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 《古文关键》的编纂及其文体学意义

《古文关键》的编纂及其文体学意义

巩本栋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选本的编纂，不仅可以“采擿孔翠，芟剪繁芜”，使後之学者有所取则，而且，编选者对文体和具体作品的取舍与评骘以及就中所体现的编选思想，往往也从多方面反映着某一时代文体和文学的发展进程。南宋诗文选本的编纂极为兴盛。在宋人所编的三百馀种诗文选本中，南宋诗文选本占了三分之二，而在现存的七十馀种宋人诗文选本中，出于南宋人之手的更是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即以古文选本而论，影响较大的便有《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古文标准》《妙绝古今文选》《古文集成》《古今文章正印》《文章轨范》等多种选本，其中又以《古文关键》为要。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对这一时期文体观念的演变作初步探讨。

近二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古文关键》和其他南宋古文选本的研究，颇有成绩。然而作为现存评点第一书，《古文关键》的编选缘起、目的、成书时间、性质、意义和影响等，或尚未完全解决，或需要重新认识。

《古文关键》原为举业而编，这似乎没有问题。吕祖谦自己就曾说过：“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虽未明说所编何书，然应当是包括《古文关键》在内的。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也说吕氏“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观《古文关键》所选之文，多是“论”体，也说明是书的编纂是出于举业的需要。

然而，此书的编撰又自有渊源，别具意味。林之奇《拙斋文集》附录姚同《（林之奇）行实》载：“吕紫微犹子仓部公莅宪幕，时吕成公未冠，以子职侍行。闻先生得西垣之传，乃从先生游。先生尝语诸生，以为若年寖长矣，宜以古文洗濯胸次，扫其煤尘，则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润色之，先生毎读必击节赏叹，知其远且大。”平日指导门生，也是“或命诸生讲《论》《孟》”，“或令诵先生所编《观澜集》而听之”。吕祖谦十九岁师从林之奇，林之奇以古文教之，而吕祖谦所作亦为林氏激赏。林之奇编有《观澜文集》三集七十卷，选录古诗文三百馀篇，吕祖谦又为之作注。这就从文学观念和文献资料上为吕祖谦後来的编纂《古文关键》提供了条件和准备。观《古文关键》选文62篇，其中23篇见于《观澜文集》，几乎占《古文关键》选文数量的40％。其受林之奇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古文关键》成书于何时，似难确指，故亦少有人论及。杜海军博士曾据《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六所记乾道九年（1173）冬吕祖谦选时文、杂文四十篇以教举子一事，认为“或与後日所行的《古文关键》有关”。推测很谨慎。黄灵庚等先生整理《吕祖谦全集》，收入《古文关键》一书，《点校说明》中径谓“乾道、淳熙间之作”，然不作说明。这可进一步探索。

吕祖谦传授生徒，涉足举业，主要是在宋孝宗乾道年间。吕祖谦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及第，同年，又中博学宏词，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教授，然似未赴任。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吕祖谦母亲去世，祖谦在婺丁母忧。乾道三年（1167），吕祖谦在丁母忧期间，即开始传授生徒。其自记曰：“近日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四年（1168）冬，吕祖谦在东阳（今属浙江）武川曹家巷聚徒授业，有“为诸生课试之作”的《左氏博议》。次年（1169）五月，以亲迎韩氏和任职太学，遣散诸生。八月，添差严州（今浙江建德）州学教授，十月赴任，始出仕。六年（1170）五月，改官太学博士。闰五月，以归婺侍父又曾会集诸生。十二月召试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七年（1171）九月，除秘书省正字，仍兼国史院编修。八年（1172）二月，丁父忧，复又教授诸生，直至淳熙元年（1174）春，方遣散诸生。淳熙三年（1176）以李焘推荐再出任秘书省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总之，自乾道三年至淳熙三年的十年中，吕祖谦虽曾充任过严州教授和太学博士，但因其先丁母忧，继则侍父、丁父忧，多数时间却是在婺州度过的。其间执经授业，讲论不辍，学者云集，已成常态。故楼钥在《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中说：“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于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观之侧。（祖谦）入仕虽久，而在官之日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学者几千云集，横经受业，皆在于此。”正是记实。

