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荣无论唱什么，或喜，或忧，或庄，或诙谐，或沉郁，或高放，他都将你引入一个境界：世世代代的高原人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眷恋。

从小就爱唱

“弟弟向荣从小就爱唱，五六岁的时候，坐在母亲怀里，就能跟着唱出一连串的民歌曲调，有《打马茹茹》《十对花》《摇三摆》《种白菜》《妇女翻身了》《禁洋烟》等。他到了七八岁时，跟着父亲去放羊，上山后民歌不离口，像《五哥放羊》《走西口》《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他唱什么歌是什么调，谁听了谁赞叹。”这是王尚荣在一篇文章中的记述。

王尚荣是王向荣长兄。他在府谷县广播电视局书记的任上退休后，写了不少有关王向荣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王向荣家族纪实》（三晋出版社出版）一书。按说，作为兄长，王尚荣本人也是事业有成，功德圆满。但单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知道，他甘愿屈身，并以弟弟王向荣为荣的骄傲之情！

事实上，王尚荣这本文字朴素、情感真挚的书籍，不仅分篇讲述了不少家人家事，而且提供了王向荣早期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大量可贵的资料。

有关王向荣幼年就爱唱的表现，村里人王荣伟的一段讲述更为有趣，他说：“王向荣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放羊，不好好放，说是肚子疼了！难活了！大人给教的唱歌，（才能）让他好好放羊……念书那时，他跑校，一出家门就唱，十来里路，唱到学校才停。”

王荣伟是王向荣的三哥（堂兄）。他早年因生活所迫，走过口外，后返家，一直住在村子里。他品性好，有见识，有威信，青壮年时曾当过十余年大队支书，本来有机会转为乡镇（当时称公社）的正式干部，但自己不想干。他说：“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人家要提拔，我老人不让干，我也不干，不愿伺候公家人。”

2009年，在村里，王荣伟讲述以上这些话时，已八十岁。他相貌清瘦、正派。但经历坎坷，尤其因晚年连丧二子，老伴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采访期间，谈到悲伤处，王荣伟蹲在一棵树下暗暗地落着老泪，而他的老伴却一直守在旁边，不时疯言疯语，对于痛苦显然已没有任何感知。这个场面让人感慨不已。甚至不由让人联想，在这种处境中——他们两人的状态——一个清醒一个糊涂，到底哪一个会好一些呢？

从左到右：大姐秀梅、母亲、王向荣、哥哥王尚荣、父亲 1956年

王荣伟的晚境异常凄凉，让人不胜同情。但这是一位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德行有责任感的老人！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村里采访时，打问到他自失常的老伴去世后，被弟弟王续荣（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当地名中医）接到镇子居住，生活起居得到照顾，也算是老有所安吧！

王向荣曾在笔者第一次去村子前，介绍说：“他（王荣伟）是我在村子里现在居住的最亲近的人！”当时，笔者把这句话只当作是一句普通的介绍，但落笔至此，却体会到这句话里，其实潜藏着他浓浓的情谊！

王向荣自小就爱唱的根源，不难理解——既是一种天性使然，也是一种环境的影响和造就。天赋与环境相辅相成。但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假如把幼年的王向荣看作是一棵小树苗，他在破土而出后，是土壤的养分以及自然的阳光、雨露等滋润的作用，使得他能够日益成长呢，还是他自身具有较强的免疫力，且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资，从而使他不惧任何风霜雨雪的摧残而顽强成长？对于这些问题，只有走进他的童年生活，才能找到答案。

先说自然环境。1952年6月20日（农历），王向荣出生在府谷县新民乡马茹圪垯村。马茹圪垯是个小村子。在王向荣出生前后，全村只有十余户人家，六七十口人。这十余户人家，都是王姓，算一个家族。王向荣的母亲叫张改花，父亲叫王存永——亲弟兄四人，加上叔伯弟兄，共七人，他排第六。到王向荣这一辈，叔伯弟兄又是七人，王向荣最小。

现存王泰故居木匾：以仁治人 2012年

这里王姓家族的祖辈们，历来都是守着这块土地辛勤劳作的农民。在清末时，曾出过一位叫王泰的中医（半农半医），为这个家族争得了不少荣耀。王泰一度游走于“边墙”（长城）内外行医，除了留下不少救死扶伤的逸闻趣事之外，还有一块“以仁治人”的牌匾成为实证。

据传这块牌匾为镇羌堡一位叫刘明德的士绅，为了答谢王泰的救治之恩所赠。赠匾的仪式也颇为隆重——刘明德从镇羌出发时，不仅呼朋唤友，声势浩大，牌匾让专人抬举外，还雇了一班吹手，在十来里山路上，一路响吹细打，引来沿路村民争相围观。到了村子，村里鸣炮迎接，热情款待，自是理应之举。

自此，绅士刘明德给晚年已归隐乡村的王泰赠匾的消息，便传为佳话，并成为激励后人的生动“教材”。

王向荣同辈中的叔伯五哥王续荣（1944年生人），“自幼喜读医书，少年时就能熟背《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诀》等歌诀（引用自《王向荣家族记事》）”，加之勤于钻研，坚持不懈，后来终成当地颇有影响的一位中医（曾任新民镇医院院长）。单从基因影响而言，这应和祖上王泰也有一定关联吧。

在家里，王向荣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秀梅、二姐兰兰、三姐玲秀。哥哥大名王尚荣，小名艾小，比他大七岁。在王向荣和哥哥之间本来还有一个女孩，但就在他出生这一年，因病夭折了。

对于这一变故的起因，王尚荣文中记述：“1952年秋末，奶奶病逝了，家里只忙于安葬老人……炕上还有不满一岁嗷嗷待哺的弟弟向荣需要（妈妈）喂奶照顾，结果奶奶还未安葬，四岁的妹妹王四女突然得了痢疾，仅仅六七天时间就走了。一月之内走了一老一小祖孙俩，这对父亲和母亲而言无疑是无情的打击！”

这样的多事之秋，不仅在精力和财力上付出不少，而且要连续承受情感上别离的巨大伤痛，这对于任何一个意志顽强的人来说，恐怕都难以承受。但王向荣的到来，显然对于观念正统的父母是一个弥补与安慰。

“我的小名叫‘丑丑’、‘丑小’，直到上学时，我才有了现在的官名。”王向荣说，“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丑丑），不是他们觉得我长得丑，嫌弃我，而是他们相信越是土里土气的东西，生命力才越旺盛！”

对于幼年，王向荣最初的记忆，有温暖和快乐，但也有不少孤单和寒冷。最温暖的事，莫过于躺在妈妈身边，听她讲故事，唱童谣了。尤其是冬天，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外边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这种时刻，或听妈妈轻声哼唱童谣，渐渐进入梦乡；或听妈妈讲述动听的故事，他的思想任意遨游，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可以飞到妈妈营造的每一个故事的环境里。

王向荣母亲的故事，有的来自她所看过的戏剧，诸如“梁祝”、“卷席筒”以及三国故事等。有的则来自传承。诸如“女娲的故事”，她讲：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本来连成一片，有一天发生了大水灾。那雨啊，白天下，晚上下，总也不停。鸟飞了，动物们跑了，山洪暴发了。人呢，没有翅膀，跑得也不快，只能往山上爬。爬得慢的都叫大水推走了，就剩下了兄妹两个爬到了山上。山上有一盘磨，住着一个女娲娘娘。女娲娘娘是神仙，对求助的兄妹俩说，你们把磨盘一人一扇，从山上推下去，到了山下，磨盘合到一起，你们结为夫妻。合不到一起，人就该绝了。

诸如此类，还有“狐狸精”“毛野人”的故事，这都是黄土地上的母亲们，一代一代教育子女常用的“教材”。

王向荣对母亲讲过的“狐狸精”的故事，大体如此复述：

从前有个大嫂，要回娘家。家里留了三个女子。大嫂一手提着羊杂碎，一手拿着糕。走到半路上，遇到个狐狸精，穿着红袄袄、绿裤裤，变成了个老婆婆，坐在阳崖崖地，捉着吃虱子。

狐狸精看见了大嫂，就说：“呀！过路的，你过来。”

大嫂知道遇上了狐狸精，心里害怕，但躲不过，只好过去。

狐狸精问：“你左手提的甚？”

“给我妈吃的羊杂碎。”

“右手提的甚？”

“给我妈拿的糕。”

“那给我吃了。”狐狸精流着口水说，“不给我吃，三口大两口小，就把你吃了。”

狐狸精吃了大嫂的东西，又问：“你大女儿叫甚？”

“门墩墩。”

“二女儿叫甚？”

“门关关。”

“三女儿叫甚？”

“锅刷刷。”

狐狸精把大嫂也吃了，到了半夜，去了大嫂的家。大门进去，有个驴槽。狐狸精站在窑外，假装成大嫂，变了声，一个一个叫着三个女儿的名字。

月亮明晃晃的，门墩墩从衣服上辨认出了，没有应承。门关关从相貌上发现不对，也没有开门。只有锅刷刷太小，把门开开了。

狐狸精进了家，小女儿嚷着肚子饿了。狐狸精就开始做饭，却把半水瓮水都倒进锅里了。“你不是我妈。”大女儿说。往锅里下米的时候，二女儿也发现了不对，说：“我妈下三颗留两颗。”

