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灾难中长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5·12”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身影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地处龙门山断裂带的大地瞬间地动山摇，使之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星期一）14时28分04秒，地震烈度达到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北至辽宁，东至上海，南至泰国、越南，西至巴基斯坦均有震感。
“5·12”汶川大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5·12”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中华民族在最大的灾难面前总能自我觉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无数人牵挂着灾区。在国家的号召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我行动开始了，他们（她们）就是由人们自发组织的民间力量——志愿者。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来到四川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志愿者有300多万，2008年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志愿者元年”。这一年书写了中国志愿者永恒的历史，更是谱写了无数壮阔的篇章，不仅为中国志愿者服务与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川‘中国心’志愿者”便是这样的团队，从2008年5月进入北川至今，在北川的十年间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值得解读的篇章。从2008年5月26日第一批17名志愿者进入北川开始，一直到2017年冬天，来自全国的2000名志愿者参与北川志愿服务，为1000多名困境学生开展了陪伴活动，捐赠物资数万。“中国心”志愿者团队从1名全职人员发展到27名全职人员，他们（她们）从外省、外市把家搬到绵阳、迁到北川，他们（她们）成为了北川人，他们传递志愿者精神，传播社会工作服务理念，践行社会工作价值。他们（她们）用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激励自己：“在绝望的大山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如今，他们不仅砍下“石头”，还播种了希望！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志愿者、公益人、家长、学生、老师、学者等上百位人的口述，一起见证这个志愿者团队的十年风雨路。
网络生出来的志愿者团队
QQ群，在2008年是比较常用的网络工具之一，当“5·12”发生的那一刻，QQ群成为志愿者最为便捷的联络工具。有三位年轻人用QQ群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中国青年志愿者QQ群里发出倡议，招募志愿者到灾区服务。在这之前，他们素不相识，“5·12”让他们凝聚在一起，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的善举，会让这个团队在北川延续10年。
他们是来自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和四川的曹鹍。
曹鹍：1988年出生，四川宜宾人，现从事通信技术行业。
当时情况比较特殊，“5·12”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西藏，只能通过媒体对灾情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对地震的严重程度并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能帮一点是一点。”抱着这种的想法，我在网上联系了王欣，就这样开始了招募志愿者、筹备后勤物资的一系列志愿行动，QQ群也就这样应运而生。
以前我没有做过志愿者，当时从新闻上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捐款汇集四川，爱心的传递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被这种力量所感染，我想要去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回四川做一名救灾志愿者。（曹鹍）
陈军：今年35岁，陕西西安人，现从事文化旅游行业。
当时有两点原因让我决定去四川做一名志愿者，一是因为汶川地震是一次大灾难，想着自己也许能够帮助灾区人民做一点什么；二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没见过、没经历过的事情太多，想去看一看。当时网络也很发达了，于是我通过论坛、贴吧等方式，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QQ群也就这样成立了。
这场灾难引发了更多人对灾区的关注，还有一位远在西藏拉萨和我一样关注自己家乡的绵阳人，他就是——高思发。
从西藏返乡的药材商人——高队
从西藏返乡的药材商人——高队
高队原名高思发，因为带队在北川，被誉为“高队”。提起地震时的经历，高队说他对当时的每一幕场景都印象深刻。
那时我在西藏参加一个招标会，会议期间，有个四川老乡打电话回家，他的家人说：“房子裂开了，瓦片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笑他：“你们家的房子质量也太差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让整个中国都沸腾了的“5·12”汶川大地震。（高队）
一下午的时间里，高队和他身边的朋友们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次地震的残酷。直到晚上7点多从招标会的西藏山南回到拉萨时，他们一路上看到有很多人排着长队打电话，还有人对着手机大哭。那时他们才明白，家乡真的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高队是绵阳人，距离电视中多次提到的重灾区北川只有60多公里。每天看到电视中播报的关于灾区的消息，他心里非常焦急，却又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每天和同伴们一直守在电视机前关注四川、关注北川，边看边流泪。
悲痛之余，高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能为家乡做些什么。5月15日，当他看到《拉萨晚报》在录制“为四川加油”的公益歌曲时，他去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志愿服务。这次的经历尽管短暂，却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潜藏许久的一个想法：回去做志愿者，实实在在为家乡人民做一点小事情。在与家人简单商量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之后，高队立马购买了5月21日的火车票。（团队是在5月25日开始进入九州体育馆，5月26日到安州驾校）
就在他即将离开拉萨之前，在他的脑海中突然又冒出第二个想法：找一些“同路人”。他找到记者朋友帮忙，说：“如果还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回绵阳去做一些志愿者工作的话，那你就告诉我。”他没想到，他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个人叫曹鹍。曹鹍通过记者联系上高队，历史性的见面，改变了高队的一生，或许真没有人可以想得到，这就跟电视剧一样。
一个叫曹鹍的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那边有一个志愿者团队，通过QQ群组建而成，都想去当志愿者，找不到地方去哪里，我听完很激动地告诉他们，我订了21号回绵阳的火车票，可以帮忙找志愿者服务的地方，我们见面只用了五分钟就谈完这些事，而后立马去火车站购买了一起返回的火车票。（高队）
诞生在火车上的“QQ群先遣队”
2008年5月21日，一趟由拉萨开往重庆的列车徐徐驶出青藏高原（从重庆再转回绵阳）。这辆几乎载满了四川人的列车成为一趟名副其实的返乡车。在车上可以见到很多来自擂鼓、绵竹等地震重灾区的四川汉子，一讲起家中的事，他们的眼睛就开始泛红。
在火车上看到的一切深深地触动了高队和他的同行者。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就到灾区，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灾区的人们提供帮助。尽管突然发生的天灾让各位志愿者情绪波动很大，但在当时，大家都敏锐地认识到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而这也为“中国心”团队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于是在这之后高队与曹鹍一起在电话中与另外两位发起人进行了协商，确定了团队的名字和一些基本的规则。名字即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简称“QQ群先遣队”），后来高队每一次提到这个名字还说比较土，不知道读者看见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觉得土。
接近十年了，在火车上发生的事情，我也记不太清了。当时对于队伍名字，我们两个想了很多，后来老高说，既然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是从QQ上发起的，那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就叫做“QQ群志愿者先遣队”吧。对于最初的管理制度，因为当时我也才20岁左右，不管是资历还是见识都还浅薄，基本上是老高在拟，拟好了后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一起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最开始的管理制度就是这样出来的。（曹鹍）
这支“志愿者QQ先遣队”开始认真而严肃地讨论，制定了八条相关的管理制度，直到形成了最重要的三条规则：
第一，志愿者必须服从团队的管理规定。
当时团队确立了三个领队，分别是重庆的王欣、西安的陈军、四川的曹鹍，我成为联络人，就是帮忙联系地方政府。我们整个团队共有17人，那时没有想过还有第二批，因为都是想的做一周，10天，只有我自己准备做两周，做完大家就撤，而这17人主要以退伍军人和医生为主。
大家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上难免会产生意见分歧，基于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表达权，所有志愿者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对于领队们来说，统一大家的意见并形成最终的决策，就需要较强的个人能力和个人魅力了。（高队）
第二，志愿者必须保持身体健康。
所谓助人的前提是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否则，不但不能出力做志愿服务，还可能成为需要别人来服务的对象。（高队）
第三，服务期间所有费用自付。
志愿者AA制提供服务的传统从2008年一直沿用至今。你过来的车费，你吃饭及住宿等各种花销都自己承担。你的服务过程要你自己去买单；你付出了，才会珍惜这次提供服务的机会。（高队）
这些理性的制度规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提供更加合适的志愿服务，因为“情怀”不可以帮我们“做好”事情，但“规则”可以。
除了三条基本原则以外，当时志愿者的选拔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筛选过程，“QQ群先遣队”的几位负责人一致认为，在所有的筛选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是否认同整个团队的理念、愿景和想法。只有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才能获得以AA制的方式参与志愿服务的资格。
现在回想起来，高队仍然非常推崇当时的志愿者所秉持的“志愿者精神”。那是一种互助不求回报的精神，志愿者凭着自己的双手和知识，无偿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简单而纯粹。
这些年我看到了很多其他地方，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有基金会买单，有大本营，甚至每天还有补贴费……这种服务跟我们在2008年的那种服务，以及“中国心”坚持每年成长营志愿者自费服务的差距很大，初心不一样。但这里需要界定的是到底是志愿者服务还是专业服务，因为专业服务是全职工作者，涉及诸多成本，是需要有人为之买单。（高队）
