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高级的人很多，有趣的人也很多，又高级又有趣的人却少之又少。高级的人使人尊敬，有趣的人使人欢喜，又高级又有趣的人，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结愈久，芬芳愈醇。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追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中山大学的历任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来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品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密，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招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她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仍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全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存都熟悉，一部《梵·高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她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版社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作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存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归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的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我的四个假想敌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部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姻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脚，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是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道：“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My dreams，I fear，are infanticid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士、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将士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的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样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篡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作‘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

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稀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开你的大头会

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辩一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光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会场虽非战场，却有肃静之气，进得场来，无论是上智或下愚，君子或小人，都会一改常态，人人脸上戴着面具，肚里怀着鬼胎，对着冗赘的草案、苛细的条文，莫不咬文嚼字，反复推敲，务求措辞严密而周详，滴水不漏，一劳永逸，把一切可钻之隙、可乘之机统统堵绝。

开会的心情所以好不了，正因为会场的气氛只能够印证性恶的哲学。济济多士埋首研讨三小时，只为了防范冥冥中一个假想敌，免得他日后利用漏洞，占了大家的，包括你的，便宜。开会，正是民主时代的必要之恶。名义上它标榜尊重他人，其实是在怀疑他人，并且强调服从多数，其实往往受少数左右，至少是搅局。

除非是终于付诸表决，否则争议之声总不绝于耳。你要闭目养神，或游心物外，或思索比较有趣的问题，并不可能。因为万籁之中人声最令人分心，如果那人声竟是在辩论，甚或指摘，那就更令人不安了。在王尔德的名剧《不可儿戏》里，脾气古怪的巴夫人就说：“什么样的辩论我都不喜欢。辩来辩去，总令我觉得很俗气，又往往觉得有道理。”

意志薄弱的你，听谁的说辞都觉得不无道理，尤其是正在侃侃的这位总似乎胜过了上面的一位。于是像一只小甲虫落入了雄辩的蛛网，你放弃了挣扎，一路听了下去。若是舌锋相当，场面火爆而高潮迭起，效果必然提神。可惜讨论往往陷于胶着，或失之琐碎，为了“三分之二以上”或“讲师以上”要不要加一个“含”字，或是垃圾的问题要不要另组一个委员会来讨论，而新的委员该如何产生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等等，节外生枝，又可以争议半小时。

如此反复斟酌，分发（hair-splitting）细究，一个草案终于通过，简直等于在集体修改作文。可惜成就的只是一篇面无表情更无文采的平庸之作，绝无漏洞，也绝无看头。所以没有人会欣然去看第二遍。也所以这样的会开完之后，你若是幽默家，必然笑不出来；若是英雄，必然气短；若是诗人，必然兴尽。

开会的前几天，一片阴影就已压上我的心头，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烦。开会的当天，我赴会的步伐总带一点从容就义。总之，前后那几天我绝对激不起诗的灵感。其实我的诗兴颇旺，并不是那样经不起惊吓。我曾经在监考的讲台上得句；也曾在越洋的747经济客舱里成诗，周围的人群挤得更紧密，靠得也更逼近。不过在陌生的人群里“心远地自偏”，尽多美感的距离，而排排坐在会议席上，摩肩接肘，咳唾相闻，尽是多年的同事、同人，论关系则错综复杂，论语音则闭目可辨，一举一动都令人分心，怎么容得你悠然觅句？叶慈说得好：“与他人争辩，乃有修辞；与自我争辩，乃有诗。”修辞是客套的对话，而诗，是灵魂的独白。会场上流行的既然是修辞，当然就容不得诗。

所以我最佩服的，便是那些喜欢开会、擅于开会的人。他们在会场上总是意气风发，雄辩滔滔，甚至独揽话题，一再举手发言，有时更单挑主席缠斗不休，陷议事于瓶颈，置众人于不顾，像唱针在沟纹里不断反复，转不过去。