“回娘家忘了。”狐狸精辩解说。

到了晚上，要上炕睡觉了。大女儿、二女儿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三女儿挨着狐狸精睡。

睡到半夜，狐狸精肚子又饿了，就开始吃锅刷刷，响声很大。门墩墩、门关关商量的编了个理由，要去门外。

“鸡叫一声，狗咬一声，就要回来。”狐狸精说。两个女子一出门就跑。跑出大门，爬到了树上。

天快亮了。狐狸精等不住，追到了树下，上不去。狐狸精不会上树，守在树下，哄啊，想啊，想办法……

“狐狸精的故事”很长，有几个不同的结尾。

结尾一：天明了。大亮了，太阳照在屁股上了。完了，讲完了。

“那门墩墩、门关关怎么办呢？”听故事的娃娃，总要抱着疑问去问。

结尾二：过来个野雀，噙个火蛋，掉地上，烧了个竹笸篮。一个路过的老汉看见，狐狸精吓跑了，故事讲完了。

“狐狸精随便吃人，就没有人管吗？”这个结尾不能让听故事的娃娃满足。

结尾三：有个书生，每天出门后回来，就见有人把饭做好了，放在了锅里。书生很好奇，不知道谁给他做的饭？有一天，他假装出门后，就站在门外偷看。看见是画里的女子下来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书生推门进去，画里的女子赶紧往回跑，没想到在炕楞上碰了一下，出了点血，就死了！原来呀，她就是狐狸精变的……

“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里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我常看着这张画，就想狐狸精一回一回死不了，本来好像是盼着它死，没想到突然就这么死了。”王向荣说，“狐狸精到底是好是坏呢？我想不明白……”

对母亲讲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王向荣这样讲：祝英台本来是一个俊女子，常常女扮男装和梁山伯一块玩耍。她喜欢上了梁山伯，想提醒梁山伯来提亲，可是不便于开口。祝英台是小脚，平时穿着靴子，看不出来。有一天，她乘着梁山伯睡着以后，在地下走下一些小脚印，梁山伯真懵懂，就是理解不了她的心思……

在这个故事里，当王向荣说出“懵懂”这个词语时，作为一个记录者，让我感觉到了一种触动。这个词汇使我不由联想到他的母亲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充满慈爱，而且富有一种智慧。

母亲对于王向荣幼年的启蒙教育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正如王向荣所说“我妈是我最好的老师！”但他在这里的所指，并非外界理解的仅停留在幼年从妈妈学习到不少民歌这个点上。事实上，她不仅培养了王向荣自幼对于唱歌的浓厚兴趣，而且开启了他的心智。加之，她性格善良、开朗，就个人成长的教育而言，这对王向荣应该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有人说，一位好母亲胜过一所好大学。这句话对于王向荣来说颇为准确。纪录片《望长城》有关王向荣母亲的珍贵镜头，感动过不少观众。包括笔者在内，当初就想对这位老人能有所了解，但却未能如愿。关于王向荣母亲的生平、性格特点等，在后文中会有具体详细的交代，在此暂且不表。

温暖的记忆，源自母亲。但在当时，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基本是在1957年，马茹圪垯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也开始集体化。集体化使得过去以在家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为主的女性，也不得不走进田间地头，参加到集体劳动中。

在传统的乡村，父母忙碌时，家里如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一般采用“以大带小”的方式，所以在陕北民间有“四岁的带两岁”的说法。

但对王向荣的母亲而言，她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个帮手，百般无奈之下，她每次参加集体劳动时，只得把年幼的王向荣一个人锁在家里。对这段孤单、无助的记忆，王向荣这样说：“早上，我一醒来，父母都下地了，锅盖上放点食物。我照不了家，门锁着了，从外挂把锁，就那么宽点门缝，我刚好能钻出去再钻进来。家里暖和些，外边能耍了。耍甚了？一个人自言自语，满地打滚，躺在地上看云，看太阳，同小鸟、草草、蚂蚁说话。说累了、饿了，从门缝钻进窑洞里，吃点东西，有了力气，也烦了，感到孤单了，就一个人哭……父母地里回来时，太阳已落山了。”

在孤单的哭嚎中，他竟然也找到了乐趣。王向荣说：“开始常常是假哭，故意把脸挤成一团，蹙眉眨眼，上下嘴唇抖动，蹦出的一个个声音，让我感觉很有趣。可是过不了一会，假哭就会变成真正的号啕大哭了，哭声大，花费的力气也大。有一次，我发现将要落山的太阳会随着眼皮眨动，上上下下跳，眼里带着泪，太阳更会金光闪闪地跳……后来，我就常那么耍得哭了。”

集体化影响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王尚荣说：“我十二岁开始上学，学校在陈庄。刚上了两个月，父亲拉着毛驴来学校，把我接了回去，让我回家照顾弟弟。我想上学，一路上哭哭啼啼，有人看见了说‘这种人家能培养出好子弟了？’父亲低着头不言语。父亲给生产队拦羊，每天早出晚归。母亲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是王尚荣第一次辍学，原因是需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王向荣。有趣的是——王向荣自认为他所经历的每天必不可少的号哭，锻炼了他的肺活量，起到了一种练声作用。他后来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那些被声乐专家认可的‘颤音’、‘嘟噜音’发声技巧，其实是哭出来的，我从小就学会了。”

王向荣早年对于唱歌的喜好，除了母亲的启蒙之外，村子里独特而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对他同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村子人人都会唱！”王向荣说。他的这句话，起初让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但随着对马茹圪垯村民们的深入了解，我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事实！

同陕北腹地——米脂、绥德一带的乡村不同，马茹圪垯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属于长城（当地俗称“边墙”）沿线上的一个村子。站在村子里的任何一个山头，朝北望，就可以望见远处山脊上蜿蜒起伏的长城，就能感受到一股沧桑而古朴的气息。

陕北这块土地，在地下资源未开发前，由于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农民，遇到灾年，就得逃荒求生。在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主要是朝南走，俗称“下南山”“走南乡”等。也有朝西走的，被称为“走三边”。但这不限于逃荒，大多情况是为了做生意。生意人赶着马车或骡车，将本地的土特产贩运到三边一带，换取那里出产的食盐、皮毛等。绥德老一代著名歌手李治文，在少年时，就曾陪伴爷爷多次“走三边”，做生意。或许，正是这一段独特的生活阅历，开阔了李治文的眼界，对他的身心产生滋养，从而奠定他后来“苍劲、深沉”的歌唱风格，成为陕北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著名歌手（曾在五十年代初加入中国中央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后因病返乡）。

作家牧笛（笔者父亲）晚年撰写的文学作品《人生几道弯》，艺术性地再现了李治文这位歌手的曲折人生，其中部分章节表现了他少年时“走三边”的往事，并涉及到了他当时经历的一段情感纠葛。直至晚年，李治文对这份感情还难以释怀，曾抱病寻找过那位与他一样都已步入老年的女人。这种爱情故事，其实正是不少陕北民歌传唱及产生的基础。

但在马茹圪垯所属的府谷（包括神木）一带，出外求生，则是要越过长城，一路北上，往内蒙古走，当地俗称“走口外”——也就是为人熟知的“走西口”。王向荣的父辈及同辈中，就有不少人走过口外。显而易见，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加之同广袤而开阔的内蒙古在生活文化上的交流，促成了当地村民们更为开朗、外向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就是唱歌及表演“二人台”（当地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表演形式），且不论男女老少，都以唱歌为平平常常的事情。

2003年，中央电视台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栏目，为给王向荣录制节目烘托气氛，曾邀请了府谷县文化馆组织的19人赴京，参加节目录制。其中，马茹圪垯的村民去了9人，包括王存厚、王候保等人，都是能说会唱的。

郝秀女老人 2009年

2009年，笔者第一次到村里采访时，巧遇郝秀女老人。她的清唱，让人难忘之余，更加深了对王向荣早年所处的乡村文化环境的认识。

马茹圪垯村子一角 2012年

郝秀女，当年七十六岁。当我再次将郝秀女这个名字，输入到电脑上时，一晃虽然已过去了近十年，但老人当时的音容笑貌，尤其是她爽朗的笑脸，还有她放声歌唱一首首山曲时的神情，依旧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此，我将完整叙述一下与她相遇的前后过程，既是一个存念，也是对这位老人表达一种敬意吧！

当天，我们一行五人——狄马、清清、王文彪老师、我和妻子，是专程赶到马茹圪垯去探访的。头天，在府谷县城，我和狄马曾一起到王尚荣家里对他进行了采访。

王文彪老师1989年毕业于北师大，分配至榆林学院，一直工作至今。他是府谷城里人，同王向荣沾亲。加之他父亲和王尚荣一度是府谷县广播局的同事，又是对门邻居，所以王文彪老师早年就对王向荣的家庭较为熟悉。他记得在上大学时，放假回府谷，在家里不止一次遇到过王向荣的母亲。

当时这位老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子小，像个娃娃，性格淳朴，非常善良，爱串门，到了家里，娃娃们都爱逗她，让她唱，她就唱，一唱好几首。娃娃们都喜欢她……她也喜欢和娃娃们玩。”王文彪老师的这一忆述，首先表明王向荣母亲曾在府谷县城居住过一段时日。其次，对她在城里短期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有所揭示。