QQ先遣队队员到北川
出藏的两名志愿者高队与曹鹍，和西安的其中一位领队陈军协商，先在陕西下了火车，与西安的部分志愿者汇合。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另外一位发起人，从事旅游业的陈军，同时也见到了陆卫萍。大家一起商量后决定，高思发作为联络员先行入川，确定好整个团队的大本营地点，并负责协调在当地的各种关系。而后，志愿者团队的其他人员再来到震区汇合。
高队5月23日飞回成都，再回到绵阳家里，先看望了家人，在确认了家里人都很安全以后，立刻开始着手大本营的选址。在此期间，他除了考虑扎营地点的安全性以外，还重点关注在扎营地有多少潜在的服务对象。
高队在选点时，在指挥部认识了北川红十字的蔡凯，照他提供的一些信息，高队在朋友老四杜应双的帮助下去了陈家坝。经历了5.1级的余震，这里还有动物的尸臭味，陈家坝的上游更是有唐家山堰塞湖。综合衡量后，觉得此点有危险，遂作罢。
而后高队认识了原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纪委工作的王哥，王哥建议高队以北川安州驾校作为大本营地点，主要原因便是那里比较安全。
（“QQ先遣队”第一批队员17人，此次合影有2人不在场：1位去办事情，另1位高队在指挥部）
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5月25日，“QQ先遣队”的首批17名队员全部抵达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对面的樊华大厦，进行了路线讨论。第二天通过指挥部的联系，派车送团队成员进驻安州驾校，搭建营地帐篷，团队的帐篷就在北川法院的帐篷旁边。对于这一段经历，让我们一起聆听来到北川的志愿者们怎么说。
因为地震，宝成铁路不通行了，本来是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坐了29个小时，我带着一些救灾物资上了火车，到了成都，很感谢成都几位志愿者帮助，把物资送到了绵阳，然后我们一行人从绵阳到了北川。
当时是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感觉这样的场景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整个人都是懵的。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沉痛，因为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被掩埋在里面，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内心深处的一道仍旧不太愿意去倾诉的阴影。（陈军）
我是当时的第一批志愿者，那时候还不叫“中国心”，叫“QQ群志愿者先遣队”，“中国心”是后来我们才命名的。我是通过网上搜索有没有志愿者组团去灾区做志愿者，一搜就搜到了“中国心”，然后就加入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高强度、高烈度的地震，所以在地震发生后，从各个媒体和网上看到灾区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当时我就有一个愿望，作为一名医者，我想看看自己能否为灾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对于那些在地震中被掩埋的重伤的灾民，我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对于那些被安置的灾民或者受伤不重的灾民，他们肯定是缺医少药的，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肯定能够出一份力了。（陈出新，42岁，重庆人，医生）
在当时，安州驾校里已经安置了北川漩坪乡的1500多名受灾群众。由地震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将漩坪乡的整个场镇都淹没了。尽管漩坪乡在地震中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只能居住在安置点中。漩坪乡也因此形成了地质灾害后全世界最大的堰塞湖。而初入安置点的志愿者们，主要做的就是烧开水和发放物资。
所有的安置点都是刚刚建好，老百姓没有地方吃饭，烧开水是为了给他们泡方便面。烧水的过程中，我们也协助政府部门参与了救援物资的发放。
那么大的灾难，北川县政府工作人员伤亡惨重，幸存的公职人员的压力非常大，没有那么多精力关注受灾户的很多细节。我们志愿者可以在很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社会有需求，才有志愿者存在。但志愿者和政府的分工不一样，政府做的是一些大事，志愿者是协助者的角色。在这里服务我们认识了社区的侯书记、王主任，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高队）
在与受灾群众与村干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在灾区投放的所有帐篷都是没有纱窗的。5月末6月初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如果在帐篷里点蚊香，气味浓重且无法扩散出去。尤其安置点的村民对于自己的家——漩坪乡街道被水淹，以及家人遇难等情况仍有较重的情绪，于是经过讨论之后，团队成员决定，以AA制的方式购买纱窗，帮助村民阻隔帐篷以外的蚊虫，这样可以让他们睡眠质量变得好一点，而这次买纱窗，也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5月28日下午，我和另一位领队王欣去绵阳买纱窗。在绵阳城的上游，有一个堰塞湖准备泄洪了（“5·12”之后形成，世界地震灾后最大的堰塞湖）。这就意味着绵阳上百万的人需要撤离开。下午三四点钟，整个绵阳城的大街上，商家都开始关店门。我们根本找不到愿意拉我们的出租车。整个绵阳城人心惶惶，很容易让人感慨生命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弱小无力。
当晚我住在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安州区，我和妻子走路遇见一个骑三轮车的人，一路上骑得都很慌张，一边走一边说：“堰塞湖要泄洪，得赶快跑。”妻子忙着向单位打电话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没有事情，堰塞湖即使要泄洪也需要有方向。现在想想，灾后的谣言真是可怕。（高队）
安州驾校安置点情况比较好一些，环境很快得到了改善，28号开始建灶，29号可以烧开水泡面，这已经是当时算好的生活环境了。指挥部对志愿者特别好，当安州驾校对面的餐厅开始营业，中午和晚上会给志愿者各发了一张餐票，每餐10元，可以凭此就餐。为此，志愿者团队开会时争论很大，有些人认为既然都发了餐票为什么不可以吃；还有人说，我们是志愿者，应该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最后的决定，吃与不吃不强求，但就是不能穿志愿者衣服出去吃饭，避免老百姓看见了有不良的情绪。
高佳音：哈尔滨人，公务员。
说说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两件事吧。第一，我们当时到那里的时候，安州驾校安置点还在陆陆续续安置受灾群众。当时是安县人民法院在那里负责指挥，没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就自发地帮人们烧开水，当时出了点意外事故，不小心把手给烫伤了，当时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后来在安置点医疗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烫伤挺严重的，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没有烫伤药，几经辗转，最终第二天从汶川那里送来了烫伤药，当时真的很感动，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团结，非常非常团结，那种力量！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人能互帮互助，那种迅速有效的沟通，感觉特别特别好。
第二，当时的蚊虫特别多，而且蚊子还很毒，叮到就有很大的包，当时团队决定集资买纱窗防蚊虫。当时我见到了一个小孩儿，被蚊虫叮咬得很厉害，都发炎流脓了，家人束手无策，只能在帐篷里面苦恼，我见了很不是滋味，就把一些花露水、消炎药等拿去给孩子上药了。没过几天，遇到了孩子的母亲，她为了感谢我们，硬是塞给了我们一只土鸡，说啥都要给，因为在那个条件下，土鸡是一个对谁来说都是很奢侈的食物，当时特别感动，因为在大灾大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心灵互动是真正的触及内心的。（高佳音）
严欣：四川达州人，自由职业。
因为我是第一次去，之前也没做过志愿者，所以看到自己能做的事情都会去做。我和另外一位志愿者更多的是做心理辅导，去开解受灾的人们。有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阿姨，在得知她的孙子因为地震被埋获救后送往外地治疗，至此失去了联系，我询问了阿姨孙子的名字，通过我的朋友将小孩的信息发到网上，经对比，成功为阿姨找到了她的孙子，并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情让我很受鼓舞的。（严欣）
QQ先遣队的“生死状”
“QQ志愿者先遣队”的成员在安州驾校一共服务了一个星期左右，尽管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工作，却也使团队的志愿者第一次接触到了灾民，第一次实在地了解了灾区的状况。其实，那时反应的问题也很突出，碰到家有遇难亲属的灾民我们就很棘手，因为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他们，这时团队里的医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和驾校里面洛阳红十字的医生一样，每天都非常忙，因为来看病的老乡比较多，尤其是老人。
安州驾校作为“QQ志愿者先遣队”救灾的第一站，在“中国心”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这段记忆中最为珍贵就是生死协议，因为谣言和余震，我们必须要签订“志愿书”，每一个人的生与死，仅仅几位团队领队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5月26日晚上是我们到的第一个晚上，这一晚我们开会讨论工作安排，还比较顺利。27号晚上开会讨论工作与分配就有些不太平，志愿者与领队发生争吵，有极少数志愿者想自己做事情，不服从安排。这让我对志愿者的管理有了些看法。28号在安装完纱窗后，晚上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签订协议，协议是由我拟定的。（高队）
其内容就是：
我志愿参与志愿者服务，在服务期间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均由自己承担，与团队无任何关系。
签订协议的晚上是22点过开始，妻子也来到我们的服务地点，安州驾校。
安静的夜，悄悄来临的余震，17位志愿者开始签字，签字并不是那么顺利，有一位女性志愿者在余震后停下手中的笔，眼角流泪，因为她不知道在未来的几天志愿者工作里是否有危险，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父母。（高队）
转战任家坪（北川中学驻地）
从安州驾校转战任家坪，从临时落脚点到新的大本营，这是“中国心”团队依据本心而做出的又一个重大选择。在安州驾校只是做一些“小事情”，距离地震灾区还很远，志愿者内心的需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一起协商在5月30日、31日分两批去地震最严重的地方——北川中学所在地考察。
在安州驾校服务一周时间，我作为17人中年龄相对偏大的志愿者，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志愿者对制度的遵守意识太差，第二是没有团队意识。因为是志愿服务，又是自费，管理是一个难题。在安州驾校志愿者吵架是常事，还差点打架，更有甚者有的志愿者还会喝酒。（高队）
地震之后，满目疮痍的四川迎来了太多的志愿者。当他们抱着这种“救灾民于困厄间的”愿望和想法来到北川，但真正进入安州驾校的灾民安置点之后，每天做的却只是“物资分发—烧开水—物资分发—烧开水”这样的事情。虽说这些事情也有其本身的意义，但和志愿者的心理预期还是相差很大。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高队认为，很多志愿者的心思都已经不在安置点了。
我们的大本营所在地漩坪乡，受灾的主要原因是被水淹了，灾情相对来说不严重。每天为灾民烧开水，是我们最开始提供的服务。很多志愿者的内心其实是抽离的，他们想去看一看其他的地方，找一些内心真正想做的事。（高队）
