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赵树理研究

在文学场域内外——赵树理三重身份的认同、撕裂与缝合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一直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并不在于他写出了多么伟大的作品，而在于他并不像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那样清晰明朗，容易归类。或者也可以说，他一直就是以难以归类或另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而这种另类性，仅仅从其文学创作本身出发又很难说得清楚。于是，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赵树理的活动置于文学场域之外那个更大的社会空间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场域之内。唯其如此，赵树理的所作所为才能在内外呼应中有一个更稳妥的着落。

正是在这一视域中，赵树理的身份认定、身份认同和身份困境才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对这一问题，以期能有新的思考。

研究概述：赵树理身份的几种说法

其实，赵树理在成名之初就有了其身份的最初定位——农民作家，不仅是他被《人民日报》如此称呼着[1]，而且也是他留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孙犁回忆他1950年初见赵树理的情景时说：“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2]显然，所谓农民作家，既是对赵树理写作行为的一种指认——他既出身农民，又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甚至也是对其身体形象的一种确认。至少，在孙犁的描述中，是包含着这一层意思的。于是，长期以来，“农民作家赵树理”就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称谓，也成为人们面对赵树理其人其作时的一个“刻板印象”。

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语境中，农民作家的称谓对于赵树理来说或许首先是一种殊荣。它固然也指认了一部分事实，但依然显得大而化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沿用这种称谓，既不能涵盖他在1949年之后更为丰富的角色扮演，也是对他本人身份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简化。大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研究界开始了对赵树理身份问题的探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戴光中先生1982年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赵树理专注于社会目的是同他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意图吻合的。在他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曾经像他那样同农民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对农村怀有最深厚的感情。就其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老杨式的好干部、潘永福式的实干家。参加革命后，过去种种颠沛流离、求告无门的辛酸遭遇梦魇般地压在他的心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干部，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比农民自身还要迫切地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3]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判断。表面上看，戴光中依然在强调赵树理作为农民作家的特点，但实际上，他已对赵树理的身份完成了一次拆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以“不是……而是”的句型，淡化乃至取消了赵树理的“作家”身份，强化或凸显了他的“干部”角色。而经过这次拆分和偏离其作家身份的定位，戴光中起码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文学场域之内，赵树理固然不可能不是作家，但在文学场域之外，他还有一种并非不重要的身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也就是说，戴光中此处虽然并非专论赵树理的身份问题，但他那种不经意的表达却把赵树理的身份带向了文学场域之外。回头来看，我以为这正是他论述的功绩所在。

但许多研究者并未注意到戴光中的这处表述，而是依然在文学场域之内开掘赵树理的身份属性，这就不得不提到已故赵树理研究专家席扬先生的一篇文章：《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也是不满于“现代的农民作家”这一不尴不尬的命名，席扬开始挖掘赵树理身上的“知识分子性”。在他看来，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尤其是1949年之后，赵树理更加执着地把自己定位于“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家与国的冲突中捍卫良知，其种种做派则进入社会良知、公正、真实的境界里。因此，“赵树理所恪守的身份并不是‘农民性’和‘干部性’，而恰恰是‘知识分子性’”[4]。

在赵树理研究史上，席扬很可能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赵树理“知识分子性”的第一人，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从此往后，赵树理的身份就既增加了一个维度，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但或许是席扬对赵树理偏爱有加，如此定位也存在着几个问题：其一，没有区分赵树理在文学场域内外的角色扮演，赵树理的身份因此显得单一；其二，把“农民性”和“干部性”等等全部看成是“知识分子性”的转换形式，固然强化了赵树理的知识分子特征，却也因此遮蔽了他的其他气质；其三，在论述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性”时，尽管席扬也动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但可以看出，他主要依据的依然是西方学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界定，于是启蒙、捍卫良知等等就成为“知识分子性”的重要内容。这种思路不能说不对，但对于赵树理来说应该还存在着某种错位。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八年之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修正、充实和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此文认为，赵树理具有“读书人”和“乡野俗民”的双重身份，而他扮演的则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中间人”角色：“赵树理既不是‘民’，也不是‘官’，而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对儒家士人群体‘忧世’精神和‘中间人’角色的认同，赵树理自觉承担起‘新政权’与底层民众（尤以乡村农民为最）之间的利益协调者角色。”[5]与先前的观点相比，这一思考似更严密，“中间人”的定位也非常精彩。但遗憾的是，所谓的“读书人”和“乡野俗民”却依然无法涵盖赵树理的全部身份。