而我，出于潜意识的抗拒，常会忘记开会的日期，惹来电话铃一迭连声催逼，有时去了，却忘记带厚重几近电话簿的议案资料。但是开会的烦恼还不止这些。

其一便是抽烟了。不是我自己抽，而是邻座的同事在抽，我只是就近受其熏陶，所以准确一点，该说闻烟，甚至呛烟。一个人对于邻居，往往既感觉亲切又苦于纠缠，十分矛盾。同事也是一种邻居，也由不得你挑选，偏偏开会时就贴在你隔壁，却无壁可隔，而有烟共吞。你一面呛咳，一面痛感“远亲不如近邻”之谬，应该倒过来说“近邻不如远亲”。万一几个近邻同时抽吸起来，你就深陷硝烟火网，呛咳成一个伤兵了。好在近几年来，社会虽然日益沉沦，交通、治安每下愈况，公共场所禁烟却大有进步，总算除了开会一害。

另一件事是喝茶。当然是各喝各的，不受邻居波及。不过会场奉茶，照例不是上品，同时在冷气房中迅趋温吞，更谈不上什么品茗，只成灌茶而已。经不起工友一遍遍来壶添，就更沦为牛饮了。其后果当然是去“造水”，乐得走动一下。这才发现，原来会场外面也很热闹，讨论的正是场内的事情。

其实场内的枯坐久撑，也不是全然不可排遣的。万物静观，皆成妙趣，观人若能入妙，更饶奇趣。我终于发现，那位主席对自己的袖子有一种，应该是不自觉的，紧张心结，总觉得那袖口妨碍了他，所以每隔十分钟左右，会忍不住突兀地把双臂朝前猛一伸直，使手腕暂解长袖之束。那动作突发突收，敢说同事们都视而不见。我把这独得之秘传授给一位近邻，两人便兴奋地等待，看究竟几分钟之后会再发作一次。那近邻观出了瘾来，精神陡增，以后竟然迫不及待，只等下一次开会快来。

不久我又发现，坐在主席左边的第三位主管也有个怪招。他一定是对自己的领子有什么不满，想必是妨碍了他的自由，所以每隔一阵子，最短时似乎不到十分钟，总情不自禁要突抽颈筋，迅转下巴，来一个“推畸”（twitch）或“推死它”（twist），把衣领调整一下。这独家奇观我就舍不得再与人分享了，也因为那近邻对主席的“推手式”已经兴奋莫名，只怕再加上这“推畸”之扭他负担不了，万一神经质地爆笑起来，就不堪设想了。

当然，遣烦解闷的秘方，不止这两样。例如耳朵跟鼻子人人都有，天天可见，习以为常竟然视而不见了。但在众人危坐开会之际，你若留神一张脸接一张脸巡视过去，就会见其千奇百怪，愈比愈可观，正如对着同一个字凝神注视，竟会有不识的幻觉一样。

会议开到末项的“临时动议”了。这时最为危险，只怕有妄人意犹未尽，会无中生有，活部转败，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什么新案来。

幸好没有。于是会议到了最好的部分：散会。于是又可以偏安半个月了，直到下一次开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西子湾

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

声乐家席慕德女士有一次搭计程车，车上正大放流行曲。她请司机调低一点，司机说：“你不喜欢音乐吗？”席慕德说：“是啊，我不喜欢音乐。”

一位音乐家面对这样的问题，真可谓啼笑皆非了。首先，音乐的种类很多，在台湾的社会最具恶势力的一种，虽然也叫作音乐，却非顾曲周郎所愿聆听。其次，音乐之美并不取决于音量之高低。有些人听“音响”，其实是在玩机器，而非听音乐。计程车内的空间，闭塞而小，哪用如此锣鼓喧天？再次，音乐并非空气，不像呼吸那样分秒必需。难道每坐一次计程车，都要给强迫听一次音乐吗？其实，终日弦乐不辍的人，未必真正爱好音乐。

