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象

关心中国现实的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口里不提倡欢迎监督的，而几乎每一个官场上典型案件的发生，总结起来却又都是缺乏监督。这就难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监督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种表面热闹的假象。贪官胡长清断头之前感叹，如果江西的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绯闻那样，敢于曝光他，他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这纯粹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在他风光的时候，报纸上把他公务活动的消息排得靠后一点儿，他可能都会跳起来！

生活中很有一些骗人的假象。或者，因为伪装得巧妙使人不知；或者此一部分人知而彼一部分人不知；又或者，人明知其假，而习以为常或不能正视。刘声木《苌楚斋续笔》载，江苏省长陈陶遗1914年有篇演说，被刘氏认为讲得“可谓透辟之至”。陈陶遗说他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素来主张劳工神圣”，但是他却见过朋友“以皮鞭鞭车夫”；还有人“极道模特儿之曲线美，而不肯以妻女供人绘画”。陈陶遗就此得出结论：“如人无诚信做事，于社会上，难得于人信仰。”话说得不错，尽管后面的例子显得牵强。说一套、做一套的实例很多，在官场上就不胜枚举。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上奏“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禾苗”。而他呢？非常着急，“焚香告天”并检讨自己，还发了毒誓：“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他此前说过，他那个异乎常人的大肚子里装的都是“赤心”。这一番表白，更取得了玄宗的信任，从此，“或言禄山反者，玄宗缚送禄山”。把举报人交给被举报人进行处置，后果如何，今人如举报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郭光允、举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高纯等的遭遇，可为旁证。果然，“以是道路以目，无敢言者”，声音被压下去了，大唐由盛及衰的日子却也不远了。但正如郭光允、高纯坚持到最后终于云开雾散一样，当时也有人正要被送走，“遇禄山起兵，乃放之”，成了幸运儿。

明朝有一个都御史李纲，《典故纪闻》说他“居官廉介”。其为太仆少卿时，“曾于冀州遇盗，夺其箧，将启之，问其隶”，知道是李纲后，强盗们表示佩服：“乃李少卿耶！是无钱。”说罢“不启箧而去”，箱子都不检查了。李纲的声名传到了绿林，可能他是真的。但声名有时不等于实际。前几年，陕西有个“挎包局长”范太民、江苏有个“布鞋书记”邢党婴，平日里朴素得一塌糊涂，但被小偷偷上门了才证明原来是大蛀虫！众所周知，宋朝也有一个李纲，抗金名臣，打赢了开封保卫战。“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李心传则讲了他的另一面。“私藏过于国帑，厚自奉养”，属于违法乱纪吧？“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肴馔必至百品”，属于生活奢侈糜烂吧？李心传对此感到“殊不可解”，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诬蔑他。放在今天，这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了。

明朝还有个戏曲家徐霖，也是画家、书法家，正德皇帝南巡，他“每进见，必衣破袍”。正德问起来，他说家里穷，只有这种衣服；皇帝感动之余，“以斗牛袭衣赐之”。有一天，徐霖正值班呢，内线告诉他皇帝晚上要到他家。他不知该怎么接待，大家就给他出主意，说准备酒席会露馅儿，“汝书生，献茶可矣”。于是徐霖“潜遣人报其家，而以身待”，自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果然，正德“将二鼓驾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进了门，皇帝说你就用清茶一杯来招待我吗？徐霖叩头谢罪，说不知道陛下俯临。正德很高兴，还戏剪其长须以作拂尘，徐霖也从此自号髯翁。看，文人为了得宠，也能也会扮演出种种假象。

相比之下，倒是粗暴的张作霖张大帅来得比较率真。上海《申报》登过一篇张作霖关于“平等自由”的演讲，说得非常直白：“我平日对于家庭，纯是专制，惟我独尊。若家庭不能统一，还能治一省么？我的儿子，现在已当了旅长，见了我，气都不敢出。他对我说话，要先看我的颜色，若我颜色不对，他就不敢开口。什么平等自由，还早着咧。”心里想的与嘴上说的，完全一致，没什么两面性可言，不管说的是否中听，都有些难能可贵。

回到说监督，尽管不断有高官强调监督的必要，但改变不了举步维艰的现状。有一段日子，媒体发明了异地监督法，看不见自己放火，只瞧见别人点灯，也能起点儿成效。不过，最近有个老是被监督——当然也老是发生恶性事件的地方不干了，直接向上告状。本地的不敢监督，异地的不能监督，因而现在的监督除了踹两脚“死老虎”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息。而加强监督尽管一再高调，也就仍然不免沦为一种假象。

（200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