基于这一研究背景，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便尤其值得关注。在《赵树理身份的三重性与暧昧性》中，作者说他此前只是注意到了赵树理的“双重身份”——中共党员与农民之子（这里的“双重”与席扬所谓的“双重”并不相同），“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在其他研究者的启发下，我又注意到了赵树理的第三重身份，即‘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立场’。这样，‘党—农民—自我主体（知识分子）’就构成了赵树理精神与心理结构的三个层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纠缠、矛盾、张力，又造成了赵树理身份与立场的暧昧、模糊”[6]。这一研究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首先，尽管钱理群早在1998年就把党员看作赵树理的一重身份[7]，但因为他当时并非专论赵树理，这种片断性的论述就很容易淹没在“天地玄黄”的宏大叙事之中而不大容易被人发现。这一次进一步明确赵树理的中共党员身份，一方面对赵树理研究界是一次提醒；另一方面，无论他是否注意过戴光中的论述，他都接通了1982年的那个戴氏说法。其次，据钱理群言，赵树理的知识分子身份主要是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国华的博士论文（《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政治》[8]）的启发，但由于李文谈及这一问题时引用了席扬《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的研究成果，这样，钱理群也就间接接通了席扬的相关思考。这两重身份再加上早已被人认定的农民身份，赵树理便有了三重身份。

但是，钱理群先生的论述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赵树理看作一个“自成体系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定位与席扬在如前所述的第一篇文章中的定位区别不大。于是，当席扬错位时，钱理群也跟着错位了；当席扬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后，钱理群却并没有跟着修正。这样一来，对赵树理在这一层面的定位就无法精准。（2）无论是席扬还是钱理群，都有意无意地不提赵树理的“作家”身份，这多少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如果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作家并不等于知识分子；即便在席、钱论述的语境中考量，知识分子恐怕也难以与作家画上等号。因此，把“作家”排除在赵树理的身份之外，显然无法让人理解。（3）或许是身份问题并非钱理群论述的重心[9]，所以他并没有谈论赵树理身份三重性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其作品中的投影，也没有在文学场域内外对其身份的交往、互动、矛盾或抵牾予以辨析。凡此种种既让人觉得意犹未尽，也给人留下了继续思考的空间。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戴光中、席扬和钱理群先生论述的基础上“接着说”。因为深入辨析赵树理的身份问题，很可能是我们进入赵树理心理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一个入口，也是我们确认赵树理文学价值乃至它在“十七年文学”中价值属性的一个重要参照。在他们的启发下，我也把赵树理的身份一分为三。其一是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书生；其三大体上可看作民间身份：农民／农业问题专家。

进退失据：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可以先从政治身份说起。

赵树理是党员，也是干部，前者是实打实的，后者则介于虚实之间。如果从1926年第一次秘密入党算起[10]，赵树理显然可以算作一位老党员。而作为党员，他一方面需要接受党组织的规训；另一方面，当他后来成为作家之后，他也就必须自觉地把党性原则置于文学原则之上。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风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译名）中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部分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说法，强调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为“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机器中的作用。[12]赵树理作为《讲话》的熟读者和《讲话》精神的践行者，应该是熟知文艺的这一功能的。他的那句广为人知的为文原则——“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后半句便是这种文艺功能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他党性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假如赵树理不是党员，他的思想境界或许就无法达到这一高度。想一想同一时期活跃在法国文坛的萨特，他虽号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13]，其“介入”姿态与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异曲同工，但他在1947年却思考过如下问题：“作家加入共产党是否好事？如果作家出于公民的信念和对文学的恶心而加入共产党，这样很好，他作出了选择。但是他能否在变成共产党人的同时仍是作家？”[14]但这样的问题是不大可能被赵树理思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党员。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党员身份也让赵树理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这样他才能够从内部时时用党性眼光打量农村里的干部，从而发现那些被人忽略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邪不压正》还是《三里湾》，开会（比如整党会、支委会等等）往往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短兵相接的重要情节，于是，我们才会听到如下话语从人物之口中呼啸而出——小宝说：“我这个党员该开除，他这个党员就还该当支委？”元孩说：“有你这种党员，咱这党还怎么见人啦？”[15]组长说：“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小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党员走资本主义道路？”[16]这种话语来自最基层，反映了基层党员对党、党性、党员标准的朴素理解，其中自然也融入了赵树理对党员队伍是否纯洁的深刻关切。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并呈现了这一问题，《邪不压正》才遭到了批评，赵树理也不得不解释这篇小说创作的初衷：“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得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17]虽然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已指出：“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18]而将近一年之后（《邪不压正》完成于1948年10月）赵树理才在小说中呈现了这一局面，但我更倾向于把这一发现看作是赵树理亲自参加“土改”的经验教训所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一发现固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我以为，假如没有党员身份的“内视角”，赵树理或许很难洞悉这一秘密。

