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汉室实力

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

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们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诸位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

独尊儒术思想

汉武帝16岁登基，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而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在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尊崇儒学。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这是汉武帝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新的选择和确定。

汉武帝深知，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贤任能，使俊杰在位。先贤墨子曾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因此，在汉武帝在掌国执政后的第二年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他便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诏曰：

朕承继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传之无穷，而施之无限，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犹惧有缺点失误，因此，广泛招徕聘请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汉武帝还下制书，策问治国之道。这时，一份论述“天人合一”“君权神予”“《春秋》大一统”的文章吸引了他，他反复诵咏，不禁拍案叫绝。再看篇尾署名，竟然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汉代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及政论家。汉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他出生在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家庭。

董仲舒从小就潜心发愤，“论思《春秋》，造著传记”，以著《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进阴阳五行，来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基础。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董仲舒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而后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根本就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而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博学早有耳闻，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封措词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送给武帝看。这三道制书分别是：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袖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下的这三封对策，董仲舒有问必答，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于是，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的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你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汉武帝接着问：“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可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否是天意如此？朕继位后，很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使天下圣明，不知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天下的灾异为什么会起？人可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尚在社会上畅行，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期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庇，洋溢着德泽足以施及四海众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实现？”

汉武帝一口气提出这么多问题，他看了看面前的董仲舒，接着又说：“先生明晓先圣的业绩，研究风俗习气的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先生研究高深学问的时间也很久了，请阐明你的看法。”

董仲舒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见汉武帝年纪轻轻，便提出了这么多非一般常人可提出的尖锐深刻的问题，深切地体会到汉武帝很了不起。他多年研读讲学，已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儒学治用思想和理论。他望了望御座上的汉武帝，定了定神，然后一一作了回答：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用了天谴论回答了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他又提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兴起儒家的“礼乐教化”。

他说：“国君是承继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就像年岁不能用黑夜造成一样。”因此，他建议要以“教化”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则奸邪皆止”。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国都设立太学，在邑城设立庠序。接着，董仲舒猛烈抨击秦朝以法治国的弊端，认为秦的历史证明，法令愈多而奸邪愈生，正好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一样。

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尚未泯灭。汉家已有天下70年了，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这叫作“退而更化”，只有更化才能治理好国家。

董仲舒的第一个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当时政治上最高代表汉武帝的心思。这位年轻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才。

很快地，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第二次召见。董仲舒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当然感到十分兴奋。他把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郑重地提了出来：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即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再次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

他说皇帝若通过考问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有可能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尧、舜比美。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说得心痒痒的。这两次的对策，都获得皇帝的嘉许，董仲舒感到不胜荣幸。他在第三道对策中，郑重提出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之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他又向汉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摒绝禁止，不允许再存在。

只要“邪辟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统治了。董仲舒这套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政治思想，从“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出发，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则，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是武帝能够接受他三次对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对策成功，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在武帝之兄易王刘非那里做事。武帝下诏，命令全国“推问孔氏，抑制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大政策，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后来年老归家，朝廷每有大事，还遣使相问。他的对策和儒家论著，前后共写了123篇，其中一部分保留在流传至今的《春秋繁露》这部古书中。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

从汉武帝以后，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

大约是在建元对策的当年就建立了太学，到了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劝学诏》，命礼官劝学，把举遗风、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使得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尊儒兴学，他做了，而禁灭百家的极端主张，他没有采纳。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汉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

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禁止学术活动。前朝好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说。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说活动，武帝并未明令取缔、禁止，而任由其存在。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武帝继位后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并不动用皇权强行推行和追求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而是在确定了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之后，不断按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为辅导，作为对自己政治主导思想的必要补充。

立五经博士兴太学

汉武帝自从即皇帝位不久，就不断进行尊儒的活动，其中要以置五经博士、兴学校这两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历史考证，在我国战国末期就已经设立博士一职。

而到了汉初时期，汉承秦制，博士官予以保留。可在那时，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皇帝。而陆贾却时不时在刘邦面前演说称赞《诗》《书》。

于是，刘邦骂他说：“朕在马上得到天下，哪儿用得着《诗》《书》？”

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天下而后用仁义治理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维护长久的方法啊。假如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的圣贤君王，陛下怎能获得天下呢？”

刘邦听了，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顿时感觉有些羞愧。于是对陆贾说道：“请先生为我写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是怎么回事。”