既然吕祖谦教授举子的时期，主要是乾道年间，淳熙元年春以後即不再授徒，他为举子编选的《古文关键》也必成于乾道年间。淳熙元年春，朱熹有书信给吕祖谦，信中说道：“儿子久累诲督，春来不得书，不知为学复如何？向令请问选录古文之意，不知曾语之否？此间与时文皆已刊行，于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不当崇长此等，推波以助澜也。明者以为如何？”朱熹长子朱塾自崇安至婺州从吕祖谦为学，是在乾道九年（1173）六七月间，故此云“久累诲督”。既说“春来不得书”，则“向令请问选录古文之意”，应在上年（即乾道九年）冬或稍前。其实，上年冬天十一月，他还直接致信吕祖谦，询问过其选文之事。有曰：“近见建阳印一小册，名《精骑》，云出于贤者之手，不知是否？此书流传，恐误後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虽是学文，恐亦当就全篇中考其节目关键。又诸家之格辙不同，左右采获，文势反戻，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笔及之，本不足深论也，因便禀此。”此书六卷，今残存三卷（1—3），节选韩愈、柳宗元、李翱、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秦观等多家古文。故朱熹有“诸家之格辙不同，左右采获，文势反戾”，“恐误後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断”的批评。我们推测，也许是受到朱熹的启发，吕祖谦就又选了四十篇古文，参前之所选（《古文关键》与《精骑》选目多有相同），补充修订，标抹评点，以授诸生。这就是朱熹所说的“选录古文”，即《古文关键》。吕祖谦在回信中解释说：“自春初谢遣诸生，应接既简，遂得专意读书。……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正是见作举业者明白则少曲折，轻快则欠典重，故各举其一，使之类为耳，亦别无深意。今思稽其所敝，诚为至论。此等文字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拈出，非特讱出也。”这里所强调的为文“曲折”“典重”，与《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中所谓“融化屈折”“简古”“典严”“平淡”而有“渊源”等，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虽不能遽定《古文关键》成书的准确时间究在何时，但大致断为乾道末所编而于九年冬成书、次年春刊行，或离事实不远。

对于吕祖谦的从事举业，编纂时文、古文，他的好友朱熹、张栻都不以为然。前引朱熹乾道、淳熙之际与吕氏的书信已可见一斑。张栻淳熙初也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说道：“去年闻从学者甚众，某殊谓未然。若是为举业而来，先怀利心，岂有就利上诱得就义之理。今已谢遣，甚幸。但旧已尝谢遣，後来何为复集？今次须是执得定，断得分明，不然犹有丝毫牵滞，恐复因循于它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觉得老兄平日似于果断有所未足，时有牵滞流于姑息之弊，虽是过于厚、伤于慈，为君子之过，然在他人视我，则观过可以知仁；在我自检点，则终是偏处。仁义之道常相须，要知义不足，则所谓仁者亦失其正矣。”批评十分严厉。

其实，他们并不完全理解吕祖谦这样做的真正用意。举业与传统的读书治学，修身养性，致君尧舜，恩泽庶民，当然是有高下之别的。前者不过是“举子事业”，後者则为“君子之事业”。黄庭坚曾告诫其外甥周惟深，“不必专作举子事业”，而应“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业”。吕祖谦所做的正是“君子之事业”。早在乾道三年吕祖谦初涉举业时，他就说过：“近日士子相过，聚学者近三百人，时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废而已。其间有志趣者亦间有之。”乾道六年，吕祖谦在与朱熹的信中更明确地说：“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却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以来，十日一课，姑存之而已，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怠也。”原来，吕祖谦坚持开设举业的真正用意和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讲授举业，切磋学问，并由此发现和培养一些有志于理学的人物，至于科举时文的学习，只要做到能应对考试即可，功夫应多用在学问的养成上。他曾告诫朱塾说：“此段（指时文写作）既见涯涘，则当于经史间作长久课程。大抵举业若能与流辈相追逐，则便可止，得失盖有命焉，不必数数然也。”可见，吕祖谦这样说，并非是要给自己从事举业进行辩护或遮掩，而是明确认为，经史之学是立身行事的长久之计，时文习作不过是一时的应试需要。因此，《古文关键》的编选，也就不仅仅是为“举子事业”了，而更具有了“君子事业”的意义。