如果说党员身份让赵树理在文学场域之内有了如上作为，那么，在文学场域之外，这一身份也在塑造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回忆：“我爸那时已经红极一时，是八大的党代表，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的组织观念特别强，下乡回来，只要一放下挎包，就到作协，给党组去报到。他不是巴结领导，而是出自本能的一种组织纪律观念。作家们像他这样的非常少。”[19]这里回忆的是赵树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情景，而赵树理本人的做法也验证了此说不虚。尤其是公社化和“大跃进”开始之后，他不得不以“写信”的方式向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等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呈现他在农村发现的问题。现存的四封最重要的信件分别是写给赵军（长治地委书记）[20]、邵荃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的，它们既是检讨自己作为作家的失职（如为何写不成小说），更是他通过“组织渠道”给党的部门领导提交的“意见书”。在写给邵荃麟一信的末尾，赵树理特意附上一笔：“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一下。”[21]在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中，赵树理又这样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22]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万言书”，8月20日赵树理则给陈伯达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的“意见书”。这种惊人的相似只能说明农村、农业和农民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它们被彭、赵二人在不同的地域同时看到并不得不秉笔直书。而他们的下场自然也是相似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赵树理则成为“右倾”的典型，在作协党组的整风会上遭批判，被“帮教”，最终不得不屈服“认罪”。在11月23日写给“荃麟同志并转党组”的信中，赵树理这样写道：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23]

这场整风会虽然是由作协党组召开的，但所涉及的问题与赵树理的作家身份已几无关系。而从这封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形式上看，也是赵树理在向党认错，话里话外突出和强调的都是他的党员身份。于是，问题也就变得明朗起来：当他不写小说而向领导写信时，他其实已彻底移身至文学场域之外，完全以另一套话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党员的担心和忧虑。而当他的言行越过了当时的政治底线时，遭到批判也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所有的这一切，大体上都可看作政治举动而并非文学行为。

为什么赵树理会如此行事呢？首先还是因为他是党员。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份检查中，赵树理曾如此检讨过自己：“我之所以好向有关领导方面提建议，原因也正在这里。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所以只好找领导。”[24]这就意味着他这样做自认为是在尽党员之责。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作为党员的赵树理，其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拥有一种与党商榷的权利。因为早在他第一次准备入党时，就曾找介绍人之一王春讨价还价：“入党可以，但不能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只有我认为合理的命令我才接受。”[25]王春虽然及时制止了赵树理的这种想法，但这样一种“病毒”或许已潜伏于他的身体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便会“发作”起来。

其次，我们就必须提到赵树理的干部身份了。关于干部，赵树理曾有如此解读：“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26]这应该只是他对干部的朴素理解。而在他小说所塑造和描摹出来的干部形象中，其内涵则要丰富许多。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上面下来的有两类干部，一类是章工作员，另一类是老杨同志。前者走马观花，有点官僚主义；后者既能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马上融入群众之中，同时又雷厉风行，敢作敢当，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村里久拖不决的问题。所以赵树理才说，干部中“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27]。而他在1960年前后实际上已陷入一种创作困境时，依然写出了《实干家潘永福》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这其实依然是他通过呈现一个好干部的形象而进行的一次写作突围。从老杨到潘永福，他们在赵树理笔下都具有如下共性特征：（1）官位不高（老杨同志是县农会主席，潘永福从村长当到了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却能亲近基层，能为老百姓办实事。（2）干群关系融洽，他们在群众中仿佛盐溶于水而不是油浮于水。（3）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出身，有做一手好农活的本事，同时又非常朴实，完全没有干部的架势。比如，“老杨同志到场子里什么都通，拿起什么家具来都会用，特别是好扬家……大家都说‘真是一张好木锨’（就是说他用木锨用得好）。”[28]潘永福同志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但也还不超过翻身农民，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他应得的干部待遇，下厂矿或工地可以骑骡子（因为山里行车不便，所以有此规定），但是他在百里之内，要不带笨重的东西，他仍是要步行的”[29]。可以看出，这样的干部与赵树理本人的习性、气质息息相通，甚至其中都有他本人的影子。显然，赵树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也成为赵树理心中理想干部的化身。而从赵树理最后主动请缨，到山西阳城、晋城两地担任县委干部的情况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他向其作品中的老杨和潘永福行的一种致敬礼。他塑造了他们，他们又成了他追摹的榜样。