于是，陆贾大略地记述国家存亡的原因，一共著作12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对他的著书称赞不已，在皇帝身边的人也都高喊万岁，并且称那本书叫《新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博士。如张生，如晁错，都属于《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属于《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都属于《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由于这时的《乐》因为时间久远而已失传，儒家的六经也只剩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所以，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五经博士归属太常统辖。当时的主要职责是钻研儒家经典，参与朝廷议论典礼、政事，充当皇帝的顾问。

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他尊祟儒术的意图，演变成了现实。

根据典籍记载，中国在夏、商、周时已有学校。汉代国立大学称之为太学，是在汉武帝时期创办设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之为庠序，在汉武帝之前，例如蜀都已经设置，汉武帝时期，诏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学校逐渐普及于全国。

董仲舒在其《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大下之士。”

其中的“置明师”就是设置儒家思想经学之师，也就是后来武帝所设置的五经博士。而“养天下之士”就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汉武帝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汉高祖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公孙弘出生在菑川国薛县。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来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到海上去牧猪。

40多岁的他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而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公孙弘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之职。

虽然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的言论，然而在贾谊一系列的建议下，文帝也开始慢慢地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一经博士。

后来，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再次被推举为贤良文学。

但是，他却执意辞谢，说：“我已经被推举一次，西行至长安，能力不足，未能称职，所以才回来了。还是推举别的先生吧。”不过，国人仍坚持推举他。

汉武帝策诏群儒，请教天命废兴的道理。公孙弘对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强调“礼仪”“赏罚”的应用。

当时对策一百多人，太常把公孙弘的对策列在下等，汉武帝阅读之后，将其提升为第一。又亲自召见公孙弘，看到他容貌端正庄严，于是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简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他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公孙弘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

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六月，汉武帝下了一道兴学的诏书，诏书中讲了制礼作乐进行教化的重要性，并指令太常商议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乡里人人崇尚教化，并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

诏书下达不久，丞相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痒。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大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言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字，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承上局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奏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

可以说这是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的证明。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的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想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

汉武帝批示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之士了。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朝的官名，汉景帝时改为太常。汉武帝时期兴办了太学，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学的教师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国有疑事”要“掌承问对”，也就是说是参加议政。另外，博士还有“风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众博士之上设置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汉代太学向来都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教学的内容则以讲经学为主，经学大师在专门的学堂讲学，弟子在台下听教诲，遇到有名儒授课，更是济济一堂，颇有学术气氛。因为西汉时纸未普及，帛难以承担，主要使用简牍。

由于简牍书写的速度比较慢，而且也不好出版，所以大师学说师师相传，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师法，基本依照汉武帝的五经博士的经书为准。

而被选送到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遣派的博士弟子50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地方派遣生。

这两部分学生经过学习一年后要经过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其他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除。

汉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200人，元帝时增至1000人，成帝末增至3000人，到东汉末竟然增加至3万人。

而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的条件参照公孙弘奏议，条件不符、弄虚作假的要受惩罚。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

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18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的任贤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受俸禄，其他途径入学的费用自理。

太学的学生还拥有充裕的自学时间。学校提倡太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求教。先秦游学的风尚依然流行。汉代太学鼓励自学，允许自由讨论，这样就为当时造就了相当一大批学识渊博，而且有研究能力的人才。

当时的汉武帝在设立太学的同时还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这种方法叫“射策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种抽签式的考试，每年进行一次。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的学生，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就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优秀者仅仅就相当于孝廉，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人也有很多。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总之，汉代太学的创建代表了汉朝兴盛时期的文明。更是高度强调了中央集枚，全国统—。不但为当时统治集团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进一步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而地方办的学校以汉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时间最早。文翁是庐江郡舒县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通晓《春秋》，担任郡县小官吏时被考察提拔。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仁爱并喜欢教导感化。

他看到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就打算诱导教化，加以改进。于是选出张叔等10多个聪敏有才华的郡县小官吏，亲自告诫勉励，遣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中的博士，有的学习法规法令。减少郡守府中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

几年之后，这些蜀地青年都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在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人成为了郡守刺史。

他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读书。学成之后，便在他们之中选出一些成绩显著的学生委以重任。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创制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郡国学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蜀守文翁可以说是郡国学的倡导者。