狄马是王向荣的忘年交，两人交谊不浅。而我是为了写作，实地补充采访、感受。这种种联系，使得我们都对王向荣生活过的村子充满了好奇。

但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马茹圪垯，没有一个人能找到进村的路。只得先驱车到新民镇，由王文彪老师联络，通过熟人找了一辆小面包车给我们带路。车子离开新民镇，在不时被拉煤车拥堵的大路上行驶了十余分钟，接着拐入一条僻静的山路，在尘土飞扬中又跑了足足三十分钟，小面包车才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村子里。带路的小面包车没有停留，直接在村口一小片空地上掉转头，就卷着一股黄尘离开了。

这辆小面包车带了我们一路，但对于司机，除了王文彪老师联络时和他有过碰面，我们几个直至他离开都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模样。我们本想和他道一声谢，但却没来得及说。

正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村口停了三辆小车，其中一辆是醒目的白色“丰田霸道”。府谷近些年，因煤而富，属于全国著名的神府煤田。这片煤田犹如阿里巴巴的“宝库”，每个获得窍门的人，都能从中分享不少财富。有关当地煤老板炫富的段子层出不穷。我并不惊异于在这小山村里看到豪车，即便豪车的主人身家过亿，我也不会感到丝毫惊讶。

但令我惊讶的是，村里好像有人在办事——我们一下车，就听到铁炮轰鸣，让这僻静的小山村，充满了异常热闹的气氛。

顺着声音的指引，我们走进了一户院落。院子内外大概有十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们说明想看看王向荣老家的来意后，得到了这户人家的热情接待。家里的男主人王保师、王候保先后接受我的采访，分别讲述了一些王向荣的故事。

当年，五十一岁的王保师回忆说：“王向荣从小就爱唱，爱弹三弦，爱那个音乐。他教书那会，上了那个山圪垯，就唱起了，走哪唱哪。他工作以后，过年从外边回来，全村人都爱到他家里喝酒、拉话，人多得坐也坐不下。十来年前，我们村里的人还都是以种地为生，土地贫瘠，主要种植玉米、山药、黑豆……”

曾当过几年村长，四十三岁的王候保则谈到当年去北京前的一些事情，他说：“王向荣拿着‘老榆林’（酒）回来，说是让大家去北京了，人数有控制，要求会说会唱的去。去什么人，他决定不了，要文化馆确定。那些年，穷得连命也要不上，谁还敢想着去北京！我们这地方，过去跌倒也捡不到二毛（钱），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连奶粉也买不起。”

在问询中，我还得知，他们这一家子办事，不是给人过事，而是为了给“神神”庆生。我粗略了解到王保师的爷爷和父亲先后都是“神神”的传话者，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马童”。但对这种乡村神秘的文化，我因过去从未接触，而听得云里雾里，没有任何头绪。事实上至今也无法理解。

但狄马在类似的一个陕北乡村长大，早年就对这种神秘文化颇为熟悉，听了不长时间已心领神会，并在后来撰写的一篇题目为“王向荣和神神的那些事”的文章里对此有具体阐述（后面的章节将会引用）。

狄马和清清早就溜出了这户院落，到村子里转悠。我们三个随后出来，沿着小路，朝山上走。我们看到的窑洞，大都空锁着，有的窗户已经残破。有的院落荒芜，院子里长满了杂草。事实上，除了那户办事的院落外，整个村子，同近年来走过的不少村子一样，都因城镇化的影响而人去窑空，一片寂静。

我们一边唏嘘感叹，一边继续沿着小路朝上走，想去看看王向荣曾经住过的窑洞（在村里的位置较高）又是何种模样？在经过一处旧窑时，却看见狄马、清清正和一位老婆婆在攀谈。

这位老婆婆个子矮小，穿着一件花短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袋子里边装满柴草。但她一脸的善良、慈祥，让人异常亲切。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只觉得她和《望长城》里王向荣母亲的形象非常相似，便赶紧凑了过去。

清清正在竭力鼓动老婆婆唱歌。她脱了脚上穿的袜子，还将包里装着的感冒药，都给了老婆婆，只希望老婆婆能唱上几首。但老婆婆好像有些犹豫，不想唱，或许也是不会唱。

“唱吧，唱吧。”清清反复鼓动说，“你看又来了这么多的人，都想听你唱了。”

我问询到老婆婆的名字叫“郝秀女”，记在笔记本上后，本想再询问她的生平或让她讲一讲有关王向荣的事情。没想到，一直站着的老婆婆，这时突然开口唱了：

手提羊肉二斤半，

抽洋烟公公揽工汉。

人家男人同年生，

我找的男人大一轮。

唱了这一首，老人干脆放下袋子，席地而坐，接着唱：

山坡陡洼三篮篮草，

你有甚山曲给我教。

将锄苗苗将开畔，

男人不好颠掉转。

在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老人又来一首：

红不过阳婆蓝不过天，

瞭不见哥哥瞭山斜。

拿起扁担桶响了，

我当成哥哥吼我了。

唱歌的老婆婆，连着唱了几首，像已进入了一种意境，情感更为深沉：

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鹅，

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

哥哥吃烟我点火，

哪达达把哥哥为难过。

大红公鸡跳上墙，

我把哥哥瞭在梁。

瞭得哥哥入了沟，

揩干泪蛋蛋往回走。

……

这一首首山曲，非常动听、感人。

在她的歌声里，村子过去浓郁的生活场景、一对恋人离别时的情绪和情景、那种动人心弦的真挚感情，都一一呈现，并得到充分表达。狄马和我都一边问询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歌词。歌词的准确、传神令人惊叹不已。我没有料到这位偶然遇到的普普通通的老婆婆，竟然有如此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这些山歌犹如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幅幅画卷，把我带入到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氛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莫名的惆怅与感怀。自走进这个小村子，我一直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触，但在这时才获得了一种回应。眼前的村子并不让人有多少留恋。我想，老人歌声里的村子，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家园。

回娘家的记忆

王向荣的母亲八十岁 1990年

王向荣的母亲张改花，娘家在长城外的三道沟乡正沟梁村。正沟梁距离马茹圪垯三十里路，虽然在长城外，但同属府谷县。府谷是陕西最北的一个县，北部同内蒙古相接，东部隔黄河同山西相望。在地图上查看，可以发现长城基本是从府谷的中部穿过。

纪录片《望长城》共分为四集，其中介绍王向荣这一集的片名为“长城内外是故乡”，由此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在王向荣的记忆里，母亲一贯开朗、爱笑。但哥哥王尚荣记述的则是她早年悲苦的命运。王尚荣写母亲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母亲的泪”——从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母亲早期的基本简历：她是1910年生人，九岁时丧母，十六岁出嫁到马茹圪垯。自此开始她为人妇人母的人生历程。

“母亲从小喜爱剪纸、绣花和唱小曲……我儿时，每逢正月、二月时，母亲就用贴过的春联红纸，还有写春联后剩余的红纸剪成各种形态的人物、花草、树木，每幅有出处，个个有名堂，有‘一朵莲花水面开’‘孔雀戏牡丹’‘杏花枝头春意闹’‘狮子滚绣球’等”。这是王尚荣对母亲剪纸爱好的忆述。

马茹圪垯下山的村口 2012年

王向荣母亲本来上有一个哥哥，叫张连生，下有一个妹妹叫张翻花。但就在她出嫁到马茹圪垯的第二年，年仅十二岁的妹妹张翻花突然服毒离世（因疾病、孤单及后母照料不周等原因造成）。又过了几年，她的父亲也走了。

“从我记事起，常常看到母亲和别人拉家常时就泪流满面，看到母亲这么悲伤，儿时的我心里异常难受，为什么伯母、嫂子们不落泪，只有母亲落泪呢？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哭她苦难的童年。”（摘自王尚荣《母亲的泪》第一段文字）。

王向荣和哥哥都没有见过外爷、外婆。外爷、外婆在他们出生前，就都已去世了。“父亲很少去他的岳父家。父亲说过，亲人没有了，他不愿去正沟梁。长大以后，我也很少去正沟梁。”这是王尚荣在文章里有关母亲娘家的记述。

但王向荣记得，他在四五岁时，曾陪同母亲回过一次娘家。

回娘家本来是欢快高兴的事情。但在王向荣的记忆里，这次回娘家却充满了寒冷、孤寂和悲伤。他说：“那是一个冬天，我舅舅去世了。我跟我妈回娘家。平时在家里，我常赤条条的，不穿衣服。到了冬天，有时要出家门，要么裹一件母亲的大棉袄，要么就拉一条父亲的大裆裤。父亲的大裆裤里，为了保暖夹着猪鬃，贴着皮肤，很扎人，平时我也不爱穿。这次要出远门了，我没衣服穿，我妈给我借了同岁侄女的一件花袄子。”

