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

近日去一个老友家做客，在聊到数十次进藏采访时，老友忽然说起一个我们都熟悉的领导。他说那个人真好，厚道。我心下暗暗诧异，因为我对那人印象可不好，感觉是个没啥能力只会说套话的人。老友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们去西藏边关拍一个大型纪录片，路很烂很危险，保障他们的吉普车一路走一路坏，几次险出车祸。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那个领导，他和领导也就见过一面。不承想领导听了后马上说，用我的车保障你们，你们的安全很重要。说罢立即下令，把自己的丰田越野车派给了摄制组。老友说他们当时惊喜不已，非常感动。

那我为什么对他印象不好呢？话说也是下部队采访，我在某个演习场地遇到他，一见面他就叫错我名字，把我叫成“袭山山”，而且当有人婉转提示是“裘山山”时，他居然很自负地摆手说，袭山山我还能不认识吗？我很尴尬，也不便当众纠正，心里却留下了此人没文化的印象。后来我又听人说，他的儿子本来不咋样，靠着他提拔很快。这下对他的坏印象就坐实了。

可是面对老友的感慨，我不好意思再吐槽了。作为一个经常去西藏采访的人，我知道那路有多险，更知道一辆好车有多重要。他能立即把自己的车给摄制组，说明他的确是个厚道人。他原本可以打个官腔，让其他人去处理的。而且老友还说，其他下属也反映说，他是个经常帮下面解决困难的领导。

由此可见，人绝不是单一的好或单一的不好，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即时获得完整的信息，便容易做出不完整的判断，甚至以偏概全。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自己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在我三十岁出头那年，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要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他们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做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正在玩水的儿子，真恨不能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我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掏东西，仿佛交订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把儿子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老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二十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应邀去一个小城采风。采风结束时，主人家让大家留下“墨宝”，我连忙闪开。作为一个毛笔字很臭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可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先生，却三番五次来动员我，我一再说我不会写毛笔字，他就是不信。也许是我的钢笔字误导了他，我给他送书时写的那几笔，让他认为我的字不错。他说，你现在不愿写，那就回去写了寄给我。我以为是个台阶，连忙顺势而下，说好的好的。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写信又是发短信，一再催问我写了没有。看来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实在是躲不过了，就找出笔墨试着写了几个字，真不成样子。可他继续动员：我们就是想做个纪念，你随便写几个字吧，写什么都行。我便临时抱佛脚，练了三五天，然后找我们创作室的书法家要了两张好纸，并问清了应该怎样落款怎样盖章，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寄了出去。过了十天，他来短信问我寄出了吗？我说寄出了呀，寄出好多天了。他说没收到，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还是没收到。我说也许是寄丢了吧，他说那太可惜了。幸亏他没再让我写了。

过了好多年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认真学写一下毛笔字，就找了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才知道，我当初写的哪里是毛笔字，完全没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笔写钢笔字。于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宝”肯定没丢，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开一看，出乎他的预料，根本拿不出手，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他只好说丢了。虽然我没去跟他确认，但心里已肯定无误了。

生活藏满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们去往未来的树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无法看到。

再说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跑到我刚刚就职的教导队来找我，告诉我她考上大学了。她是我大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教过四十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县中学实习，教高二。我当时二十四岁，说一口普通话，充满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热情和浪漫。比如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全班学生朗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望他们珍惜生命珍惜青春；还比如晚自习时，发现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丽，就停下讲课让所有同学走出去，站在长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后让他们就此写一篇作文。我还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这些做派很对高中生的胃口，学生们因此都喜欢我。特别有几个女生，总围着我转，一下课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这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儿，就是其中一个。

据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旧的衣服非常着急，问她：你就穿这个去上大学吗？她说她只有这身衣服，家里四个孩子，父母务农，生活很困难。我便把她带回家，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几件给她，有牛仔裤，有衬衣，有T恤，好像还有件毛衣。因为她个子比我略矮，都能穿。

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记得她来看过我。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裘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裘老师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你送我的那几件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后来我们家情况好些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干净包起来，放在柜子里。每次搬家我妈妈都要说，这是裘老师送你的衣服，不能丢。我们搬了五次家，这包旧衣服还在我们家柜子里。

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不啻是领到了上天的奖赏。

而这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数学老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奖赏我：她亲手剥花生米寄给我，亲手灌香肠做腊肉寄给我，亲手绣十字绣寄给我，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挡不住她做这些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3年元旦，当时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父亲罹患重症，母亲身体也不好。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家。由于每日来回奔波，天气寒冷，我也病倒了，发烧，头痛。晚上躺在母亲身边，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忍受着感冒带来的折磨，心情实在是阴冷到了极点。

忽然叮咚一声，我接到了一条短信：

裘老师：偌大的地球上能和您相遇，真的不容易。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于1982年。您让一个从未奢望上大学的穷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梦，并最终实现了梦。从此她的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她的弟妹也努力学习，一家四个娃都上了大学，而他们的父母几乎是一字不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您裘老师！元旦来临，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您的学生罗花容。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我知道她并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她只是在表达她的感情。而这份感情之于我，在那一刻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寒冷的冬夜里最温暖的一束火光，让我的心重新热起来，亮起来。我忽然明白，原来三十年前二十多岁的我，给三十年后五十多岁的我，留下了一根火柴。

很多感情和心境，我们总要在多年以后才能体验。有的，或许已转化成生活的礼物；有的，则铸成一生的遗憾。

一月里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气温却很低，有点北方冷冻的感觉。我参加完军区部队的转隶交接仪式，一个人穿过操场，走向办公大楼。四周很安静，我知道这安静里正孕育着风云激荡，中国军队将面临全新的格局，对这样的全新格局我们充满期待。但一个有着六十一年历史的军区也将因此消失。而我，在这个军区里整整服役了四十年，也将转身离开。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诉说。

我一个人走着，忽然想起了父亲。父亲是在1982年中国军队第七次大裁军中离开部队的，他所在的铁道兵被成建制撤销了，他因此提前退休脱下了军装。那个时候父亲曾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我读的北洋大学没有了，我当了一辈子的铁道兵也没有了。今后我都没有老部队可回了。而我，只是随口安慰了他一句：提前退休不是更好吗？辛苦了一辈子，正好早点儿休息。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忽然明白了当时父亲的心情。因为我此刻的境遇与父亲完全相同；而我此刻的年龄也与父亲当时的年龄完全相同。虽然到了今天，我也没想出更熨帖的话来安慰父亲，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漫不经心感到内疚。

等我今天明白时，早已物是人非。对于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我还能说什么呢？人生的很多遗憾，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这些日子我反复在想，我当时到底该怎样安慰父亲呢？老实说，将心比心，没有什么安慰能让他好受。也许，当父亲生发出那样的感慨时，我最应该做的，就是陪着他一起沉默。

因为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很多感情，难以言说。

也许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落和释然的过程。那些失落和伤怀让我们更能理解他人，而那些释然和感动，则让我们活得更加开阔。

2016年2月于成都正好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