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柯科迪男孩
1723—1746年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传说之一。大约在1726年，玛格丽特·斯密带着她唯一的儿子，快3岁的亚当·斯密，和他的舅父一起住在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这里距离他们在苏格兰东海岸柯科迪的家只有几英里。伟大的约翰·雷是19世纪时亚当·斯密传记的作者。根据他的记录，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群过路的吉卜赛人偷了这个孩子，孩子的母亲一直找不到他。忽然有一位绅士说他在几英里外碰见了一个吉卜赛女人背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巡警立刻出发…… 他们在莱斯利森林找到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女人一见到巡警就把孩子扔下逃跑了，最后孩子被带回了母亲身边。

后来人们常常讲起这个故事。斯密的朋友，哲学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第一次谈起这个故事时曾称赞道，这次救援“为世界保住了一个天才，他命中注定要扩展科学的边界，并为欧洲的商业政策带来新的启迪和改革”。但任何好事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双向的，亚当·斯密后来“心不在焉”的形象广为流传，约翰·雷也曾调侃道：“我担心他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

亚当·斯密一直在母亲的关注中生活，他们母子之间的联系异常紧密，在一起生活了60多年。斯密出生于1723年6月5日（或者更早），他和牛顿一样是个遗腹子。他的父亲老亚当·斯密在他出生前5个月就去世了，年仅43岁。老斯密通过公共服务和法律工作一路晋升，最终成了柯科迪的海关监察。斯密家族在历史上留下的信息很少，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来自阿伯丁附近的西顿地区，老斯密从那里出发去爱丁堡学习法律。1705年，他成为苏格兰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劳登伯爵是当时苏格兰的两位国务卿之一，参与了《联合法案》历经两年的复杂谈判，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在那一年，老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市的公民，他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皇家职位——军事法庭书记，负责军事审判。同年，他还被任命为律师，取得了提供财务和不动产咨询服务的资格，这是一个很有专业含金量的职位。

老亚当·斯密结过两次婚，这两次婚姻都帮助这个出身小士绅阶层的年轻人提升了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任妻子，莉莉娅斯·德拉蒙德（或者叫莉莉），来自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家庭。1709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休，他是亚当·斯密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斯密大14岁左右。莉莉生下孩子后不到10年就去世了，只给丈夫留下了一个孩子。1715年爆发了詹姆斯党人叛乱，这次叛乱在谢里夫缪尔战役之后无疾而终，战乱逐渐平息，汉诺威党被阿盖尔公爵二世控制，军事法庭有很多工作需要老斯密处理。

当时老斯密还担任柯科迪的海关监察。他从爱丁堡去了柯科迪，显然心存疑虑，但仍期望能从苏格兰海关系统的重组中获得一些好处。柯科迪到福斯湾的直线距离仅10英里，但是当时横跨海洋的福斯大桥尚未建成，海湾边的陆路十分漫长。于是当地人把那个长条形的小镇称作“长镇”。小镇的建筑就在海岸边沿着一条主干道蔓延开来，镇子长约1英里。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颇有地位和渊源：此地大概从1450年开始就是皇室自治区，有资格进行海外贸易和销售外国商品，并且有资格派代表参加议会。16世纪，柯科迪港口一直是苏格兰向欧洲大陆输出煤炭、盐和亚麻的出口，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但是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统治期间与法国的战争，17世纪90年代的歉收和饥荒等一系列事件对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再加上后来美国殖民地的扩张，尤其是烟草贸易的发展，导致苏格兰的贸易经济中心越来越向格拉斯哥和西部地区转移。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加速了这一进程，在《航海法案》的要求下，苏格兰贸易商不得不融入更大的英国市场。