从马茹圪垯到正沟梁，三十里山路。王向荣记得中途要连续两三次穿越边墙（估计是绕来绕去的山路，由于紧邻长城，一会儿绕过去了，可是过一会儿又绕到了长城脚下，所以给当地人造成有两道边墙的错觉）。在经过一处耸立在沟底的墩台时（这处墩台叫“守口墩”）——他觉得特别高大、完整，越往近走，越觉得其威严。山路时陡时缓，时而在沟底，时而又延伸到了山上。每经过一处山口，都寒风凌厉。冷风无孔不入，像是能穿透衣服，钻进骨头缝里。在路上，他记得母亲有时背着他，有时拖着他，有时会停下来把他搂在怀里给他捂暖。

这一天，回娘家——走了多长时间？走了多长的路？王向荣并没有准确的记忆。

但他记得母亲一看见娘家的村子，在经过一条冰封的小河时，就开始哭。王向荣说：“我从未见过我妈哭。我妈开朗、爱笑，在我面前常常是开开心心的样子。那天，看到我妈那样哭，我就想‘我妈还会哭了？’‘妈妈还会那么失声痛哭了！’……”

王向荣听妈妈说过，过去外爷家家境好，曾有很多地。村里有整座山都是外爷家的，满山黑幽幽的松柏树，也是外爷家的。“姥爷是一把种庄稼的好手，经营田产有方，每到大忙季节，还雇佣一些短工来帮忙。姥爷经常外出内蒙古等地贩卖牲畜，做些小本生意。因而生活过得宽裕而美满。”（引自王尚荣的文章）

这次回娘家，除了寒冷与悲伤的记忆，让王向荣真正大开眼界的是——他第一次见到了吹手。他说：“有一天早上，吹手来了。但也许是晚上就到了，睡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四五个人，在院子里围着一个火塔，吹一会，停下来喝点茶，烤烤火。茶水装在一个大铜壶里，大铜壶一直搁在火塔边上，热气腾腾的。过一会，他们又开始接着吹……”

在娘家住了六七天，他就变得不耐烦了，哭闹着要回家。王向荣回忆说：“那里靠近草地，冷，不挡风。大酒大肉。我住不惯，也吃不惯。回家时，我在院子里拉了一根红柳棍，耍了一路，一直拿回了马茹圪垯。”

这根红柳棍也成为陪伴王向荣童年的一个重要玩具，并给村里人留下了一些印象。“他（王向荣）小时候，爱哭，不调皮，常拿根棍耍了。”王荣伟说。

至于这次回娘家，除了妈妈和他，再有没有人陪同？有没有骑驴？谁陪同？谁牵驴？对这些具体的事情，王向荣都不记得了。但他后来演唱的一首“回娘家”小调（分为两段），却可以说是当年的一个情景再现：

（说）太阳（呀么）下来不高（嘛哟呵），

照见了娘家（那）圪垛（呀呵）茆。

圪垛（那）茆上（那就）灰毛驴驴跑，

听说我（那）娘家（么）请来（哟呵）下。

谁给我（那）拉驴抱娃（哟）娃（嘛哟呵），

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哟呵）下。

谁给我拉个驴（就）抱了个娃，

（哎）谁把我送在（嘛）娘家（哟呵）下（哟呵嘿）。

据专家认为，这首《回娘家》小调，整体的风格诙谐、幽默，节奏欢快。但王向荣演唱时，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特点上。在他一唱三叹的哼唱里，流露着不少惆怅、伤感和无助的情绪，而这正是这首黄土地上的“回娘家”小调真正的感人之处。

但不论是专家，还是普通听众，并不知道王向荣演唱的这首曲子里暗藏着他早年的这一段记忆！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用在这里倒颇为准确。

公认的好学生

祖上王泰留下了一些勉励后人的家训。这些家训被王尚荣收录在《王向荣家族记事》一书里：

父母面前好孝子，

弟兄之间讲礼节。

妻子面前好丈夫，

与人共事不耍奸。

操持家顶梁立柱，

讲忠孝国家为先。

做平民要守本分，

当了官信守清廉。

传统的乡村社会，历来讲究耕读传家。“耕”指劳作，这是农家的本分；“读”指读书，这里寄托着农家的理想。普通农家，代代积累，希望后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能改换门庭，这是一种长远的目标与计划。即便后人不能求取功名，但个个识文断字，在生活中也能带来诸多便利，这则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培养。

王向荣的父亲王存永读过冬塾。他不仅掌握了基本的书写能力，诸如打字据等，而且有一项常人难及的技能——口算！王尚荣记得：有一次，他陪父亲，赶着驴，到镇羌去卖洋芋。一位公社干部模样的人，买了五十七斤，每斤一角二分钱。那个人手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拨拉了半天，还没有算出来实际要付多少钱。

“六块八毛四。”父亲头也不抬，说，“有零有整，你给上六块八就行了。”

“真的？你怎么算出来的？”那人不太相信。

“口算的。”父亲说。

那人听了更不相信。

“你再打一打。”

“噼里啪啦”——王尚荣看着那人又拨弄了半天算盘，总算是算出来了，“哎呀，老汉你好脑子啊！”那人一脸惊讶地说。

王向荣在上学前，记得曾得到过父亲教授的《三字经》《百家姓》的启蒙教育。他说：“那本书（指《三字经》）是用毛笔抄写在麻纸上的（手抄本），平时搁在柜子里，父亲用时才取出来。书的纸张已发黄、变黑。”

“父亲有一定文化，我的最初文化启蒙老师应该是父亲。《百家姓》这本书就是父亲教我的。”这是王尚荣相同的忆述。接着，他还在文章中提及：“读六年级的那年，过年时，我自己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大门上。这副对联的上联是‘门对金沙榆材’，下联是‘家出贵人学者’；横批是‘人杰地灵’。父亲看后，对我摇摇头说‘农民人家，只求平安、本分就是了。’”

王存厚、杨绿叶夫妇和孙旺（右） 2012年

由此，既可以看出王尚荣本人的聪慧，也说明了他的父亲——这位拦羊汉对文字的理解力以及个人的一些性格、品行。

事实上，王向荣的父辈们，大都念过“冬塾”——私塾的一种形式，一般是普通农户人家，为了教育、培养子弟，在冬闲时聘请先生来教授（限于财力、时间的局限，没有条件常年聘请先生），办学地址也多利用寺庙或公产。

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马茹圪垯村子采访，曾和正在田间种植红薯的王存厚、杨绿叶老夫妻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王存厚是王向荣的七爹，当年七十五岁，老伴比他小一岁。王存厚也是王向荣父辈中当时唯一健在的一位。

在谈话中，王存厚讲到早年读“冬塾”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我念过四年‘冬塾’，一冬给先生三斗米。我父亲从小掏煤炭，家里人多，养了我们五六个娃娃，拖累大，还要供我们读书。”

王存厚记得第一个老师叫严应成，第二个老师叫张功。“就这两个老师，他们都五十来岁。”他说。他还清楚记得所学过的课本，有《五言》《七言》《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名贤集》等，还提到《精要》《所谓》《坐铺》，他说《坐铺》前后学过两本——这些古书（籍）笔者闻所未闻，由于不懂，我只得详细询问有的字该怎么写。王存厚随手捡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他写的字认真、规范。尤其令我惊讶和难以忘怀的是——他一笔一画用树枝写在地上的字——竟然个个都是繁体字！

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采访者，我竟然疏忽了或者说是欠缺捕捉现场的能力，当时没有拿相机留下这一极具价值的资料。

“祖父辈耕读之家的家风没有变。父辈时代，耕读家风一直在延续。父辈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必须要念三年‘冬塾’。读完‘冬塾’后，他们基本达到了脱盲，书信往来、写字据、打算盘等基本都会了，有的甚至能写春联，出社会做事首先不受不识字之苦了，这是历代祖宗对后辈们的基本要求。”

“父亲这一辈，本来最受器重的是四爹王存高。祖父有他的打算，自己四个儿子，要重点培养一个儿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才为上策。四爹人聪明，读书好，念的书比他的几个兄弟都多，他性格豁达，交际广泛。自己不仅在村里办过‘私塾’，还敢替人代言，伸张正义。可惜，受当时农村普遍种植洋烟的影响，加之交友不慎，他沾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毛病，自此不振，家产也被吸食一空，连累后人……”

以上是王尚荣有关父辈们读书的两段忆述（笔者在文字上稍作整理），从中不难看出传统乡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1960年前后，王向荣入学。学校起初在桃茆。桃茆是大队所在地，离家有五里路。学校分了四个班级，共有四五十个学生。王向荣的老师叫张美林，当时是一位二十余岁的女子，同他沾一点亲。张老师的妹妹叫张美人，和他在同一个班里。

有一年，过“五一”节，张老师安排王向荣和张美人一同表演对唱《五月散花》——这是当地“二人台”的一个传统曲目，其中的唱词是：

正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

三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三月里来桃杏花儿开。

五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五月里来刺玫花儿开。

……

在上学往返的山路上，王向荣习惯于跑。跑着去学校，放学后跑着回家。“上学时，他常跑了，跑一路，唱一路。”王荣伟说。

王向荣喜欢去学校，也喜欢帮妈妈干家务。他天资聪颖，尤其是记忆力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经常拿奖。奖品有时是巴掌大的一个笔记本，有时是一支铅笔。他个子虽然瘦小。但由于经常在上学往返的路上跑步，体质也不错，这使得他有两次在学校举办的六十米短跑中竟然拿了奖。

