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民

一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或琉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弗朗索瓦·维永（Francois 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Johnson）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榜样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立顿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映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什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Pericles）、阿斯帕西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克勒斯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的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利与阿斯帕西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地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志。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贸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躁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生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钟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粝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的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作一对比，立可发觉其决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暝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这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借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两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两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二 退化

退化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志。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做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连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 De 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它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唯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嗑嗑瓜子，优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 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泌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作品Odeur de femme中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的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 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 of 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