老斯密于1714年抵达柯科迪，当地经济正处在下滑期，到1755年，该镇人口减少到2 296人，几乎不到1个世纪前的半数。而且由于海关监察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贸易额的收费，经济衰退对老斯密的财务收益很不利。更糟糕的是，由于停止了征收农业税，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新的爱丁堡海关专员委员会又开始大力打击走私，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老斯密本人聪明且有教养，他年轻时曾前往法国，在去波尔多的途中还遭遇过海难。他的家中充斥着自由主义的氛围，家里的小图书馆藏有大约80本书，大部分是法律类、宗教类，也包括历史、文学和自我提升的书籍。柯科迪的地理位置很靠近爱丁堡，但是从文化、经济及政治方面看，与爱丁堡咖啡馆高谈阔论的大城市氛围还是相差甚远。

不过斯密家族在这个小镇还是有了很大收获：老斯密认识了家庭背景深厚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她是法夫郡望族的后代，她父亲来自道格拉斯家族，母亲来自巴尔福斯家族，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家族。道格拉斯家有很多军方的人脉，玛格丽特的父亲罗伯特·道格拉斯也曾在1689年被任命为民兵团的上校。这些似乎给亚当·斯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很多年后的1763年，詹姆斯·博斯韦尔记录道：“格拉斯哥的斯密先生曾告诉我，他的朋友们曾因为不想让他参军而试图割他的喉咙。”作为亚当·斯密曾经的学生，博斯韦尔认为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之后认识这位知名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想必也有同感。

玛格丽特和老斯密在1720年成婚，但不到3年老斯密就去世了，死因不明。对这位准妈妈和她年轻的继子休而言，老斯密的死是莫大的打击。对休来说，他再次失去至亲。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玛格丽特给亚当·斯密取了和父亲一样的名字，并且一生都与他非常亲密。和许多丧父或是父亲缺席的成长故事一样，亚当·斯密继承了父亲的生活，他在长大后成了一个严肃的年轻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法律、贸易以及如何优化经济上，后来还加入了苏格兰海关委员会（不仅仅是柯科迪的监察）。

许多人认为亚当·斯密出生在柯科迪的高街（可惜房子早已被拆除）。在儿子出生前，老斯密可能已经预感到了死亡，他在1722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个月，重新立了遗嘱。遗嘱中指定了“导师和监护人”（都是男性）来帮助玛格丽特抚养孩子。被指定的人中包括亚当·斯密的两个叔父，以及其他一些和斯密夫妇有私人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人。来自邓尼克的詹姆斯·奥斯瓦尔德是其中之一，他虽然是外地人，但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他支付了老斯密葬礼的费用；还有老斯密的一个侄子和一个堂兄，名字都叫威廉·斯密，他们一个为有权势的阿盖尔公爵二世当秘书，另一个在阿伯丁的马里沙尔学院做校董秘书；还有亨利·米勒，他是著名的大卫·米勒的亲戚，在柯科迪的一个学校当校长；还有两个出身显赫的监护人来自佩尼库克的克勒克家族，一位是约翰·克勒克男爵二世，他曾在莱顿大学学习历史，并在罗马的科雷利门下学习历史、建筑和音乐，他拥有财政法庭男爵的肥差，还积极推动启蒙思想在科学、艺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入发展；另一位是来自礼斯顿谢尔的约翰·克勒克博士，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革新者，也是1729年爱丁堡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可见，亚当·斯密虽然缺少了父亲的陪伴，却是在一个多元而庞大的亲友网络中长大的，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并且富有远见。

即便如此，年轻的单身母亲的生活还是很艰难。那时每4个孩子就有一个会在出生时或婴儿期夭折。小亚当·斯密常常生病，休的身体也不强壮，而他们家有时也拿不出钱来。1730年，玛格丽特不得不写信给劳登勋爵，追讨他拖欠的一只债券的6年利息。那时劳登勋爵因为南海经济泡沫的崩溃而陷入了财务危机，玛格丽特在信里表示自己“非常贫困”。道格拉斯家的亲戚也没能提供多少经济上的帮助，直到1750年12月，亚当·斯密27岁时，玛格丽特才从她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一些钱。