在台湾的社会，到处都是“音乐”，到处都是“爱好音乐”的人；我最同情的，便是音乐界的朋友了。像波德莱尔一样，我不懂乐理，却爱音乐，并且自信有两只敏感的耳朵，对于不够格的音乐，说得上“疾恶如仇”。在台湾，每出一次门——有时甚至不必出门——耳朵都要受一次罪。久而久之，几乎对一切音乐都心存恐怖。噪音在台湾，宛如天罗地网，其中不少更以音乐为名。上帝造人，在自卫系统上颇不平衡：遇到不想看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但是遇到不想听的东西呢，却无法有效地塞耳。像我这种徒慕音乐的外行，都已觉得五音乱耳，无所逃遁，音乐家自己怎么还活得下去，真是奇迹。

凡我去过的地区，要数台湾的计程车最热闹了，两只音响喇叭，偏偏对准后座的乘客，真正是近在咫尺。以前我还强自忍住，心想又不在车上一辈子，算了。最近，受了拒吸二手烟运动的鼓励，我也推行起拒听二手曲运动，干脆请司机关掉音乐。二手曲令人烦躁，分心，不能休息，而且妨碍乘客之间的对话与乘客对司机的吩咐，也有拒听的必要。

在欧美与日本，计程车上例皆不放音乐。火车上也是如此，只有西班牙是例外。我乘火车旅行过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西德、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火车上的扩音器只用来播报站名，却与音乐无关。不知道什么缘故，台湾的火车上总爱供应音乐。论品质，则时而国乐，时而西方的轻音乐，时而台湾特产的流行曲，像是一杯劣质的鸡尾酒。论音量，虽然不算喧吵，却也不让人耳根清净，无法安心睡觉或思考。

听说有一次夏志清和无名氏在自强号上交谈，夏志清嫌音乐扰人，请车掌小姐调低，她正忙于他事，未加理会。夏志清受不了，就地朝她一跪，再次申请。音乐终于调低，两位作家欣然重拾论题。但是不久音乐嘈嘈再起，夏志清对无名氏说：“这次轮到你去跪了。”

夏氏素来奇行妙论，但是有没有奇到为音乐下跪，却值得怀疑。前述也许只是夸大之辞，也许当时他只对车掌小姐威胁说“你再不关音乐，我就要向你下跪了”。不过音乐逼人之急，可以想见。其事未必可信，其情未必无稽。台湾的火车上，一方面播请乘客约束自己的孩子，勿任喧哗，另一方面却又不断自播音乐，实在矛盾。我在火车上总是尽量容忍，用软纸塞起耳朵，但是也只能使音量稍低，不能杜绝。最近忍无可忍，也在拒吸二手烟的精神下，向列车长送上请求的字条。字条是这样写的：

列车长先生：从高雄到嘉义，车上一直在播音乐，令我无法入梦或思考。不知能否将音量调低，让乘客的耳朵有机会休息？

三分钟后，音乐整个关掉了，我得以享受安静的幸福，直到台北。我那字条是署了名的，也不知道那一班自强号关掉音乐，究竟是由于我的名字，还是由于列车长有纳言的精神。感激之余，我仍希望铁路局能考虑废掉车上的播乐，免得每次把这件事个别处理。要是有人以为火车的乘客少不了音乐，那么为什么长途飞行的乘客，关在机舱内十几个小时，并不要求播放音乐呢？

要是有人以为我讨厌音乐，就大大误会了。相反地，我是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唯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或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音乐的反义词不是寂静，是噪音。敏锐的心灵欣赏音乐，更欣赏寂静。其实一个人要是不能享受寂静，恐怕也就享受不了音乐。我相信，凡是伟大的音乐，莫不令人感到无上的宁静，所以在《2001太空漫游》里，太空人在星际所听的音乐，正是巴赫。

