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

一九八五年上大学以后，不记得哪个学期，买了台夏普双卡收录机。后来的记忆老是出错，愿意它是春雷牌的，上海无线电三厂生产。或许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常到一个同学家里听评书，他家的收音机是春雷牌的，当时差不多算得上件奢侈品，印象过于深刻。

对于宿舍公用的桌子来说，这台收录机体积过大，我只能把它放在上铺靠墙的床边。买它主要是为了听103.7调频立体声，放磁带，以及转录磁带——我们用索尼空白磁带转录流行歌，省不少钱。

每个宿舍都有几台式样不一的收录机，从走廊上过一趟，像穿行在不同场次的演唱会之间。时间未久，不同宿舍的口味差异就显出来：国语歌、粤语歌、英文歌，各有偏好。听粤语歌的最理直气壮。一个同学启蒙我说：粤语歌里面有故事，有细节，抒发感情有来由，有依托。这个话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因为此前和此后，都听了很多不知从何而起的滥情歌的缘故。

粤语流行音乐黄金时代的歌手，通过磁带和调频进入我们的生活。如今，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小乔喜欢的谭校长早早退隐，小家伙喜欢的梅艳芳逝去，更不要说张国荣的死，陈百强的死——我们都喜欢他的《偏偏喜欢你》。国语歌手似乎更不堪时间的考验，那时候喝醉了酒就要唱《大约在冬季》和《外面的世界》，多年之后看到齐秦出现在大陆的综艺节目，真有不忍心听他唱下去的感受。

不过，今天听听偶尔还出来唱唱歌的张学友，心里比过去更为叹服，当年还多少有些嫌他声音过于华丽，现在却要感慨华丽之下层次的丰富。李宗盛做吉他去了，他的歌经过时间的淘洗，没有损伤，却似乎更见出质地。质地，又有多少歌和歌手，能让人想起这样的词。

收录机用了两年，就开始出现各种毛病。我提着它去找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当然不叫爱因斯坦，他是我的老乡，和我从同一个中学考入复旦，如愿进了物理系。大学第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见面，每次见面，他必谈爱因斯坦和理论物理。我一个中文系的人，哪里听得懂？谈了一段时间，他改用通俗语言，循循善诱，我不便打击他的耐心，只好装作若有所悟的样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我完全是不懂装懂，大大发了一通脾气。我呢，大大松了一口气，心想，以后可以换别的话题了。没有料到我错了，再见面还是谈爱因斯坦和理论物理，而且扯掉了通俗语言的面纱，回到了理论物理课堂上的语言。这个时候，他放松了，因为不必再担心我是否听得懂，反正无论如何我也听不懂，他讲起来更加流畅，也更加狂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以及另外两个同乡，叫他爱因斯坦。我们那时候不懂，他得有多孤独，才会锲而不舍地长期对牛弹琴。

谈了一年之后，他忽然得了肝炎，不得已休学。又过一年，肝炎好了，他回到学校接着读，我已到大三。他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不再谈理论物理，却干起了技术活：利用课余，在学生活动中心开了间维修铺，修理收录机和电视机。原来他回家休学期间，也没闲着，高中的物理老师拉他进自己开的维修铺，修理摩托车为主，兼修各类家电。他返校就把这技术活也带回来了。这真是时候，我的收录机正进入发病期。

断断续续维修了几次之后，有一天他说，算了，我给你重装一台。

就这样，我有了一台很可能是复旦校园里个人拥有的最好的收录机，这从周围同学异常羡慕的眼神大致可以判断。外壳还是夏普，里面是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而且，它从未坏过。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把它从东部宿舍搬进南区十四号楼。整幢楼空空荡荡，分到这里的同级新生，都到崇明农场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劳动锻炼去了；我一个人，在五楼角落里的一个房间，住了一年。在这样的情形中，收录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有时显得格外突兀而固执。那段时期我转录了两盒平克·弗洛伊德的《墙》，所以会反复听到罗杰·瓦特的声音撞到四壁的回响。

等到毕业工作，我把收录机带到单位宿舍，却不怎么用它了——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上半期。我离开工作单位的时候，一九九六年，没有把它及时带走；若干年之后，那个宿舍和工作过的整座大楼被炸毁，另建了个什么东西，我年轻时代积存的书，也一同毁了。

好多年我常重复一个梦，梦里到处找收录机，而且梦里还拼命想来想去：收录机怎么丢了？丢到哪里去了？梦醒之后，这份焦虑还得过许久才能平复。我写这篇短文，写出之后，希望不会再做这个梦了。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