虽然在经济上总是紧张，玛格丽特仍然对亚当·斯密投入了很多的爱和关注，斯密对母亲也是一样。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1793年记录了斯密的一生，那时距离斯密离世不久，斯图尔特的记忆还很鲜活，他写道：“人们指责她（斯密的母亲）对他（斯密）过于放纵和缺乏限制，但是这并没有对斯密的性情造成什么坏影响；斯密也从回报母爱中获得了难得的满足感，他在60年的漫长岁月中尽可能地孝顺母亲。”

休被送到珀斯的一所寄宿学校，后来他像他的父亲和斯密家族的其他亲戚一样，在当地海关大楼中工作，直到1750年去世。亚当·斯密则去了柯科迪的一所学校。那是一所不寻常的学校。1496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教育法案，要求“所有男爵和富裕的自由人”将他们的长子在八九岁时送入文法学校学习拉丁语，并在三年后学习法律。该法案的目的是在苏格兰建立义务教育体制，旨在加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司法效率，让“穷人不需要为了每一次小纠纷都来找领主当主审人”。这项法案提升了教区学校的质量，让教区学校有能力为当地学生提供文法教育。柯科迪的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它成立于1582年，在亚当·斯密上学时由大卫·米勒接手。米勒原本在附近的库珀的一所学校当校长，被重金聘请来。或许是由于雄心勃勃的“邓尼克夫人”的推动（即奥斯瓦尔德夫人，她早年丧偶，有个儿子需要接受教育），1724年，市议会不仅同意提高米勒的薪水，还要提高学费，建一栋新校舍，并且完全采用米勒制定的课程大纲。

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米勒不仅教他的学生阅读、写作和算术这些基础知识，更提供了一种古典教育方法，包括古代历史、拉丁文（还有希腊语的启蒙）和宗教教育，还包括回答在教理问答中的问题。另外他也让学校更注重有效的自我表达和修辞教育。其他类似的学校并非不知道这些理念，那些学校纷纷组织演出约瑟夫·阿迪逊的《加图》（一出宣扬斯多葛派的自律和自立理念的戏剧，在18世纪备受推崇）。米勒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自己创作了一部戏剧，亚当·斯密正好参与其中。米勒成立了“皇家咨询委员会，为男孩们提供正规教育及所有其他发展的基础”，他让男孩们模拟组建了一个理事会，模拟听取不同行业的成员提出的请愿并做出回应的情景。通过这种方式，米勒的学生们接触到了公开演讲，更确切地说是接触到了“公共生活”，同时也向他们的父母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如果他们希望继续享受这些教育成果，就应该接受更高的学费，并继续送孩子去学校。这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大力称赞苏格兰的教区学校体系，认为英格兰的慈善学校相比之下做得不够好。他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经历的学校教育。他对拉丁文法学校更倾向于教授初级几何和力学的做法很失望。他接受了充分的良好的经典教育，在后来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时甚至获得了可以豁免第一年的补习课程的资格。亚当·斯密在结交同辈朋友方面也很幸运。他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是小詹姆斯·奥斯瓦尔德，他比斯密年长8岁，后来成了一个杰出的地方议员，他是斯密终身的朋友，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他引发了斯密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兴趣。另一位重要的朋友是约翰·德赖斯代尔，他是苏格兰教会温和派的重要成员。还有亚当一家杰出的建筑师，威廉和他的3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罗伯特·亚当后来成了国王的建筑师，设计了寇松家族的华丽宅邸、凯德尔斯顿庄园和爱丁堡皇家交易所，并且开创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对年轻的斯密来说，柯科迪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场所：它的规模不大，可以让他深入了解，同时又很精彩和多样化（可以开阔眼界）。柯科迪的市场，就像所有类似的市场一样几乎就开在家门口，有大量的行会制定规则，依靠惯例行事。在社区生活中起核心作用的当地长老教会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行。柯科迪也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在17世纪曾有一个拉脱维亚领事馆。因为这些渊源，尤其是对熟悉海关大楼的人来说，柯科迪能提供很多关于贸易的信息，启发各方面的深入见解，例如贸易的类型、条件、模式等等。尤其是当时盛行的走私行为对年轻的亚当·斯密来说一定很容易接触到，可能就是这一现象启发了他对走私的成因和影响的早期思考。同样还有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法夫郡的经济开始改善，尤其是亚麻贸易的发展，受到当地经商的地主的推动。奥斯瓦尔德家在帕斯黑德（离柯科迪镇不远的地方）的制钉厂，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斯密后来的劳动分工论。斯密在去往邓尼克的大宅的路上，有很多机会观摩钉子的制造过程。如果我们的猜测没错，这些场景给斯密提供了很多素材，这个阐释工业专业化的简单例子在《国富论》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年轻的亚当·斯密身体并不强健，他的笔迹一直都是“圆形的小学生笔迹”。在他的一本学校教科书中仍然可以见到他大而圆的字迹，好像写得很费劲似的。但显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并且素有和善可亲的名声。斯图尔特记录说：“斯密先生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对书籍充满热情且记忆力非凡。他孱弱的身体使他无法参加更多的娱乐活动，但他仍然深受同伴喜爱，他性情独特，不仅温和，还十分友好和慷慨。”

