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新审视历史叙事

一　议题的产生：定义“主旋律”历史小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就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当代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产生了诸如《雍正皇帝》《曾国藩》《贞观长歌》等多部重量级作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写传统与文本谱系。伴随其在出版市场的畅销与影视剧版本的走红，历史小说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就题材而言，历史小说主要描绘古代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塑造帝王与英雄人物形象为重点。由于不反映当代社会的生活世界，历史小说通常被认为是最客观最具知识性的小说类型。然而，当公众把这些小说定义为“历史题材”的同时，它们的另一重身份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它们属于“主旋律”作品。

历史小说怎么可能与意识形态相关？历史小说不是关于真实事件的讲述吗？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小说与“主旋律”两个概念牵线搭桥，产生的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在笔者看来，产生上述质疑的原因，或许是“去政治化”的思潮与“文学性”的洁癖作祟。而当我们跨越美学阐释的栅栏，将历史小说放置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进行讨论时，就会发现历史小说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

一方面，就作家作品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言，任何一部历史小说要进入合法的发行渠道，都必须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审查机制与管理体系。这就意味着为了通过审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创作形态上的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幻影”甚至深入作家的潜意识之中，指导了作家的创作。与硬性规定对位的，还有文艺政策对作家的激励机制和消费引导，如文学奖项、允许其影视剧版本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等。在这两方面的督促下，绝对纯净化的历史叙述不可能存在，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作品之间、政策框架与叙事策略之间存在着契约与共谋的关系。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轻易放弃历史小说的领地。在一个具有史传传统的国家，政治变迁体现在文化领域中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历史叙事的变迁。换而言之，历史阐释权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中最核心的部分，关系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话语的陈述不是单纯的叙事工程，而是复杂的符号运作和象征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功用：对普罗大众传递历史知识，将严肃的历史知识转化为生动的故事讲述，从而在情节的演绎中实现教化与宣传的目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在这里，小说被当作“新民”的工具，历史小说当然更是个中翘楚，具有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国族共同体想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主旋律”历史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机制在历史叙述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放弃对历史世界的想象，而历史小说也必然反映和渗透了某些“主旋律”思想。

尽管如此，“主旋律”历史小说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是文学领域的二等公民。首先，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领域的影响，“‘纯文学’的神话被构造出来，在这种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叙述中，‘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中，不追求形式创新和先锋手法的“主旋律”历史小说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其贬抑的对象。此类小说虽然在美学上相对保守，注重的是故事内容讲述而非形式创作，二月河甚至采用的是传统章回体，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判断其没有文学成就或单纯划定为通俗小说。其次，较之其他“主旋律”小说，历史小说具有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其叙事策略和表达方式都不如当代题材直接鲜明，因此在“主旋律”文艺政策中并未受到格外重视。

由于上述“双重的边缘身份”，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主旋律”历史小说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占有强势地位，但难以得到学术研究者的承认和重视。而这种悖反情境的形成，正是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反讽意味的一幕。但这一研究状况的存在，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正视该类作品的存在，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是发现学术盲点和生长点的努力，也是对愈来愈苍白无力的“纯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

而笔者的问题意识亦由此凸显。“主旋律”历史小说受到现实政治、历史记忆、意识形态多重逻辑的复杂缠绕，使得该类作品在文本内部多元含混、话语杂糅，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文本细读与症候式分析。而在外部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则以当代中国自我形象的想象干涉文本意义的建构，使得“主旋律”历史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文艺作品而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历史再现的文化政治”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追问“再现”(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再现，其实是在对“主旋律”历史小说进行知识考古学的考察，而考察的目的，则是为了考察隐藏在文学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的轨迹。这种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批评向度，正是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所在。

二　事件到来：“价值观”的知识考古学

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为历史叙述的“价值观”问题困惑不已。在大众媒体的公共讨论中，历史小说因为“价值观”问题备受争议——每当由历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上映时，作品中重塑的帝王形象及其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就会被普罗大众当作攻击的枪靶，进行猛烈的批判，甚至成为当时热门的文化事件。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化史上，历史小说的“价值观”问题被如此反复地批判，又一次次地“原画复现”，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而不管是媒体还是大众，他们对历史小说“价值观”最常见的指责就是：鼓吹帝王崇拜、传播封建思想、阻碍历史教育。因此，这些质疑的声音也就构成了历史小说必须负担的原罪与创作者们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最初的《雍正皇帝》到《汉武大帝》再到《贞观长歌》，批评历史小说的声音持续不断，并有将“价值观”问题道德化的趋势。而当历史叙述转化为道德争端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考察这些声音了——关于“价值观”的担忧抑或只是这一文化现象的表层，蕴藏在表面的喧嚣之下的，则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公众特殊的“情感结构”与文化潜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改革与转型的过程之中，在“一体化”与“新意识形态”之间、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在“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与现代化方案的发展主义之间存在的种种空白和缺憾都有待补充与整合，而公共领域的价值取向更是多元杂糅、众声喧哗。而历史小说中重塑的帝王形象以及背后反映的价值取向无疑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转型时期种种的焦虑与紧张都在对历史小说“价值观”的批判中找到了出口，得到了舒解与释放。但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当这一过于道德化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时，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这一过度单一化的批判中是否构成了另一种压抑机制？