寂静，是一切智慧的来源。达摩面壁，面对的正是寂静的空无。一个人在寂静之际，其实面对的是自己，他不得不跟自己对话。那种绝境太可怕了，非普通的心灵所能承担，因此他需要一点声响来解除困绝。但是另一方面，聆听高妙或宏大的音乐，其实是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这境地同样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担。因此他被迫在寂静与音乐之外另谋出路：那出路也叫作“音乐”，其实是一种介于音乐与噪音之间的东西，一种散漫而软弱的“时间”。

托马斯·曼在《魔山》里曾说：“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最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这当然是指精妙的音乐，因为精妙的音乐才能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去欣赏时间，时间形成的旋律与节奏。相反地，软弱的音乐——就算它是音乐吧——不但懈怠了时间，也令我们懈怠了对时间的敏感。我是指台湾特产的一种流行歌曲，其为“音乐”，例皆主题浅薄，词句幼稚，曲调平庸而轻率，形式上既无发展，也无所谓高潮，只有得来现成的结论。这种歌曲好比用成语串成的文学作品，作者的想象力全省掉了，而更糟的是，那些成语往往还用得不对。

这样的歌曲竟然主宰了台湾社会的通俗文化生活，从三台电视的综艺节目到歌厅酒馆的卡拉OK，提供了大众所谓的音乐，实在令人沮丧。俄国作曲家格林卡（Mikhail Glinka）说得好：“创造音乐的是整个民族，作曲家不过谱出来而已。”什么样的民族创造什么样的音乐，果真如此，我们这民族早该痛切反省了。

将近两千四百年前，柏拉图早就在担心了。他说：“音乐与节拍使心灵与躯体优美而健康；不过呢，太多的音乐正如太多的运动，也有其危害。只做一位运动员，可能沦为蛮人；只做一位乐师呢，也会‘软化得一无好处’。”他这番话未必全对，但是太多的音乐会造成危害，这一点却值得我们警惕。

在台湾，音乐之被滥用，正如空气之受污染，其害已经太深，太久了。这些年来，我在这社会被迫入耳的音乐，已经够我听几十辈子了，但是明天我还得再听。

明天我如果去餐馆赴宴，无论是与大众济济一堂，或是与知己另辟一室，大半都逃不了播放的音乐。严重的时候，众弦嘈杂，金鼓齐鸣，宾主也只好提高自己的嗓子慷慨叫阵，一顿饭下来，没有谁不声嘶力竭。有些餐厅或咖啡馆，还有电子琴现场演奏，其声呜呜然，起伏无定，回旋反复，没有棱角的一串串颤音，维持着一种廉价的塑胶音乐。若是不巧碰上喜宴，更有歌星之类在油嘴滑舌的司仪介绍之下，登台献唱。

走到街上呢，往往半条街都被私宅的婚宴或丧事所侵占，人声扰攘之上，免不了又是响彻邻里的音乐。有时在夜里，那音乐忽然破空而裂，方圆半里内的街坊市井便淹没于海啸一般的声浪，鬼哭神号之中，各路音乐扭斗在一起，一会儿是流行曲，一会儿是布袋戏，一会儿又是西洋的轻音乐，似乎这都市已经到了世界末日，忽然堕入了噪音的地狱。如果你天真得竟然向警察去投诉，一定是没有结果。所谓礼乐之邦，果真堕落到这地步了吗？

当你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几盒廉价的录音带在作怪，外加一架扩音器助纣为虐，那恐怖的暴音地狱，只需神棍或乐匠的手指轻轻一扭就招来，你怎么不愤怒呢？最原始的迷信有了最进步的科技来推广，恶势力当然加倍扩张。如果我跟朋友们觅得一个处女岛，创立一个理想国，宪法的第一条必定把扩音器列为头号违禁品，不许入境。违者交付化学处理，把他缩成一只老鼠，终身囚在喇叭箱中。

