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

春节前夕，重庆洋人街“最牛厕所”完工亮相。据介绍，该厕所约有200多便槽与蹲位，可满足近千人——一说2000人同时“方便”，还准备申报吉尼斯纪录：规模最大。这是关于厕所的一个新的奇观了。早几年，广州有过“星级公厕”，深圳决定过修建20座单价300万元的“天价公厕”，不知修成了没有。国人对厕所“发力”，要溯源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厕所因为“脏、乱、差、少”，据说吓跑了不少外国游人，失去了不少商务谈判的机会。现在手里有了两个钱，决策人物也就发了狠，虽然解决公厕问题当务之急是满足“数量”而非提高“质量”，但他们着重的是后者。

历史上的最大厕所有多大不知道，但知道有过相当豪华的厕所。《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的石崇家的厕所，是为其一。石崇家的厕所豪华到什么程度呢？“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必备”。这还不算，“又与新衣箸令出”，可能是由婢侍们动手吧，搞得“客多羞不能如厕”。刘孝标引东晋裴启的佚书《语林》，来了个进一步说明：说刘寔上石崇家的厕所，一进门，“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赶紧往回走，还不好意思地跟石崇说：“向误入卿室内。”石崇告诉他，那就是厕所。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厕所尚能吓跑海外人士，那个时候的厕所在刘寔眼里，更应该是不忍卒睹、不忍卒闻才叫厕所吧。战国时的魏人范雎能言善辩，他出使齐国，深得齐王敬重，却被人诬陷通齐卖魏，回国后被魏相魏齐治罪，“笞击范雎，折肋，摺齿”，再把他卷上席子，“置厕中，使客醉者更溺之”；西汉吕后把戚夫人制成“人彘”，也是丢进厕所里。可见从前的厕所，是个肮脏得足以辱人的地方。

《世说新语·纰漏》还讲到了另一个豪华厕所。那是大将军王敦刚娶了舞阳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那些枣本来是用来塞鼻子的，王敦却“食之至尽”。如厕回来后，“婢擎金澡盘盛水，瑠璃碗盛澡豆”，王敦“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齐东野语》作“干饮”）。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婢女们笑什么呢？按余嘉锡先生的考证，澡豆是洗手时用的，“每日常用，以浆水洗手面甚良”，居然可以“十日色白如雪，三十人如凝脂”，类似于今天的高级护肤品。同样是王敦，在石崇家上厕所则是另外一副神态。别人不是因为更衣而“多羞不能如厕”吗？他则不然，“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乃至丫头们纷纷议论：“此客必能做贼。”几百年后，苏东坡谈到这件事时说：“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执事厕中，殆是无所知也。”这是说石崇有眼无珠，大材小用了。

其实，吃塞鼻之枣与喝洗手水，未必是刘义庆所说的王敦的“纰漏”，可能他是刻意为之。周密《齐东野语》对此进行了一番分析。他说同一个王敦，“何前蠢而后倨邪？干枣、澡豆，亦何至误食而不悟。至季伦（石崇字）之厕，则倨傲狠愎之状殆不可得而掩矣”。没别的，你看他看起来啥也不懂似的，“直诈耳”，全是装出来的。周密就此下了结论：“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吾于敦，重有感焉。”

关于澡豆，《墨客挥犀》还有一则趣事。王安石有一段因为“面黧黑”——又黑又黄，手下人挺担心的，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说，这是脏，不是有病。手下人于是就“进澡豆，令公洗面”。安石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保持其率性的本色。不过在周密眼里，安石的问题与王敦近似。其实别说这不是病了，就算真的是病，王安石也是一副随其自然的态度。他“患喘”的时候，“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正好薛师正家里有，“赠公数两”，王安石不要。人家劝他：“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王安石说：“平生无紫团身，亦活到今日。”到底没有接受。

《清稗类钞》记载了一个屡试不第的举子，考不上，家又穷，就在路旁盖了个厕所，“借收粪以售资”。到底是读过书的，厕所的装点上也体现了“文化”味道。上悬一匾，曰：“尽其所有”；左右联曰：“但愿你来我往，最恨屎少屁多。”从中不难感觉到他的愤懑之气，不过这也道出了厕所的实际功用。在“星级公厕”、“天价公厕”之外，北京去年还推出了价值80万元的“防弹公厕”，说普通的TNT炸药即使在内部引爆，也不威胁外部物体安全。可是，想放炸弹搞破坏的人，会往厕所里放吗？普遍观点认为，从一个国家公厕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公众的文明、卫生习惯以及社会公德等等。但我们现在的公共场所如厕难，上面说了，是数量不足，但是行动起来，各地追求的往往都离不开一个“最”字。

（2008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