从“君子事业”的层面上看，《古文关键》的编撰实可重新认识。

吕祖谦的学术渊源、主要思想倾向和特征，可由他自己的一段话窥知。他说：“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裴回顾瞻，未得所付。逾岭入闽，而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一见意合，遂定师生之分。于是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姝；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致严乎辞受出处，而欲其明白无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发不差。”这是对其师林之奇学术的评价，也是吕祖谦的夫子自道。後来，他的弟弟吕祖俭也这样说：“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清全祖望有云：“宋乾、淳以後，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更通过与朱、陆的比较，揭示出吕祖谦学术的主要倾向。

“以广大为心”，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既承续北宋二程诸儒之学，也就认为“理”是万物本源、是万物所遵循的规律和最高准则，它无所不在，又至高无上，有所谓“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至于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云云。然而，他又说：“元气两仪之运，资始资生。”“物得气之偏，（略）人则全受天地之气，全得天地之理。”“举天下之物，我之所独专而无待于外者，其心之于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既已离于道矣。待道且不可，况欲待于外哉。”这就不但融合了心学思想的成分，而且也杂糅了元气自然说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以广大为心”，吕祖谦与其他理学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他不仅深研经学，而且于史学和文学尤所究心。史学此所不论，文学方面，吕祖谦撰述甚众。已佚失的不算，今所存者便有六种，即所撰文集四十卷和编注、评点之书：《东莱集注观澜文集》七十卷、《丽泽集诗》三十五卷、《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五十九卷、《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和《古文关键》二卷。文学创作的实践和文学文献的编纂，使得吕祖谦对文学本位的认识更客观，对文学发展的过程认识更完整和深刻。他认为：“词章，古人所不废，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与作之使高、浚之使深者，则有间矣。”又说：“杜子美诗，韩退之、柳子厚文，读之容丽雄深，可以起发人意”，若其所学不能用于世，即栖身文学事业，“亦可以无愧于俯仰间也”。虽然他认为作文要追求有德之文“居然高深”的境界，然决不否定文学的价值；读书治学，经史自是居于首位，立身行事，皆在此中，然而文学亦可起发人意。在对文学的态度上，吕祖谦与一般理学家的距离，显而易见。

宽闳的学术品格，提升了吕祖谦的编选眼光。《古文关键》收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和张耒八位古文家的作品62篇，对其为文的用意、手法、结构、句法等，逐篇评点标抹；对诸家古文创作的渊源、总体特色和风格，皆有精当论说。此外，书中对作文之法也颇多揭橥。而此书的价值，也并不仅仅在于其以评点标抹的批评方式为後世的文章评点开了先河，而且更在于其闳通的文学史眼光。因为，书中所选唐宋诸家之文，实已大致确立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总体格局和文学史地位，影响深远。

吕祖谦论学，主张有体有用，体用兼备。他说：“若实有意为学者，自应本末并举，若有体而无用，则所谓体者必参差卤莽无疑也。”所以，“以践履为实”，便成为吕氏思想学术的又一重要特征。进德修业，原为儒家士人本色。“古人之为学，十分之中，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一分在诵说。”“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可见，在吕祖谦看来，有体而无用，这个体也就徒有其名。由道德上的践履而推广至家国，则是主张“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如宗室子弟，“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纲举而目张，然又须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後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人生天地间，岂可不尽知天地间事，子弟之所以学，却是如此。”总之，“论义理，谈治道”二者，“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挠”。治道与义理并重，足见其“以践履为实”、学以致用的思想倾向。同时，学以致用，又不是为了用而用，它与一味地追求功利的思想是有分别的。