第二条便是：录音机之类不许带进风景区。从前的雅士曾把花间喝道、月下掌灯的行径斥为恶习。在爱迪生以前的世界，至少没有人会背着录音机去郊游吧。这些“爱好音乐”的青年似乎一刻也离不开那盒子了，深恐一入了大自然，便会“绝粮”。其实，如果你抛不下机器的文明，又不能在寂静里欣赏“山水有清音”的天籁，那又何苦离开都市呢？在那么僻远的地方，还要强迫无辜的耳朵听你的二手曲吗？

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无论是正式节目或广告，几乎也都无休无止地配上音乐。至于有奖比赛的场合，上起古稀的翁妪，下至学龄的孩童，更是人手一管麦克风，以夜总会的动作，学歌星的滥调，扭唱其词句不通的流行歌曲。夜夜如此，举国效颦，正是柏拉图所担心的音乐泛滥，民风靡软，孔子所担心的郑卫之音。

连续剧的配乐既响且密，往往失之多余，或是点题太过浅露，反令观众耳烦心乱。古装的武侠片往往大配其西方的浪漫弦乐，却很少使用箫笛与琴筝。目前正演着的一台武侠连续剧，看来虽然有趣，主题歌却软弱萎靡，毫无侠骨，跟旁边两台的时装言情片并无两样。天啊，我们的音乐真的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许多电影也是如此，导演在想象力不足的时候，就依赖既强又频的配乐来说明剧情，突出主题，不知让寂静的含蓄或悬宕来接手，也不肯让自然的天籁来营造气氛。从头到尾，配乐喋喋不休，令人紧张而疲劳。寂静之于音乐，正如留白之于绘画。配乐冗长而芜乱的电影，正如画面涂满色彩的绘画，同为笨手的拙作。

我们的生活里真需要这么多“音乐”吗？终日在这一片泛滥无际的音波里载浮载沉，就能够证明我们是音乐普及的社会了吗？在一切艺术形式之中，音乐是最能主宰“此刻”最富侵略性的一种。不喜欢文学的人可以躲开书本，讨厌绘画的人可以背对画框，戏剧也不会拦住你的门口，逼你观看。唯独音乐什么也挡不住，像跨栏高手一样，能越过一切障碍来袭击、狙击你的耳朵，搅乱你的心神。现代都市的人烟已经这么密集，如果大家不约束自己手里的发音机器，减低弦歌不辍的音量和频率，将无异纵虎于市。

这样下去，至少有两个后果。其一是多少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芜乱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不能思想，不肯思想，不敢思想，正是我们文化生活的病根。

饶了我无辜的耳朵吧，音乐。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失帽记

二〇〇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变化，其间有得有失。这一年我自己年届八十，其间也得失互见：得者不少，难以细表，失者不多，却有一件难过至今。我失去了一顶帽子。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我八秩庆生，举办了书刊手稿展览，并邀我重回沙田去签书、演讲。现场相当热闹，用媒体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人气颇旺。联合书院更编印了一册精美的场刊，图文并茂地呈现我香港时期的十一年，在学府与文坛的各种活动，题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在现场送给观众。典礼由黄国彬教授代表文学院致辞，除了联合书院冯国培院长、图书馆潘明珠副馆长、中文系陈雄根主任等主办人之外，与会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卢玮銮、张双庆、杨锺基等，令我深感温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黄坤尧、黄秀莲、樊善标、何杏枫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师，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讲的听众多为学生，由中学老师带领而来。讲毕照例要签书，为了促使长龙蠕动得较快，签名也必须加速。不过今日的“粉丝”不比往年，索签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签书、签笔记本、签便条、签书包、签学生证，还要题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赠言，当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签人即兴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么惠？恩惠的惠吗？”“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头。”乱军之中，常常被这么乱喊口令。不仅如此，一粉丝在桌前索签，另一粉丝却在你椅后催你抬头、停笔，对准众多相机里的某一镜头，与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夹缝之中又有第三只手伸来，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这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以免出错。你的手上，忽然是握着自己的笔，忽然是他人递过来的，所以常会掉笔。你想喝茶，却鞭长莫及。你想脱衣，却匀不出手。你内急已久，早应泄洪，却不容你抽身疾退。这时，你真难身外分身，来护笔、护表、护稿、扶杯。主办人焦待于漩涡之外，不知该纵容或呵止炒热了的“粉丝”。