在桃茆念书期间，王向荣担任过班上的文体和卫生干事。

但王向荣在桃茆仅仅念了两三年书，由于这所小学被撤销，他突然要面对是否辍学的问题。当时，他的大部分同学，都自此彻底告别了学校。他该怎么办呢？

从王向荣自身而言，他渴望继续念书。但到底能不能念？这由不得他。

王向荣记得，有一天，在村里，四爹遇到父亲，他感觉父亲整天过于辛劳，体力虚弱，就建议说：“丑小长大了，干活能帮上你，干脆不要叫念书了吧？”

王向荣就站在旁边，心里对四爹的建议非常不满。

父亲半天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说：“娃娃不要叫受了，只要想念，就让念着。再说，周围人夸奖，能写会算，读书多些，总没有害处！”

王向荣听到父亲如此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自己又能继续念书欣喜不已。

“唉，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四爹继续说。

“不碍事！”父亲回答道。

四爹是心疼自己的弟弟，担忧他的身体。但王向荣年幼，一心想念书，不能理解四爹的这一番良苦用心。他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理睬四爹。”

此际，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王向荣的父亲又是如何不仅得到生活所需，还能供王向荣念书的呢？

“供我和弟弟向荣念书，家里是没有多少经济来源的。父亲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给生产队拦羊，当羊倌儿外，再就是早出晚归忙碌那点自留地。自留地上的粮食稍有结余，卖上几斗，换几块钱，就是全家的经济开销了。”王尚荣文章记述。

桃茆小学被撤销后，合并到了新民小学。新民是镇子（公社）所在地，离马茹圪垯十里山路，沿路既要翻山又要过河，加之大部分路段人烟稀少，王向荣要去念书，就得住校。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次学校撤校、合并的原因。据《府谷县志》记载：1962年乡村小学撤销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的经济困难，要通过缩减教育，减少开支。在撤并学校的同时，提倡让高小毕业和超龄的学生回乡务农。

王尚荣便是这次回乡务农的学生中的一员。他当时正在府谷中学（此际，恰逢神木、府谷两县合并，校址在神木城里）读初二。他学习好，众人一致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通过念书完全可以改变命运，找到更好的出路。

但王尚荣本人在谈及离校的原因时，主要还是归结为家庭的经济问题，他说：“家里缺乏劳力，我父亲给生产队拦羊，基本靠他一个人挣的工分，要养活家里几口人。家里没米，都吃不饱，饿得不行，我不念书了，总能给家里帮上些忙。”

事实上，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的王尚荣，并不甘心于务农。受母亲影响，他也自幼会唱。但在眼前，唱歌挣不来工分，也换不来口粮。经过一番思虑后，他想到了学习画画，当个画匠。画匠轻闲自在，能够走乡转村，不论被请到哪一户人家，都是好吃好待，这让王尚荣十分羡慕。

但学画画不像学唱歌，不是在村子周围就能找到师傅了。没有师傅，只能靠自学。家里有本《杜甫》连环画，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学习画画，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偷偷地临摹。

对这段苦学的经历，王尚荣忆述说：“苦于投师无门，又没钱买画谱。每逢出门，路遇大小庙，我都要进去看看壁画。村里的龙天圣母庙建在山头上，离村不远，我一个去觉得有点孤单，有一天就叫了弟弟向荣陪我，进了庙里，我只顾看画，揣摩画画的一些技巧、构图，向荣则东瞅瞅西看看，注意到了顶梁上的一行文字，有一个字，他不认识，问我。我认出是个‘嘉’字。1966年，这个庙在‘破四旧’中被毁。2006年，五哥续荣和我商量，想出资重修此庙，我在电话中和向荣征求意见，他也说早有此意，我顺便问他此庙建于何朝何代？他说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姓高的和一位姓边的人主持修建。向荣的记忆力是惊人的！那是1963年的事，他才十二岁，看了一遍就记在心里了！”（摘自《王向荣家族记事》）。

王向荣1963年陪哥哥到村庙里去看壁画，并第一次注意到横梁上的文字。1966年“文革”爆发，该庙即被毁。这三年期间，他有没有再去看庙并不重要。但哥哥王尚荣由此得出他记忆力惊人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进入新千年之后，复兴之风日益浓郁。在此将王续荣、王尚荣、王向荣三兄弟出资重修村里龙天圣母庙，王尚荣撰写的碑记，全文摘录如下：

碑记

马茹圪垯龙天圣母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历经沧桑，毁坏殆尽，瓦砾碎石，废墟一片，原有钟楼，荡然无存，当地百姓观而叹之。可喜可贺，尔今乃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霞蔚云蒸，百废俱兴之时，王续荣、王尚荣、王向荣先生善举一起，马茹圪垯上下村民纷纷响应，捐资出工者无不尽心尽力，于今年五月一日动工，七月三十日告竣，彩绘壁画，琉璃顶脊，新做钟楼，恢复原貌，此举既再现了古迹景观，又还了一方百姓重修本庙之心愿，使我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为记往事，特立此碑昭示后人。工匠袁利廷、王鸡叫、王小平，画匠张厚存，撰文王尚荣，刻石刘树军。

公元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叩立

在新民上学后，王向荣基本每周回一次家。返校时，要携带一周的伙食。“家里（人）再饿，父亲想办法要让我读书，读书费钱，去学校要把米带上。家里的土豆、菜、米都要给学校交了。我常穿得稀烂，那会大些了，懂得害羞了……”王向荣回忆说，“学校当时还正规着了，学生不管在哪遇到老师，都要行礼。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村外挖猪草，恰好看见学校一位老师路过，我就赶紧站得笔直，大声说‘老师好！’。”

新民完小当时有十余位老师，学生有二三百人。不论办学规模，还是校风校貌，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校长叫陈培贵，当年四十来岁。陈培贵出身于书香门第，府谷清水人。清水临近黄河，过去是府谷有名的文化镇。陈培贵讲语文，也讲历史。

王向荣至今记得陈培贵讲过的一堂课。他说：“陈老师经常给我们强调‘学以致用’。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位姓史的先生出了一副上联是‘史大人头添一平 吏事显官’；一位姓鲁的学生对了下联是‘鲁学生腰去四点 争门弟子’。”

在王向荣记忆里，陈培贵不仅学问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而且曾有一位十分漂亮的伴侣。他说：“我们上学时听说师娘生前长得特别漂亮，去世早。在世时从不见生人，有时出门还蒙着面纱。镇子上的人，有的住了一辈子，只是听说她长得漂亮，但从未真正看见过她的容貌。”

孙旺在镇羌堡 2012年

在新民小学读书时，王向荣除了唱歌的特长，获得大家一致的认可外，他在学习上的表现，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在新民小学和王向荣同班的班长孙旺（2012年接受采访）回忆说：“我们全班四五十个同学，只有两个女生。王向荣是从桃茆转学来的，小学当时实行六年制，他在这念了两三年。他住校。学校有集体灶，离家远的学生，不能回家吃饭，就要拿米、拿菜，在灶上吃。我的家就在镇子上，不住校。当时上学有学费，我不记得是一学期还是半年，总之要交付几块钱。”

“王向荣语文学得好，作文能写好几页，语文老师常把他写的作文给同学们当范文读。他爱讲故事，在教室里讲，在宿舍也讲。我们一周上两节音乐课，音乐老师叫贺凤岐，在器乐方面熟悉，二胡、手风琴都给我们教过。学校当时经常搞文艺，那会儿的节目大都同革命有关。王向荣经常参加表演。我也参加过演出，我和班上的女同学刘桂英一起唱过‘五哥放羊’。”孙旺继续说，“王向荣和镇子上的高翠兰一起唱过，他俩年龄差不多。”

在新民小学念书后期，王向荣由于语文好、唱歌好，曾受学校指派到田间地头以及社员家里，给社员教唱过语录歌，还教过识字——“扫盲”。这些突出表现，使得他获得了学校的奖励。

王向荣说：“我在新民上学时，有过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一次，公社召开社员大会，全公社的人都来了。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了言。台下，我爹、我妈也在里边。有人在他们面前夸我，说‘你们培养出好子弟了，以后能当大官呀’。我妈听了哈哈大笑。我爹性格温和、沉稳，从不张扬，高兴了也不会哈哈大笑。但那天，他眼神里的那种欣慰，我一直记着了。”

新民小学毕业后，王向荣考取了府谷中学。班长孙旺对考试前后的经过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考初中，统一行动，到府谷城里参加考试。那会没有车，来回都要步走。单趟就要走两天，头一天走四十里，住在孤山镇，第二天再走四十里到县城。我们全班共有五十六名学生，考上十一名。我和王向荣都考上了。录取通知书也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地教师都走了。学生们开始串联。我们也想走，年龄小，没有人引。‘停课闹革命’停了有一年多。我们学校有个叫魏张高的老师受到批判，听说是有点历史问题，我们也不懂。他的名字是三个姓（组成），比较特殊，所以就记住了，没有忘记。”