“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然而，道德批评与本质主义恰恰是最具危险性的阐释方向——过度轻易地界定出自我与他者的位置，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二元对立心态，进而攒足火力向对方开炮却无视对方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的批评方式显然无力进行思辨型的思考与有公信力的文化批评，而只能落入某种阐释的循环。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常见的道德化批评的思维惯性，改换一种客观化和清醒化的论辩思路是必要的。

历史叙述必须被重新审视。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无疑是打开文本密室的钥匙。这一理论为我们所提供的阐释线索是：用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来揭示我们现在习惯接受的知识、历史、常识、思想等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它的基础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凭什么得到这些合法性并拥有了合理性？……福柯把我们过去认为的天经地义的知识基础给揭开了、掀翻了，它们只不过是由权力建构的‘话语’，而‘话语’建构了一个知识的‘秩序’……应当做的是把一些原来的观念基础，从不言自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将它上面建立的问题‘解放’”。福柯所揭示的方法论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不再纠缠于知识是否准确无误，而是将视线投注在考察编纂知识的行为上，他反复追问的问题是隐藏在文本的面具背后那个逻辑上的“大前提”——也就要求我们对话语的发生进行“语境化”的解释、追踪(tracing)话语产生的谱系以及考察权力与意识形态如何对知识进行编码与解码。

那么，在此基础上，让我们把问题从思想史领域转换到历史叙述领域，模仿福柯的提问方式，我们需要追问(抑或存疑)的是：历史小说的“价值观”是怎样在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这样的历史叙述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价值观”作为一种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在这里，历史叙述的“价值观”问题不再作为道德议题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加上引号而悬搁和问题化了。只有追踪话语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真实的文本生产语境。

从对“价值观”问题的讨论拓展开来，历史小说描述的对象是帝王及其生活世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大部分的历史小说都倾向于对人物进行翻案叙述，去塑造一个“开明的好皇帝”，这一趋向的发生与文本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无疑与当时的语境有关。英雄的指认与典范的转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为帝王翻案？意识形态与翻案工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批评实践是否遮蔽了这一时段历史小说叙述中所包含的其他丰富而多元的面向？历史小说除了叙事表层塑造帝王形象与阴谋权术之外，是否还提供了一些具有开拓性和合理性的价值表述？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需要放置在知识考古学的视域下做症候式分析，从而揭示历史叙事作为知识话语中隐含的权力运作的印痕。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内部是众声喧哗的话语状态，尤其是历史小说这种长篇的史诗性的作品，它的内部充满了复杂而暧昧的表述方式以及叙事缝合，任何单一的观念都无法全面阐释作品的意义。恰如英美新批评理论所强调的那样，任何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的文本空间都是复杂而含混的，只有进行细读的工作(close-reading)，才能深入文本的肌理，充分掌握文本的内在张力。在这些缠绕不清的问题和复杂的议题中，我们绝不能诉诸简单的黑与白、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判断，而需要进行绵密细致的文本解读与意识形态分析，才能打开思考的空间。

1. 本部分的讨论对象包括：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高锋的《天下粮仓》、江奇涛的《汉武大帝》、周志方的《贞观长歌》等文本。
2.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27页。
3. 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4. 在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合著的《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版)中，笔者所论述的“主旋律”历史小说中的二月河、唐浩明等的作品与台湾的高阳作品被归纳为“新历史小说”，被认为是通俗文学的类型。
5. 小标题来自杜小真、张宁编译：《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80页。德里达认为：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就是笔者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
6. 参见《王蒙批评中国电视帝王戏太多》，载http：//www.shaanxi.cn/Html/2005-3-14/102120.Html，文中王蒙的意见很具有代表性，表达了知识界与民众对于历史剧的批评态度与“反封建”立场。
7.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53页。
8. 参见王若谷《“好皇帝主义”值得崇赞？》，载http：//news.sina.com.cn/o/2005-03-14/22095359598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