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副热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男儿泪之所以比女儿泪珍贵些许，是因为他们倾尽激情，倾尽勇气，倾尽长才，倾尽睿智，仍然未洽其心，难遂其愿。

女儿泪洒满生命的旅途，那个“机栝”只要稍稍一触，轻轻一碰，眼泪就会像开闸的自来水一样哗哗地流淌出来，无论喜怒哀乐，她们都可以哭，不觉丢脸，而且哭过之后，倍感舒泰。精明的女人早就明白，该以何种哭的方式去获得实惠和好处，她们的泪也并非轻弹的啊，至少不会弹错时间，弹错地点，弹错对象，弹错火候。从古至今，犹如道家的薪尽火传，那些驭男有术的女人留下心得，东汉大将军梁冀之妻孙寿即倾尽所能，将它变成一门魅力四射的艺术：望之悯然且恻然的“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还有许多非你我所知的花样。艺术之中显然夹带着撒娇扮媚的学问。她们逮住时机就哭，既可以哭得男人关心，也可以哭得男人开心；甚至暗藏着进攻和防御的整套武器，直折腾得男人心力俱疲，直泼洒得男人火气全熄，最终缴械认输。女人的泪又何曾白流了几滴？有井水的地方就歌柳词，女人落泪的地方就有情感的四季，春温夏热秋肃冬杀，四季分明啊！

男人肩负着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重任，要饱经风霜，遍历危险，甚至直面死亡，他们无暇一哭，也无意一哭，一哭就会涣散心劲，卸掉车轮，解除武装，放弃阵营。男人动辄哭鼻子，掉眼泪，不仅难以博得社会的同情，而且很容易招致伙伴的轻蔑，就连妻子和情人也都瞧不起这样的软骨头。远古时期，积极进化的人类就关闭了男性的“泪阀”。数千年来，男人的势能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忠君、爱国、杀人、放火、从政、经商、习艺、赌钱、欺世、盗名、媚俗、健身、抽烟、吸毒、喝酒、做爱）去缓释和宣泄，倘若其中的那些必由之路依然被堵死，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势必引起体内的“水管爆裂”。因此热血男儿放声一哭，就会日月无光，天地失色。

一、大丈夫必是有血有泪之人

春秋时期，齐景公率领群臣登上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泪下，竟不能自禁。这只是昏君酒醉饭饱后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劝他归善。同样是在春秋时期，吴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郢都，楚国大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不肯蹚这趟浑水，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他终于感动了秦哀公，为之派兵驰援。同样是楚国大臣，屈原的泪水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昏聩的楚怀王却听不见，也许是他充耳不闻吧。贾谊继承了屈原的衣钵，汉文帝执政时举国升平，但他的《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唯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悖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若不是爱君爱民的痴情者，他怎会居安思危？又怎会痛哭流涕？

东晋初年，过江诸公聚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郁郁寡欢，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可他们只能哭，不能战，哭着哭着，金陵王气黯然收，东晋就宣告散学了。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只怕蚀骨销魂的男儿泪，滴沥个不停，滴沥得太久，固若金汤的城池终于软化成一盘奶油蛋糕，任人分食。

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为了泪滴，他比谁都醒悟得更透彻啊！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为朋友哭，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起句就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诗，读时是否有所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残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铁水，令人不敢用指尖碰触。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也不是雌着喉咙哼，而是仿佛从高山岩缝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拿不出答案。轮到大才子曹雪芹痛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世人眼前，就急忙走开，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静悄悄地踏过白茫茫的雪原，距离尘嚣越远越好。还忖度什么？书中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把那个“？”抻直了，变成“！”，又或许是时间抻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痛哭的男人应该首推甘心为中国变法事业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既然他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这一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他乍闻此讯，悲愤填膺，亟吟成七言绝句一首：“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其实何止如金，那是灵魂的舍利子，亘古难磨。

倘若你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就不要钻进历史的长卷中仔细打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无论是脆弱的男儿，还是刚毅的男儿，他们挥泪如雨，原因都只有一个：泪水的阀门既为命运所掌握，也为时势所控制，没人能预计到何时何地就会泪奔。“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视，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热血写成的！”依此类推，我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尤为丰沛，只要你翻开史书，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锥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实属万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痛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痛哭则不祥，男儿泪落如雨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困局，谁肯效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不肯将那不吉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将自己的初编诗文集命名为《伫泣亭文》，所谓“伫泣”者，取“伫立而泣”的意思，他将文集送给大名鼎鼎的宿儒王芑孙，向他请教，王芑孙劝诫道：“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于至不祥者而以名之哉！至于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可见这位大儒对那个“泣”字颇为忌讳，认为它不祯不祥，不宜用为诗文集的书名。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后人讥之为怪物。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二、人生必备三副热泪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摆在那儿，他视若无睹，却拗着劲，偏要取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的说法披胸见臆：