孙旺当了一辈子教师，经历看似平凡、单一，实则很有特点。谈到自己的人生，他说：“我1968年参加工作，先当民办（教师）。那会要够十二年，才能参加转正考试。我考了三年才考上。你一算就清楚，我当民办（教师）就当了十五年吧。转正考试，每次只考两门，一门政治必考，一门自选。我第一年选的是美术，第二年选的是数学，第三年又选美术。我最早在新民当民办（教师），新民周围的很多小学都去教过，我的特长是音乐、美术，但语文、数学也教了。当民办（教师）时去不了其他乡镇，转正后在庙沟门这些乡镇也教过，最后又回到了这里，在新民这所学校退休。你看，这不是转了一个圈？王向荣也当过民办（教师），他知道那种滋味了。”

2011年前后，王向荣新民小学的同班同学们，在府谷县城有过一次聚会。当时，王向荣带了两位女歌手捧场。孙旺拿出聚会的合影照片，指点着照片里的人头像对我说：“我们1966年毕业，‘文革’开始了。现在，我们同学还是农民多，出去的少。王向荣也是唱出去的，要单凭上学，如今恐怕还是个农民。”

乡村戏台

房子，是一位摄影师。他姓房，本名不必讲了。房子是他的笔名。房子是70后，一直生活、工作在延安。但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偏偏喜欢在榆林跑，尤其喜欢到榆林的乡村跑。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榆林当前农村的生活。有一年，他在深山里，拍摄的一组尚未通电的村民们的生活照，被《华商报》首先刊发后，当地政府很快解决了这个村子的通电问题。

房子不是记者，他只是单纯地喜欢摄影。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拍摄的照片，竟能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他事实上更多地喜欢拍摄同民俗活动有关的人像。他有些偏执。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民俗活动，诸如“放赦”——他曾连续数年，每年都要从延安跑到榆林轮流举办活动的村子里进行跟拍。

2010年前后，房子出版了自己第一部摄影集《最后的黄土地》（但这个书名并不准确，结合他的内容，其实应叫作“留住黄土地的文明”）。在这本摄影集里，有一幅摄影作品尤其让人过目难忘。这幅照片——房子拍摄的是山村的一个戏台，台上正在表演的演员们都是古装打扮，一看就是一场大戏，这也是一个正路的演出团体。但在台下，仅仅坐了一位看戏的观众！

一台大戏，一个观众。这样的一张图片，确实让人感慨万端。但这是一个事实。房子并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和处理，他只是真实地捕捉了现实当中的一个场景。

当然，面对这样的情景，有人会担忧，认为黄土地（具体说应是陕北）上的民俗文化会由此衰落、消亡。但假如联系过去，并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文化，即便是草根文化，其实都有着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一种文化即便经过强力撕裂、摧毁，仍然会在一片废墟之上再次生长。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必然也会在个体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并得以传承与弘扬。

由此就要继续说到王向荣的故事。除了唱歌，王向荣年少时，对于舞台表现出来的兴趣与迷恋，至今是王尚荣和村里不少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同陕北的其他地方不同，府谷（包括神木）一带，由于邻近山西河曲——被誉为“二人台窝子”，即便如马茹圪垯这样的偏僻小村子，王向荣的长辈们，到了冬天，农闲时间，也会自发组织几人，自弹自唱，自娱自乐一番。

王尚荣记述：“向荣六七岁的时候，父辈们天天晚上‘耍丝弦’，演奏二人台曲牌，有时‘打坐腔’，有些人顺口随着曲调唱几段二人台，就算是‘闹红火’了，向荣跟着我每场必到，久而久之，音乐的火花在他幼小的脑海里碰撞，从而潜移默化形成了向荣对二人台艺术的偏爱。”

接着，王尚荣具体忆述父辈们的专长道：“父亲会吹笛子，会打霸王鞭。二爷爷弹得好三弦，四爹专长拉四胡。二爹在乐器上上不了手，专门负责端茶递水，七爹比二爹稍强，都有两下，但不精通，同样很难上场。”

在当地，王向荣长辈们这种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过去有“打坐腔”“打玩意儿”“耍丝弦”等不同称谓，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丁喜才命名为“二人台”。丁喜才是府谷麻镇人，年少时即随家中长辈们四处卖艺求生，被誉为“丁家窝班”，从而练就了过人的技艺，可以自打扬琴自唱。1953年曾进京演出，在西北五省民间文艺会演中拔得头筹，随后受聘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据资料记载：“二人台”这种表演形式，最早形成发展于晋北、陕北、内蒙古西部沿黄地区，后流传于河北、甘肃和青海等部分地区，在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甚广。这种表演来自民间，形式原本十分简单，不化妆，不表演，不需要舞台，几个人凑在一起，单纯以器乐演奏一番，完全是自娱自乐。器乐一般是三弦、四胡、笛子、四页瓦，这被称为“耍丝弦”。后来，加入“霸王鞭”表演，被称为“带鞭戏”，俗称“火炮曲子”，内容有《打金钱》《十对花》《牧牛》等。另有一种以说唱为主的表演，称为“硬码戏”，亦称“文戏”，内容包括《走西口》《探病》等。

王向荣从小受到父辈们表演“二人台”的感染，在成长当中，便主动地开始模仿。他回忆说：“家里有个瓷盆子，烂了。后来，只剩下个盆底子，扔在了院子里。但这个盆底子敲打出来的声音，就像是鼓板，成了伴奏的好乐器。我们几个孩子，趁大人不在家，就在炕上撑起被单子、铺盖，搭了一个‘戏台’，唱着小戏耍了。有一天，耍得忘了时间，过了晌午，猛然想起父亲就要回家，赶紧收拾铺盖，开门，亮窗，可是窑里黄尘笼罩，就像是起了‘大雾’，一时半会，哪能散尽。伙伴们都跑了，我被父亲逮了个正着。”

受到父亲的训斥，家里再不能耍，他们就将“舞台”搬到了村子里。一帮小孩子，自己动手在村里搭了一个小戏台。王向荣既是搭建戏台的“主导者”，又是娃娃们台上表演时的“导演”和“主角”。

但不论大小的舞台，作为一个“演员”，总应有自己称心的一件乐器。对此，王向荣回忆说：“我哥有个小手琴，他上学走了，我常偷偷地拿出来弹。后来，在村里来的货郎担上，我也用节省的压岁钱买了一个小喇叭，能吹出‘哇呜哇’这么三个音。”

时隔多年，村里有不少人对这个“舞台”还留有一些印象。2009年，在采访中村民王保师说：“他（王向荣）小时候，扎起个台台唱戏，搭起个窑窑唱！”

对此，王向荣回忆说：“村里有一个土台子，空着了。我们几个娃娃，把那平整了一下，打扫干净，在上边又栽了几根树杆子，耍的时候，再把家里的烂单子搭在上边，就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舞台了。别人不用的破盆、烂碗，搜集到一块，也能当器乐敲着玩了。在这个台子上，我们表演‘二人台’，也表演过‘晋剧’，表演当中，有时还能把大人们吸引住，一直看完我们的演出才走开。”

王尚荣对此的记述是：“那时向荣还不懂戏，年龄小了，就大胆学唱赵才茂主演的‘空城计”里大段的晋剧唱词，但是他的腔调倒是有板有眼。有一天，我和村里几个父老干完了地里的活，相跟着回家，到了村口，就听到向荣正在‘土戏台’上唱二人台《打连成》。他唱：过罢大年头一天，我和我那个连成哥哥去拜年，一进门把腰弯，哎了咿呀嗨……父老们说‘哎呀，丑丑唱得真好听，调调高低适中，味道管够’。”

在陕北，人口稠密或规模大一些的村落，会在村里建有戏台，并在传统的节庆活动中，邀请戏班子演出。但马茹圪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包括周围几个村子都没有戏台。距村民们最近的看戏场所是新民镇。

王向荣当时掌握的一些晋剧，正来源于戏台，来自于他爱看戏，是个十足的“小戏迷”。对于童年最初在镇子里看戏的情景，他还有一些记忆：

“四五岁时，第一次到镇羌看戏，我妈抱着我，看历史剧，看晋剧。”王向荣回忆说，“镇羌过去有二十七座庙。听老人们说，老以前一连唱过四十天的大戏。”

晋剧在陕北地区习惯上称为“山西梆子”，影响十分广泛，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一个剧种。过去有“小庙唱小戏，大庙唱大戏”的说法。大戏一般专指晋剧、秦腔。另有一句俗话说“看大戏，跑断腿”——这是指大戏少见，要看一次并不容易。

“有一年，那时向荣还是个小孩，跟着他嫂嫂到四十里外的孤山镇去看戏，看完后不吃不喝，再返到距离孤山二十里的朱家茆——他嫂嫂的娘家那里住下来才吃饭。第二天返家，两天时间，来回往返一百里，不说饿，也不说累，只要能看上戏，他就高兴得眉开眼笑。”王尚荣记述。

但凡听到哪里唱戏，只要步走能到了的地方，王向荣常会追着撵着去看。同王尚荣记述的这次类似，另一次，王向荣事先听到二姐说三道沟要唱戏，同样是撵着去看了，看罢就返家。三道沟虽然距离马茹圪垯也就三四十里的路。但大多路段人迹稀少，十分荒僻。由此可以看出他对看戏痴迷到了何种程度。

