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

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有一条胡同，名叫下唐刀；胡同里住着一家姓常的手工艺人，外号“葡萄常”。

常家本是做料器玩具的家庭作坊，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什么葫芦、果子都能作一些；而最拿手的是软枝的紫葡萄，作的像真的一样。“葡萄常”的名声就由此而来。

守着家传的特种手工艺的技巧，常家的姑侄姊妹们竟然都不出嫁。她们几十年来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辛勤的劳动，度着清寒的岁月；直到白发催走了青春，她们也不后悔。

现在“葡萄常”的主持人常桂禄是六十岁的老姑姑，耳朵已经聋了，身体却很健壮。她说话时洪亮的声音和大踏步走路的姿态，使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象到当年这位蒙古族的姑娘多么倔强而豪爽。她有姊妹各一人。姊姊常桂福是身披袈裟的剃发女尼，猛一见面简直要把她误认作和尚。她说话的声音也和男人差不多，举止动作完全摆脱了女子的模样。虽然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她却还照旧参加劳动。妹妹常桂寿，五十六岁，在三个老姊妹中间，要算她是最精明能干的了。她的风度和两位姊姊有很大不同，这只要看她那瘦长的身材和有时在脸上泛起的红晕就可以知道。她们有两个侄女：常玉清五十岁，作风有点像她那位出家的大姑常桂福；常玉龄四十五岁，举动和谈吐同她的二姑常桂禄十分相像。这五个姑侄姊妹把手工技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成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复着一层轻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这些葡萄受到广大人们的称赞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常家姑侄姊妹的血汗和眼泪的结晶。

老辈子的生活像梦一样地消逝了，然而，这几位姑侄姊妹每次谈起来总还是历历如在眼前。她们几十年来相依为命，从旧时代黑暗的牢笼中走出来，一步步踏上了真正的解放之路。时常使她们感动的今昔生活的鲜明对比，怎么能叫她们忘怀呢？

“谁能想到我们以往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当我问到常家过去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常桂禄感叹起来了。她们姑侄姊妹们围坐在中堂，你一句我一句地诉说着两代相传的往事。

那是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军到了南京，全国震动，清朝政府加紧压迫和勒索，闹得在旗的下层人民也都不能生活了。常桂禄的父亲常在，从正蓝旗的蒙古营里搬出来，就开始作料器玩具，自作自卖，维持家计。有一年灯节，西太后派人搜罗各种手工艺品，在旗的人都知道常在的手艺高，就叫他往宫里送东西。据说西太后看他作的料器好，赏了他一个字号，叫“天义常”。后来常在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蒙古名是扎伦布和伊罕布，继续操这手艺。

伊罕布作活最辛勤，有一次他的作品参加了巴拿马赛会，得了奖状。可是，在那些时候，手工艺人总是受轻视的。伊罕布身体很弱，生活又苦，只四十九岁就死了。他的妻子现年七十二岁，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日子，也参加劳动。他的女儿常玉龄从小就跟着她的姑姑们学会了一手好工艺。

不久，扎伦布也死了。他的女儿常玉清也随着常桂禄姊妹们过活。他的儿子有的早死，有的出家了，留下三个孙子。从此常桂禄姊妹们就挑起了全部生活的重担。

“扎伦布和伊罕布去世以后，百事只好都由我们姊妹承当。”常桂禄谈起后来的生活，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就停住了。

她们过去生活中最痛苦的期间，是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十二个年头。常家的手艺再好也经受不了那些苛捐杂税、额外勒索和其他种种的摧残。她们抱头痛哭了一场，终于含着眼泪，丢开家传的手艺，去烤白薯，炸油饼，充当卖零食的小摊贩。常桂禄说到当时的情景，脸色变得阴沉沉的，身上好像在打颤。

北京和全国的解放，首先使她们感受到的最重大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她们的家庭特种手工艺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也正是“葡萄常”姑侄姊妹扬眉吐气的新时期的开始。她们所作的葡萄在国内外的销路都打开了。人们称赞常家的手艺是“巧夺天工”，争先向常桂禄要求订货。

“我这二姊七岁就能作活，如今我们就把她的名字常桂禄作我们的字号。”常桂寿插进一段话，特别夸奖她的姊姊。果然，在印好的招贴纸和卡片上，我看见都是常桂禄的名字。原来她们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家庭的环境又封建、又迷信。常桂福年轻的时候没有出嫁，到了三十六岁的那一年索性就当了尼姑。常桂禄、常桂寿看见姊姊不出嫁，当然也就作同样的打算，还有两个侄女受了姑姑的影响，也都下定了不出嫁的决心。当尼姑的既然不便主持家计，于是常桂禄就不能不作一家之主了。

这使我不禁联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我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一直演到如今还没有终场。

“你们不出嫁不是为了保守家传手工艺的秘密吗？”我问。

“不是的。我们爱自在，才不想出嫁。”常桂寿很机智地抢先替她的姊姊作了这样的解释。她那瘦长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忽然又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怎么想当尼姑去了？”我转过来向着常桂福发问。

“我早年喜欢尼姑。……”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句答话，而临时又有所踌躇。

恐怕这样的对话多少会刺激她们，我赶快换了话题，继续谈论她们现在的生活和生产的情形。

去年十一月间北京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看见常家这几位姑侄姊妹的劳动条件还不够好。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又听说常桂禄有一些顾虑。她害怕合作化以后要取消老字号，要集中到合作社去跟别人一起劳动；她觉得一百年来的家底就要完了，心里难过。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她们的老字号仍然照旧，也没有集中到合作社去，劳动条件却有很大的改善，外边的订货增加了一倍多，生产规模随着扩大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好光景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当我这次再来访问的时候，她们一见面就都笑逐颜开，同声称赞合作化是再好不过的，并且表示愿意顺着这条道儿走到底。她们说：“北京解放是我们手艺人的头一次解放，合作化是我们的又一次解放。”

我问了常家合作化前后的营业状况，可以看出来，区的领导机关对她们的特殊情况照顾得十分周到；她们在合作化的运动中相当如意，并且生产发展得很快。合作化以前她们每月平均流水是人民币八百元至九百元。合作化以后，今年二月份的流水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元，最近的一个月增加到二千五百九十元。除了原材料、工资、税收等项支出以外，每月可以获得纯利百分之十五。她们五个姑侄姊妹，加上常桂禄的嫂嫂一共六个人，每人又都评定了工资，每月各七十元到八十元不等。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效率，区里帮助她们从通县调来了两个烧玻璃球的“点炉工”，还招收了四个女徒弟。

常桂禄总结合作化的好处是：一，原料不缺；二，周转方便；三，税率减轻；四，技术提高；五，销路扩大。现在她们的产品远销外国，供不应求。有的订货单一次就要五万枝葡萄，使她们又喜又愁。喜的是营业发展非常快，愁的是手工生产赶不上。这是新的矛盾。她们已经进一步认识，只有推广技术，扩大生产，更加紧密地依靠合作社，才能够解消这个矛盾。

离开常家的时候，我由衷地祝福她们，并且用“画堂春”的调子写了一首词送给她们：常家两代守清寒，百年绝艺相传。葡萄色紫损红颜，旧梦如烟!合作别开生面，人工巧胜天然；从今技术任参观，比个媸妍。

她们送出门来，临别时诚恳地表示，希望首都的美术家帮助她们，把她们所作的软枝葡萄的特点，用新的技术设计方法固定下来，并且使她们的手工技巧有更进一步的提高。

(刊发于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