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六年以后，我在复旦校园的书店买了一套《管锥编》，四册，共十元八角五分。我还在扉页上记下了购买日期，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谈艺录》也是同一时期买的，没记日期，想不起是在哪家店，书后面有个印章，篆体阳文“开卷有益”，应该是在书店盖的；也许因为精装，定价五块九。

我已经读大二，但这两部书都只读了个开头，就读不下去了。而跟我同时买《管锥编》的同班同学，整天逃课，躲在宿舍上铺的帐子里，硬是啃了一遍。中文系八五级，比前比后，都算得上自由散漫，调皮捣蛋，表现之一是逃课成风，甚至由此产生出一点叛逆的英雄感。逃了课干什么呢？对不少同学来说，是读书，读自己要读的书。我们班逃课最多的人，那时候读《判断力批判》，读《小逻辑》。我也算经常逃课的一个，但我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与读《管锥编》和读康德、黑格尔的同学相比，实在是轻松容易得心里暗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