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唯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三副热泪”的说法，原创版权理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的名下，我们不妨听一听原始录音：“人生不可不储三副泪：一哭天下事不可为，一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易顺鼎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就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咂摸吧。

易顺鼎早年问学于湘中大儒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是王闿运的记名弟子，王闿运赏识易顺鼎的才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王闿运则不以为然。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单从此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性情古板，其实，这位老夫子是个顶诙谐顶洒脱的传奇人物。

易顺鼎的“哭庵”之号很怪，但与明末清初爱国者屈大均的“死庵”之号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屈大均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匾其屋为“死庵”，以示“哀莫大于心死”，躯壳虽在，只属遗蜕。节士与才子，两相对照，高下立判。

诚然，易哭庵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儿。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怪物，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人有英才、雄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体，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固拒不能。

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湖南龙阳（今汉寿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洵非浪得。人到中年，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着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搜刮地皮，捞取实惠，易佩绅却与众不同，他突发奇想，剃个大光瓢，携两位美妾出家，狠敲了几个月木鱼。

易顺鼎夙慧过人，在《近代名家评传》中，王森然对此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家乡长辈誉为“龙阳才子”。

晚年，哭庵喜欢在书札中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皆有来历。他五岁时，恰逢江南战乱，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居然毫发无伤。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宛如小小璧人一个，就抱在膝上询问其家世姓名，易顺鼎虽在髫龄，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毫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索性将平日所读的古书琅琅背出，小舌头无一处打结。“神童”之名，自此传开。

有一回，哭庵请人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好不欢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意犹未尽，哭庵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昙首二人，“后身”依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收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鲜词丽句已显露出这位龙阳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仆本恨人犹仆仆，卿须怜我更卿卿”，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岂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常的悟性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吟成七言律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警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诗作之佳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来，他可真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易顺鼎一生吟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着谢公屐，游踪遍及南北，这位登山爱好者脚步停不下来，将泰山、峨眉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一一践在脚下。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与众不同，怪异夺目。“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山水诗日产十首、二十首应该不难。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他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就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性情中人”，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风月之主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幕活剧上演，完全可以无厘头。

易顺鼎十九岁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再考进士，却头顶天花板，他的好运气已经用光。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哭庵，哭庵，无病他尚且呻吟，有病他能不号啕？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虽未“呕血数升”，但以泪代血，所差无多。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彰显其志：

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

慈母去世，易顺鼎在墓旁筑庐，由于仰慕皋鱼子的孝风，他将此庐取名为“慕皋庐”。《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身在野外，孑影茕茕，母死不可复生，念之而恸，为此他哭了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此后，他自号哭庵，笃定做个伤心人，终生无悔。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中年时期，哭庵筑室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

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

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也好过活，然而他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久而久之，他的尘念就按捺不住了。

哭庵在庐山隐居期间，创作了大量意兴遄飞的诗歌。这些佳作得天独厚，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它们激赏有加。张之洞既是封疆大吏，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昌城创办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抑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经史讲席，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记名弟子。

张之洞好诗好客，平日乐见奇才异能之士簇拥左右，易顺鼎出入湖广总督府，每月总有数回，但也有不受待见的时候。某一天，张之洞吩咐幕宾：“近来我心绪不佳，若跟哭庵见面，必有一场大恸，故不如远避之。”哭庵见拒受阻，便指天发誓：“哭者有如此日！”张之洞姑妄信之，在书房接见他，可是两人才聊上几句话，易顺鼎突然大放悲声。张之洞怒形于色，拂衣而起，责问道：“你怎么说话不算数？”易顺鼎赶紧抓住张之洞的袍服后襟不放，哭声更加惊天动地。张之洞无可奈何，只好忍着性子，等易顺鼎一把眼泪哭尽兴了，这才端茶送客。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算得上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顺鼎，快人快语，大刀阔斧，万人敌，无双谱。……实甫早年有天才之目，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熟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鲜。至斗险韵，铸伟词，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俱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炫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有人却特别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左。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左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常人有所不同，易顺鼎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居然一点也未走样。