但实际上，作为干部的赵树理，其所作所为的重要程度都要远远高于老杨同志和潘永福，同时，他也遇到了老杨与潘永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据赵树理自述，1949年之前，他虽短暂地担任过区特派员、县公道团团长等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报纸或杂志做编辑。1949年进京后，他曾担任过工人出版社社长（1949）、文化部戏剧改进剧曲艺处处长（1949）、《说说唱唱》主编（1950）等职务，但时间都不长。1953年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无名义和职务，仍写作”，同年冬天进中国作家协会，“驻会写作，不任其他职务”。[30]1958年12月，他“匆匆跑到太原，请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任命他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任职时间一年左右。1965年3月，赵树理举家离京不久，就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晋城县委副书记，分管文化工作。[31]但一年多之后，“文革”爆发，他也开始了反复被批斗的岁月。

从以上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赵树理除1958年和1965年在基层有实际的职务外，其他更多的时候只可算作徒有虚名的“京官”，或者也可泛泛称作文化干部。作为这样一种形式的干部，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方面频繁“下乡”，不断重新回到他生活过的晋东南地区，以便能在农村中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打造他的“问题小说”；另一方面，这种“干部下乡”也是他了解民生、民情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但实际上，写进小说中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且因文学化处理后常常会变形走样；更多的“问题”则无法进入小说，只能以“短平快”的方式向上反映，以求被迅速关注乃至解决。这时候，他的这种干部身份就发挥作用了。赵树理曾经认真思考过他的这种角色扮演：

老实说，在那二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当时接近基层的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在那时候宜于充当向上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上反映。[32]

这里虽是检讨者言，但可以看出赵树理既说得实在，对自己的分析也非常到位。所谓“通天”，应该是指他能够直接与邵荃麟、周扬、陈伯达以及级别更高的中央领导通上话；所谓“彻地”，自然是他比一般“下去”的干部更了解农村情况。这样，在底层与高层之间（或者借用官方话语，是在党和人民之间），赵树理就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中介、一条纽带。然而，这种角色又是很不好当的，许多时候他都不得不夹在中间，乃至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比如，关于粮食问题，他曾经如此表述过自己的这种两难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33]正是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赵树理变得进退失据了。

这种进退失据感自然不是单靠政治身份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这样我们也就不得不面对赵树理那种与农民相关的民间身份了。

内外有别：站在农民一边的双重考虑

之所以把农民看作赵树理的民间身份，是因为从世俗的层面看，“进城”之后赵树理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国家干部。这样，他才会有“专业化以后，我在农村没有户口了”“有些事情人家就没有向你说的必要了”之类的感慨。[34]然而，这种身份的转换不但没有影响到赵树理，反而让他对农民有了更多的关怀与体贴。而要想说清楚这一问题，依然需要从文学场域内外入手。

赵树理“进城”不久，就有了“脱离群众”的惶恐与焦虑，也有了“决心到群众中去”的表态。[35]而在赵树理的个人词典中，群众实际上是可以等同于农民的。也就是说，赵树理所谓的“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就是通过“下乡”，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而事实上，从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赵树理先是不断地频繁“下乡”，后来干脆举家迁出京城，回到省城太原，接着又到故乡晋城任职，越来越走向更接地气的农村大地。即便如此，他还觉得不够彻底，因为“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个户口，和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与农民的关系才更密切，不然，至少也要到一个核算单位去，不一定要有什么名义，但必须有做主人的思想，不能做客人”[36]。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作秀，而就应该是赵树理最真实的想法，是他想让自己（也包括写农村的作家）完全融入农民之中的真情表白。

当赵树理如此行事时，他的民间身份便得以凸显，他与农民、农村的天然联系也开始走向前台。赵树理说：“我是在农村中长大的，而且在参加革命以前，家庭是个下降的中农，因此摸得着农民的底。

这是我自以为幸的先天条件。”[37]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他五十年代之后的各类场合中。而由于他对农民如此熟悉，以至于“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的后半句话”[38]。这种自信自然来自他对农民生活与习性的了如指掌，也更在于他一到农民中间，立刻就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丝毫没有生疏隔膜之感。对此情景，作家康濯便深有体会，并因此比较了两人的异同：