正是基于以上所说的原因，“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兵分两路去了任家坪及北川中学看下是否有什么需要，老县城当时已经封闭不让进入。他们想亲眼看一看在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受灾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想知道自己可以为这些灾民做些什么。
在北川中学里，旧楼房上还挂着孩子们的衣服，就好像里面还有人在午睡一样。那些被翻过来的垮塌的楼房，遍地散落着的撕裂的书本，一幕幕场景刺痛着志愿者的内心。在远处的楼房里有人来回走动，他们有的背着孩子们的书包，有的在焚烧孩子们的衣服，有的则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半天都没有动静……很多家长都不愿意离开。而在整个任家坪，扑面而来的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刺眼又刺鼻。
北川曲山镇任家坪村，是到曲山镇最大的村，有1000多人，是北川中学的驻地。外边传言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当我们来到任家坪，看到了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收拾孩子的遗物，更多的还有一些村民在附近，尤其是一些老人。
5月30、31号，我们分为两批人去任家坪考察，任家坪是曲山镇北川中学所在地，那是最艰苦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外面传言没有人了。第一批志愿者是30号去的，回来以后很激动，说太需要我们去，于是第二批志愿者31号去了，我也是第二批去的。一路上手机没有信号，我们看到擂鼓山里和任家坪垮塌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去了北川中学，那是我第一次到北川中学。一般人内心稍微不够强硬的都受不住当时那个场面，你还能看到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扑鼻而来的味道，两栋老宿舍楼的衣服却是那么整齐划一，就如孩子们还在里面午休，而且孩子们的父母亲在那里拿东西，整理焚烧衣物。（高队）
在北川中学和任家坪的经历带给志愿者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这里，他们直面了地震带给人们最惨痛的伤害。伤心之余，大家也坐在一起召开了团队会议，决定将大本营从安州驾校迁到任家坪。这一天是2008年5月31日，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将近20天。
“那个地方需要我们，我们也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当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正是抱着这种不太成熟的，甚至是因一时冲动而产生的想法来到了任家坪。在儿童节那天，他们最后一次为安置在安州驾校的孩子们烧了开水，第二天就正式进驻任家坪村。
到任家坪时，志愿者们带了不少的营养液和药品过去。这也源于当时“QQ先遣队”志愿者的要求：当时，先遣队对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有硬性规定，每个人必须自带1000～1500元的药品。在来到灾区之前，志愿者在买药的时候会说：我是到灾区去的。医生就会开一些青霉素、感冒药之类的药品。此外，在安州驾校的时候，“QQ先遣队”还认识了洛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又为先遣队提供了一些营养液。因此，在那时，“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认为在药品储备上是十分充足的，而且据当时志愿者判断，药品也是灾民们最需要的东西，并无太大问题。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心”的老队员们会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发药、发营养液的行为不是那么地恰当。这是因为，在之后参加的很多救灾培训中，培训老师都会告诉大家牛奶、奶粉以及药品在灾区都不可以乱发。这是因为，一方面，对奶制品和药品都有严格的安全标准，而志愿者对这个标准未必熟悉；另一方面，不同灾民有不同的身体条件和症状，如果贸然为他们提供奶制品或者药品，很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造成副作用。可对当时的志愿者来说，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概念，而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做这个事情。
有生之年，没人遇过这样的大灾，期间也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出现，说我们自行发药这种方式不好，加之，当时发药的人少。山里面的老百姓也有储药的习惯，平日里需要走很远的山路去看一个病，倒不如自己储备一些常见药来得方便。我们发的是他们在医院里常开的药品，只要没过期，就觉得OK。那几年救灾我们很多“规则”不懂。这几年救灾越来越规范了，有更加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个事儿，我们也已经不需要再发药了。（高队）
靳沙，今年35岁，湖南人，医生。
当时环境比较恶劣，物资比较匮乏，什么都很缺，因为是夏天，蚊虫是个很大的问题，四周都是残垣断壁，环境比较压抑。
因为余震比较多，我们都已经差不多习惯了。当时有几次比较大的余震，现在我能记忆起来的是那一次下山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余震，孩子们都跑散了，其实待的时间长了，对于余震有点麻木了，习惯了，所以我对余震的感受不是特别深刻。（靳沙）
刘红丽，今年40岁，湖北人，自由职业。
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终生难忘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六月一号的那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大风大雨里面度过的，基本上我们带去的小帐篷都被吹翻了，然后背后有一个堰塞湖有可能往下泄，当时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住的地方，那时候的团队真的很团结，都在相互鼓励。周围都是地震造成的废墟以及残垣断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尸体的腐臭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地震很恐怖，人们受灾很严重。（刘红丽）
余震与谣言中的恐惧
余震带给每一位志愿者的记忆都很深刻，并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有些多年后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它能轻而易举地带来恐惧，尤其是晚上睡在帐篷里面，能感觉身体背后在移动，更可以清晰地听到500米外的山上因余震发生垮塌的声音。而谣言，直指每一个人脆弱的内心，让人有说不出的恐慌。那时，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接受正面和负面的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灾区做服务有很大的压力。
从拉萨回来，有一天中午陪妻子吃饭，妻子坐的椅子背后突然轻轻移动，妻子瞬间站起来，脸上变了颜色。
2008年6月2日晚上，我们五位男性、一位女性住在任家坪的空地上，既有余震还有野狗的嘶叫声。这天晚上，他们不仅被周围的狗叫声惊醒，更有时不时地余震，尤其在对面山体的垮塌声音，听起来让人不由心生恐惧。
在灾区长时间工作，自己的心里一直有些提心吊胆。其实，那时整个四川都在防余震，用的方法都是啤酒瓶（倒立的方法）。（高队）
我记得最大的一次，是我们搬到任家坪准备做帐篷学校的时候，那时候那里有个加油站，大概是几分钟或者是十分钟左右吧，就来了一次很大的余震，然后我记的高队那时马上喊我们赶快跑，我们一行人就都很快地跑出来了。除了那一次，其他的我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余震是很频繁的，我们必须要克服对余震的恐惧才能坚持下去。（刘红丽）
在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发放物资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段小插曲。那时有群众说，有些政府官员从里面“拿”了东西。这虽是谣言，但在信息沟通不畅的过程酝酿，它却能够反映出一个问题：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团队、普通百姓、政府之间会存在相互信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会对志愿服务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余震、四处垮塌的房屋、不远处北川中学飘散出的各种混合味道，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任家坪仍然有许多村民住在这里，这里需要帮助，需要作为志愿者的我们。
第二节 助学的先声——帐篷学校
大灾面前，当我们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可以帮助老百姓做点小事情，这样，我们的心就有善念，我们所做的事情自然也有了章法，就像帐篷学校一样，没有任何一位志愿者到这里之前就清晰预测出之后要做什么，而是走到了任家坪，走到北川中学，看见了废墟，闻到了消毒水和空气中悲伤的味道，看到了无尽的哭泣和灰暗的天空……我们的心开始坚定下来。
住在帐篷里的志愿者
地震发生之后，手机没有信号，路也不通的任家坪成为事实上的“孤岛废墟”。而“QQ先遣队”的志愿者在来到了这里之后，再也没有更换服务地点。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其后在任家坪所亲身看到的、经历的，所碰到的人，无形之中决定了整个团队的未来走向，特别是“中国心”团队的助学发展方向。
5月30日，我们到任家坪考察时，这里只能徒步进入，手机没有信号，水源浑浊，关键是余震不断。
事实上，并非团队的全部志愿者都来到了任家坪。在商量来任家坪的人选时，有几位志愿者结束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服务先行离开灾区，最终只有6名志愿者（5男1女）来到了任家坪大本营。为了保障唯一一名女志愿者的安全，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志愿者们把女生的帐篷安在中间，男生的帐篷在周围围了一个圈。
尽管在来到任家坪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可是真正到了之后，志愿者们还是被这里的现状震惊了。不夸张地说，能在任家坪扎根生存下来，对志愿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回想起那时的情景，高队是这样描述的：
营地的对面有一个小山，这个山体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垮塌。一个小时几次余震，频率很高，大的可以到5、6级。不停的余震给我们这些没有地震经历的人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其次，卫生条件也很糟糕：挖了一个坑，搭了一个木板，就成了简易厕所。水奇缺。再有，谣言的恐怖力量弥漫周围。遇难的人数太多了，光一个北川中学，遇难师生就超过1000人，空气中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于是出现了“传染病”“水源被污染”各种传言。一到晚上，无家可归的野狗的叫声传来，那种恐怖的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种环境至今不忘，第一批志愿者17人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加上临时收留的两位志愿者，三人在任家坪。
6月2日我们到北川当天晚上非常艰难。第一天晚上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只有一个厕所（简易的棚子），很臭而且非常危险，搞不好就容易掉下去。其次没有水，还好我们还有矿泉水。晚上我们还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北川中学消毒水的气味太重；第二是余震山体垮塌，那个声音听起来就非常近，距离我们不远，睡下后就感觉后背在动；第三是狗，因为狗饿，没有吃的，听说会吃其他动物尸体，狗叫的声音听起来真的非常吓人。这个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
