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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怎么熬过了这场大病后的那个月，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只知道我要么是坐在母亲的腿上，要么在她做家务的时候一直攥着她的裙子。我用手感知东西的形状，“观察”物体的移动，用这种方法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很快，我感到自己需要交流，于是开始做手势。摇下头表示“不”，点一下头表示“好”，把手收回来表示“过来”，手往外推表示“走开”。如果我想吃面包呢？我会做切面包片然后涂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让母亲在晚餐的时候做冰淇淋，我会做出开制冰机的动作，然后装作打寒颤的样子。更妙的是，母亲也能很好地让我理解她的意图。如果她想让我拿点东西给她，无论指示我跑到楼上或者其它什么地方，我总能知道是哪儿。事实上，我要感谢母亲用无私的爱与智慧照亮了我的漫漫黑夜。

虽然身处黑暗，我还是能明白周遭发生的事情。五岁的时候，当一堆衣服从洗衣房送来的时候，我能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衣服，我学会把干净的衣服叠好收起来。我可以从母亲和姨妈的穿戴分辨出她们是否外出，我总是会祈求她们带我一起出去。客人来的时候，我会主动跟他们打招呼，客人走的时候我会跟他们招手，我想我还隐约记得这个手势的意思。有一天，几位绅士们来拜访我的母亲，从关门时的震动和其他一些信号，我知道他们来了。我突发奇想地趁没人注意跑到了楼上，穿上了招待客人的小礼服。我学其他人的样子站在镜子前，在头发上抹了发油，在脸上拍了厚厚的粉。之后把一条长及肩部的面纱盖在脑袋上，遮住我的脸。然后在纤细的腰间系了件肥大的裙撑，但它太肥大了以至于在我身后上下摇摆。我就穿着这么一套可笑的装扮下楼招待客人了。

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但一定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发现母亲和朋友们在想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并不像我一样用手势，而是用嘴。有时候，我会站在两个谈话的人之间，用手感觉她们的嘴唇，但还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行为，为此，我会感到焦虑。我试着动嘴唇，想跟她们一样谈话，但是这种努力徒劳无功——她们毫无反应。有的时候我会又急又躁，大发雷霆地又踢又闹，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

我知道自己很无理取闹，我知道踢到我的保姆艾拉时她很疼，当怒气消失以后我也会对自己此前的种种行为感到后悔。即便如此，这次的悔恨并没有在下次怒气发作时起到什么作用，在不能如愿以偿时我仍然继续无理取闹。

在那段童年时期，我有两个亲密的伙伴，一个是我们黑人厨子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老猎犬贝拉，它年轻时可是打猎的好手。玛莎·华盛顿明白我的手势，基本上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我吩咐的事情。差使她是我的一大乐趣，她也很服从我的蛮横专制，从来不敢跟我对着干。我亢奋好动，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我了解自己的个性，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即使动武也在所不惜。我们经常在厨房里消磨了大半光阴，揉面团、帮忙制作冰淇淋、磨咖啡或者端着蛋糕模子就吵起架来了，有时候也会喂一喂在厨房里踱步的母鸡和火鸡。许多鸡都很温顺，它们会从我手中啄食吃，任由我抚摸。一次，一只大火鸡从我手里抢走了一个西红柿并快速逃走了。也许是受火鸡先生的启发，我们从厨房偷出一块刚刚撒上糖霜的蛋糕，逃到柴堆里分而食之。可是之后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不知道火鸡先生是不是也遭受了同样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