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训班：大学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文革”中，像施雅风那样的科学家照例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除了“学术”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罪名”，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组织”，指的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团。很多人不免疑惑，施雅风是从南通中学直接考入浙江大学的，何以中途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呢？有人生不逢时，施雅风是入学不逢时。他进入浙江大学时，恰逢抗战爆发。

施雅风和几位同学结伴去南京参加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时，“七·七”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路上，他看到的满是国破后同胞脸上悲愤的神情，听到的全是豪迈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为祖国忧心，也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迷茫。

考完试回到海门老家，在等待大学发榜的时候，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施雅风得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录取，还是因为邮路不通而收不到通知书。苦等到8月下旬，他收到哥哥施成熙发来的电报，他被浙江大学录取了。老成的施成熙还特别嘱咐他避开战事紧张的上海，绕道镇江，经苏州到杭州。

虽为坐落在杭州的浙江大学的学生，但施雅风从来没有在杭州的校址上过一天课。可以说，他的大学一年级(用了两年时间)的生活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经过了浙江的天目山、建德、兰溪、常山，江西的樟树、南昌、泰和，湖南的衡山、衡阳，安徽的屯溪、广西的宜山等地。

天目山：当施雅风千辛万苦轮船火车地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时，才知道为避战火浙大已迁往天目山的禅源寺，便乘坐学校的校车赶了去。从9月底开学到11月迁校，他在这里不过只上了两个月的课，以至于他记不得学了哪些课程，只回忆起上过朱庭祜先生的自然地理课、舒鸿先生的体育课。记得朱老师是因为他照本宣科；记得舒老师是因为他要求严格。

建德：为迁校到建德，施雅风参与了打前站。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天步行了80里路，先大队人马抵达中途一站分水县城，联系好了大队经过时的食宿地点。这次“急行军”，施雅风的收获是第一次锻炼了长途步行。这为他日后多次的徒步野外考察打下了基础。

在建德，施雅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张其昀。那是在一次于郊外小山包上举行的史地系全体人员的集会上，系主任张其昀不但对着花名册一个个点名，还招呼大家吃他带去的沙田柚子。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介绍了建德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如果那算是一次上课的话，那是施雅风第一次听张其昀的课。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也顾不得品味他的教学水平高低优劣了。

只一个月以后，浙大又迁移了，此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泰和：施雅风没有在此上过一天课，因为在从建德迁往泰和的中途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意思或可理解为退学。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他可能不会重返浙大。从他后来又返校来看，此次的离开应该算作休学。那么，他为什么离开呢？

樟树：如何从建德到泰和，施雅风设计的路线是先坐船到兰溪，再乘火车到樟树。事实上，因为铁路不通，他和同学们不得不坐船绕到浙江常山，然后步行了一天赶到江西玉山，再乘火车，于1938年1月方才抵达樟树镇。

在这里，施雅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他在一份南昌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招收新学员。这个消息好似在已经饱受迁徙之苦的施雅风面前摆放了一个天平，一头是读书，一头是抗日，孰轻孰重，对于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有为青年来说，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早在建德时，施雅风便出现了经济危机，从家乡带出来的钱越用越少，因为交通不便邮路不通，他也无法向母亲向大哥伸手，只能节衣缩食，每天只敢吃三分钱一斤的烘山芋、两分钱一碗的青菜和两小碗米饭。眼下，即便以读书为先，从经济上考虑也是无法维持的，而据他所知，战训班每个月可以领取14元的生活费。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去南昌报名。这显然受到了长兄施成熙学习—工作—再学习的维持读书方式的影响。

南昌：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于1937年9月底，成立初衷是将流亡到南京的平津一带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以便日后输送到前线参加抗日，地址设在南京建邺路的中央政治学校。战训班主任是军委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该部少将处长黄仲翔。所谓“第六部”全称是“大本营第六部”，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而成立的，成立时间也是这年的9月。第六部的工作职责是主管“民众动员”事宜。战训班的训练包括三类：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战地服务常识。施雅风在南昌报上名以后，便随那一届的战训班到湖南衡山训练去了。

衡阳：两个月(1938年2—4月)的训练结束后，施雅风毕业了。按理说，参加过战训班的学员毕业后都应该被送去前线，但因为国民党内部管理混乱，派系斗争又激烈，施雅风只被要求带领一个小组到衡阳东乡实习，内容是“户口调查”，统计一个乡的年龄分布情况。这显然不符合他参加战训班的初衷，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