我们留下来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把所有药品发出去，因为医生在那个时候也走完了。我们每天早上出去发药和营养品，中午回来。山上都住着人，我们就一家家的探访。我还记得走到一家姓王的家里，是个军属，女儿从西藏回来，结果遇到“5·12”地震，在家里遇难。主人家是队长，我去的时候家里面非常沉闷，王队长老婆被温总理接见过，她说看到军人与志愿者就感觉有了希望。他们对志愿者很亲热，很感激我们，其实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当被别人夸奖、被寄予希望后，就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能做的又太微小微小了。（高队）
2008年6月“中国心”北川大本营
2008年6月“中国心”志愿者煮饭的地方
为了他们留在这里
环境恶劣、人心惶惶，在那样的环境中，每一个志愿者都背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可是，志愿者们却一直坚持留在这里，没有离开。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一直坚持下来呢？正是当时发生的一些故事给了志愿者们无穷的精神动力。
第一件事是关于任家坪大队的王队长的故事。地震时因整栋楼房坍塌，王队长的女儿女婿在家双双遇难。尽管居住的老房子已经成了危房，但他们还是不肯离开，偏偏就在老房子的旁边搭了帐篷住了下来。看到志愿者来了，他一口一句感谢，说看到我们就已经很温暖。尽管那个时候我们也没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关于一位姓侯的社区书记的故事。他的妻子在北川县城遇难，他的女儿正在上初中，只是哭、不吃饭，情绪非常不稳定。侯书记希望我们志愿者能陪陪他女儿，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对“心理救助与辅导”这块儿完全陌生，但我们看到了这方面是有需求的。
第三件事是关于帐篷外玩耍的孩子们的故事。每天当我们在工作时，都会有孩子们跑过来找志愿者们帮忙：“姐姐，姐姐，我的脚被钉子给扎了……”地震刚过，任家坪到处都是危房，因房屋垮塌而外露的钉子更是随处可见。没人照管、四处玩耍的孩子们，常常在被扎伤之后跑到我们的大本营，找做护士的志愿者要碘酒擦脚。
第四件事是关于一个普通妈妈胡姐的故事。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是在6月2日，她一米五的个头，30多岁，头发微卷。她给我们讲了她孩子的故事：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她和丈夫立刻跑到学校去找儿子，当时孩子还活着。但是孩子被掩埋的地方，被大梁压住了。胡姐哭着喊着叫人过来，但由于附近都没有重型机械设备，只能干等救援部队的到来。整整一夜，她努力地和孩子说话，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可是，等救援人员在5月13日到达的时候，男娃娃已经没有了声音。每次见到胡姐，我们志愿者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幕肝肠寸断的场景：一个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一声一声的喊叫声中，慢慢没了呼吸……
这几个故事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却让我们做出留下来的决定：灾民们需要我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是有意义的。
看到活着的孩子们在废墟前四处奔跑，看到一些遇难学生家长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做了两件事情：为北川中学遇难师生立了一块“无名师生纪念碑”及为活着的孩子建一个帐篷学校。这两个方案，得到后方志愿者、当地学生家长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想，需要有人和他们交流，陪伴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比如那位胡姐，在大地震后一直不肯吃饭，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当中。我们和她还有她的家人商量后决定，请她做我们的“志愿者”，帮我们做饭，让她每天有一些事可做，把情感上的伤痛暂时地忘记。
还有那些孩子们，尤其是家庭受到重创的孩子们，由于失去了家长的照顾，被钉子划伤是常有的事情。那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受到其他地方在办“帐篷学校”的启发，我们也想要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在这里，给孩子们补补课，志愿者陪着一块儿玩耍，是不是可以给家庭减少一些负担和压力呢？我们还听说有一些孩子因为地震做噩梦，晚上睡不着觉，那么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玩的，是不是可以逐步地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呢？
基于此，我们筹备帐篷学校，不能让活着的孩子受到伤害。
帐篷学校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心”正式开始新的脚步，高队的足迹随之紧紧相连。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我们这里，光着脚丫，脚掌上踩了很多钉子，已经发炎肿大了，我们问起原因，小孩说他家没有鞋子穿。我们去村里走访的时候，村民们说因为地震，学校成了废墟，大部分老师都被埋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人管孩子了，大人因为要灾后重建也自顾不暇，孩子们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觉得应该先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办一个学校，至少让孩子们有人照看。（刘红丽）
“中国心”的正式诞生
在离我们帐篷不远的地方，2008年6月初山东援建指挥部已经开始工作，我们与指挥部的陈指挥长协商支持我们7间板房，2间办公室，5间教室。6月13日开始我们住进板房，没想到晚上下暴雨，到凌晨的4点左右，我们的屋子里面起水，早上6点过，我们板房区，大约有20～30间板房全部被淹。许多东西被水淹，如方便面、药品等。父老乡亲帮忙我们筹了一点物资，几个人到了加油站里面安顿下来。
于是，加油站就成为所有志愿者的记忆，这里就是帐篷学校，更是“中国心”志愿者大本营。
2008年6月17日，“QQ先遣队”正式更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外人料想，志愿者团队改名一定有其背后深远的意义和精心的构思。但谁也不会想到，这次改名，不论从原因还是结果来看，都显得异常简单。高队是这样解释这次改名行为的：
以前我们叫“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先遣队”，名字太长，也不太好记。于是我们就在QQ群里开会，经过商量后确定更名为“中国心”。其实这一名字背后的含义很简单，我们都是中国人，每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队名确定以后，我们又有志愿者设计了以中国地图为背景的第一个LOGO。这一次的改名是因为有帐篷学校，没有这个学校就没有改名的事情，更没有后来。（高队）
就这样，这个充满草根意味的志愿者团队起了一个同样朴素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后来未能顺利注册为公益机构的名称，但是在“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它却始终是北川人民对这个志愿者团队的称呼，即便“中国心”团队后续注册了新的机构名称之后也依然如此；而2008年6月设计的团队logo，至今也依然出现在“中国心”后续形成的公益机构的宣传册中。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
团队标志一设计出来，志愿者们立马购买了T恤，并印上了“中国心”的标志。团队为每位志愿者分发两件，以保证他们在志愿服务期间有统一的工作服、统一的工作牌，同时还以“中国心”团队的身份统一采购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同地震之初自发形成的“四川省抗震救灾志愿者QQ先遣队”相比，这支团队已经逐步实现了从志愿服务的“杂牌军”到“正规军”的转变。自此以后，在所有的灾后服务中，他们都以“‘中国心’团队”的身份出现。也正是在此时，高队也被推举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领队，从此以后渐渐淡化了自己的真名，在圈内只称“‘中国心’高队”。在团队改名的同时，来自全国各地志愿者正前往北川报到。同时，帐篷学校正式开课。
志愿者招募与团队规则的确立
震后的北川县城房屋尽毁，政府系统接近崩溃，很多父母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对灾后的惶恐之中。在此背景下，灾区的孩子们生存环境恶劣，生活缺乏照料，基本的受教育需要和娱乐的需要暂时都得不到满足。那时常见的场景就是，一群孩子在坍塌的建筑前跑来跑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地上的钉子和建筑物上的铁锈所伤。
看到这样的情景，“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下定决心要为孩子们办帐篷学校。怎样才算一个学校呢？那一定要有老师和学生。因此，帐篷学校能否办好，志愿者老师和学生的招募就成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关于志愿者招募，“QQ先遣队”的志愿者们建立了专门的招募团队，由首批志愿者杨光青负责拟定招募条件，并全权负责志愿者在QQ群上的面试。当时，团队的重点招募对象是老师、医生、大学生和退伍军人，首批一共从全国各地招募到117名志愿者。
招募到志愿者后，如何团结和带领这一群心怀理想的青年，立刻成为摆在管理团队面前的一大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心”团队的管理者敏锐地察觉到了确立规则的重要性。而这些规则，不仅为团队在灾后服务中的正常运作提供了保障，而且对“中国心”助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当时为什么要用QQ群招募吧，QQ群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集合大家、联系大家的平台、媒介。更多是在很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各大论坛发帖进行招募。再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一开始组织也是大家通过QQ群自发组织起来的，自然而然的，后面也就想到继续使用QQ群了。当时好像整个大环境也只有QQ群能作为一个实时传递消息的工具。
一共招募了大概有106人，当时和高队商量后，前期志愿者招募条件为：首先年龄在20岁以上，志愿服务时间至少满足7天以上，家人知情并支持，严禁有观光客思想，有教师资格证优先，其次是师范大学在校学生，然后再是有过教学、支教等经历的优秀志愿者以及医生。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招募过程中最难的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时QQ群里只有10多人，每天最害怕听到的话就是高队给我发消息说前线需要多少多少人，因为我们是帐篷学校，是不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团队，但对志愿者的招募条件又相对较高，当时这真难着我了，我自己私自把志愿者招募条件改成了志愿服务需至少满足10天以上。然后一边在QQ群、论坛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后面慢慢就有了一些改善。
那段时间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那是一种不能触摸的情愫、情感，在灾难中，我感受到了不同的温馨和慰藉，感受到了没有差别的爱，虽然现在九年多过去了，生活中有很多人、很多事都已经淡忘，唯有关于这场地震的许多细节却一直刻骨铭心；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场灾难的洗礼，亲自感受了当时所有志愿者令人起敬的大爱，才让我学会以更坚定的步伐，执着的勇气，宽厚的爱心，坚韧的意志，不退缩，不屈服的精神来面对这后面的风雨人生。（杨东钦）
在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团队规则主要有以下三条：
接待室
第一，志愿者在提供志愿服务期间一律不接受采访，这是“中国心”的铁律。之所以会有这样一条规定，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首先，团队担心自己在采访中说的话可能会被改写甚至是歪曲。如果最终在采访中反映的不是最真实的情况，那么“中国心”团队宁愿什么都不说。当年，在“中国心”团队资助了100个孩子时，就有记者说100个太少，写500个行不行？他们想通过夸大数据来吸引公众眼球。
