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慈母

该说说我的母亲了。

在我的一生当中，要说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然传来母亲逝世的噩耗。那时我和老师正在洛杉矶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六岁，还不太了解生离死别的滋味，因此也就没有像这次这般悲痛欲绝。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愫。凯勒上尉曾在克利夫兰总统执政时担任北亚拉巴马州的军事统帅；凯特·亚当斯出身望族，是美国艾弗雷特家族的后裔。

对我来说，在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十九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好多事情母亲百说不厌，她还说起某次她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既好奇又兴奋，总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话语一遍遍地问道：“还要做多久？还要做多久？”

母亲说我小时候很爱幻想，最喜欢壁炉中跳跃的火花，晚上经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尤其喜欢看火舌由烟囱里蹿出的样子。

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气而下此结论：“唉，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是多么的快乐呀！”

当我患上那场大病变成又盲又聋时，母亲才二十三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母亲天生性格内向、谨慎、不太开朗，这样的个性使她很少有知心朋友。遭此不幸，她的心情更落寞了。长大以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但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后来，母亲又生下个妹妹，五年后家里又多了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母亲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了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像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真难想象她是怎样承受那么多琐碎而繁重的家务的。老师就常常因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佩服的是，我们从没有听到母亲抱怨过，她总是默默地做着，好像除了做事就没别的了，只要一直做下去就是。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人，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怎样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是累人，但是她却乐此不疲。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被冻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母亲非常喜爱鸟类。她每次到我这里来以后，总爱到附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的兴趣很广泛，十分关心时政问题，还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庸俗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用讽刺的语言批评那些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俩还曾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总是一读再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小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着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不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后来母亲有一次在外面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搭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道：“唉，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了。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说着说着，竟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以前就说过，希望在将来年老的时候，不会去麻烦其他人，宁可自己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住在妹妹那里，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是死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前两小时听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有关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听到这个噩耗的一刹那我觉得自己也要死了。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有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年龄呢？”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后来又有人问我：“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我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在台上保持平静的我，一回到后台内心的悲恸就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我还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呢？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多么的寂寞啊！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声呼喊：“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有多么好啊！”

我一直不能真正地相信母亲确实离开了我，直到第二年四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后，我才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母亲，亲爱的母亲啊！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去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这是我最为感到安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