老赵和我下农村，不约而同都不用“下去体验生活”一类说法，而干脆是去参加工作，办社，整社等等；同时我们下去后也都能较快熟悉并插手到工作中去。然而这一切在我们之间却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而只是“回乡”“回家”，并且这又不仅是指他家乡一带，就是去战争中我早已熟悉的河北那个村庄也是如此。在那个村子里，我们住户的邻居家一个老木匠，我认识多年了，见面无话不说；老赵才认识，还没记住人家的名字，但他在木匠房里随便摆弄了两下人家的斧锯锛凿，那位老木匠马上就撇开了我，而同老赵没完没了地说开了各种工具在河北、山西的不同特点，做犁、耙、桌、椅的把式在河北、山西的不同讲究，以及旧社会学艺、当伙计的种种艰难。……总之就是说，在同工农的结合上，我还有明显的差距。赵树理则几乎都不必提起结合不结合问题。而我这方面的根本原因自又主要并非由于自己是湖南人，乃在于我是个生长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在河北解放区农村锻炼十多年，却还扎根不深，那儿还并没完全成为自己家乡一样深厚无比的生活基地和根据地。[39]

康濯的这番说法自然可以从多种角度予以解读，但其中显然隐含着一个身份问题。按其描述，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生长于城市之中。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上，他显然是响应《讲话》号召的被动之举。这样，无论他如何“下乡”亲近农民，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都还与农民隔着一层。也就是说，在与农民的关系上，康濯无论怎样努力，都是一种后天行为，无法做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相比之下，赵树理则显出他的先天优势。他出身于农民之家，“年轻时候种过地，干过泥木瓦活儿，跟牲口赶过脚；还登台演出过上党梆子，甚至也具备着农村土发明家的才能；两只手能变出许多魔术来，唱民歌都能一口气唱上曲调不同的七八个”[40]。即便是“进城”之后，他依然吸旱烟袋，说家乡话，像华北大车把式那样喝酒[41]，像潘永福那样习惯于走路而不是坐车[42]。这种习性和做派往往被城里人视为异类，然而一旦它们被带进农村，却能很快派上用场，它们的主人也能很快被村民们引为同类，并获得他们的极大认同。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赵树理的农民身份（或者也可以说是胡絜青所谓的“由始至终都没有变”的“一身农民气质”[43]）的重要性：对于自己，这种身份增加了亲和力；对于农民，这种身份又抹掉了距离感。于是，无论赵树理还有着怎样的其他身份，一旦走向民间，他的农民身份便显山露水，呼之欲出了；而农民所认同的也主要是他的这种身份。唯其如此，赵树理才能像康濯所说的那样，把“下乡”当作“回家”，农民也才能把赵树理当成家人而不是外人。

在这里，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赵树理的农民身份，是想说明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借助于这一身份的亲和性，赵树理便可以像老杨同志那样深入群众之中，有效地开展工作。这种如鱼得水的局面一方面让他对农业社的情况了然于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以至于他干脆把自己看作了农业问题专家。赵二湖回忆说：“同样是写农村，他和马烽、浩然、柳青都不一样。首先赵树理认为他是个农业专家，不是科学上的，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专家。他一直在想，以什么形式来搞农业生产，为什么他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有那么多看法想法，他一直在想，中国的农业以怎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最合理最能发挥效率。并且贫富之间，不要拉开太大的距离。”[44]可以想见，当赵树理如此思考农业问题时，他也就有了对农业、农民问题发言的底气。而他对“农业专家”的自许或自我体认，实际上又衍生出另一种民间身份。这种身份不是来自官方或科研机构的认定，而是来自他在农村摸爬滚打积累起来的活生生经验。这种经验或许还谈不上有多么科学，但毕竟比那些来自书本和空想的东西要踏实可靠。

其二，也正是因为赵树理的这种身份，老百姓才会把他当成自家人，向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于是农村问题对于赵树理不再是隔雾看花，朦朦胧胧，而是有了清晰的显影。赵树理说：“去到农村，农村就是我的家，这个家我从小一直就没有断过联系”；“我们的村子是一个大队，三个小队，不及一百户人家。我到生产队，群众把我当作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我既不是支书，又不是队长，但我又像什么都是，那里的干部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商量，要我出些点子；群众也愿意我在。比如我隔了一个时期回去一次，大家总会想办法召集大会要我讲些什么。”[45]农民能够向赵树理敞开心扉，谈天说地，意味着赵树理拥有了一条深入细致地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渠道，也意味着当他给长治地委写信，上书邵荃麟和陈伯达时，表面上看谈的都是宏观的见事不见人的问题，但支撑这些问题的很可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向赵树理的倾诉。而由于这些问题事先已被民情和民意浸泡过，所以当它们被赵树理整理和表述出来时也就有了特别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