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

当下南方遭到了N年一遇——所见有三十年、五十年、八十年、百年说，度之，大抵越说得严重，越可归咎纯属天灾——的冰雪灾害。就广东而言，大量旅客已经长达数天之久滞留于广州火车站、受阻于京珠北高速公路，凄风苦雨之中，令人揪心。网友热议，这场大雪让群众看清了庸官与好官，组织部门何不来个“雪中选官”呢？雪中选官，该是对公开选官的一种呼吁。现在的官，当上了就不能下来，除非作奸犯科；甚至作奸犯科也未必触动，就更需要把好入口关了，至少要让大家知道，凭什么他可以当官。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这种状况历来都算不上稀见。今天倒了台的一方“霸主”，大抵都有买官卖官的罪名，谁当什么官，全凭下属孝敬的“进项”；古人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顾炎武的侄子即使“延之夜饮”，他也很生气：“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乾隆时的刘统勋也是这样。“尝有世家子任楚抚者，岁暮馈以千金”，刘统勋把送钱的人叫进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窭者可也。”有个想花钱买官的人，“昏夜扣门，公拒不见”。第二天早上在衙门，刘统勋把那个人叫过来说：“昏夜扣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结果把那个人吓得“嗫嚅而退”。有清一代一共才谥了八个“文正”，刘统勋是为其一，可见他的行为并不是要作秀给大家看看。

问题是这样的楷模太少，多数人、多数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啸亭杂录》里，记载了康熙时的包衣张凤阳，很像早几年浙江瑞安那个轰动一时的“地下组织部长”陈时松。陈时松不过是个村党支部书记，但却是瑞安社会的“头面人物”，人事安排可以左右市委书记，至于人称“老太”（太上皇之意）。张凤阳正是这么个人。包衣，乃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翻译过来是“家的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清朝定鼎之后，包衣也仍然保持着奴才的身份。但张凤阳这个包衣可不得了，他“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时谚竟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索三是谁？索额图；老明是谁？明珠，这两人是康熙帝的左膀右臂，张凤阳居然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书中举了一例：张凤阳“尝憩于郊，有某中丞驺卒至，呵张起立”，张凤阳斜着眼睛看了看，轻蔑地说：“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炎若是？”果然没到一个月，“中丞即遭白简”，弹劾的奏章到了。以张凤阳的这种能量，再好的选官标准都会形同虚设。

所以，古人眼里的“夜”，未必一定要单纯理解为实指暮夜，也可以解成见不得人的时候吧。《泊宅编》说，以前对“尚书令史防禁甚密”，就是怕他们泄漏消息或者相互间有什么勾结。令史，汉代居郎之下，掌文书事务。南朝的时候，“令史白事不得宿外，虽八座（顶头上司）命，亦不许”，必须留宿机关。唐朝也是“令史不得出入，夜则锁之”，不准随意进出。《南部新书》载，唐代“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到了韩愈为吏部侍郎，才打破这个惯例。他说：“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见；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任其出入，则势轻。”韩愈认为，人没见过鬼，所以才怕鬼；同样，那些等候吏部铨选任官的人，因为没机会见识吏部令史，觉得他们很神秘，如果像普通官吏一样，他们就无威势可挟了。

《封氏闻见记》里也有楷模式的人物。武则天时期的天官侍郎顾琮，“性公直，时多权悻，公行嘱托”，令其“不堪其弊”。有一天，他在官舍——一说寺院——看到“人间地狱”的壁画，对着自己的位子大发感慨：“此亦至苦，何不画天官掌选乎？”天官就是吏部，名称是武则天上台时改的。顾琮觉得，自己干的活儿跟在地狱里受煎熬差不多。另一位天官侍郎陆元方临终前感叹：“吾年当寿，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可以想见，这两位一定是非常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才不会动辄徇私枉法，才会对官场丑恶现象痛心疾首。

明朝的丁宾去句容上任，临行前父亲告诫他说：“汝此行，纱帽人说好，我不信。吏巾说好，我益不信。即青矜说好，亦不信。惟瓜皮帽人说好，我乃信耳。”纱帽人，当大官的；吏巾人，普通官吏；青矜人，秀才；瓜皮帽人，百姓。在丁宾的父亲看来，只有百姓说好的官，才算得上真正的好官。虽然“雪中选官”从本质上也不能证明什么，但“瓜皮帽子”在这个时候至少对一个干部如何有了个粗浅的认识。这仅仅局限于一时的良好表现，较之莫名其妙地当上官来，终究还是有一点儿参照吧。

（2008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