文翁办学的事情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样做是一个可以推广儒学的好办法，于是便立刻下诏：“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一来，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

汉代的地方官学与行政区划是相一致的，分别称为学、校、庠、序。由课程设置可知，学与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与序程度相当，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级。

有的专家认为，学、校大致属于中学，庠、序大致属于小学。当然，这都不是今天所说的中小学，只是就其教学程度的高低差别而言的。汉代地方学校的教官，其供奉相当于卒史。

汉元帝时，由于郡国学有所发展，朝廷颁布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说明郡国经师俸禄大约为百石，俸月为十六斛，享受中等官吏的待遇。

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学校的隶属关系，没有相关的记载。郡文学大多数为学者名流担任。在东汉时期，还有文学祭酒的职称。郡文学增进地方教育的事迹，史籍也有记载。

汉代的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这一建制延续到了三国。清代的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官职表》中表示：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相当于后世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乡的《孝经》师则隶属于司隶校尉。

汉平帝时期，由于王莽的提倡，在郡国又专门设立了教育皇亲宗室的宗师，尊称为宗卿师。

东汉时期，郡国学设置就已经十分普遍了，边陲辟壤都建立了学校。这也表明了在我国的汉代，统治者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

搜罗大批文人学士

汉武帝是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皇帝，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对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是一位酷爱文化典籍的皇帝，他非常重视搜集图书典籍。

那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图书受到了严重损耗，社会上流传的图书也因此变得很少，私人藏书都不肯拿出来。因此，汉朝初年曾下诏令，广事收罗书籍篇章，广开献书之路。可是，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所收集的图书也还是不多，而且，大多数收集出来的文献也都是残缺的，不是文字缺少就是竹简脱漏。

有一次，汉武帝在皇家成书处，看到这些费了很大劲才收集起来的零乱散落的竹简，喟然长叹了一声，说：“朕真痛心啊！”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把经过秦火燔余的古代文化典籍，尽可能地搜集、整理、保藏起来。因此，他向全国下命令，继续在各地征集图书。

同时，在太常府、太史府和博士官办公地点建设藏书楼，在皇宫内增设了辟延阁、广内、秘室府等藏书楼，专门保管、整理搜集来的图书。他还下令设置抄写图书的专职官员，翻抄包括经书和诸子百家在内的图书典籍。

在武帝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家搜集的图书一天天多起来。每当收到一种好书，送到汉武帝手上的时候，他都十分高兴。在保存、整理和流传古代文化典籍方面，汉武帝十分有远见、有魄力，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武帝从青年时代就十分喜好文学，汉赋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化收获中最为辉煌夺目。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汉赋，当时是文学的主流。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十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黼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和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和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的作品外，其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像是贾谊的《吊屈原赋》等，这都属于是借物抒怀，意境深沉的篇章。枚乘的《七发》，开辟了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汉武帝时期，赋的创作走向了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时，就深深地被文章中那和谐的音调，华丽的辞藻，奇特的构思吸引，令汉武帝赞不绝口。当他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司马相如”时，他感慨万千地说：“真是遗憾啊，我没有跟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汉武帝的这番话正好被当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德意听到，于是，他便上前一步说：“皇上，这《子虚赋》的作者正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啊！”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刻就要召见这位自己欣赏的才子。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狗儿，蜀郡成都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击剑，他的父母十分怜爱他，称他为犬子，到了12岁那年，有一次偶然读到了史书，便对战国时期的蔺相如极为仰慕，所以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相如。

那时蜀郡的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择本郡的士人，送到京城去学习，司马相如和他的一位好朋友王吉正好被选中。五年之后学成回来，文翁便委派司马相如为教授。后来，文翁去世了，司马相如就不愿意继续做教师的工作，于是便前往长安游学。

这时，是汉景帝在位，司马相如大约20多岁左右，他出资30万缗，入朝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虽然说他小的时候学过击剑，但是他更看重文学，因此，他认为这些并非其所好。而且，汉景帝不喜好辞赋，因而他时常会有不遇知音的感叹。

刚巧梁王刘武入京朝拜汉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看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

粱孝王让司马相如这些读书人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司马相如有更多的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弹琴作赋。其中他所创作的《子虚赋》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篇《子虚赋》一经传播便是举国名扬。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阶段。

