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语丝》投稿

1923年9月，林语堂来到北京大学，被聘为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后来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学科主任、教务长等。业余时间除发表语言学等方面的学术文章外，也有散文和短论，主要发表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其他三种是《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0月，《晨报副刊》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将鲁迅的《我的失恋》打油诗抽掉，因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又是背着他把鲁迅的稿子抽掉，自然引起孙伏园的不满，所以他愤而辞职。

孙伏园辞职后，也就失了业，那些常给《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也失掉了阵地，都有些不平。这时孙伏园提议自己办刊物，得到了鲁迅、周作人的支持，由他出面约集了十六个撰稿人，并且印了红字白纸的广告张贴：“本刊有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关于刊物的名字，据周作人日记载：1924年11月2日“下午至东安市场城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川岛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回忆的更详细：“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在那年的11月2日正好是星期天，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李小峰、孙伏园和我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集合，决定出一个刊物，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和到场的七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刊物的名称大家一时都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字，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却还像一个名称，大家便同意了。就请钱玄同先生题签。次日即由伏园去报告鲁迅先生，他表示都同意。后来又由伏园去联系了几位，就写了一张石印的广告，说这个周刊将在何时出版，是由某某十六人长期撰稿，到各处张贴、发散。一个星期后，《语丝》便出世了。”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在1924年11月17日出版。它是一本十六开八页的小型刊物，每周星期一出版。八十期以后，改为三十二开十六页的装订本。开始，它的地址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实际上并没有社址，只是借用新潮社的屋子做了《语丝》的编辑、校对、发行的地方。后来北新书局成立，才由北新书局发行了。

《语丝》的广告上，虽然列出了十六个长期撰稿人，实际上也只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五六个人是真正的投稿者。而未列入十六个长期撰稿人之中的刘半农(当时正在法国留学)、俞平伯、冯文炳(废名)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语丝》于1924年11月创刊，在1927年10月24日被张作霖军阀政府查封了。发行《语丝》的北京北新书局也遭到了查禁，《语丝》后来移到上海，仍由搬到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

《语丝》的发刊辞是周作人起草的。文章说：“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发刊辞强调了以下几点：①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②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③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④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⑤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语丝》是一个以散文为主，兼登小说、诗歌、学术文章的刊物。虽然孙伏园提出过“语丝的文体”，但他似乎并没有说明这种文体有什么特征。周作人在《答伏园“语丝的文体”》中概括了它的特点：(一)可以随便说话。(二)大胆与诚意。(三)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中，对周作人所说的“大胆与诚意”、“不说别人的话”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并提出：“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概括它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确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这些所谈语丝体特色，似乎着重在思想上、立场上和态度上，对于文字特色涉及不多。后来周作人作《〈语丝〉的回忆》才提到了它的文字风格：“《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应该说，不仅是“任意而谈”，“庄谐杂出”，而且多讽刺，多反语，文字是嬉笑怒骂。

1924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先后问世，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北大教授们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个派别，即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按照一般的人情来说，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应该与胡适走得很近。这是因为：一是胡适是他来北大的引荐者，二是“吃水不忘打井人”，在林语堂留学期间遇到经济困难时，是胡适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林语堂对胡适的主张也是完全赞同和支持的。不仅是胡适，林语堂与徐志摩关系也很好，林语堂最初一些文学作品就是在《新月》上发表的，林语堂也参加过新月社的一些活动，但林语堂最终没有参加《现代评论》活动，而参加了《语丝》的活动。其主要理由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的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林语堂看来，《现代评论》是带有“官”办的性质，而“官话”与“自己的话”相去很远。林语堂“接近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语丝》的几个特点，正中林语堂的下怀。所以，林语堂接近《语丝》，未参加《现代评论》，充分表现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现代评论》也是一份自由的刊物。它是1924年12月13日创刊于北京的综合性周刊。初期经理为刘叔和，始终负主要责任的是王世杰。主要撰稿人多为新月社成员，有胡适、高一涵、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李仲揆(四光)等。刊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教育、科学等各种评论文章，兼刊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发表闻一多、徐志摩、胡也频、杨振声、凌叔华、沈从文、丁西林等人的诗歌、小说、剧作、散文和文艺评论等。在编辑方针上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态度，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中，既有揭露帝国主义暴行，揭露段祺瑞军阀主义的文章和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有污蔑学生，为军阀开脱罪责的言论；既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真实情况的文章，也发表一些反苏、反共、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在文化思想上，批判封建复古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脱离政治。由于该刊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的基本政治倾向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北大教授燕树棠、周鲠生、陈源(西滢)、杨振生、彭学沛和清华教授钱端升等也参加过编务，他们大多都在北大文科任教，又大多数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北京《大同晚报》曾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胡适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林语堂后来在《八十自叙》中说：“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我们对他们有几分讽刺)对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做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

当然无论是社也好，派也好，都不能与今天我们说的党派和社团那样来理解，因为它们毕竟是些宽松的组织。

除了以上因素外，林语堂加入《语丝》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林语堂跟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是北大方言调查会的伙伴。他们志同道合，相互切磋，建立了一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