去年底在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的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遑检视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事后几位主人回去现场，又向接送的车中寻找，都不见帽子踪影。我存和我，夫妻俩像侦探，合力苦思，最后确见那帽子是在何时、何地，所以应该排除在某地、某时失去的可能，诸如此类过程。机场话别时，我仍不死心，还谆谆嘱咐潘明珠、樊善标，如果寻获，务必寄回高雄给我。半个月后，他们把我因“积重难返”而留下的奖牌、赠书、礼品等等寄到台湾。包裹层层解开，真相揭晓，那顶可怜的帽子，终于是丢定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存整理时所发现，不忍径弃，就说动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在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瑞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

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越寒，尤其风大，帽内就越加温暖，仿佛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着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甚至在抗战沦陷区逃难，生死同命的，是母亲。肌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

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

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长大了，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

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廿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

我存即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高雄安顿。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亲生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爸爸你要好好照顾”，实在愧疚无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

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他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喋喋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历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

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儿，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听得见谁的声音？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长戴的帽子，无异于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

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联两代，一时还不至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戴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

另有离愁

学者作家之流，在今日所谓的学府文坛，已经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目不窥园、足不出户”了。先是长途电话越洋跨洲，继而传真信函即发即至，鞭长无所不及，令人难逃于天地之间。在截止日期的阴影下，惶惶然、惴惴然，你果然寝食难安，写起论文来了，一面写着或是按着，一面期待喜获知音的快意，其实在虚荣的深处，尽是被人挑剔，甚至惨遭围剿的隐忧，恐怖之状常在梦里停格。

截止日期终于到了，甚至过了。你的论文奇迹一般，竟然也寄了出去，跟许多不相干的信件一起，在空中飞着。不久你也在空中飞着，跟许多不相干的旅客挤在一起。

机场、巴士、旅馆、钥匙、餐券、请帖，你终于到了。接着你发现自己握着一杯鸡尾酒或果汁，游牧民族一般在欢迎酒会的大厅上“逐水草而——立”。其实，人潮如水，你只是一片浮萍，跟其他的“贵宾”萍水相逢而已。你飘摇在推挤之间，担心撞泼了人或被人撞泼。一只手得紧握酒杯，另一只手得在餐盘与“友谊之手”之间不断应变。还要掏名片，就需要第三只手了。人影交错、时差恍惚之际，你瞥见有一片美丽的萍在远处浮现，正待拨开乱藻追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只“友谊之手”无端伸来，把你截下，劫下。于是互道久仰，交换名片，保证联络，甚至把身边凑巧或不凑巧的诸友都逐一隆而重之地介绍遍了。再回头时，那人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这种盛况，王勃早已有言：“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在重聚兼新交的欢乐气氛中，论文的辛苦，长途的折磨，甚至行李下落不明，都似乎变得不太重要，连学界的二三宿敌也显得有点亲切了。

真正开起会来，不少学者虽然大名鼎鼎，却是开口不如闻名。学术界常有的现象，是想得妙的未必写得妙，写得妙的未必讲得妙。古人有“锦心绣口”之说，其实应该三段而论，就是“锦心”未必“采笔”，“采笔”未必“绣口”。所以论文而要宣读，如果那学者咬字不准，句读不明，乡音不改，四声不分；或者是说得太慢，拖泥带水，欲吐还吞；或者是说得太急，一口滔滔，众耳难随，那锦心不免就大打折扣，而采笔也就减色了。