只可惜好景不长，梁王因谋储君之位，没有如愿以偿，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最后郁郁而死。而继任后的新王，也不是一位喜好辞赋、文人的王，于是，司马相如只好返回成都。

然而家境贫寒，又没有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这时临邛县令，也就是他的朋友王吉，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司马相如当即整理行装，带着书童，前往临邛。

两个人刚一见面，王吉便叹了一声说道：“贤兄千里相投，若是仅仅为了糊口，我王吉养你个十年八载，倒是不成问题！只可惜你这满腹的才华，到什么地方能施展呢？而且，你年届三旬，也不能不成家。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为大呀！”

这一说，勾起了相如的满腹心事，成串的眼泪。他哽咽着说道：“多谢贤弟一片好意，愚兄穷困潦倒，只要有个落脚之处，每天能吃上几碗热饭，愿已足矣，还管它什么满腹才华，无后为大？”

王吉抬头说道：“不，你既然投我，我就得对你负责，我不只要你在临邛一邑扬名，还要为你寻一个绝色佳人。”

这时，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司马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只好亲自相迎，这次司马相如不好推脱就去赴宴了。

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为久仰司马相如文采，所以便从屏风外窥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装作一副没有看到的样子，而当受邀抚琴时，便弹奏了一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会完毕，相如托人赏赐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转达倾慕之情。

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私奔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便和文君急忙赶回成都。进家之后，看见家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的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个钱。”

有的人便开始劝说卓王孙，但他始终不肯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君感到不快乐，说：“长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到这个样子！”

于是，司马相如就和文君来到临邛，他们干脆卖掉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间小酒家。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里的事情，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卓文君是一个罕见的女人，居然从来不羡慕虚荣，司马相如也是一个罕见的文人，居然一点都不自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羞愧。这对才子佳人开的小酒店远近闻名、门庭若市。

卓王孙知道后，感觉十分羞辱，甚至觉得没有脸面见人，整天不出大门。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才；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

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后来，司马相如被召进朝廷，汉武帝问他：“这《子虚赋》果真是你所作？”

司马相如说：“是。但这赋只写诸侯的事情，并不值得一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

汉武帝是个田猎迷，听到他这样说，便很想看看司马相如到底是怎样描写狩猎的激烈而雄伟的场面。于是，汉武帝答应了，并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

司马相如挥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了著名的《上林赋》。他以夸张的手法、光华的文采和丰富的语汇，描写了宫苑的富丽，田猎的欢乐，又暗寓讽刺的含义。

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刺，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而写作的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也有很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进而也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当司马相如把赋进献给汉武帝后，汉武帝被这篇华丽的辞赋迷住了，他特别高兴。因此，对他授以官职，赐给笔札，让其专事写赋。从此，司马相如便一直随从在汉武帝左右，写下了大量的诗赋。流传至今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便是较为重要的两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地位。

而在当时，另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人则是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人。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十月，16岁的汉武帝签发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觐见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也鼓励天下的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

因此，四方士人纷纷都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在这当中不乏参杂着一些炫耀卖弄自己才能的人，对那些不够录用条件资格的人就通知他们：上书皇帝已经看了，让你们回家去了。

而东方朔刚到长安，便以三千片竹简内容上书汉武帝。这些竹简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汉武帝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这样说道：“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13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足够多了；在15岁时学习击剑；16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了22万字。19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的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征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有22万字，这些总共加起来足有44万字。我本人更加钦佩子路的豪言。

“如今我已经22岁，身高9尺3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

汉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由于公车令俸禄微薄，又始终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因此，东方朔觉得很是不满。

这一天，东方朔午休起来，一群侏儒像是刚从外边吃饭回来。满面红光，叽叽喳喳。这些侏儒是专门给皇上养马的。东方朔一看到他们这个高兴样子就来气：我堂堂的九尺男儿，怎么能和这些人为伍呢？我得想办法吓唬他们一番。

于是，东方朔便冲着那群侏儒们喊道：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

那些侏儒听说皇帝要杀他们，便嚎的一声哭了起来。而东方朔在一边强忍住笑，装作十分同情的样子劝道：“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死到临头，你们光知道傻哭有什么用，还不赶快想点办法！”

众侏儒下跪到地，恳切地说道：“人慌无智，我等有什么办法呀？听说东方先生您是皇上十分看中的人，请求先生赶快给我们想个办法，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侏儒吧！”