这种“求实用”的思想，也贯穿在吕祖谦的文体观念中。他在《古文关键》卷首的《论作文法》中明确提出：“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这话很值得我们注意。《古文关键》中所选之文，绝大多数为论体文，其非论体者，亦以议论为主。这固然是出于举业的需要，但这里说的“有用”，其意义却决不只是举业之用的用，而是对论体文、对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的肯定和重视。这只要看一下《古文关键》的选目就明白了。比如他选韩愈的《获麟解》，选欧阳修、苏洵的《春秋论》、苏轼的《王者不治夷狄论》等，皆是“经论”，这原属圣贤事业，自不必说。选韩愈《原道》《与孟简尚书书》，柳宗元《晋文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封建论》，欧阳修《本论》《泰誓论》，苏洵《管仲论》，苏轼《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等，树立儒家道统，排斥释道异端，所涉甚大，亦是儒者本色。其馀如欧阳修《朋党论》《纵囚论》《为君难论》《上范司谏书》，苏辙《君术》，曾巩《救灾议》，张耒《用大论》等，皆为政论。至于苏轼的《晁错论》《范增论》《秦始皇扶苏》，苏辙的《三国论》，曾巩的《唐论》，张耒的《景帝论》等史论，亦大致属政论。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政治效用。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其书一百五十卷，“奏疏”一体就多达22卷，若加上“论”“议”“说”诸体，更达到35卷，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些文章，或探讨阴阳变化的自然物理，或阐述正心诚意的心性学说，或践履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或追求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乃至阐扬忠孝节义、师友爱悌、宽厚仁慈、谦恭退让等等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讨论君臣相与、国家治政的根本之计，描绘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和歌颂美政，反映北宋王朝的一代典章制度和盛世的阔大气象，反思庆历、熙、丰、元祐年间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劝农、悯农，抨击颓败士风等等，无不事关世道人心和国家社稷之大“用”（即所谓“国是”）。“论”之一体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吕祖谦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

吕祖谦《古文关键》的编撰，和他重视文体的社会功能与作用，而又不忽视“为文之妙”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及其编纂思想和文体学观念，直接影响了楼昉《崇古文诀》的编撰。楼昉与其弟楼昞年少时皆从学于吕祖谦，能传吕氏学问。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楼昉客居金华，讲学授徒，太守丘寿隽刊行《吕氏童蒙训》，即请他为此书作跋。楼昉称其书曰：“书之所载，自立身行己、读书取友、抚世酬物、仕州县、立朝廷，纲条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学者反躬抑志，循序务本，切近笃实，不累于虚骄，不骛于高远，由成己以至成物，岂特施之童蒙而已哉，虽推之天下国家可也。”所论颇中肯綮。楼昉亦以文名世。袁桷评其文“汪洋浩博，宜于论议。援引叙说，小能使之大，而统宗据要，风止水静，泊然不能以窥其涘。故其从学者凡数百人”。评价甚高。楼昉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陈亮榜进士。他编选《崇古文诀》，当始于其居鄞时，而成于讲学金华、任职太学期间（即宋宁宗嘉定八年以后）。观陈森跋其书曰：“迂斋先生深于古文，尝掇取菁华，以惠四明（鄞县即唐时四明）学者，迨分教金华，横经璧水，传授浸广，天下始知所宗师。”正透露出个中消息。

楼昉编选标注《崇古文诀》的动机、宗旨和体例，与《古文关键》相似，都是为了指导初学，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编选的指导思想上，楼昉也承继和发展了吕祖谦的做法，那就是既注重文章之“用”，又注重文章之体。当然，对文章写作之法不用说也是重视的。

吕祖谦、楼昉重视文体功能的看法，到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中，得到更清晰、更明确的阐释和进一步的发挥。真德秀出詹体仁门下，是刘子翚、朱熹的再传弟子。刘又与吕本中为友。故真氏选文兼受理学和文学的影响。其《文章正宗》单分议论文字为一类，即承继和发挥了吕祖谦的观念；而选入诗赋，则受朱熹的直接影响。这里不必细论。

