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境安民

在大清王朝的官兵一遇太平军即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之时，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维系大清统治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颇有些踌躇满志，以为他可率湘军举手而平太平军。有些轻敌的他令胡林翼率部到前线会师，以合力进攻九江。

一直冷眼旁观湘军在省外动向的左宗棠此时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这实在是兵家之大忌。所以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激动，又担心曾国藩轻敌冒进，几次写信劝诫曾国藩提高警惕，以防大的失误。他在信中说道：“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节节得手，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敌，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不久之后，曾国藩的湘军败师于江西湖口。骄兵必败，左宗棠果然言中。为什么曾国藩还是轻敌而败呢？原因就在于虽然左宗棠写信的出发点很好，但他的风格一向是满纸批评言，给了曾国藩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对此曾国藩自然是难以接受，也就难逃一败了。

本次战役，当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武汉三镇，直趋九江之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带领西征援军从安庆抵达湖口。此时，曾国藩认为湘军已扼长江上游之险，顺流直下，他毫不费力就能肃清江面，直捣太平天国的天京。于是，他分兵多路，试图一举攻占沿江重镇湖口、九江等地。和左宗棠一样，石达开也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湘军骄傲轻敌、兵分势单的弱点。于是他决定扼守各要塞，将敌人各个击破、分而歼之。果然，湘军水师随后贸然进攻湖口，中计遭伏，被太平军分割包围。湘军水师舢板被迫陷入鄱阳湖内，而湖外长江江面上的大船也遭到太平军的拦击。此役，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的痛歼，曾国藩慌忙弃座船向湘军的陆营逃去。途中他羞愤欲自寻死路，终被罗泽南劝止。

太平天国西征军于是乘胜攻占汉阳，第三次攻克了武昌，接着又攻占湖口，袭击饶广。曾国藩逐渐收拢溃败的湘军水师，率部进驻南昌，留下塔齐布部驻扎九江城外，而胡林翼部则集结湖北的水师和陆师，驻扎在金口。

经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深为推重左宗棠。而此时移兵江西，步入危地的他，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的大局观一直极为清晰。他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也就此沉沦，天下大势将更不可挽回，所以他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援助。他还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

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以卫桑梓，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赶往江西增援曾国藩部湘军。左宗棠遣刘部军马援赣，终于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左宗棠又陆续派遣刘腾鸿、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

这百余年来，曾国藩的功业被国人有意无意地夸大，被塑造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事事完美无缺“真三不朽”的“圣人”。可事实上，仅就用兵而言，曾国藩只善于步步为营，却不善用活兵、奇兵、险兵。虽然他向来做事都追求扎实彻底，要把风险降低到最低，但也大大影响了做事的效率。与之相反，左宗棠办事总是能找到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也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经常发生冲突。就用兵这一点来说，左宗棠经常说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此时可以算上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困难也是最痛苦的时期之一。由于咸丰皇帝向来对汉臣抱有防范心理，不肯委他以督抚重位，使他领兵数载转战多省，却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在江西期间，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全省视为额外负担。同时，由于手中没有实权，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尴尬，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郁愤满怀，心力交瘁，以致在一封信中表明了如此悲愤的心迹：“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就在此时，曾国藩在军营中收到了一封家书，原来是他的老父亲去世了。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把军务托与他人。他给朝廷发去了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不待收到咸丰皇帝的批复，就立即启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丁忧还籍去了。

身为领兵重臣，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危急之际做出了这个有些不负责任的决定。他不等皇上批准就擅自离开军营，这本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但曾国藩这么做，也确实是情非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来表达自己对所处“极不得位”的强烈不满。咸丰皇帝得知消息后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也是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于是顺水推舟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

此事影响颇大，在曾国藩的诸位旧交中，胡林翼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去信表示了理解并加以安慰。然而，左宗棠却在这时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信，对他加以严厉批评。左宗棠看问题向来是一针见血，得理不饶人，毫不留情。信中，左宗棠引经据典，批评曾国藩平日里以“血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委军归家，要挟君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还于嬉笑怒骂之中捎带嘲讽了曾国藩的兵略寻常。曾国藩被左宗棠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他在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他决定对左宗棠的这封信不予回复。虽然事后，左宗棠抚心自思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但心高气傲的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仍说：“此公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太平天国的内部形势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本来翼王石达开已经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重创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命令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清军的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东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以及北王韦昌辉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的出现，使得江西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恰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条件。

天京事变

左宗棠在曾国藩丁忧还乡后，逐渐挑起大梁，担负起对入赣湘军的指挥重任。在他的谋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所打下的江西根据地大部丧失。同时，胡林翼也密切配合左宗棠的行动，他指挥本部湘军在攻占湖口后又攻克了九江。这样，湘军的势力就完全控制了江西，太平军在长江中游几乎完全失势。

左宗棠非常明白曾国藩这样的以“血诚”“入局”之人对于大清王朝中兴之业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上奏朝廷，请求重新起用曾国藩。同时由于战局又紧张了起来，咸丰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经过丁忧在家一年多的守墓“读礼”，曾国藩的为人也更加的外柔内刚，可谓“其术愈柔，其道愈广”。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于是两人至少在公事上做到了和好如初，不念旧恶。

不久，实际上已经脱离太平天国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从湖北进军江西，接连攻占数城。于是，左宗棠在征得骆秉章同意后下令刘长佑率部返回省城长沙，同时商定派六千兵力增援江西。他还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直扑宝庆，先入为主。到了三月份，石达开果然率军强渡湘江，向宝庆疾进。在这个夏天里，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未能实现之前的进军目的。随后，曾国藩奏叙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清廷下奏左宗棠以兵部郎中使用，并赏戴花翎。

在石达开的威胁过去之后，湖南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骆秉章在长沙修建表忠祠，祭祀先后阵亡的湖南将领和官吏。又在表忠祠旁修建求忠书院，以教授阵亡将吏的子弟。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述：

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让他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皇帝特地在紫禁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了郭嵩焘，详细询问左宗棠的才干究竟如何，为什么不肯出任官员，同时要郭嵩焘劝左宗棠出来任职。郭嵩焘奏答说，左宗棠认为自己秉性刚直，无法迎合世俗。他在湖南办事，与巡抚骆秉章志同道合。又说左宗棠是个大人才，观察事物极有预见性，没有办不好的差事，而且人品极为端正。他还说，左宗棠是人中豪杰，每当谈到天下事，都会感激奋发。只要皇上重用他，他绝对不会不肯出山的。咸丰皇帝此时似乎还有些犹豫，他认为左宗棠已经年老不太可能再为朝廷效力了。可事实上，左宗棠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国鞠躬尽瘁，竭力支撑。

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