其次，这也是团队对低调做事、真诚做人的风格的坚持。地震之后，在帐篷学校时期，团队会接触和家访很多的潜在受助家庭。很多时候，你稍稍“夸大”一下孩子们的家庭贫困程度，做一些片面陈述，就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受到帮助。团队深知镜头的“魔力”，在摄像机前，志愿者很容易将受助家庭的贫困状况和自己的助人行为夸大。这对团队自身的公信力乃至整个公益圈的诚信度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再次，团队想要保持更加平和的心态。“中国心”团队入住任家坪本来就不是一个跟风随大流的决定。此时正处于团队刚刚起步的阶段，团队还没有做成什么东西，那就不应该去“夸夸其谈”。对于当时的团队来说，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情是沉下来，思考如何把服务的专业性提上来，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后才有资格去讲我们做过什么事情。
最后，团队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还不够明晰。由于志愿者团队的身份，很多媒体在采访时，必然会问到团队对志愿服务的看法。他们会问：你们所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你们所坚持的志愿者规则是什么，你们如何看待志愿精神的内核……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国心”团队都没有搞清楚。如果贸然接受采访、表达想法，不仅对媒体的受众不负责任，更有可能对其余志愿者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志愿服务期间，志愿者内部禁止谈恋爱。
这个要求的提出与当年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有关。“中国心”团队在任家坪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一位单身的女志愿者给一位已经有了未婚妻的男志愿者写了一封情书。当事情流传开后，当时志愿者管理团队的成员都很震惊。首先，男志愿者已经快要结婚了，在志愿服务这么短的时间内却又和一位女志愿者的关系特别亲密，甚至还可能存在近似“恋爱”的关系，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讲不通的；其次，作为女志愿者，在明知道男志愿者已经快要结婚的前提下，还要向男志愿者表达爱意，甚至还想和男志愿者在一起，这样实在太不合适。
在当时的管理团队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恋爱问题，而是可能动摇整个团队根基的关键事件。
我们做志愿者，就是在“做人心”的工作，这种事情是在“伤人心”。如果我们志愿者都违背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守不住底线，有什么资格来提供志愿服务？（高队）
关于恋爱的规则正是产生于对这一事件的应对方案的讨论中。团队开会讨论，做了以下几条决定：第一，团队劝说事件中的女志愿者离开北川；第二，团队修改了管理制度，加了一条：在志愿服务期间，如果发现有新建立恋爱关系的志愿者，团队会立刻解除该志愿者的职务。因为在“中国心”团队看来，在短短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内，志愿者恋爱关系的建立是“冲动型”的。而且如果恋爱双方本身不是单身，那就是更加不可接受的。此外，“中国心”团队坚持认为此举并不反对恋爱，如果志愿者在平时服务的过程当中建立了情愫，等到志愿服务结束以后再谈恋爱，那时团队绝对不会干涉。
以今天很多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心”团队当时在恋爱问题上的规则显得过于刻板且不近人情。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一规则是“中国心”团队在特殊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志愿服务的质量而提出的。而且这一规则在很多志愿服务的执行过程中，其效果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它能让志愿者更沉下心去做志愿服务。
第三，志愿服务期间所有费用都由志愿者AA平摊。
从“中国心”团队组建之初，这条规则一直就被保存了下来。这既包括了帐篷安置费、住宿费、餐饮费等因志愿者自身产生的费用，也包括为灾民购买物资以及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车费等费用。当时每一位“中国心”志愿者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那就是：参加志愿服务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最基本的就是不给团队增加经济负担。
以上提到的三条规则，可以算是在地震结束之初的志愿服务中，“中国心”团队最看重也最坚持的志愿服务规则。在此后“中国心”的助学工作中，尽管这些规则并没有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但是规则背后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却始终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心”工作人员的心中。
Logo照片和队服
在建立了整个团队的规则意识以后，团队领导者开始以各种方式培养志愿者的团队意识。在那时，“中国心”团队会适时组织统一的徒步活动：团队曾花8个小时一起穿越杨柳坪，在相互扶持共同走过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得到空前增强。除此以外团队规定，在每天晚上必须开会，商讨解决当天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对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团队将火车上建立起来的8条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充实，比如团队已经开始有了对帐篷学校教师备课、家访等管理制度的规定。
自6月下旬，应曲山镇一位领导的邀请，“中国心”团队派出志愿者前往邓家开展工作，不久在邓家开办第二个帐篷学校，学校的艰苦超过我们的预期。交通不通，进出只有徒步。
陈晓曦，38岁，江苏人，现在从事自由职业。
“5·12”发生，我还在成都做小学老师，正在听一节公开课，突然感觉到了强烈地摇晃。这场公开课比赛提前结束了，我在回去的路上看到很多人在街头，回家以后发现地上散了一地镜子的碎片。我住的房子也有裂缝。父母都不在身边，因为担心余震还会来，那段时间常常睡在学校的露天操场上。我是在网上知道了“中国心”团队，2008年7月，我放暑假了，和两个江西来的队友万敏和付君竹一起到了北川任家坪。在绵阳下车后我们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去采购了一些用品，然后前往北川。上午大家一般都在给孩子们上课，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办公室里的秘书工作，还要给二年级的小朋友上美术课。我感觉到山区的小朋友和市区的孩子们在知识结构方面有些差距，但是他们非常淳朴和懂事，只要老师讲了就很用心在画。小时候，我很怕看见和死人有关的场面，很怕鬼魂之类的东西，看着坟墓就要躲得远远的。可是，在这里我突然不怕了，站在这里，望着那些废墟和无言的青山，我只觉得很沉默，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能用我有限的精力，为他们尚存于人间的孩子们做点什么。（陈晓曦）
段祖琼，教师，陕西人，今年35岁，现在在政府宣传部门做文化宣传工作，出过一本关于北川经历的书，
“5·12”在电视中看到四川的灾情，感触很深，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网上取得了高队的联系方式，在和高队取得了联系之后，我7月4号请假，5号便抵达北川开始志愿服务。
服务期间遇到很多次余震，有两次印象深刻，第一次在8月2号左右，下午四点多，那时刚回到任家坪，余震发生时整个人都站不起来，因为我是老队员，所以必须自己先镇定下来，再来安慰新队员和同学。还有一次是在8月14号晚上，余震很强烈，大约是凌晨五点多，当时住在帐篷的人都处在熟睡之中，余震来临时把大家震得两边晃，我们第一时间冲出帐篷，然后整夜都没有了睡意。（段祖琼）
黄绎霖，43，广东，教育专家。
“5·12”发生当时我在深圳，准备给一个幼儿园办讲座，当时知道了这个消息过后，就马上跟我的母校联系，问我们怎么可以参与进去，学校让我们等等，然而我自己有些耐不住了，我就自己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志愿者团队，当时就进了一个群，我介绍了我是心理学老师，经过中间人的转介，就和高队取得了联系。那个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加上学校一直没有回消息，媒体一直在播报灾情，以及自己的性子实在耐不住了，也就因此与“中国心”结了缘。
6月8号我抵达成都，当时由团省委接待所有外来的志愿者，他们叫我们等等再安排。由于我已经和高队有了联系，所以我在早上六点钟自己又偷偷地溜走了，坐火车到绵阳，从绵阳坐车到安县，从安县到擂鼓镇，高队他们派车下来接我，记得到北川差不多是中午十一点五十多，那天是6月9号。（黄绎霖）
薛林，47岁，在政府部门工作，做志愿者时在广西一所大学教书。
在2008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就萌生了去做志愿者的想法，碰巧在网上看见了团队当时在招募志愿者，于是就这样加入了QQ群，并在六月初动身奔赴北川。到帐篷学校结束一起与高队撤出。当时工作主要是管理帐篷学校教务工作及人员安排。（薛林）
李向菲，今年38岁，陕西人，教师。
“5·12”发生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读书，在上课。我当初加入“中国心”的初衷，只是想去看看，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而让我们这些过久了安逸生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一代人，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保持一种应有的心态。
当我有了强烈的赶赴灾区的念头后，就在网上四处寻找志愿者招募信息，曾先后联系过好几个团队，最终选择了“‘中国心’志愿者队”。其他的一些团队（当时看起来）要么目的可疑，要么昙花一现。只有这个团队看似比较正规，他们在受灾严重的北川县创办了一所帐篷小学，招募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报名程序是要先在网上加入他们的QQ群，实名登录，接受简单考察，确定了申请资格后，对方直接用电话联系。我在一个队员的QQ空间里还看到了他们和灾民在一起的照片。所有这些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团队比较可信。我从6月12日加入QQ群，于6月27日下午抵达“中国心”大本营——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成为“中国心”志愿者队第四批第44名队员，那时我对这个团队其实并没有多少了解。
我被安排为辅导老师，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7月1日被派往曲山镇邓家片区协助片区政府安置灾民；7月6日返回任家坪，负责团队的宣传及文档管理；7月14日邓家片区辅导班开办后，再次前往邓家做辅导老师；7月27日返回大本营，随队长带辅导班6名学生到成都，参加“爱心之旅”夏令营活动，出席了开幕式后离队返家；8月7日受邀再次前往北川，参加8日的团队的集体活动，9日上午返乡。
在北川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收获的远远多于我的付出，那将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李向菲）
庄敏，今年45岁，上海人，自由职业。
“5·12”发生时我做什么？当时我还在上海做小学教师，正在办公室，后来在网上查找到有这样一个QQ群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当时觉得这个团队还比较靠谱吧，就这样加入了。想去做就去做咯，我本来就是一个热心于志愿服务的人，一直在做一些志愿活动，加上我小时候在四川待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也算是对四川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吧！
我主要是对五年级孩子的开展教学工作，我们班孩子里面只有两个孩子是失去了亲人的，其中有个孩子特别顽皮，可能是想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吧，另一个孩子非常沉闷不爱说话，但是在家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以前是很开朗的。在后来遇到余震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孩子们眼中那种惊恐的、紧张的情绪。为了安全考虑，每天放学时我们都会送孩子回家，主要是因为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可以和孩子们欢歌笑语增进彼此的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孩子。