《古文关键》的编选，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某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归根结柢，是为了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识事物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雅容告神”而有颂，“事生奖叹”而有赞，“先圣鉴戒”而有铭，“攻疾防患”因有箴，而诗要言志，赋亦应体国经野，等等，《文心雕龙》所论文体81种，各有渊源，亦各有其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各有体，体各有用，实可认为是文体的本质属性；如果社会生活对某种文体不再有需求，或这一文体不能尽其所用或不再适用，它也就会逐渐走向衰落或发生变异。然而，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魏晋以後，随着人们对这些特点和规律认识的逐渐清晰和加深，文学的形象性和抒情性的本质特征，愈益为人们所认识，而文体产生最初的功能和作用则反被遮蔽。文与笔既相区别，文与史也判然两途。文是否应该载道或明道，二者关系究应如何处理才算妥当，也成了常使人困惑和需要讨论的话题。至南宋吕祖谦等人一再强调文体的功能和作用，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体产生和发展的本质属性的回归。体与用、文与道，在此复融合为一。应当指出的是，吕祖谦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文学自身的特点，而是在认可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强调文体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他除了提出“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之外，还认为“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这正准确地反映了他对文学应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认识。其编选《古文关键》，对所选古文标抹评点，就是以示人“为文之妙”为重要目标之一的。因此，《古文关键》的编撰，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宋一代思想学术与文学的离合与文体学演进。

程颐曾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文章之学”指苏轼之学，“训诂之学”指王安石之学，“儒者之学”则是其自谓。在北宋熙丰、元祐年间激烈的党争背景下，思想学术与文学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程颐的话正反映了这种分化。三派本身的是非此处可不论，值得注意的是，程颐对三派学术的判断虽等级分明，然还是把以苏轼为代表的文章之学也纳入了“学”的范围。文章亦“学”，学术与文章也就可以相提并论了。南北宋之间的陈善，曾这样评价有宋以来的思想学术派别和文章发展，他说：“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其末流皆不免有弊。虽一时举行之过其实，亦事势有激而然也。至今学文之家，又皆逐影吠声，未尝有公论，实不见古人用心处。吾每为之太息。”虽然仍是将三者分而论之，但毕竟也是把文章之文与经术、性理之文置于同一话语体系中的。到了南宋，吕祖谦不但在政治上兼重文治和武绩，理学思想上融会朱、陆，在文学上也极力弥合诸派之间的矛盾，拉近彼此的距离。吕祖谦的做法，又为叶适、陈耆卿、吴子良等所承续，遂为宋文的发展作一圆满结局。故吴子良曰：

文有统绪，有气脉。统绪植于正而绵延，枝派旁出者无与也；气脉培之厚而盛大，华藻外饰者无与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称，而言文者辄先焉。不曰统绪之端、气脉之元乎？……自元祐後，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案指吕祖谦）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逮至叶公（即叶适），穷高极深，精妙卓特，备天地之奇变，而只字半简无虚设者。寿老（指陈耆卿）一见亦奋跃策而追之，几及焉。然则所谓统绪正而气脉厚也，又岂直文而已。

吴子良的话，道出了吕祖谦等人在融会理学与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在古文创作与发展上的贡献。

楼昉承其师说，编撰《崇古文诀》，可以说在理学与文学的融合上，同样做出了很大努力。且看刘克庄的评论：

本朝文治虽盛，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艺文。朱主程而抑苏……水心叶氏又谓洛学兴而文字坏。二论相反，後学殆不知所适从矣。迂斋标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变万态，不主一体，有简质者，有葩丽者，有高虚者，有切实者，有峻厉者，有微婉者。夫大匠诲规矩而不晦巧，老将传兵法而不传妙，自昔学者病焉。至迂斋则逐章逐句，原其意脉，发其秘藏，与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学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汉唐，尚欧、曾而并取伊洛。矫诸儒相反之论，萃历代能言之作，可以扫去《粹》《选》而与《文鉴》并行矣。

指出楼昉“矫诸儒相反之论”、融“性理”“艺文”“萃历代能言之作”的编纂思想，是很正确的。其实，从《古文关键》到《崇古文诀》和《文章正宗》，皆是如此，文体学演进之迹皎然分明。

总之，南宋古文选本的编纂十分兴盛，而这些选本多出于兼具理学与文学品格者之手，文学与理学遂相互渗透和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便是文体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得到重视和加强。同时，也不忽略文学自身的特征和规律。从文体学的发展演进来看，这种强调实是对文体本质属性的回归。文体学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我们通过对《古文关键》等书的研究之后得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