这时，东方朔叹了一口气，说：“不是在下不愿意给你们想办法，只怕是这事传到皇上耳里，说在下泄了他的密，坏了他的大事，找在下算账可怎么得了？”

侏儒们拍着胸脯向东方朔担保，说道：“先生放心，您救了我们大伙的命，我们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把您给捅出去呢？”

东方朔慷慨激昂地说道：“捅出去在下也不怕，大不了一死，死在下一人，换你们生，死也死得值得了。”这话说得侏儒们热泪盈眶，再一次磕头以示感谢。

东方朔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吧，你们尽管去皇宫门口候着，一旦御驾出来，大家一齐将它拦住，叩头谢罪。皇上问你们听谁说的，你们就推到在下身上，保准你们没事。”

众侏儒破涕为笑，千恩万谢地离去。第二天，果然依着东方朔的话，早早地来到宫门口候驾。等皇上出来之后，他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一边下跪磕头，一边哀求皇上饶命。

汉武帝一听当时就懵了，一脸困惑地说道：“朕何时说过要杀你们，你们这话是听谁说的？”众侏儒异口同声地回道：“臣等是听东方朔说的。”汉武帝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东方朔，谣言竟敢造到朕的头上！韩嫣听旨。”韩嫣闻声而出，跪地问道：“陛下有何赐教？”“速传东方朔进宫见朕。”说完，便喝令打道回宫，坐等东方朔。这时，东方朔正在卧室读书，一听说皇上召见，赶紧整了整衣冠，大步流星地朝皇宫赶来。见到皇帝后，他赶忙三拜九叩，行君臣大礼。这时，汉武帝问道：“东方朔，听说你恐吓侏儒，你可知罪？”东方朔面对皇上的问罪，高声说道：“启奏陛下，臣不知罪！”汉武帝把脸一沉说道：“你恐吓侏儒，造谣惑众，而这谣言竟然制造到了朕的头上，你难道还不知罪吗？”

东方朔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3尺，我身高9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的俸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

汉武帝听后纵声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与武帝的关系就稍稍亲近了一些。有一次，汉武帝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

东方朔看了一阵，哑然失笑，他这一笑，把众人的目光全都都吸引了过来。汉武帝有些诧异地问道：“东方朔，你能猜中这盂里是什么东西吗？”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回道：“能。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说，“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

说完之后，汉武帝就派左右的人把盂掀开，果然是只壁虎，围观人都齐声称妙。武帝心中高兴，当众赏给东方朔细帛十匹。接着，汉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他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赐。从此之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

有一年夏天，烈日炎炎，每当这时，皇帝便要向朝廷的百官赐肉，按照规矩，皇帝赐肉，必须由太官丞捧着皇上的诏书，众臣跪拜在地，然后由太官丞宣诏后，群臣三呼万岁，才能够按花名册分肉。然而负责分肉的太官丞却迟迟未来。

东方朔和臣僚从早晨一直等到太阳正南，却始终没有看见太官丞露面。那肉早都已经摆好，可是没有皇上诏书，谁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绿头苍蝇在肉上嗡嗡嘶叫，还在肉上爬来爬去。

只见，东方朔昂首阔步，朝肉案走去，然后从腰间拔出一把宝剑。众人都以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他右臂一挥，宝剑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立刻便有20几个人站了起来，大声阻止道：“东方朔，不可鲁莽！”

东方朔回头望去，微微一笑，嚓地一下，割下一大块肥肉，高举过顶，朗声说道：“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

后来太官丞将东方朔私自切肉的事情上奏给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问东方朔：“你为什么不等下达赐肉的诏令，就用剑割肉走了？”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将帽子摘下，朝殿上一跪，叩头说道：“臣罪该万死！”

汉武帝说：“先生还是先起来说话吧！”

东方朔再拜说道：“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

汉武帝听完后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常常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五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

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请陛下不要扩建上林苑！”

此言一出，武帝的脸立马沉了下来，文武百官目光各异地瞅着东方朔。有赞许，有担心，也有幸灾乐祸。对此，东方朔全然不顾，一口气讲了“不要扩建上林苑”的两大理由：

“陛下，终南山是国家天然的屏障。从大汉建国以来，离开了三河之地的洛阳，而在灞水、浐水之西，泾河、渭河之东建立都城，这里就是所谓的像大海一样富饶的地方。秦王朝凭借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终南山是座宝山，这一带山中产玉和金、银、铜、铁以及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们靠它们维持生活。