远处的戏要去看，近处的戏更不能错过。有一年正月十五，新民唱大戏。那天一早，不巧下起了雪，哥哥和几个伙伴要去看戏，可王向荣年幼，父母担心他的安全，不愿让他去。王向荣不情愿，他们前脚走，他就在后脚偷偷跟着。“我不敢离得太远，那会山上还有狼了。我也不敢靠得太近，怕被他们发现，把我撵回来。”王向荣说。

十里山路，要翻一架山，要过一条河，直跟到了镇子里，王向荣都没被他们发现。看完一场戏，王向荣才突然现身站到了哥哥的面前。王尚荣大吃一惊，问：“你怎么来的？”

“跟你们来的。”

“那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我躲着了。”

“大大知道不？”

“我没说。”

“妈妈晓得不？”

镇羌堡一角 2012年

“不晓得。”

“……”

王尚荣问明情况后，虽有不少顾虑，也只得无奈接受。但让他尤其叹息的是——王向荣穿的布鞋，被雪水浸湿，张开了大口子，几个脚趾头都裸露在了外边。“我心里酸苦交织，百般难受。那时我也年纪小，全身上下不装一分钱，没有能力给弟弟买饭吃！更不用说买其他的东西了……”王尚荣忆述。

王向荣那会懂得了害羞。看戏时，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脚趾头，就尽量往里抠，不让露出来。但是天冻，鞋湿了，脚趾头冻得红肿，没有知觉，他想抠也抠不住，就只得一边盯着戏台，一边还要在脚上用心思。注意力分散，看戏也看不好。好在到了晚上，戏台下的火塔点燃了，脚暖了，身体也暖了。坐在火塔前看戏，才真正是一种享受。

这时，假若戏台上点亮灯笼，再飘上点雪花，那就更美了。就如二人台《挂红灯》里所唱：

正月十五雪打灯，

纸糊的灯笼挂在门前。

风刮灯笼，

突噜噜地转。

越刮越大，

越大越刮，

越大越转越好看。

……

这天看罢夜戏，又赶了十里山路，一路上由于下雪路滑，跌跌撞撞，回到家已经半夜了。平时很少发火的父亲，这次是勃然大怒，不等他们喘气平息，就训斥道：“你们是不是把戏子送走了才回家？啊！那不如跟上去算了！”

母亲心疼他们，一边赶紧从锅里端出热饭一边劝解道：“你要发火，也等他们把饭吃了再发吧。”

父亲余怒难消，转而指责王向荣的母亲说：“你看你生的这些‘戏丁’！不吃不喝就为看戏，真没有出息！”

“戏丁”这个词并非王向荣父亲的发明。但这里边却隐含着他强烈的情绪。王向荣父亲走过口外，他见过过去“走口外”路上不少的艺人。这些艺人有的形同乞丐。他把他们称为“吃张口饭”的人。

王尚荣从父亲对艺人的态度上，转变了自己的一些爱好，他说：“父亲说过‘你们不要唱唱打打，唱戏社会上看不起’。他不愿意让我们学习二人台，更不让我们多看戏。他这种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可是没有影响到弟弟向荣……”

王向荣确实没有受到影响。他回忆说：“新民镇子上的戏，有时连唱三天，白天唱，晚上也唱。这三天时间，我第一天一早在家吃罢饭，就跑到镇子看戏了。看了白天的戏，再连着看夜戏，第二天早上跑回家吃饭，吃罢饭又走了。连着三天，我只吃三顿饭，忍饥挨饿也要看戏。”

至于镇子的戏台为何会对王向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从王尚荣的一段文字里，或许会找到另一种答案：

晋剧演出 2012年

镇羌的正月十五闹元宵，历史久远，形成定制。每年从十四日开始十六日结束，整整三天三夜。镇子的街道中央用大块煤炭垒成的“火塔”有七尺高，相距五十米有一座，顺长摆满了南北街。白天，各个“火塔”还披着用红绿纸剪成的网格形的外罩，五颜六色，十分醒目。到了晚上，“火塔”点燃，火苗飞窜，不一会儿，冲天的火焰把一座古城映照得如同白昼。当地百姓把正月十五闹元宵干脆叫“看火会”。这时候，各种文艺活动开场，有秧歌队、高跷队、旱船队、杂耍队，载歌载舞的演出，让人目不暇接。

这期间，戏台上的“二人台”也要演三天，主角是当地著名的艺人孙斌、党四毛、刘二流水……他们的表演乡土气息浓厚，说唱用的是方言，老百姓一听就懂。

当然，王向荣此际在镇子看到的戏，以及镇子过节的气氛，其实与王尚荣所述的已大为不同。

王尚荣所记述的——大体上是1960年前（或许再早两年），自己在镇子里看到的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场面。这时的乡村文化还保留着传统的风貌。而王向荣追着撵着看戏时，已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这些戏同1950年代初中期民间文化比较，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或者说是已经衰落。但他毕竟紧握住了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即传统文化的存续、余脉，从中开阔了眼界，并获取到了自己需要的营养。

母亲的言传身教，乡村浓郁的文化氛围，父辈们表演二人台的感染，痴迷于乡村戏台的演出，王向荣正是通过这些积累，逐渐丰富了自己的身心，并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以至他后来对民间艺术自觉的追随，实际上都与之前所受到的这些传统文化的滋养有很大的关联。

在此章节，将房子拍摄的一个人看戏的乡村戏台，与王向荣少年时痴迷的戏台加以比较，两者在时间上相差近半个世纪，原因虽然不同，但表现出同样的衰落与低迷。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的变化，给文化造成巨大的灾难与影响。

从这种变化当中，显然既可以感到无奈与痛惜，但同样也可以看到希望与火焰。作为一个人，就如王向荣一样，即便出身草根，但面对时代的风雨，只要内心理想的火焰没有熄灭，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找到自我，勇敢地朝着自己所选定的目标前进，即便是逆流而上，也终究会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走口外的人儿转回来

1966年过罢年三十，当天夜里（农历正月初一），父亲王存永突然离世时，王向荣年仅十五岁。

这一年后半年，他小学毕业，并考取了府谷中学。

王尚荣在题名为“父亲悄悄走了”的忆述文章里，沉痛地讲到了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在此引用如下（笔者在文字上略有改动）：“父亲去世后丢下十五岁的弟弟，只知道号啕大哭。我就像木偶一般失去知觉，感觉天地间一片昏暗，看到哪里，哪里都是荒凉和无助；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孤独和无援。大年初一，普天下都在热热闹闹过春节，我和弟弟向荣却戴着白孝帽，流淌着眼泪，到处请人、借粮，为父亲办丧事。棺木、寿衣全是借来的，入殓时没有鞋穿，只好把我结婚时穿的‘装新鞋’穿在了父亲的脚上……那一年，母亲背着我们经常以泪洗面，每当不懂事的弟弟思念父亲哀号时，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点点滴血，泪水像开闸一样流淌……”

对于父亲突然离世的原因——王尚荣如此分析：“父亲是入睡后，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走了，走得那么简单和匆忙。父亲临终患的到底是什么病？怎么睡觉就能停止呼吸呢？我长期百思不解。后来，据医生分析应该是心脑血管病。但在我的直观感觉里，父亲完全是累死的！”

忆及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给母亲造成终身的痛苦和遗憾，王尚荣在文中这样写道：“就在父亲去世的头一天，他还在山上放羊。初一早上，父亲说头有点晕，让向荣替他拦了一天羊。这也是一整年唯一的一天，他没有上山。这一天，父亲本来说是吃年夜饺子。但母亲说‘等正月里二女儿兰兰来了一块吃。’也就在这一天夜里，父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五十六岁。母亲一直后悔没吃这顿饺子。一提起这件事她就不由地会掉眼泪。”

王向荣对于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他的“走口外”。他说：“我小时候，常见不到我父亲。为甚？他一到农闲时间就走了口外。父亲‘走口外’去的地方，应该是内蒙古的后套地区，把家里的东西拿上，用当地的土特产换内蒙古的东西，挣点钱。我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走口外’，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有人走。‘走口外，不断头’。有的人把女儿嫁到内蒙古。有的过去后，就在那边定居，我大爹就是这样，全家人都到了东胜。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小时候，我就会唱二人台‘走西口’。我了解这些事情。”

王向荣还谈到自己幼年对于“走口外”父亲的思念。他说：“我们村里有一口水井，水特别甘甜，我们村子里的人，大都有一副好嗓音，估计跟这口水井也有关系了。我记得小时候，跟上哥哥，赶着毛驴到水井驮水，在路上，我就反反复复唱‘野雀喳，狼打卦，大大今天回来吧！’……”

但王向荣有关父亲曾连续走口外的这一记忆，在采访当中并没有得到包括王尚荣在内的其他人的验证。“父亲有一定文化，本来在社会上能做点事，可是他选择了放羊。父亲从1956年组建农业合作社开始，就给生产队放羊，直至1966年（去世）。”

通过王尚荣交代的父亲起初放羊的这一时间推断，他很有可能在1956年之前延续着“走口外”的习惯，从而给王向荣幼年留下了一些记忆。

与王向荣所述“走口外，不断头”对应的是，《府谷县志》记载中有关的这一段文字：1958年10月中旬，因生活困难，本县在籍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计2000多人又流向内蒙古，县委派专人寻找、动员返乡。