魏徵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总集类序，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1089页。
此据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统计，中华书局，2004年。卞东波後又补录宋人总集20种，见其《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
如［日］高津孝《宋元评点考》（载日本鹿儿岛大学《人文学科论集》第31号，1990年；又收入其所著《科举与诗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等。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六，《吕祖谦全集》第1册，黄灵庚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1页。
林之奇《拙斋文集》附姚同《（林之奇）行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40册，第536页。
《拙斋文集》附姚同《（林之奇）行实》，《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537页。
林之奇师吕本中，吕祖谦从林之奇学，因其“得西垣之传”，故若追溯其渊源，亦可归到吕氏家学也。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第132页。
《吕祖谦全集》第11册，《古文关键》，第1页。此书所收《古文关键》为邱江宁点校。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九《与刘衡州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53页。
吕祖谦《东莱博议序》，《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575页。
详参见吕乔年《（吕祖谦）年谱》（《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一，《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737—749页）、杜海军《吕祖谦年谱》第59—197页。
楼钥《攻媿集》卷五五，《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17页。
朱熹《晦庵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750—751页。
《晦庵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746页。秦观曾编类书《精骑集》，“乃取经传子史事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勒为若干卷”（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後集》卷六《精骑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1546页），以备遗忘。此袭其名。
《精骑》残宋本三卷，今存台湾“国家图书馆”。
就其书名看，可能亦受到朱熹“当就全篇中考其节目关键”一语的启发。又，朱熹在与其弟子的谈话中，曾明确论及《古文关键》。《朱子语类》中记载，其“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又说：“东莱教人作文当看《获麟解》，也是其间多曲折。”（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3321页）《获麟解》正是《古文关键》之首篇。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18页。
张栻《南轩集》卷二五《与吕伯恭书》，《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625—626页。
黄庭坚撰，郑永晓辑校编年《黄庭坚全集》第五辑《与周甥惟深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上册，第642页。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九《与刘衡州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53页。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398页。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16页。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八《祭林宗丞文》，《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133—134页。
吕祖俭《（吕祖谦）圹记》，《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一，《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748页。
黄宗羲、黄百家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校点《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中华书局，第1653页。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二《为芮直讲作庆王生皇孙锡名谢太上皇后笺》，《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37页。
《左氏博议》卷三《颍考叔争车》，《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58页。
《左氏博议》卷〇《齐桓公辞郑太子华》，《吕祖谦全集》第6册，第239—240页。
如《离骚章句》一卷、《丽泽集文》十卷、《杜工部三大礼赋注》十卷（《钱注杜诗》中尚存六十馀条）等。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一〇《与陈同甫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69页。
东莱读书记》，《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70—871页。
对《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标抹的认识和评价，可参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与南宋的诗文评点》（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等。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一〇，《与陈同甫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66页。
《丽泽论说集录》卷五《礼记说》，《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151页。
《丽泽论说集录》卷一〇《杂说》二，《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254页。
《东莱吕太史文集》卷五《策问》，《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4页。
《丽泽论说集录》卷四《礼记说》，《吕祖谦全集》第2册，第141页。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八《与朱侍讲书》，《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18页。
《古文关键》卷首《论作文法》，《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3页。此一看法当来自吕本中（张镃《仕学规范》卷三五引吕氏《童蒙训》有此语），然观其又云：“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便知其认识已高出其伯祖了。
楼昉《（吕氏）童蒙训跋》，见是书卷尾，《四库全书》第698册，第543—544页。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四库全书》第491册，第416页。
陈森《崇古文诀跋》，见该书卷尾，《四库全书》第1354册。
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0、166页。
《文心雕龙·铭箴》，第182、188页。
《古文关键》卷首《论作文法》，《吕祖谦全集》第11册，第3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册，第187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原作“二先生语”，然据上引一条，此语当为程颐所言，见《二程集》，第1册，第95页。
请参拙撰《北宋党争与文论三派的分化》，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卷第1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9—67页。
陈善《扪虱新话》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该书编委会编，齐鲁书社，1997年，子部第101册，第286页。
吴子良：《筼窗续集序》，见该书卷首，《四库全书》第1178册，第3—4页。
对于吕祖谦融合理学与文学的做法，朱熹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吕祖谦“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向虽以书极论之，亦未知果以为然否”（《晦庵集》卷三一《与张敬夫书》，《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680页）。这倒也从反面反映了吕祖谦试图融合理学与文学的事实。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迂斋标注古文序》，第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