大型的研讨会之类，其实也是一种群众场合，再深刻的论文，再隆重的宣读，也不妨多举实例，偶用比方，或故作惊人之语，或穿插一二笑话，来点“喜剧的发散”。如果一味宣读下去，则除了沉闷之外，还会有这么几个恶果。反应慢的听众会把尊论翻来掀去，苦苦追寻你究竟读到了哪里。反应快的，早已一目十行超过了你，不久已经读完，不必再听你晓晓了。剩下的一些只觉心烦意乱，索性把论文推开，在时差或失眠的恍惚之中，寻梦去了。有一位朋友就说过：研讨会上，正是补觉的好去处。而且，他补充一句，台上一人自言自语，正好为了台下众人催眠。这缺德话令人想起王尔德消遣同行皮内罗的某剧，说是教他“从头睡到尾的最佳剧本”（the best play I've ever slept through）。

除此之外，会场上还有两样东西令人不安：一样是催魂的计时铃，另一样是摧耳的麦克风。计时铃是由一位少女的纤指轻轻点按，其声叮咛悦耳，但是传到当事人的耳里，却惊天动地，变成时间老人的警钟，警告他大限到了。这是截止日期的化身，截止的不是悠悠的日期，而是匆匆的分秒，可以称为dead-minute。叮咛一响，时间好像猛一抽筋。机警的当事人当机立断，悬崖勒马。差一点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没几个回合，也就落荒而逃了。碰到麻木的或是霸道的，对一迭连声的警铃根本充耳不闻，对时光的催租讨债完全无动于衷，简直要不朽了。这时，主席早已扭颈歪头，对他虎视眈眈。台下的众人更是坐立不安，只差大吼叫他下台。“世界上有这么不识相的人！”下一位讲者在心里咒着，也转头向独夫怒目。过了一个世纪，独夫终于停了。从永恒的煎熬中解脱，大众已经无力愤怒，只有感激。

麦克风更是全场成败的关键。一架好麦克风，遇弱则弱，遇强则强，其实是无辜的。可惜济济多士，竟有一大半不知道如何待它，不是把它冷落在一旁，只顾自言自语，害得所有的耳朵都竖直如警犬，便是过分重用，放在嘴边，像在舔甜筒，更像在吹警世的号角，害得所有的耳朵迅雷难避。美国人把麦克风前的怯场叫作mike fright。重用麦克风的讲者却相反，只顾对着它杀伐嘶喊，喊得全场的听众刺耳摧魂，六神无主。麦克风变成了麦克疯，摧人欲疯。好不容易那麦克狂风终于停了，宇宙顿然恢复了安宁。听众也才恢复了自己呼吸的节奏。

计时铃叮叮，麦克风隆隆，不觉研讨会已经“圆满闭幕”。满座高朋就将风流云散，离愁顿生。大型国际会议的“离愁”别有所指，不是指沉重的别情，而是指沉重的书。原来行装初整，论文稿件之外，总不免带些书来，无非是自己的新著，好与学友文朋交换一番。每次都天真地自我安慰：“等送完了，回程就轻松了。”不料热情的朋友送书更多，加上二三十份论文，不知有多少公斤。眼看着又要提得肩酸手痛，想起家里书斋的书灾，还得把这一批书带回去，变本加厉，心情只有更沉，哪有什么“满载而归”的喜悦？

这一大堆沉甸甸的巨著，带回家去是不智，不带回去是不仁。就这么丢在旅馆里扬长而去吗？太绝情了吧？丢人书者，人亦丢之。想想看，你自己送给别人的呕心之作，忍令流落在异国的垃圾箱底吗，别提什么心灵的结晶了，即以形而下观之，当初造纸牺牲了多少美丽的树啊。既然提得起，就不该放下。于是满载而归。

——一九九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