“这里又盛产稻、黍，还有梨树、栗子、桑、麻和竹子等物品，土地适宜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家可以靠这些获得温饱，而不必担忧饥寒之苦。所以，丰、镐之阔，号称肥沃土膏，每亩地的价值都达到一斤黄金。

“而今陛下把终南山划为上林苑，就断绝了田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的财税费用收入，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一个理由。

“而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作为禁苑。皇帝在苑中可以策马东奔西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很多的深沟大河，乱石高岗。为追求一天的射猎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二个理由。”

接着，东方朔又列举了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还有一次，东方朔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这个举动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

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后入狱，汉武帝在隆虑公主死前曾答应其姐用黄金千斤、钱一千万预先赎昭平君一死。然而当昭平君真的犯下杀人死罪的时候，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

因违背了对姐姐的诺言而难受。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汉武帝认为东方朔的话说的不是时候就先行离开了。傍晚的时候才诏见东方朔问他原因。

东方朔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所以用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东方朔虽以滑稽出名，但他取得官职也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辞赋。他时常以诙谐幽默的言辞，为汉武帝解闷。有时也在其中夹进一些讽谏的内容，因而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

汉武帝得到司马相如和东方朔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他还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特别仰慕枚乘的文名。枚乘，字叔，生于淮安，故居坐落在肖家湖畔。枚乘从小对文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写辞赋出了名，就离乡远游寻求生活的出路。不久，他来到了物阜民丰的广陵，在吴王刘濞府中当了一名郎中。

枚乘不仅善于文辞，而且富有胆识，当他得知吴王刘濞酝酿反叛汉朝廷时，便及时上书劝阻，但刘濞不予理睬，他就毅然离吴投梁，被梁孝王刘武奉为上宾，为了维护统一，制止分裂，枚乘再一次上书谏阻吴王，但吴王一意孤行，仍然不予理睬。

公元前154年，刘濞联合其他六个王国起兵反叛中央朝廷，结果仅仅三个月时间，就被汉景帝平定了下去。由于枚乘屡次上书，所以他善谏的声名大著，汉景帝任命他为弘农都尉，但他不乐意担任地方官吏，觉得还是作赋论文自在，于是称病辞官，复回梁国。

梁孝王刘武的宾客都善于作赋，但以枚乘为最高。刘武死后，宾客尽散，枚乘回淮安老家居住。汉武帝刘彻做太子时就已仰慕枚乘的名声，待到汉武帝一登上皇位，马上就派人带上绸缎珠玉，驾蒲轮安车前去聘请枚乘老先生。

哪知这位枚老先生，没什么福气，年老体弱，半路上折腾死了。汉武帝十分扫兴。枚乘有个儿子叫枚皋，他自幼受父熏陶，爱好文学，善于辞赋。17岁上书梁王，被召为郎。西汉后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41年，遭谗害获罪，只身逃往长安。

汉武帝得知枚皋是枚乘之子后，便召见了他，枚皋当即在殿中作赋一篇《平乐馆赋》，汉武帝读了很高兴，就让他在宫内平乐馆专门写赋，后来又拜为郎官，随侍左右，与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平列。以后，汉武帝在巡狩、封禅、堵决黄河、游幸时，只要兴致所至，就叫枚皋作赋歌颂。

汉武帝29岁时生了皇太子刘据，高兴得不得了。枚皋和东方朔分别写了《皇太子生赋》和《立皇子禖祝》，向汉武帝表示祝贺，汉武帝更加欢喜这些辞赋家。

被汉武帝搜罗在左右的作赋高手除了枚皋、司马相如和东方朔外，还有严助、朱买臣、庄葱奇和吾丘寿王等人，他们也都是赋家，以文学得官。

汉武帝搜罗、蓄养大批文人学士，一方面命他们随从出巡出游，作辞献赋量才录用，同时也让他们参与政治，在朝廷中委以官职。有了大事廷议时，也让这些人参加，对公卿的奏本提出意见，平时则都是作为专职的文学侍从和俳优弄臣蓄养起来。

武帝经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会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和群臣赋诗而开始流行起来的。汉武帝自己创作诗赋的水平也相当高，流传至今的《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现出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同时，汉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司马谈是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的父亲。他博学多识，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跟随哲学家杨何学习《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