1737年10月，亚当·斯密上了格拉斯哥大学。这个选择并不是提前决定的，他原本可以有更合适的去处——比如近在咫尺的圣安德鲁斯或者爱丁堡，虽然要跨海但也不远，另外斯密家族和阿伯丁的马里沙尔学院也一直都有联系。但斯密命中注定要去格拉斯哥。对苏格兰来说，当时的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大学都处于快速变化中，斯密在其中做了不小的贡献。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合法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几年后争议也没有平息，因为古老的苏格兰独立问题一直反复引起纷争。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盟，到底是因为苏格兰在经济和政治上太弱势需要联盟，还是英格兰单方面压迫和操纵的结果？作为一个国家，苏格兰与英格兰联盟究竟是获得保护并走向强盛的手段，还是剥夺了苏格兰与生俱来的独立权的一种彻底的背叛？这些对立的观点总是使人们争论不休。

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一直是对立的，联盟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才有的发明，很不符合苏格兰传统。但无论怎么争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事实很清楚。首先，苏格兰在17、18世纪之交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都在苦苦挣扎。苏格兰的制造业很少，经济规模小，绝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出口产品也局限在食品和原材料上。17世纪90年代，苏格兰发生了多次粮食歉收，导致许多人因饥荒而死亡。于是大量的人口迁出，1650—1700年，多达10万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定居。在一个贸易完全由国家控制的时代，苏格兰非常缺乏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至于它面对英格兰的高关税和《航海法案》几乎无能为力。《航海法案》要求，与英格兰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必须使用英格兰船只，并且烟草、棉花、糖等重要的“清单商品”必须在英格兰港口靠岸，并向英格兰交税。

在1707年以前，《航海法案》和英格兰商业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苏格兰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增长。另外，17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荷战争，以及1689年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加冕之后与法国的战争，也对苏格兰贸易造成了破坏。1698—1700年，苏格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在达里恩（位于被西班牙控制的巴拿马海岸）建立殖民地，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英格兰把苏格兰建立殖民地的行为视为挑衅，他们不择手段地想打消西班牙与法国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盟形式。另外，由于苏格兰自身的领导和计划不力，西班牙的强烈反应，以及猖獗的疾病，殖民地的状况十分萎靡。随后不久，在殖民地计划进行第二次融资时，伦敦商人的撤资宣告了殖民计划终结。随着殖民地的崩溃，那里大概1/4的资本流入了苏格兰低地。

18世纪，经济疲软加剧了苏格兰在政治上的脆弱。苏格兰的3个地区——高地、岛屿、低地，在地理环境上非常不一样，在语言上也有很大差异。当时大多数高地人讲盖尔语，在社会和经济上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1603年，英格兰人不得不向北拓展主权，达成了所谓的“皇冠联盟”，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在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也成了英格兰的国王，即詹姆斯一世。虽然苏格兰人为此而自豪，但是外交决策中心跟随新国王转移到了伦敦。彼时英格兰和苏格兰仍然是独立的王国，拥有各自的政府机构，但是英格兰作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一直更受青睐。相反，苏格兰议会在大部分时候既没有表现出独立行动的能力，也没有显示出独立的意愿。