帐篷学校里面本身职业是老师的志愿者也比较多，为了更加了解孩子，我们开始了家访。家访当时是团队要求的，因为只靠在帐篷学校的观察是比较片面的，去家访后可以看到家庭环境，与父母互动，通过父母谈吐等可以更多地了解到孩子的性格和心理，更好地做好对孩子的志愿服务。（庄敏）
王宁，“80后”，河北人，教师。
“5·12”发生的时候正在石家庄一家公司上班，当时觉得不得志，在QQ群里看到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觉得正好可以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就辞职了，然后在网上搜寻一些志愿服务信息，加入了当时的一个QQ群，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心”，有幸认识了大家。
其实我不喜欢外人（没经历过那次地震的人，包括我）讨论那些孩子们心理的阴影。首先我不是心理学家，我说的可能没有科学根据。其次，我看到的只是一些个例，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我不喜欢说他们有阴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她们一定有阴影。我们又不是她们本人，怎么一定知道她们有阴影呢？我觉得大部分孩子都是积极乐观的，都愿意开心地过每一天，如果不是特定的人时刻提醒她们，她们并不会天天把那场灾难放在心上，从而影响她们的生活。我教过的一些孩子有的上大学了，有的结婚生子了，每天都过着普通且正常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伤心的过往，只不过她们的更悲惨一些，难道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些往事的阴影吗？
帐篷学校最开始的家访就是到经济比较困难的家里去了解情况，看能不能给予适当的帮助，再有就是了解一下孩子在家的生活表现。（王宁）
张玉磊，今年34岁，内蒙古人，刚辞去工作，目前待业。
“5·12”发生时正在上学，大学还没有毕业。
我知道四川大地震之后，就一直在找志愿者团队。当时我在网上开始搜索，“中国心”是我在无意间搜索出来的，在论坛里面找到QQ群号，才联系到他们。我加入“中国心”其实也是为了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当时的情况非常严重，灾情很惨烈，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灾区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记忆中的余震非常可怕，当时在帐篷学校，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余震，当我们赶过去时，看到所有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特别无助，特别恐惧，相互坐在一起，很无奈很迷惘，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一个孩子都在发抖，但是却没有一个孩子哭。他们特别害怕，特别是没有家人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很恐惧，都抱着我们志愿者不敢撒手。
我记得还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在地震中遇难了，感觉他特别怨恨自然灾害，总喜欢一个人待着，对所有人都特别排斥，也是特别害怕余震的一个孩子。
正是因为这样，放学只要是家里没有人来接的孩子，我们就会把他们送回家，不让孩子自己回去。一方面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放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孩子体会到有人关怀，有人帮助，这样他们对灾害的恐惧就能够减少一些。
当时是薛老师、高队等一致通过的家访提案，是为了能够更加了解孩子们的家庭情况。我接触家访这一块比较少，所以感受不是特别深。（张玉磊）
张海军，今年37岁，内蒙古人，医生。
“5·12”发生的时候我在单位上班，刚刚上班，在收拾诊室。
从网上经网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心”，加入的初衷很简单，只想为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常见的是孩子们对地表的震动特别敏感，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正在上课，旁边公路上来了援建的重型卡车，经过时产生的震动很大，孩子们眼中一下有了惊恐的情绪，吓得紧紧抱住了志愿者老师。（张海军）
时晋，今年32岁，四川人，目前就职于某金融机构，现为“中国心”资助人。
“5·12”发生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正在教室里面。
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都报名去灾区做志愿者，当时的网络已经很方便了，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咱们这个QQ群志愿者队伍的，加群的时候与高队取得了联系，高队给我发了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个团队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就这样加入了咱们团队，毕竟自己也是四川人，也应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加上当时研究生有要求暑期实践课程，所以就这样加入了奔赴灾区的志愿者队伍。（时晋）
张梅，今年35岁，北京人，高中教师。
“5·12”发生时我正在北京，在学校，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后来看了很多报道，想着自己能够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一直在网上搜索，想去灾区做愿者，就搜索到了一个QQ群。加入了群之后，在六月底，听到消息说北川的学校因为地震已经大部分毁坏了，有一些孩子没有办法上课学习，没人去看管，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去了，但就是很缺数学老师，刚好我就是学数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去了北川。
在帐篷学校我觉得孩子们可能比较害怕余震，其实我也很害怕。在北川住的时候余震很频繁，小朋友在那个时候一般不会单独外出，都是结伴而行的。记得有一次挺大的余震，孩子们当时真的挺恐惧和害怕的。
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有些人还是住在山上的，才三四年级的孩子，山路又很危险，由于地震很多地方已经毁坏了，咱们办的小学，叫孩子们来上学，就要对孩子们的基本安全有所保障。
当时就发现一些孩子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孩子天天中午吃泡面，学习用品很缺乏，那既然我们办了学校，肯定不能去只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到更多的东西，熟悉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关心关爱孩子们的成长不是吗？（张梅）
胡婷婷，今年31岁，四川德阳人，目前在银行工作，现为“中国心”资助人。
“5·12”发生时我正在上大学，正在准备上课。
当时就在网上看那些帖子，看到了一个QQ群，加进去之后看到了在召集志愿者去灾区服务，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心”。当时就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受到地震灾害，自己和家人都挺好的，但是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人们正在灾害中受难，就想着自己要去做些事情，为了灾区的同胞。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们对灾害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小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天性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孩子，他的一个妹妹是北川县城里面的，家里很多亲人都被掩埋，这个小孩子想起他的妹妹就会哭得很伤心。（胡婷婷）
周晖，今年31岁，浙江人，商人。
记得2008年我在北川待了一个月，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待到最后撤营。走的时候高队正好有事要去绵阳，所以我们坐的同一辆大巴车。车一直开着，没有人说话，车厢很安静，但是一回想这一个月的点点滴滴，跟小朋友的朝夕相处，与志愿者的同甘共苦，以及在帐篷学校的各种酸甜苦辣，心里万般的不舍与留恋，有些人有些事可能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遇见。大暴雨送孩子上石椅山的情形历历在目，悬崖边、泥泞里，还有随时有滚石落下山的惊险遭遇。“坚持就是胜利”原本是我激励孩子的，但是却成了孩子激励我的话语！我想哭，但是不能哭，不能给高队丢脸。但是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往下流，我望着窗外默默地流着泪。
我想回去，想回去再看看北川的变化，看看孩子们过得怎么样，看看胡姐徐哥过得好不，看看席伟现在的状况如何，看看乔茜家店铺生意怎么样……
2008年在帐篷学校我做的是后勤，因为没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就干起了后勤。说是后勤其实就是打杂、做“苦力”，反正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不是说自己有多能干，主要还是人手不够，任课老师也都是课后帮忙一起干。最多的时候一个人干六七样活儿，打扫卫生、洗厕所、消毒、接收物资、发放物资、库房整理，等等。2009年的时候学校是在安昌蓝天幼儿园，跟朱晓春园长合作的，那个时候的条件好，活儿还是干的后勤，不过我那时候去已经是老队员的了，做的是后勤主管，整个学校的后勤工作都是我和于雅芳老师主持安排，一干就是三十多天。
去灾区做志愿者原本就是打算好干苦活、累活的准备，那时候年轻嘛，才22岁，有冲劲有干劲。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后来回想还是有点后怕，后怕的是当时的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还有翻越原始丛林的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因为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开心地在操场上玩耍，那种纯真、质朴的笑声出现在你面前时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辛苦都值得，我们的努力换取了孩子的笑声。我个人力量虽小，但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拧成了一股绳，在2008年大地震救灾以及重建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感谢他们！（周晖）
帐篷学校里的欢笑与失落
志愿者招募和团队规则确立以后，“中国心”团队立马启动了帐篷学校的招生工作。在任家坪的北川中学附近，团队一共招募了150多个学生，分属于100多个帐篷家庭。生源的构成以小学生为主体，另外也有少部分初一、初二的学生。
在志愿者教师和学生的招募工作都完成之后，帐篷学校很快就开课了。当时一共有6个班，其中一二年级1个班，三、四、五、六年级和初一各1个班。那时，志愿者们会给孩子们上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社会等学校里的常规课程，除此之外，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们玩游戏、唱歌……由于地震之后游戏场所和娱乐方式的匮乏，孩子们参与课程和游戏的热情度都很高。尽管那时帐篷学校的环境很简陋，就在马路边上，灰尘也非常大，但是不论孩子们还是志愿者都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快乐。志愿者们收获了帮助他人的满足感，孩子们则收获了久违的知识、游戏和陪伴。
