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生有远大的理想追求，性格刚毅，不折不挠。性格、品格乃至人格的形成，与其早年生长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艰辛，成就了范仲淹坚毅的品格；家庭为其教育提供的相对经济保障，使得范仲淹养成渊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胸襟，保证他的才华将来有用武之地；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赋予范仲淹以治理天下的远大理想。回顾范仲淹成长的过程，在宋代士大夫中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自称是武则天时宰相范履冰的后裔。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正月，范仲淹自作《续家谱序》言：

吾祖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中原乱离，不克归，子孙为中吴人。皇宋太平兴国三年，曾孙坚、垧、墉、埙、埴、昌言六人从钱氏归朝，仕宦四方，终于他邦。子孙流离，遗失前谱。至仲淹蒙窃国恩，皇祐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自邓州移知杭州，路过苏州，与族人相聚，收集整理家谱，商议创置义庄。两年后，为整理完毕的《续家谱》作序。范仲淹自庆历朝政变革失败，出任地方长官多年，直至皇祐四年(1052)去世。这篇序言作于去世前一年。此时，范仲淹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没有繁重的政务缠身，已经有了退休闲居之意，且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为族人做一些公益事业。整理家谱和创设义庄，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篇序言说明三点：第一，范氏乃北方家族，唐末动乱，渡江南迁，世居中吴(今江苏苏州市)；第二，范氏自四世祖隋以下谱系记载清晰，隋以上谱系则模糊不清，范履冰之说有待考证；第三，范仲淹父辈乃随吴越钱俶归宋。范仲淹挚友富弼作《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叙述更加清楚：

公之先，始居河内，后徙长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则天，以文章称，实公之远祖也。四代祖隋，唐末为幽州良乡县主簿。遭乱奔二浙，家于苏之吴县，自尔遂为吴人。时中原多故，王泽不能逮远，于是世食钱氏之禄。苏州粮料判官梦龄，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赞时，幼聪警，尝举神童，任秘书监。集《春秋》洎历朝史为《资谈录》六十卷，行于时。秘监生墉，博学，善属文，累佐诸王幕府。太平兴国初，随钱俶纳国，终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公即掌记第五子也。

富弼罗列出范仲淹四世祖仕宦履历，皆下层官员，无一显达者。范墉有五子，范仲淹居末。长子早卒，失名无考；次子范仲温，后与范仲淹交往密切；三子范镃(或以为：当作范仲滋)，进士及第，未及出仕，卒；四子早亡，失名无考。这样的家庭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个有渊源的仕宦家族，家族培养下一代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学而优则仕”，而且，家族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保障下一代的文化教育培养；第二，这样的家族又没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和经济能力帮助下一代必然走上仕宦之路，下一代如果企图将来人生有所作为，必然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努力，且肯定要备尝生活之艰辛。这两个方面构成范仲淹成长时期的生活大背景。

范仲淹早年生活之艰难，又甚于一般下层官员家庭的子女。在范仲淹二岁时，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谢氏因为“贫而无依”，携仲淹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镇)朱文翰。范仲淹改姓朱，名说。谢氏改嫁一事，可质疑者有二：其一，范仲淹生父范墉为一下层官员，应当薄有家产，何以范墉去世后谢氏竟因“贫而无依”被迫改嫁？范仲淹日后有诗《岁寒堂三题》，即为苏州“先人之故庐”而作，证实范家在苏州留有家产。其二，仲淹为范墉第五子，谢氏携其改嫁，流传资料中何以未见其他兄长随谢氏改嫁的记载？李丛昕先生《范仲淹身世考》一文解决了上述疑问。李文考辨得出结论：范墉正室陈氏，谢氏为范墉之妾，谢氏改嫁，“很可能就是被正室陈氏逐出家门”，苏州家产归正室陈氏及子女所有。李文由此合理解释了范仲淹“归宗复姓”时苏州族人阻挠的原因，以及最终将母亲谢氏安葬洛阳而不是归葬苏州的原因。这两点又可以成为谢氏为范墉妾的佐证，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关于范仲淹“归宗复姓”，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年谱记载范仲淹乃真宗天禧元年(1017)复姓，这一年范仲淹29岁，进入仕途仅二年，是最基层的官员。族人拒绝范仲淹复姓的根本原因是与财产有关，只有等范仲淹明确表示“他无所觊”之后，才同意其复姓。李丛昕先生认为：“仲淹当初若为嫡生子，家产自当有份，根本不存在‘觊’的问题。”其次，关于谢氏归葬，范仲淹在写给他叔伯兄弟范仲仪信中有过解释：“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堂，乃改卜于洛。”范仲淹乃宽容厚道长者，不愿过多批评苏州族人。一句“风俗太薄”，足见范仲淹的态度和评价，这一切又都与谢氏的身份和改嫁有关联。

范仲淹继父朱文翰，曾知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终任淄州长山县令，其身份地位与范仲淹生父约略相当。朱文翰对范仲淹既有养育之恩，又有教导之德，以至范仲淹仕途显达后念念不忘朱氏恩德。不仅对朱氏子弟爱护有加，且时时有所提携。庆历五年(1045)四月四日，范仲淹有《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云：“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既可见范仲淹之厚道，亦可见范仲淹从母来到朱家后的生活情景。据《长山县志》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