关于两个国家缔结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盟的设想，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1657年，克伦威尔的第二届议会就是一个联合议会，包括30名苏格兰成员（和30名爱尔兰成员）。1660年查理二世即位后解散了议会，但这些苏格兰人仍然请求留在英格兰。1689年，联盟计划又迈出了一步，苏格兰贵族大会议向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发出了继承苏格兰王位的邀约。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苏格兰王冠，这次皇权转移不是通过篡夺，也不是假借任何神权或者世袭权达成的。这一事件说明，除了国王本身，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但是苏格兰人拒绝了天主教国王詹姆斯二世/七世对王位的要求，故意推举了一个新教徒（还是由长老会提名的），这引发了极大的争议。1689—1691年的詹姆斯党人叛乱被威廉三世镇压了，但是詹姆斯主义的火种在苏格兰埋藏下来，在之后的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总是时不时引发叛乱。

英格兰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对联合苏格兰持反对态度，或者顶多算是无动于衷。在17世纪，各种试图推动联盟的尝试都失败了。但到了1705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安妮女王在三年前继承了王位。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安妮女王去世后将由一位新教国王继承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但是唯独苏格兰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于是，安妮女王的继位重新点燃了苏格兰的争端，詹姆斯党选举成功更是火上浇油。这反过来又引发了苏格兰议会内部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苏格兰议会于是拒绝提供财政支持（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限制王位继承和军事权力，以保证贸易自由。英格兰人认为这一举动太激进，尤其是在当时极端敏感的国际形势之下。1701年，在西班牙王位更替之时，英国再次与法国开战。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停煽动詹姆斯党叛乱，甚至放出传言说法国可能会入侵苏格兰。

1704年末，马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击败法国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终于让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女王的军队中，很多精锐部队主要是由苏格兰人组成的（即便在现代也是如此）。于是，在安妮女王的首相戈尔多芬和马尔伯勒将军领导下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极力推动“合并联盟”，希望两个国家的政府合为一体。他们希望可以一举解决眼下的经济、政治、安全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苏格兰教会担心联盟会导致主教位置被安排给外来人，于是带领民众强烈反对。民众激昂的情绪引发了暴力抗议和骚乱。

1707年1月16日，苏格兰议会以110票对67票通过了建立联合王国的法案。对议会当时的情形，至今仍有很多学术上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采取了大范围的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拉拢措施，尤其是拉拢了飞行党的25票。这个小党派之前并没有表示支持，最后却全都投了赞成票。另外，英格兰也发出了威胁——如果法案不通过，他们将会报复反对者。

还有两个关键因素大大减小了法案通过的障碍。首先，《联合法案》的主要反对派（国家党和骑士派）被分化了。国家党即长老会，他们对詹姆斯二世的回归完全敌视，而骑士派则站在詹姆斯党一边。原本大众强烈的反联盟情绪可以起到团结作用，不同党派有可能暂时放下分歧，但是当时太缺乏有效的领导力将他们团结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威斯敏斯特政府为了确保《联合法案》获得支持，做出了许多让步。1706年的《安全法》保障了苏格兰教会一直以来的权利和长老会治理制度。苏格兰公法被纳入联盟，苏格兰私法及其法律实践、法院和法庭的地位仍然受到保护，苏格兰皇室成员和地方政府制度的特权也继续保留。在很多方面优于英格兰的苏格兰教育系统没有受到影响，选举制度也没有受到影响。苏格兰许多的重要机构，比如银行，都保持不变。威斯敏斯特政府的资助项目，无论在本土或者帝国范围内，民用或是军用，苏格兰人都有资格争取。并且，苏格兰得到了一笔高达398 000英镑的巨资，用于偿还英格兰国债，以及补偿达里恩灾难造成的损失。有些愤世嫉俗者可能注意到了，这笔钱明显影响了飞行党的立场。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让步。这些迹象显示了联盟对苏格兰制度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认可，也说明了联盟并非由英格兰一厢情愿的傲慢主导。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