队里给新队员都有三天的选择期，三天后，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便留下，成为正式队员，交队费和伙食费；觉得不适应或者不认可这个团队的可以走。团队前后有104名队员，据我所知，三天后主动离开的只有两位。第一位是在我去之前离队的，我不清楚情况；第二位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队员，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队友。那时在成都，我和她联系好一起坐车到绵阳。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她身着一身迷彩出现，巨大的背包上还插了一面小国旗，很专业的样子，让我看着自己的打扮和小提包自惭形秽。她和我同龄，四川人，是个警察，现在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养。又听她说起地震后已参加过三次救援，到过映秀、茂县、汶川，我不禁肃然起敬。到了大本营后，我们几个队员都是住队里的帐篷，用队里的被褥，只有她自带帐篷，而且她的帐篷里小桶、小灯什么的，野外生存所需的那些物品一应俱全。她体格比较健壮，又抽烟，性格很豪爽，到了大本营就跟队长说：“有什么脏活、累活尽管找我。”于是队里安排她做后勤。
三天后她打包走了，说是和朋友联系好了，去绵竹。我想，也许她受不了这里的平淡。或许在她看来，做志愿者是一个壮举，像她参加过的三次救援，惊心动魄。可是在这里，每天上课的上课，不上课的打扫卫生，照顾孩子，水车来了接水，吃饭了去帮厨，大家做的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小事情。这确实和我们在外面时想象的差距太大，每个人的一腔热血与激情在这种平淡面前都会完全落空，我也是慢慢适应下来的。（李向菲）
我应该是和高队一起最后撤出来的，一共在北川待了两个多月。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对于大自然的伟力、对于整个社会志愿力量、对于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我都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管理帐篷学校是真的不容易，师资调配、孩子安全保障、志愿者流动性大等问题都困扰着大家。
在六月份的时候，因为志愿者团队很多，开始有一些无序的情况出现，在北川已经开始清理，团队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政府以及百姓的支持，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对于团队管理者的考验是巨大的。因为团队决定挺进北川地震受灾一线，所以第一批的志愿者基本都签订了生死状，在志愿者中，我看到了咱们很多队员的自我挑战与改变。
对于孩子，其实我内心是很复杂的，孩子们受了这么大的灾难，还能够那么灿烂的微笑，我是非常震撼的，但是我也注意到，在触及敏感的地方时，孩子内心的创伤其实还是很大的。（薛林，广东）
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单纯的，因为人很少。但是后来人多了起来，就开始变得有些复杂了，那时候的年轻志愿者蛮有愤青情结，也因为年轻，有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些状况，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我们就和高队商量，一致觉得对志愿者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
当时我们觉得有几条死规矩——第一，不谈政治，第二，不单独去老乡家里，第三，不私自接受老乡的给予。有志愿者来一定要填表，先在网上初次审核基础信息，抵达后一定要面谈，讲志愿者规矩讲注意事项，且要亲笔签字。（黄译林，广东）
志愿者管理是一个难题，志愿者组织是一个公益组织，因此对于志愿者的管理应当依法、严格、规范，特别是组织者要明确规定详细的守则、管理条例，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管理的规则，既要严格要求志愿者遵法守善，又要激起志愿者从事公益活动的积极性。管理需要组织者善于协调、沟通，遵守原则，严守底线。（陈小武）
胡姐：46岁，北川任家坪村人，地震时候孩子在北川中学遇难，她的家庭成为我们志愿者的煮饭的地方。
应该是在2008年6月3号，我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听说地震时我的孩子和他的一个同学被压在废墟下的同一个地方，那个孩子获救了，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是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话，就想去找到我孩子的同学，问一下她，就这样找到了高队他们，想让高队帮我们联系一下。当时我们两口子每天给各位志愿者们做饭，我们夫妻有一辆摩托，每天跑去擂鼓买菜，除了我们两口子，有时候还有一些村民来帮忙做饭。那么多人支援我们北川，帮助我们北川，我虽然没有那么大公无私，但是也知道谁是真的关心我们、对我们好的人。我没有其他的本事，只能做一些自己会做的事请来报答志愿者们。（胡姐）
从物业经理到灾区“骑士”——刘队
刘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中国心”，他与高队成为10年里的最佳拍档，更为“中国心”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5·12”的亲历者，那个时候，我还是绵阳久远物业公司的业务部经理，负责所在商务楼的日常管理。“5·12”那天办公室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人，第一次晃动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也没特别注意，但还是有点紧张。第二次更长更剧烈的晃动来的时候，我大喊一声：“快跑！”然后和同事一起跑到了街道上。
因为我的单位附近有个化工厂，怕震出点问题来，我就看周围哪里最安全，结果就只看到整栋大楼都在剧烈地晃动！
稍微稳定点后，我就从其他地方借来了安全帽，回到了大楼里组织保安挨着电梯、房屋去检查看还有没有人在大楼里。
“5·12”单位组织送药分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到404医院送饭，等等。因信息不通未能赶上院里组织的北川县城救援行动。当16日深夜从汽车电台听到夏老师（记者朋友）发出贺晨曦获救的报道时，我再也按捺不住，连夜联络摩托车友，并通过广播电台邀约摩托车友赴县城救援，趁着第二天周末换休，悄悄骑上摩托车与十余摩友赴北川县城协助挖掘废墟。
之后，也作为民兵参与了单位分派的疏散、安置任务，看着倾国之力的大爱汇聚，以为自己做不了什么了！然而到了6月中下旬，两位志愿者到办公室门口要报纸，说是要带到北川禹里的灾区里去，与他们交谈后知道了在北川的任家坪村有一个帐篷学校，有很多的需求。他们就是被称为“行者”的广西志愿者刘世海和在四川做电缆生意的山东人张悦，他们答应一周后出山时可以带我去任家坪。
果然，一周后刘世海、张悦如约返回，趁着周末我们来到了任家坪的加油站，见到了此前在电视中才能见到的人和画面，一种找到组织的强烈信号萦绕脑海，可是没有教师证、没有时间，咋加入呢？管它呢，留下联系电话再说！时年35岁的我早被生活打磨得没有了激情，此次从任家坪回来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辗转难眠。看到帐篷学校的情况那么艰苦，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终于，想出一辙，当绵阳的联络员，任家坪没有网络，后续的支教队员与一线联系困难，最重要的是还能直接了解一线的情况，以便做好各类准备。
终于接到高队的一个电话，需要一批书架，书堆在帐篷里一下雨全湿了。此后我的工作渐渐多起来，需要接待新队员，需要运送外地寄到绵阳的书籍到任家坪，需要电视，志愿者、受灾的孩子和家长都需要了解外界信息。然而电视到了，还是看不了，没有信号，那就买“大锅盖”接收，所幸不负使命，一样样都解决了。
这里还要感谢一大帮的朋友，为解决这些给予我的各种支持与建议，感谢夏老师及绵阳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朋友，以及我技校的老师、同学们给予的肯定和鼓励。
在任家坪帐篷学校，有一个见过就无法忘记的孩子，他就是乔××，弹指即破的皮肤、撕心的哭喊，强烈的无力感袭来，不知谁提议的去擂鼓镇的野战医院寻求帮助，以减轻孩子的痛苦，找到我开车去，在野战医院，医生用上最好的手术纱布，孩子终于可以在不哭的状况下更换创口的纱布，算是给一起前往的志愿者心理些许安慰了吧！
2008年7月25日，星期六，我听说任家坪的志愿者要去邓家徒步送物资，于是周六一大早就赶了过去，被分配背水，保障途中饮水之需。第一次翻山越岭并徒步穿越老县城（地震遗址），不少无主的猫、狗、鸡还在遗址里游荡，大家都不敢接近，担心着会被传染上什么病。封闭的地震遗址显得格外凄凉，大约五个半小时后终于抵达邓家海元村帐篷学校。
为了不占用邓家志愿者的“床铺”，徒步进入的志愿者们自带了睡袋和彩条布，铺在地上就当床了，主人“王哥”家的堂屋睡了7、8人。由于是周末，这一次我没有见到上课孩子，“接班”的志愿者留下了，“交班”的志愿者第二天与我们再次徒步返回，只是，更加惨烈的是，老县城进不去了，必须翻越景家山，近8个小时的雨汗交织，大白天的森林犹如黑夜，劣质的迷彩服磨破了皮肤。
当第二周再去时，我机智地换成了越野摩托车，肉啊、菜啊，就都由摩托车“托运”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是哪个男生坐在我后座背这些东西了，但记得越野摩托车的前后轮胎都被泥巴填满了，不得不用树枝刮掉后才能继续前行，因为坡度太陡，第二天下山买矿泉水，上山时翘头摩托车差点掉下山崖，带着上海（来的志愿者）的庄敏返回途中因为翘头还摔了一跤。
这一次，终于见到在上课的孩子们了，从此，跟邓家的这帮孩子们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一个后来还成了我的干儿子，现在可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了。（刘队）
驰援邓家村
2008年7月初，唐副镇长在一个晚上找到高队，期望能派出志愿者前往邓家协助政府工作，“中国心”派出两位志愿者，在四川教书的李雪松老师和警校毕业的陈小武。
李雪松，46岁，四川人，教师。
“5·12”时在学校，当时快上课了，正在办公室。后来民政部招募的志愿者，在成都培训，当时“中国心”团队也有志愿者在那里培训，也因此与“中国心”团队结缘。我在6月22号抵达北川。邓家当时据说是救援最迟、物资最晚（到达）的灾区，刚去邓家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没什么人，主要是建立物资分发站，因为没有路运输物资，都是部队在河滩强行开辟的路，交通很是闭塞，物资运输很困难。我觉得自己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特别是小孩，因为每天的工作很多。因为想到灾民回来之后进行灾后自救，小孩也是一定会回来的，孩子没人管怎么办？当时环境艰苦，很多地方都受了灾害，想到能够把孩子安顿好之后，让家长也能够放心，能够集合灾民进行灾后自救，能够提供一个解决灾民后顾之忧的保障。（李雪松）
陈小武，32岁，广东陆丰人，警察。
“5·12”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刑警学院读大学，当时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正是满心愉悦准备迎接毕业典礼。
2008年5月31日毕业后我先是应征了成都金牛区武装部组织的一个志愿者招募，前往都江堰青城山协助搜救失事的直升机，两周后结束任务返回成都准备离开四川时又在网上看到了“中国心”的志愿者招募，才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心”这个志愿者团队，并再次应征“中国心”团队的志愿者招募，原定2008年6月15日前往北川任家坪报道，因连续大雨，道路交通中断，最后在6月18日抵达北川曲山镇任家坪。我和李老师接受队里的派遣前往邓家协助管理救灾物资工作，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压力巨大。在镇党委、政府特别是唐副镇长的领导下救灾物资的管理、存储、发放、使用等工作有序进行，也庆幸能给灾后的重建家园的人民群众带来一点帮助，我感到大爱的温暖，也和当地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我们的血肉身躯无法抵挡无情的自然灾难，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无私和友爱能够筑起我们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城墙。在协助镇政府开展救灾工作的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周边的村庄，了解当地民众特别是小学生因为灾害导致学业中断后对重建临时校舍的需求和愿景，在实地调查后发现存在大量希望尽快重返校园的心声，将该情况反馈给“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管理层并层报镇政府、教育部门后，“中国心”决定在邓家借用希望小学的场地组建教学团队，开办帐篷小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邓家相应希望小学举办帐篷学校的举措没有成功，只能转为到海员村的山上办帐篷辅导班。该辅导班虽深居高山，但仍吸引了许多各个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前来报名，该辅导班一直办到8月中旬结束，并顺利交接，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陈小武）