倘若一个人习惯于放浪形骸，就算他喜欢做官，也不知如何做官，因为他不可能自觉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他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举荐，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询问江南的情况，哭庵谨慎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之洞是最佳人选。哭庵才智超群，又有强力者为他铺路，却未能直上青云，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其人性情难以捉摸；二是他动不动就哭成泪人；三是他好色如狂。第三点尤其得不到正人君子的谅解。“彼美一姝”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日顶喜欢的就是追蜂逐蝶，寻花问柳，他早就跻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三、好色如狂痴

长篇小说《孽海花》第三十五回中有个叫叶笑庵的人物，其原型就是易顺鼎。作者曾朴借庄立人之口大讲叶笑庵的笑话：一是他多疑善妒，美貌柔顺的夫人回娘家，他居然下令把轿子的四面蒙得黑腾腾的，径直将轿子抬进娘家的内堂去，生怕男人打量她的姿色。二是他心狠手辣，大冬天毒打姨太太，把她剥得赤条条，丢在雪地里，眼看快要冻死了，夫人出面施救，他又迁怒于夫人，剥去她的上衣，揿在板凳上，打她一百皮鞭。结果夫人与他彻底翻脸，回娘家后再不理他。叶笑庵不消停，娶回名妓花翠琴顶缺。有道是一物降一物，花翠琴将叶笑庵整治得服服帖帖，百炼钢化作绕指柔。

文人狎妓，由来久矣，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加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诗人樊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别署樊山，晚号鲽翁，自称天琴老人，曾任江苏布政使。据《汪穰卿笔记》所载，即使在国势危迫之时，樊增祥仍能好整以暇，召集僚友撞诗钟，此举不免落下话柄。有人曾调侃道：“樊方伯作诗钟，这是很有寓意的，不应当讥笑他。”究竟有何寓意？那人接着说：“这就叫‘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啊！”由此可见，樊增祥纵有诗才，也只是禄蠹一个。

平日，易顺鼎游逛花街柳巷，尽情狎邪；招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其艳情诗屡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醉如痴，如癫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喜爱观剧捧角，常与樊增祥等同好去各大戏园子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催情药，焕发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做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其师王闿运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师友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去，右耳出来，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梅兰芳尚未成名时，哭庵赋诗《万古愁》，极尽赞美之能事，使之声名鹊起。1916年2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你老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段入京，众老友为之排宴，请他欣赏梅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哭庵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他对哭庵说：“白发衰翁，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恩科状元，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就引用《打樱桃》中的台词讥刺道：“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爱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无用。矛盾顿时激化，哭庵的反击弦外有音：“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戳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謇有一名宠姬，因色衰爱弛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打算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身旁，见情形不妙，赶紧出面当和事佬，他引用《翠屏山》的台词来劝解：“‘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当事双方墨守输攻，第三方裁定为和局，引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引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仓促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若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京城第一人。哭庵有一妻两妾，但他意犹未尽，兴犹未浅，《十伶谣》足见其痴情博爱：“能愁我者梅兰芳，能醉我者贾碧云。能瘦我者王克琴，能杀我者小菊芬。能眩我者金玉兰，能娱我者孙一清。能温我者小菊处，能亲我者小香水。能恼我者小玉喜，能活我者冯凤喜。凤喜凤喜汝何人，天桥桥头女乐子。”后来，哭庵迷恋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家中做客，以博美人一粲为快。每次登门，他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还拜他为师，学习诗文。哭庵放浪于形骸之外，对刘喜奎的痴爱形于诗歌，竟有格调极低下者，比如这首《七愿》：

