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莱比锡大学博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后期，北洋政府加入了协约国，宣布对德奥作战，中国立即派出了十五万名劳工前往法国战场服务，以协助美、英、法三国对德作战。中国劳工的任务是搬运和埋葬因战争留下的尸体，同时，在工作之余学一点英语、法语。这样，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招募的中国劳工，就是去为他们编写课文，为华工服务。青年会负责来回的旅费。林语堂获准后，得知青年会会发给他两口子旅费，高兴得真像天上掉下了馅饼。

乐魁克(Le Creusot)小镇，是在法德交界附近。因为林语堂已开始工作，没办法去巴黎修课，所以在为劳工编写课本的同时自学法文和德文。林语堂对语言学有兴趣，学习外文有窍门，所以很快就入门了，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用德文写信给耶拿大学申请入学。廖翠凤也跟着一位法国太太学习法文，两位女士还成了好朋友。

凡尔登是法国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市，是欧洲的要塞，有巴黎钥匙之称，1916年曾于此发生著名的凡尔登战役，这次决定性的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德意志帝国从此逐步走向最后的失败。凡尔登战役是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双方伤亡近100万人，由于伤亡惨重，凡尔登战场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和“地狱”，一片土地打得不剩一棵树，满地都是军人阵亡之时丢下的刺刀和枪械，任人拾取。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伤亡惨重，尤其是男人，因此，不少中国劳工(主要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招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与法国姑娘缔结了良缘。

在乐魁克，林语堂还有一件私事是，在咸丰十年，太平军路过漳州时，林语堂的祖父被征为民夫，跟太平军走了，这一走，从此杳无音信，但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祖父可能到了法国，现在林语堂既然身在法国，所以抱着一线希望，查阅了华人劳工的大量材料，找寻自己的祖父，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林语堂做了多大的努力。

林语堂与廖翠凤在乐魁克积蓄了一点钱，由于德国马克不值钱，在德国生活比较便宜，林语堂的耶拿大学的申请也获得了批准，所以林语堂夫妇决定从乐魁克搬到德国东部的耶拿城，进耶拿大学读书。

耶拿是德国诗人歌德的故乡，一座美丽的大学城。耶拿和海德尔堡一样，是个颇有古风遗俗的小城。自由自在的德国大学生活，正是林语堂理想的乐园，他从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林语堂与廖翠凤一起听课，一起郊游。什么时候把功课准备好，什么时候就请求考试，不存在上课、点名、请假、缺课等等规定。

因为耶拿是歌德的故乡，所以林语堂去参观了歌德的故居。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诗与真理》等作品，林语堂非常喜欢。耶拿典型地呈现了欧洲旧大陆的五光十色。这里有古城堡，狭窄的街道，古老的民情民俗，林语堂尤其迷恋。

耶拿大学没有莎士比亚的课，林语堂只好选了三种另外的课程，他写信询问哈佛大学的系主任，是否可用这三门课程顶替莎士比亚的研究课程？得到的答复说可以。

林语堂虽然在耶拿生活得很愉快，但廖翠凤却有她自己的烦恼，因为他们结婚一年多了，她却至今未有身孕。她非常着急和焦虑，尤其听到医生说她不能生育后，她哭得死去活来，觉得对不起林家。林语堂只好安慰她，廖翠凤更感到内疚和愧对林语堂，也更加感激林语堂。

1922年2月，林语堂取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他不满足于已得的学位，他要在语言学方面有更大的收获，于是转到了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

莱比锡大学(University Leipzig)位于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创立于1409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现今德国管辖地区内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仅次于海德堡大学(1368年)。莱比锡大学中国研究室的中文书籍非常丰富，林语堂也从柏林大学图书馆借来书籍，他充分利用这些外国大学的中文藏书，继续他的文化“补课”。由于在国内教会学校对中文学习的不重视而导致传统文化的缺乏，现在有了条件，甚至比国内的条件更好，所以他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的音韵学，钻研了在国内难以见到的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汉学师承纪》、《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书籍，熟悉了高邮训诂名家王念荪、段玉裁、顾炎武等人的考证注释及古今经学的论争。在莱比锡大学的刻苦用功，打下了他的中文根底，尤其是在语言学和音韵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莱比锡大学有一位造诣很高的汉学家，叫康拉狄(Conrady)。康拉狄教授精通中国的古文，对中国的古典文化非常熟稔。他不仅研究中文，还涉猎东方的其他语言。他开了一门泰国文法课，有四五个学生跟他精研泰文文法。康拉狄知道林语堂曾在清华学校任教，对林语堂倍加器重，为林语堂选择莱比锡大学引以为荣，并积极给林语堂各方面提供方便。

林语堂除了钻研语言学外，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他对尼采虽然不完全信奉但却十分崇敬，对蒙田、麦烈蒂斯等文学家、思想家更是心悦诚服，可是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感兴趣。

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期间，林语堂的经济再度紧张。在法国赚到的美元来德国换上了马克，结果遇到了马克贬值，他只好又一次通过胡适向北大借款一千美元。直到林语堂学成回国，在北大任教向代理校长蒋梦麟(蔡元培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历)归还这两千美元时，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北大出的钱，是胡适自己掏的腰包。胡适是不惜千金惜人才，这就是林语堂出国之前的“君子协议”。林语堂在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胡适墓前，向人说起此事时仍然感动得泪流满面。

好事成双。1923年，林语堂撰写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语言学》，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欧美的大学，不论人文科学、社会或自然科学，最高学位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没有别的荣誉比它更高。在自然科学方面(工程与医学在内)，另一个最高学位是“科学博士”(Doctor of Science)，这和“哲学博士”差不多，是表示学术上的建树。林语堂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显然高过所谓的“文学博士”、“语言学博士”等等。这时，妻子廖翠凤也身怀六甲，真是喜上加喜。鉴于廖翠凤在国外两次开刀的教训，也由于经济不足等原因，林语堂夫妇决定回国分娩。

林语堂在国外留学四年，辗转居留了三个国家，先后进了三所大学，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他进了莱比锡大学，虽不是柏林大学，也算是实现了他父亲上欧洲名牌大学的梦想。遗憾的是，他父亲于1922年10月3日去世，未能看到爱子的归来。林语堂完成了学业，在回国途中经过意大利，与廖翠凤一起游览了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古城，两周后，双双回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