可是，司马谈的宏愿还没有实现，却于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是龙门人，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使他对文史星卜之学有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好学深思，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

当初，在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三纲五常的时候，司马迁就深深地被董仲舒的对答钦佩不已，一心想跟从他学习。于是，在下朝的时候，司马迁便追了上去，向走在前面的董仲舒施礼道：“董老先生，请受小生一拜，您刚才的对答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时的董仲舒不认识司马迁，于是便问跟他并肩走着的大臣：“这个孩子是谁？”

大臣看了看司马迁说：“噢，他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太史公常把他带到殿下旁听。”

这时，司马谈赶了上来：“董先生，这是在下的犬子司马迁，冒犯了，孩子，还不赶快给董先生叩拜。”

司马迁听了父亲的话，赶忙跪下：“高师在上，请受小生一拜。”

“快请起，请起。”董仲舒扶起了小司马迁。

司马迁说：“我听说董老先生特别苦学，曾经三年没有进过花园。”

董仲舒听了司马迁的话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是啊，确实是有三年时间不曾离开书房去光顾花园。司马迁，那你是欣赏我的什么观点呀？”

司马迁回答说：“我推崇您的大一统。”董仲舒又是一阵笑，说：“好，小小的年纪就会如此有眼力，真不愧是太史公的儿子。”“先生过奖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垂教呢。”司马谈说。“可以，可以。”从此，司马迁便跟随董仲舒学习了。有一次，在董仲舒的家里，董仲舒在给司马迁讲《春秋》。司马迁便问道：“老师请赐教，《春秋》的大义是什么？”这时，董仲舒放下手里的书简，对司马迁说道：“要知道《春秋》的大义，首先要知道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机。”说着便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树下的落叶，想到孔子晚年著《春秋》时的落寞，于是又接着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王室衰落，诸侯称霸，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个时候，臣僭君，子弑父，可谓君不君，臣不臣，朝纲不张，礼义不明，所以……”

司马迁眨了眨眼说：“所以，孔子作《春秋》以正礼义、明视听。”“说得对。所以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这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来了，司马谈问道：“董老先生，犬子学得如何？”“他功底不错，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老夫准备给他讲完《春秋》后讲《左传》。”董仲舒欣慰地说道。不久之后，司马谈带着司马迁乘车前往孔安国府上拜师。路上，司马谈向儿子介绍：“孔安国是长安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他精通《尚书》，他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他学的《尚书》是从曲阜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的。因为是用篆书写的，所以又叫《古文尚书》。”“噢，父亲，《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还有什么不同？”“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孔安国老先生已经把它译成今天通行的隶书了，你要向他学的就是今文《尚书》。”司马迁兴奋地说：“父亲，孔安国真了不起。”到了孔安国府上，孔安国看过司马迁问道：“在家都学了些什么？”

这时，司马迁的父亲说道：“犬子在家，就读于家乡的书院，主要学的《诗经》《论语》及《周礼》，到长安后，又拜师于董夫子学完了《春秋》《左传》，现在想深造《尚书》。”

孔安国对司马迁说：“看来小公子崇尚正义，《尚书》是讲为政治国的书，你感兴趣吗？”小司马迁回道：“禀先生，《尚书》我已初学，略知一二，《书》是史官的临政记录，《书》记先王之事，长于政。”这时，孔安国用手摸了摸雪白的胡须，点了点头，对司马谈说：

“太史公，令公子将来恐怕是经国之才呀。老夫就收下这个弟子了。”从此，司马迁便向京城里一位又一位的高师求教。元朔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访问大禹陵，又去楚地，攀九嶷山，浮舟沅水、湘水之上，再北上齐鲁，观孔子遗风，在孟子故乡邹县峄山观看古老的乡射之礼……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

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阔博识、学问丰富的青年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

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因为未能跟随汉武帝参加泰山封禅大礼而忧郁成病，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

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记住，完成我未竟之业！”

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他读遍了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五年以后，他以太史令身份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一起，参加了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的历法改革。这都说明，武帝对他的才能是很看中的。

天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

伤残肉体的酷刑，不仅使司马迁受到剧烈的肉体痛苦，更使他的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年已48岁的司马迁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生活下来，发愤要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让这部书流传下去。到那时，即使万死，也无悔恨了。