一愿化蚕口吐丝，月月喜奎胯下骑。

二愿化棉织成布，裁作喜奎护裆裤。

三愿化草制成纸，喜奎更衣常染指。

四愿化水釜中煎，喜奎浴时为温泉。

五愿喜奎身化笔，信手摩挲携入直。

六愿喜奎身化我，我欲如何无不可。

七愿喜奎父母有特权，收作女婿丈母怜。

初唐诗人刘希夷写过一首《公子行》，可谓风流蕴藉，“古来容光人所羡，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这是其中的四句，读者无抵触感。相比而言，哭庵的《七愿》格调太低，恶俗气息扑鼻。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色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迫不得已，悄然隐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绘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诗中的丁郎是谁？竟使哭庵垂涎吃醋，掀髯讨伐。他就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鲜灵芝本是丁某的妻妹，十四岁时即被姐夫引诱失身，其姊气死后，丁某强娶她为妻。鲜灵芝是丁某一手栽培出来的摇钱树，平日受尽苛待，少有自由，一度轻生，吞金自杀未遂，戏迷为此声讨丁剑云，闹腾得最凶的自然是易顺鼎，倘若他有鲁智深一半的武功，准定会揍得丁某鬼哭狼嚎。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开以上二位，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很会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众之中，哭庵的喝彩声压倒一切，而且他别出心裁，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他要“篡位”的心思就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在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顿时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写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谓“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老当益壮，晚岁偷学少年，薰衣刮面，涂脂抹粉。樊樊山抓住这个趁手的题材，多次写诗挖苦和讽刺哭庵老来俏：“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意犹未尽，又补一刀：“妇衣乍可更何晏，男色将来毋董贤。”何晏是何许人？他是曹操的养子，姿容俊俏，是位搽粉专家，世称“傅粉何郎”；董贤是何许人？他是汉哀帝的宠臣，二十二岁就官至大司马，权倾一国，其所以暴兴如此之盛，因为他是一位男风（同性恋）专家，投合了哀帝所好。樊樊山的诗句谑而至于虐，真是高手的恶作剧啊！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就无法关闭，由其早年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他用诗歌表明自己的真性情：“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学他人日戴假面如牵猴，又不能学他人佯歌伪哭为俳优，又不能学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歌又恐被谤，哭又恐招尤，此名诗界之诗囚。”在他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暮年，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作诗《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愿为众姝呕血牺牲，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金玉兰，我曾见其演《新安驿》，北方佳人真玉立，明眸巧笑俱无匹，浩态狂香皆第一。风流放诞定与文君同，玉体横陈堪夺小怜席。能破城阳十万家，还倾下蔡三千邑。”他偶然得知金玉兰姓张，祖籍直隶南皮，与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金玉兰为“张南皮”。哭庵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勉强应承为他安排。殊不知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质，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概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词，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身着盛装，手携厚礼，依约拜访许玉田，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也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唯有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带入案，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不禁癫喜万分，仿佛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病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悉噩耗，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合情理的请求。哭庵进入内室，紧抱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泪如雨下，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体质虚弱，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金玉兰发丧时，哭庵力疾前往，扶棺志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啸泉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

位比花王称武艳，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

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由于他每月各项收入加起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人均月收入不足十元），却依然在人前人后哭穷，总说自己没钱刻诗集。哭庵“好色不怕死”，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径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家庭，从小受尽呵护，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就束手无策，裹足不前。这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坤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借此迷醉，他忘记了乱世的悲风苦雨，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跑去抚尸痛哭，不畏流言，不怕疫病夺命。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是不错的。他爱女伶，固然是好色的天性使然，但他用情极深，用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处心积虑地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痴癫，也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强出一大截。

四、做不成烈士，便做名士

你也许会说，堂堂七尺男儿，易顺鼎应该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所作为，他在广西龙州署理太平思顺道半年，因为极力反对“裁绿营，停边饷”，触怒两广总督岑春煊。岑春煊岂是好惹的？他在广东布政使任上时，劾罢两广总督谭钟麟，这是清朝绝无仅有的事情。他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时，毅然向陕甘总督陶模求兵，率先勤王，保护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西安避难，立下大功，深得老佛爷的信任。岑春煊敢作敢为，才大胆壮，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捕杀广西巨盗陆、梁二人，注其鲜血满杯，竟当着广西巡抚柯逢时的面，一饮而尽，举座为之震惊。遂有“猛虎”之号。如此强悍的封疆大吏又怎会把全国著名诗人放在眼里，岑春煊将哭庵定性为“实属荒唐”“不谙治理”，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于国无用）。由于双方龃龉难解，岑春煊上奏参劾。哭庵眼看自己行将削职，很不服气，他以北宫黝的名言“恶声至，必反之”壮胆，致电朝廷，将岑春煊劲射过来的皮球再猛踢回去：“为宪台保桑梓，为朝廷保地方，顺鼎并不荒唐，恐荒唐别有人在！”哭庵的好友郑孝胥在龙州驻节督办广西防务，从旁打趣道：“他那里正要裁兵，你这里倒要养勇。”意犹未尽，郑孝胥还集四书成句为联安慰哭庵：“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联语中嵌入易顺鼎和岑春煊的姓，郑孝胥显然是在为哭庵发言助威。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所述，易顺鼎离开伤心之地广西龙州后，决定乘船去上海散心，沪埠好友闻讯而调侃道：“从此租界多一光棍，而官场少一通人矣。”也有朋友劝导哭庵：“君至上海，勿荒于色，遵时养晦，当有复起之时。”哭庵却并不领情，他说：“我到了上海，是目中有妓，心中无官的了。”