官宦子弟，以读书为业，以仕途为目标，来到朱家的范仲淹并没有改变生活轨道。朱文翰知安乡，范仲淹在当地兴国观读书，现有范仲淹读书台遗址，至今“书台夜雨”仍为“安乡八景”之一。南宋宝庆年间，地方官董与几在范仲淹读书处建东溪书院。朱文翰回到长山，县南有长白山，绵延百里，风景秀美，有“小泰山”之称。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入长白山澧泉寺苦读。如前所述，下层官员家境窘迫，范仲淹在长白山的生活非常艰难，宋人笔记中多处记载了范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墨客挥犀》卷三载：

庆历中，范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这条记载有诸多以讹传讹的成分，应当是范仲淹成名后追慕者添油加醋的结果。史料中未见朱家刻薄对待范仲淹的记载，况且，数年后范仲淹还可以外出游历和求学，结交名士，学习音乐，朱家应该是尽量从经济上对范仲淹的早年学习教育提供支持。不过，宋代“低级官员，俸禄很低，连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范仲淹求学时或有三餐难以为继的事情发生，也在情理之中。

当地还有一则记载，说明年轻范仲淹不贪意外之财。范仲淹在长白山佛寺读书的时候，曾发现一个地穴里藏有一瓮白银，范仲淹立即将其重新掩埋。范仲淹显贵之后，当地和尚想重修寺庙，就派人向范仲淹求助。范仲淹回复了一封信，和尚认为没有钱财资助，非常失望。回去后启封读信，就是指点他们在某处挖取这一瓮白银，建寺的资金于是有了着落。这样的作为，符合范仲淹的性格。

随着学业的精进和年龄的增长，青年范仲淹负笈出游，开阔视野，增长阅历。大中祥符元年(1008)，20岁的范仲淹来到关中，结识了当地名士王镐，当时还有道士周德宝、屈元应二人一起过往相从。周德宝擅长篆书，屈元应精通《易经》，文人名士聚集，清致高雅。他们“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一日，他们会聚在王镐家别墅，范仲淹后来追忆别墅周围的环境和当时情景说：“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鄠郊友人王君墓表》)王镐告诉大家，这是一位穷书生在吹奏，已经有四十年了。回到长白山后，范仲淹因喜欢音乐而一度追随音乐家崔遵度学琴。不久，范仲淹告别母亲，进入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应天书院学习。

应天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人才荟萃，历年科第中举率很高。范仲淹这次毅然离家外出求学，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有关。欧阳修所作《范公神道碑铭》载：“既长，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南宋楼钥所作《范文正公年谱》转引《家录》，于此条目下有更具体的记载：“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知道身世后范仲淹更加发奋刻苦，疲倦时用冷水洗脸，清醒一点就继续苦读。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应天书院的学生也都跟随满城百姓跑去看热闹，希望能见到皇帝一面，只有范仲淹依然留在学舍读书。有人问范仲淹，为什么不跑去看皇帝，范仲淹回到说：“皇帝总是要见到的，将来见也不晚。”范仲淹刻苦读书时，对自己的将来充满自信。这段求学生涯非常艰苦，范仲淹时常吃不上干饭，以粥充饥。他的一位同学是南都留守的儿子，回家告诉父亲范仲淹苦读的情景和生活的拮据。同学父亲就让官府准备一份饭菜，送给范仲淹，却被范仲淹婉言拒绝。范仲淹说:“我吃粥习惯了，吃了好的饭菜后，再吃粥就会觉得苦了。”黄庭坚曾书写范仲淹为举子时的作品《齑赋》，其中名句有：“陶家瓮内，淹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徵羽。”范仲淹以戏谑口吻写自己求学时极其艰苦的生活，表现出乐观的生活态度。范仲淹在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非常自律，《范文正公年谱》转引《遗事》称：“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五年苦读，学业大成。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范仲淹早年的经历再次证实了这个道理。

在北宋一大批出身贫寒而政绩显赫的名臣中，范仲淹是佼佼者。范仲淹成长于艰难的环境之中，却培养出博大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范仲淹少有大志，未中第时曾祈祷神灵：一愿为宰相，二愿为良医。范仲淹说：“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又具体解释为相为医的志向说：“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为相为医，都可以实现或救人或治国的抱负。北宋社会的蓬勃发展和给文人提供的广阔前景，鼓励了青年范仲淹建功立业的信心。就读于应天书院的范仲淹，有《睢阳学舍书怀》诗，云：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作为青年学子，范仲淹决心效仿儒家圣贤，其中隐含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由于生活的艰难和苦读的艰辛，诗中透露出一些情绪上的困扰。诗人博大的胸襟很容易消解这些“恨”和“怨”，表现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将来的坚定信念。从学识到胸怀和信念，此时的范仲淹已经成熟。

就在这一段时期，范仲淹曾随同众人前去拜见朝廷大臣姜遵。姜遵对其他人都不太在意，惟独留下范仲淹一人，将他请到内堂，特别设酒宴款待，叙谈很久。姜遵对自己夫人说：“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唯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1. 《范仲淹全集》第666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按：以下所引范仲淹作品，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 《范仲淹全集》第942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3. 《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4. 《范仲淹全集》下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不再重复注明出处。
5. 黄惠贤、陈锋等《中国俸禄制度史》第30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332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7. 《范仲淹全集》第716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8. 见周兴涛《范仲淹作品集佚》，《范学论文集》上册第200页，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有限公司2005年版。
9.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