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左右，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前后后大约用了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大约是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

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史记》不仅记述了中国历史，还兼及当时所能了解的广大空间地域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是当时的世界历史著作。《史记》综合性的体例，内容系统，全面丰富，记录准确，条理分明，便于人们全面概括地把握历史。司马迁首创这种修史体例，形成中国史学著作的优秀传统。《史记》以其独创性、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远远超越了古代世界各国的史学著作。

它的产生，不完全是司马迁个人遭遇的产物，也是汉武帝时期封建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总结以前历史的产物。没有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不可能产生《史记》这样伟大的史学著作。

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规模巨大、组织严密的历史著作。武帝残酷地惩处司马迁，表现了这位封建专制帝王的暴虐本性；武帝也重用了司马迁，发挥了他的才能，支持了他的工作，让他有可能以近20年的时间完成这部著作，又表现了武帝的远见卓识。

命令建立音乐官署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到汉时一直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汉族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

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

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根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800多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汉武帝到成帝期间的100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

汉武帝不仅创设了乐府这个管理音乐的专门机构，还设置了专管音乐事务的官吏，任命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李延年是中山人，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妹都通晓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他“性知音，善歌舞”，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因而歌声愈加好听、容貌更显俊美。他在宫里主管皇帝猎犬的地方做事。

汉武帝知道李延年出身于音乐舞蹈世家，对这个刑余之人倒也蛮喜欢。李延年也曲意奉迎，以讨得武帝的欢心。元封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李延年在武帝面前演唱了《佳人曲》：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完之后，他想，这样倾国倾城、羞花闭月的北方佳人，只是在梦中遇见过，真实的人儿哪里会有，怎么去找？不禁摇首叹息。乐人李延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惬意。

汉武帝愁情郁结，一腔多情的爱恋无由排遣。他在一片寂寥的情绪中漫步到了姐姐平阳公主家中。平阳公主知道弟弟正为北方有佳人的一首美曲害相思，平阳公主摆上美酒，汉武帝无心下咽，只是喟叹佳人难得。

平阳公主微微一笑，吩咐摆上盛宴，说有一良方能解皇上心愁。汉武帝笑而摇头，人席默然，只是闷声饮酒。

平阳公主说：“你不是苦叹北方无佳人吗？有！要是不信，就到艺人李延年家里去看看，他的妹妹就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

汉武帝半张着嘴，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后，他便站了起来，乐不可支地和姐姐道别，然后立刻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李氏。汉武帝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此时越发奔腾起来，翻江倒海。他无法想象李氏会是如何的一个女人，大概也不会比后宫女子强到哪里。

汉武帝在急切不安的期待中等待着美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宫殿中来回走着，急切地等待着。他猛然回头，只见殿堂门口，站着一位亭亭玉立、一身淡雅装束的女子，那姿容，那清纯，那雅丽，简直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女一般。

汉武帝愣在了那里。门口的仙女虽说是清素淡雅，却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日，那样的光彩夺目。

李氏实在太美了，美得脱俗，美得出世，美得自然天成，一尘不染。汉武帝呼出一口气，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美人。李氏无愧于北方佳人，确实是绝世而独立，何止倾城倾国。

汉武帝迷迷糊糊地坐在龙椅上，一双眼睛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氏。李氏半羞半怯地在御前施礼，然后，轻歌一曲，踏曲面舞。李氏毕竟是女人，女人的舞姿歌喉更能勾魂，被李延年的歌声弄得如醉如痴的汉武帝更被李氏的舞姿和歌声迷得失魂落魄。汉武帝心里知道，从此以后，他再也离不开她。

汉武帝马上把李延年的妹妹纳为妃子，这就是李夫人。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入宫。后来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宠爱。

当时，还有音乐家张仲春协助李延年管理音乐事务，有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每当汉武帝读到自己欣赏的一篇喜欢的辞赋时，就叫李延年配上乐谱，“以合八音之调”。

李延年也承意谱写了许多“新声曲”。汉代著名的《郊祀歌》十九章，就是由李延年谱曲而流传下来的。

有一年正月，汉武帝和群臣在甘泉宫的圜丘上，用乐舞祭祀天帝。70名童男童女同声歌唱庄严动人的颂歌，从黄昏一直唱到天明。夜空中不时闪过陨星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