哭庵从小被人目为神童，他才思敏捷，笔头子处处要做赢家，嘴巴子也次次想占上风。旧时谚语道是“山东出将，山西出相”。杨度是湘潭人，是将门之后，湘潭又出产酱油，酱与将同音，易顺鼎便打趣杨度：“湘潭出将。”一语双关，闻者发笑。杨度岂肯吃这个哑巴亏？他的自卫还击更见功力，他调侃易顺鼎，可谓恶谑：“龙阳出相。”易顺鼎是汉寿人，汉寿古名龙阳，旧时的男妓叫相公，相公又号龙阳君。如此转折一番，杨度同样是语带双敲，易顺鼎竟被他“敲”得丢盔弃甲，满面羞惭。

哭庵目睹国土沦陷敌手，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词锋勇锐非凡，披肝沥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舍身忘命。《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

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

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一地鸡毛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彻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玩得多！

在专制时代，国家只是帝族的私产，人民只是皇家的奴婢，主子嫌你忒多事，你还能不敛手抽足，识相而退吗？哭庵是寒了心的，那时无数士子也都寒了心。

按理说，易顺鼎应该很容易堕落为浑不吝的“名士”，邹容在《革命军》中讽刺道：“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音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但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尊严，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由于文人的积习使然，他注定做不成革命志士，对此，我们不必苛求。倘若超越历史的时空，以今人的眼光去打量，以现代的头脑去评判：我们既要赞许一些人为国家大计、民族大义浴血牺牲，也应当准许一些人为自我本色、艺术本真苟全性命，只要他们不曾背叛良知，出卖灵魂，那么谁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清末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涉及哭庵的文字不少，常有其同时代人在肯定他的天纵诗才后，笔锋一转，骂他是“色中饿鬼”“花间老蝶”“丑态百出”“文人无行”“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诸如此类。哭庵好涵养，所有的贬斥和诟谇他都照单全收，一一笑领，从不计较，从不反驳。应该说，他心中全无障碍，全无怨尤。那些身着迷彩服的“大人”“君子”，反而不攻自倒，委琐不堪。

三尺积尘掩不住血光灼灼、泪光熠熠的近代史，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联翩而至，复活于眼前，可谓“惊才绝艳”，非此四字不足以形容。以后人的眼光来看，乱世固然是悲哀的，又何尝不是美丽的？哀感之后的顽艳，残剩的都是凄凉！

光绪年间，哭庵游宦河南，任开封乡举监考人，请一位算命先生推过铁板神数，虽说在五十七八岁时“赖有吉人扶，当今复用吾”，他仍有官运可走，但神算子强调，他的寿命难过五十九岁大限。1916年，易顺鼎五十八岁，恰逢袁世凯帝制自为，他欣喜若狂，改名更生，为此赋诗一首：“此前譬如昨日死，以后譬如今日生。产出中华新帝国，小臣亦改更生名。本无五十八岁我，帝国元年我始生。谁与我同生日者？同胞四万万同庚。”他以此为厌胜（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企图蒙混过关（鬼门关）。这一招似乎很灵验，易顺鼎活过了五十九岁，直到六十三岁，生命之钟才告停摆。

在清末民初的诗坛，易顺鼎与樊增祥齐名，他赞许对方为“平生第一知己”。然而樊增祥对此定位并不认可，对易顺鼎意下不无轻视，在致诗人黄哲维的手札中，他坦白相告：“索观挽石甫（易顺鼎亦字石甫）诗，今以写寄，弟于此子意极轻之，而又怜之。轻之者，恶其无行也。怜之者，惜其有丽才而潦倒一生也。至其临殁一年，所受之苦，有较刀山剑树为烈者，亦足为淫人殷鉴矣。死前数日，新集排印成，或谓错字尚多，请其改正，渠卧而叹曰：‘错讹由他，谁来看我诗也！’亦可悲矣。”嗣后，樊增祥为易顺鼎的新诗集题诗，末尾两句是“一世好名复好色，可怜生死穷愁中”，他对这位老友既轻视又同情，倒也没说半个字的假话。

樊增祥称易顺鼎为“淫人”，算不上诬蔑。易顺鼎晚年沉湎于声色，几近疯狂，因此患上严重的梅毒，痛苦万状，无药可医。1920年，易顺鼎病重，友人奭良前去探望，哭庵正忙于编定自己的诗集，他说：“非病也，才尽耳！无才，不如死。”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送给易顺鼎：

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

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唯独三副热泪长留人世。“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探问的，至今仍无标准答案。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倘若真就这样一路探问下去，后人的问题就会提前浮出水面：“寄迹于这等人间，托身在如此时世，你们为什么而哭？或者，你们为什么不哭？”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