,有了承题,就不必再有破题;有了启讲,就不必再有破题与承题了;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与启讲;不知道何时的八股先生,竟头上安头,把这种练习的手续都放在上面,这实在是八股文时代的笑柄。

这种做法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种由简而繁、循序渐进的方法。但科举中,弊端犹是明显,使它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作用。

后来蔡元培对此深有感触: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他还曾明确表示,这种教育的弊端在于:忘记了教育的初衷,教育以考试为重,培养的目的是科名仕宦,那些可解的自然现象、社会状况,所涉甚少。

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中说道:“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锻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这种教学方式,也使得蔡元培涉猎更加广泛,王先生在授课时,不拘于某一例,而广谈明季掌故,评判先人优劣得失,尤其爱讲曾静一、吕留良等人,为他们抱不平。

课余之时,王先生爱好碑帖,常常翻阅《金石萃编》仔细研读,和朋友对答,以“西厢淫词”相调侃,便成了学生的谈资。

蔡元培对王先生记忆尤为深刻,他在《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写道:

“对于我们未成秀才的学生,除经书外,不许乱看书,然而先生自己确是可随便看书的。有一日,先生对一位朋友,念了‘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两句话。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笑着说:‘先生念了西厢的淫词了。’

“有一日,我借得一本《三国演义》,看了几页,先生看见了,说:‘看不得,况且演义里边所叙的事,真伪参半,不看为妙。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

“那时,我们读书都是为考试起见,既如,《礼记》里面关于名篇名节,都删去读,因为试官均有忌讳,决不出丧礼的题目。有一日,我借到一本《战国策》,也说看不得,先生的意思,我们学作小题文时,用字都要出于经书;若把战国策一类书的词句用进去,一定不为考官所取。这样的读书,照现代眼光看来,真有点可怪了。”

王先生的这种做法,跟其他塾师有所不同,对蔡元培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先生专于写作,时常指导蔡元培写文章,其见解独特,对不符规范之处,不是立即喝令改之,而是轻微提醒,令其自悟,发现错误并改正,此种做法,也非一般私塾先生可比的。

蔡元培在年少时期最崇拜宋儒,这与王先生崇尚宋明理学,喜好读相关著作有关。王先生还不时向这些学生询问比如陆九渊、朱熹等大家的主张,表达自己的学术看法,显然,这对蔡元培一生影响深远。

此外,蔡元培元古训仿行、尽孝道,这一行为,也一样是王先生教育的结果。而谈及教导,蔡元培的母亲周氏同样功不可没。

周氏在儿子求学的那些年,默默付出,在其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七子夭折其四,辛苦养育剩余三子,这位极其不幸的中年妇人,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在那样的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的艰难困苦,的确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家境有所改变,周氏对孩子的教育仍是非常的重视,对诸儿勉励诸多,尤其是二儿子蔡元培,督谴甚严。

晚上,蔡元培会挑灯习课,周氏便常常坐在其旁,看儿子学习,有时直到夜深,看到儿子困倦,疲惫不堪,就劝儿子早些休息,待次日清晨再叫醒儿子,补完昨夜功课。

这便有了“熬夜不如早起”一说,久而久之,蔡元培便养成了这个习惯。

母亲对蔡元培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考取功名,改变命运。因此蔡元培每次参加科考,母亲都会早起烧饭,置备行囊,照顾得极其周到。

然而,造化弄人,蔡元培幼时的创伤还未痊愈,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在这个尚未成熟的少年头上。1886年春,蔡元培的母亲永远离开了这个家——这个原本就困窘落魄的家。这对他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

周氏患的是肝病和胃病,蔡元培几乎用尽了办法,乃至信奉先人的方法,和药侍奉母亲,只希望母亲能消除病患,益寿延年。但劳顿一生的母亲,还是早早就离开了世间。

蔡元培为尽为人子的孝道,执意躬行寝苫枕块的古制,星夜守护母亲的棺木。丧期未过,蔡元培兄长为他订婚,他自觉此乃大不孝,毅然取消婚约。

蔡元培这些恪守古礼的举动,确实让人看到了真正的他,一个执意追求理学风范的君子。

对于母亲周氏的苦难经历,善解人意的蔡元培深切地观察,历历在目,十分理解母亲。母亲的爱,已逐渐升华成一种理性的观念。后期蔡元培提倡女权时,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导致其行为的根源之一。

此时,年近20岁的蔡元培,这个商家青年,走上了一条科举求仕的道路。

早年丧父,青年丧母,十年寒窗,科举求仕,蔡元培已初出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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