对于村里“走口外”的人和事，王尚荣在《王向荣家族记事》一书里也有大量的记载。但他和王向荣的记忆不同，他忆述的父亲“走口外”，只有一次，时间是在1948年——由于头一年（1947年）当地大旱，颗粒无收，当年开春后，粮食短缺，父亲不得不“走口外”。在此将王尚荣有关的文字摘录如下：

“开春以后，父亲把秋夏两季作物播种完后，把节余的作物给奶奶留了一份，母亲留了一份。那时候，大姐秀梅已经出嫁到白家沟苏家，她已提前随姐夫苏有小走了内蒙古。家里只有奶奶、妈妈、二姐、三姐和我。父亲逃荒临走之前，将一切安排妥当后嘱咐母亲，给你们留的这些糜谷杂粮恐怕不够吃，两个女儿都会挖苦菜了，你们娘儿们只要辛苦些挖苦菜，接济着吃，不会饿死的。给母亲叮嘱以后，父亲就赶了一头耕牛，走了内蒙古。”

“父亲赶着牛到了内蒙古（临河、陕坝一带）揽工受苦，挣了四五斗黄米。在返程途中，经过包头时，他嫌赶着牛浪费时间，就将牛卖了，还卖了一部分黄米，用了其中一部分钱买了一头毛驴，驮了三斗黄米，赶秋季时，就急急忙忙回到了村里。父亲带回来的这些米及时补充了家里的口粮，他还没有耽误家里的收秋。父亲做到了度荒、救人、秋收三不误。所以我家在1948年是一个很幸运的家庭，这全是父亲勤劳务实、从长计议、巧妙安排的结果。”

当然，以上王尚荣关于父亲“走口外”的这两段忆述，并非他亲眼所见。因为，这一年，他只有三岁，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记忆。但不难想象，在他的成长当中，由于身边的亲人们（包括父亲）不时会讲述、回忆这一件事，而使他掌握到了具体的细节。所以在此是当作可信的资料加以引用。

当地人走口外的生活，孕育出了“走口外”的文化。前些年，原神木中学音乐老师刘明德，由于早年对走口外有过切身体会，受过不少苦。但心结难解，直至晚年时编辑出版了《走西口》这样一本书，书中收录的都是自己多年来整理、搜集的数百首（种）有关“走西口”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体裁上非常丰富，既有山曲、蒙汉调、爬山调、信天游，也有二人台、小戏小品以及剧本等。

文化是生活的一种表现。“走西口”这一文化现象，其实在山西、陕西以及河北等地都曾出现，影响十分广泛，值得作为专题深入研究。

不过，即便是简单的梳理，也带来一个疑问——“走口外”这一习俗，又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呢？据资料记载：在康熙年间，北方曾逢大灾，康熙为了救助内地灾民，特命蒙古贵族划出一部分土地，让长城沿线缺地少地的汉人耕种。这一举措牵扯的人数甚众，且地域广泛，自此相沿成习，有了“走西口”的习俗，只是因出发地、目的地的不同，也有“走河套”“走后套”“走宁夏”“当边客”“走口外”等不同称谓。

2006年，王向荣出版发行的个人清唱专辑里，仅同名的“走西口”就收录了三首，分别采用的是陕北小调、榆林小曲、二人台这三种不同的唱法。现选择其中两首，加以对比，加深对其的理解，首先介绍陕北小调《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实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泪花流。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不放哥哥的手。

手拉住哥哥的手，把哥哥送在大门口。

送在哥哥大门口，小妹妹我不放哥哥的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哥哥你走大路，你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的人儿多，拉话话解忧愁。

歇息你平地歇，你万不要靠崖头。

恐害怕崖头倒，把哥哥压在崖里头。

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

恐害怕交下那朋友，把妹妹忘在家里头。

显而易见，这首经典的耳熟能详的“走西口”，偏重于情感的抒发，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抒情主人公为一名女子。但按照常理她应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她要送别自己的丈夫出远门时，内心忐忑而又无奈的情绪，跃然而出。而其多情、细腻的情感，会让人不由联想到她应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子！当然，对于黄土地而言，正是有了这一份情感的滋润，才使其真正有了魅力与生机。

再看二人台《走西口》：

咸丰正五年，陕西省遭下年馑。

有钱的粮满仓，受苦人儿一个一个实可怜。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是西口外好收成。

我有心走了口外，又怕那玉莲不依从。

妹妹哎，你不要给哥哥哭。

你哭得哥哥我心痒难耐，

七上八下，心上不好过。

天遭荒旱，这五谷禾苗百草也不长，

不走西口，穷人的日子这实实在在不好过。

这首以男性口吻唱出的“走西口”，出现了时间、人物，交代了事情的起因，显然侧重于叙事，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曲。而以上这首唱词，只是二人台“走西口”的开头部分。“完整的二人台‘走西口’能一连唱两个小时。”王向荣说。

2008年。有一天，王向荣和一些亲近的朋友们，在西安荞麦园聚餐。席间，王向荣清唱了一首“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在座的大都是他西安相处的老朋友，有的相识多年，交情不浅。与他多年的交往中，近距离听他唱歌也不少。

但王向荣这次看似轻松、随意的表达，却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朋友们。狄马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听歌后的不长时间内满怀激情书写的一篇文章《听王向荣唱歌想到的》，表达了自己对王向荣新的感触和认识。文章先交代了起因：

“宴席将散时，薛莹巧说‘今天过节，王老师要给我们唱一曲’。王说，这两天有点感冒，嗓子不好。大家鼓励说，没有关系，又不是正式比赛。王就离席，右手拿着话筒，左手握着烟斗，唱了一曲‘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我回陕北。不大大的小青马多喂上二升料，三天的路程我两天到。水流流千里归大海，走口外的人儿我转回来。”

狄马是一位作家，以思想性随笔闻名。但他对陕北民歌也颇有研究，本人爱唱、会唱，被朋友们戏称为“写文章里唱得最好的”。他在文章中介绍这首山曲的背景时，写道：“这是一首流传在山西河曲与保德地区的山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山西民歌王杨仲青老师唱红后才为普通听众熟知。因为唱腔舒缓、悠长，调子欢快中夹杂着忧伤，因而每逢聚会，老王便拿此曲支应。也许是那天节日气氛的感应，老王那天拿起话筒的那一刻起便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状态。他行腔运气的自然、轻巧、不露痕迹的吐字、换气，仿佛每一个音符都被一种来自久远的生活场景所吸纳。这个场景里有乡愁和悲叹，有迷茫和期盼。但毕竟是回来了，驴驮马载地回来了。大青山、乌拉山仿佛是沿途小站，一闪而过……”

狄马接着有感而发道：“这歌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是被苦难放逐的庆幸与偷欢；这歌又是有痛楚的，但毕竟夹杂着如释重负的愉悦感。它不同于前代走西口人大海一样的浓重哀叹，也不同于当代年轻人演唱走西口的轻松佻达——仿佛西口是一个旅游度假村。”

狄马并非第一次听王向荣唱这首山曲。但他这次对这首歌以及对王向荣显然有了新的感受和认识，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王向荣在把握这种分寸时显示出的非凡技巧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嗓音不高，但几乎每一个字都饱含着生活和历史的沧海桑田，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草根阶层滚爬在血水和汗水里的无言叹息。他轻松自如，仿佛随便咳唾出的‘嗨、嗨’都像从沉默的生活里迸出来的一个故事。一曲终了，四座无言，有女隅泣。”

王向荣这一曲，打动了不少人。狄马在文中引用了西安美术学院周晓陆先生听歌后创作的一首诗作，转录如下：

人归蓝关后，心驻秦岭秋。

荞麦解俗恹，曲与山竞秀。

大雅大俗往，小模小样丢。

天籁情瀑至，羊鞭滚石走。

暂收惊寂寂，胸胆敞幽幽。

有声龙涎露，无形凤尾修。

莫夸笔墨深，腐儒难入牖。

酒去暗思忖，歌香天地留。

好一个歌香天地留！

在文章结尾，狄马不由感叹道：“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人们会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他的价值，并会因我们有近距离聆听的机会而深感羡慕。后世的人们会指着一张拢羊肚子手巾、穿中式对襟褂子的人物照片说，这个人少年不幸，中年多难，可他晚年的演唱技艺纯熟，臻于化境！可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真傻！”

对于“走口外的人儿回来了”这首山曲，王尚荣在忆述父亲的文章里，有一段独特而精彩的文字，现转录如下：

“一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躺在炕上的父亲，突然哼出两句山曲调：

‘大青山高来，

乌拉山低……’

让我不禁一惊。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调调——委婉而悠长，不高不低地跳跃，可惜的是只那么两句就戛然而止。我以为父亲醒着，掉转头定睛细看，才发现父亲完全是在睡梦中……原来，父亲是在睡梦中宣泄着他的情感！”

或许，王尚荣的这一段文字，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向荣内心深处的情感，以及他在演唱《走口外的人儿回来了》这首山曲时表现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王向荣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多次谈及对于父亲唱歌的一些记忆。他说：“我从小跟着父亲上山去放羊，给父亲帮忙，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我父亲唱的歌很好听。他唱歌是有感而发的，他是自由自在地唱歌，高兴了唱高兴的歌，忧愁了哼忧愁的歌。我能从我父亲的歌声里，听出他的情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