邓家帐篷学校成立（访谈）
邓家片区隶属于曲山镇，距离任家坪18公里，整个片区有九个生产队和一个街道办事处。灾情严重，道路没有修通，电力尚未修通，移动信号弱而不稳定，联通偶尔会“飘”去一点信号。此次地震中很多基层干部遇难，人员缺乏，给各项工作带来不便。6月26日，团队应曲山镇政府邀请，派了两名队员前往邓家片区协助镇政府工作。7月1日上午，高队又带着我、王宁、胡婷婷三名女生，前往邓家。当然，除了协助政府部门，我们还有自己的任务，那就是走访灾民，了解片区小学生情况，考察是否有办学条件。
从任家坪到邓家片区如果穿过北川县城或者翻山，也就三个小时左右。可是县城封锁了，山路还不熟。我们坐上曲山镇唐副镇长的吉普车，一路绕过绵阳市、江油市，从早上7点多一直走到下午1点。唐镇长三十多岁，精瘦干练，是地震后新提拔的一个副镇长，主管旅游与宣传，负责邓家片区重建工作，我们去邓家也是应他的邀请。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开会，从会场跑出来时捡到一台摄像机，他当即提起摄像机，拍下了地震发生时的宝贵画面，中央一套曾经播放过一段北川的黑白、无声的画面就是他拍摄的。我们到绵阳时接了一个记者随行，记者手中一直握着一张报纸，上面一个很醒目的标题是“村官火线升镇官”，说的正是唐镇长。对于重建工作，他很有想法。一路上他给记者讲他的灾后重建规划，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抓经济作物，唐家山堰塞湖泄洪后下游良田全部被淹，他想将这些受灾的土地建成蔬菜基地，再搞猕猴桃种植；二是建地震博物馆，发展旅游业。
唐镇长是个退伍军人，车技一流。越接近目的地，山体滑坡越严重，路越难走，他带着我们跋山又涉水，一路上惊险刺激。看着两边的青山渐渐变成了小“戈壁”，唐镇长说这景象就像他在新疆当兵时经常看到的。“戈壁”上时时会看到一个小红旗，据说旗下都是被掩埋的遇难者，来不及救援，只好插一面旗子做个标记。北川的羌寨在地震中基本上被山体滑坡毁了。
这里的条件和任家坪相比有差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差的是就像一个孤岛，不通电，在有柴油的情况下，每天下午由发电机发电；手机偶尔才有信号，我到了邓家之后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以致家人担心了好几天；更没有电视、收音机，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饭菜和任家坪无法相比；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蚊虫叮咬，别人被蚊子叮了很快就好，我一被叮就过敏，成片成片的起包，奇痒无比，白天还可以忍住，晚上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就使劲抓挠，抓的时候很痛快，抓完就感染、留疤。我用过很多种药，和很多单位的医生都打过交道，当地卫生所的、济南医疗队的、青岛援建队的、部队的、特警的……我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药膏，每天挨个抹过去，大家都说我的皮肤是试验田。不管是在邓家，还是任家坪，我的胳膊、腿上的伤疤都是参观者的一个参观项目。也是在邓家，我知道了蚊子一共有128种，叮人的是母蚊子。
邓家好的地方就是空气清新，山清水秀。虽然山体滑坡已经使往日的青山变成了“戈壁”，但也还可以看出曾经的秀美来，我们不用再忍受铺天盖地的黄土，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水是山泉水，长流不断，我们习惯了任家坪的节约，每天看着那哗哗长流的水很觉得可惜，很久不能适应，不停地洗衣服、冲厕所、给院子洒水。我们三位感觉在这没有多少事情，便向高队申请回大本营，回去没有几天，邓家帐篷学校便开课。（李向菲）
任家坪阳光小学作为“中国心”的大本营，而邓家海元村的家庭式辅导班则是我们的第二根据地。7月11号凌晨5点我们5名队员在高队的带领下来到邓家希望小学，准备在那里开办第二个阳光辅导班。在此之前队长和几名队友在邓家做过调研，了解到那里有400个左右的孩子没办法接受辅导和学习，他们的家长忙于灾后重建，根本无法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很多孩子被迫在田间村头游荡。同样是灾区，同样是孩子。当任家坪的孩子在帐篷里书声琅琅时，看着眼前小不点们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没有人能若无其事地走开。
我们几名先遣队员11号奔赴邓家就是为了筹备15号邓家辅导班开课的工作。当我们在当地希望小学的操场上丈量好场地，搭起了一顶顶蓝色的帐篷时，却突然接到通知，说这块地方要用来建板房，我们的辅导班必须撤出。
几经周折我们的辅导班终于在邓家半山腰的海元村如期开课了。当然我们的服务范围也缩小了，很多孩子想来上课，却因为路途太远被迫放弃。当看到一个个远道而来的孩子失望地离去，我们的心很痛，恨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实现迫切地想要学习知识的愿望。
14号那天的瓢泼大雨没有阻断“中国心”志愿者前进的脚步，一行16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穿着笨拙的雨衣，沿着崎岖泥泞的山间小路手脚并用向山上爬，背包里除了被子和日常用品外，还装了大量的学习用品，为了能够在第二天顺利开课，我们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15号上午雨并没有停，但是闻讯赶来的孩子却达到了40多人。我们的学习场地就设在了海元村里几户农家的院子里，每个院子之间都隔着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而且要上坎，要爬坡。但是这些都没有吓倒我们英雄的“中国心”志愿者们！孩子们上学很辛苦，每天要从家里带一个小板凳和一块小木板，平常就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师讲课，要写字时就把小木板放在腿上当桌子……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可是想要来学习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多。当孩子总人数达到70人时，我们举步维艰，没有场地，也没有条件解决孩子们中午吃饭和休息等问题。特别是有的孩子要走两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来上课，路途安全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迫不得已把孩子的人数控制在80人以内，为了确保每个孩子的路途安全，放学后志愿者们分三个组把每个孩子送到家中。不仅如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家访，为每个孩子建立个人档案，以方便时机成熟时给予家境特别贫困的孩子帮助。我们队里有很多来自大城市的老师，他们从没走过山路，可是在邓家每个人每天的行程不低于两小时。特别是家访的时候，大部分队员饿着肚子上山，到天黑以后才回来，而且有些是被好心的村民送回来的，因为走得太远，根本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尽管这样，队员里没一个叫苦，没一个喊累。
除了山路难走外，在邓家第二个大的难题就是吃饭问题。由于住在山上买不到蔬菜，老乡家的土豆和小白菜没几天就被买来吃光了，方便面和饼干便成了我们最奢侈的食物。如果天晴，老乡会带队员去山下买菜，但大部分时候由于交通中断，蔬菜运不进来，看着商店里货架上发霉变味的豆腐干，买菜的队员可犯难了。更糟糕的是很多队员开始拉肚子，大部分队员感冒，声音沙哑。可是却没有一个队员请假，也没有一个队员缺过一节课。就像队长说的他每次从大本营到邓家吃饭的时候，拿不动筷子，他心疼呀！
于是一个翻山越岭为邓家战友送物资的队伍默默地出发了。在21世纪的今天，鸡毛信、背背肩扛的种种“落伍”的工具再次有了用武之地。由于邓家通讯不畅，每隔三五天就会有队员翻越高山，穿过森林来往邓家和任家坪送信和捎带一些食物。那些大本营写给我们的“头发信”（他们没有鸡毛，就拔了自己的头发来代替），成了鼓舞我们士气的最好精神食粮。我们回给战友的是正宗的鸡毛信，（感谢老乡家的鸡为我们做的贡献！）就这样两个营地彼此隔着一座大山，而我们的心在一起，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从上个周末开始，大本营星期六会准备丰富的食物由队长带领十几名队员用5个多小时翻越杨柳坪去到邓家，为那里的战友送去新鲜的蔬菜，同时送去的还有“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精神：同心，同力，同行！
今天也不例外，在高队的率领下，15名队员（其中有且仅有5名男队员，男队友们别不高兴哟！没办法呀！）在上完半天课后斗志昂扬地开赴邓家，明天下午他们再返回来，不至于影响星期一正常的教学。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用这句话来诠释我们“中国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中国心”志愿者无论在哪里永远都会是一条心！（“中国心”新浪博客志愿者文章，写于2008年8月3日凌晨）
艰苦生活中的温馨与感动——“鸡毛信”
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鸡毛信”这个词怎么听也觉得新鲜。然而，“中国心”在北川的两个营地之间的鸡毛信却演绎了一段温馨与亲情的故事。
记得我们还在指挥所住的时候，那里每天晚上会用柴油发电两个小时。于是四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涌到指挥所来给手机充电，这时候移动发射塔也有了信号，手机才会临时发挥与外界联系的作用。
7月15号上午，队长把邓家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又匆匆回大本营去了。我们这群年轻的战友在邓家开始了新的征程。在山下移动手机塔有信号的时候，我们也会收到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以前大本营或者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与世隔绝。我们戏称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有孩子们的欢笑，有老乡们的厚爱，更有清澈的山泉，还有鸟语花香……
下午没事的时候，战友们围坐在老乡家的院子里，轮流讲笑话，关于那个小白兔系列的故事成了我们队的经典，不是故事本身具有多么大的魅力，而是听故事的队员时不时冒出来的经典语录让我们捧腹大笑，而他自己却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突然有一天，从大本营翻山越岭到邓家来了一名老队员，除了给我们拎来了卤菜猪耳朵、鸡爪子之类的荤菜打牙祭，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食粮——大本营战友们情真意切的问候，他们把自己的情谊化作文字倾注在纸上，并拔了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由一名老队员千辛万苦地送到了我们分队战友的手里。那份感动与激动只能是包含在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之中。
几天后，外协组长陈小武要回大本营汇报工作。我们分队的战友也纷纷拿出自己写好的书信，交小武带回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整根鸡毛插着，那才有意思呢！”于是傅君竹和房东王哥欣然受命前去拔鸡毛。可怜了王哥家的那只老母鸡呀！当时正在鸡窝里生蛋，冷不丁从旁边伸出几只“毒手”按着老母鸡，一把揪光了尾巴上的毛。老母鸡吓得咯咯直叫唤，吓得阿姨以为是黄鼠狼偷鸡呢，从厨房里箭步冲出来，边跑边喊：“我的鸡呀！”
每个信封上都粘了一根鸡毛，为了欺负大本营的战友们没有鸡毛可拔，我们把多余的鸡毛写上“赠品”二字，装在信封里捎到大本营去。
小武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军用挎包里鼓鼓囊囊的，拿出来一瞧，好家伙，大本营的战友们用卡纸糊了一个超大的信封，封面设计相当的精美，几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剪纸贴在正面，封底是一座绝望的大山上藏着几块闪闪发光的希望的石头。这别具匠心的信封让我们热泪盈眶。抽出里面的书信，这帮贼精的战友，竟然使用车轮战术赚取我们的激动的泪水。在厚厚的一沓信纸上，大本营的二十几位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往下写。把他们的思念和对邓家战友的鼓励统统挥洒在这方小小的信纸上。在信封的夹层里竟然还装着21颗阿尔卑斯奶糖，据说这是特警“叔叔”送给大本营战友的礼物，也不忘千里迢迢捎到邓家来和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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