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创作倾向，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分门立户，议论纷纷。明代也是一个文体多样的时期，传统的诗文创作寻求新出路，而戏剧、小说等文体则有了较为充足的发展。在同一个文学思潮之内，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表现形态，甚至同一个理论范畴，不同文体也有不同的解读。文学思想丰富了;影响文学思潮发展的因素也多样了。政权、思潮、社会风尚，以至商业运作，都介入到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一开始就对思想领域进行严格的管制，以儒为主，兼取佛、道。而凡所取舍，均出于维护政权之明确目的。他制定了许多规则，给社会生活作了大量限制。他一方面重视人才，一方面又严刑峻法，给士人留出有限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重政教之用的文学观成为文学思想主流，鲜明地反映在创作和批评中。代表主流文学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宋濂和他的学生方孝孺。

在主流文学思想之外，也存在非主流的文学思想。一部分从元朝过来的文人，不同程度地存有元末文学思想潮流的影响，有的较为重视抒情;有的崇古拟古。它们的存在，是易代之际文学思潮交替的一种特有现象。

重视政教之用的文学思潮，到永乐朝达到高峰。永乐皇帝朱棣大力弘扬程、朱理学，让臣下编纂《圣学心法》，以明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让重臣编纂《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统一思想。编纂《永乐大典》，以加强文化建设。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掀起了台阁文学思潮。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台阁重臣。他们的创作，以赞颂国家的兴盛为内容。他们抒情时，以理约束情，使之达到“情之正”。提倡温厚、平和的文风。这一思潮伴随着国家的兴盛，历四十余年，直至正统年间才逐渐消退。

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文学思想倾向有了变化。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上的。景泰前一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皇帝朱祁镇在与瓦剌的战争中被瓦剌俘虏。这就是有名的“土木之变”。皇帝被俘的耻辱，对于朝野的信心是甚大之打击。鸣国家之盛已失去思想基础。一是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已相继退出文坛。接替他们的另一批台阁重臣，台阁文学思想观念已经淡化。而在思想领域里，心学介入程、朱理学一统的局面，由理入心，在创作倾向上主张回归本然之心，从鸣国家之盛转向写日常生活。在文学趣味上从追求温厚平和转向清新平淡。这时有影响的人物是陈献章。但是大的影响广泛的文学新思潮并未出现，从文学思想的发展说，这是一个过渡期。

这个文学思想的过渡期延续至弘治、正德间。弘治的短期中兴，到正德间朝政又混乱起来。这时的文学思想，既有台阁文学观的遗存，讲求为文的政教之用，且此一种之文学观，不唯反映在诗文中，也反映在戏曲创作里，出现了一批图解程、朱理学，有着极端教化说作品，如《伍伦全备记》与《香囊记》。此一倾向的代表人物是丘濬。此时与教化说并存的，还有重自然、重真情的抒情说，将诗的自然抒情与诗的声律联系起来，提出了格调说。代表人物是李东阳。但是这些主张抒情的士人，也有学古的倾向，他们主张诗学盛唐。他们学古的主张，可以看作行将到来的文学复古思潮的先声。

与弘治间过渡期的文学思想交错，弘治后期萌发的文学复古思想，逐渐形成规模巨大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一以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思潮，延续至嘉靖初。这一复古思潮，从创作践履开始，逐渐形成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理论表述。他们在艺术上求质朴、重抒情、讲格调。但复古思潮内部，在复古的途径上存在尺寸古人成法与学古而不泥其法的分歧，并因此而有过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与复古文学思潮并存的，是重视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想在吴中地区的发展。吴中地区的一批文人，兼擅诗、书、画，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承接吴中的文化传统。他们表现自我的真感受、实生活。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他们没有足以耸动视听的文学主张，但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完全摆脱了明道观念，疏离了与政权的关系，求自我的感情满足，且行为渐趋融入市民社会。这一发生于吴中的文学思潮，没有形成明确的团体，没有公推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趣味的相近而形成思潮。但是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它的重个性、重自我的核心价值，在万历以后张扬个性、重抒情的性灵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正德后期至嘉靖末，出现了文学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杨慎兼容并包的文学思想;有被称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有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反映到杂剧创作上来，就有徐渭戏剧理论“本色”说的提出。“本色”说要求作者在戏曲中表现真我、真性情，在语言上要求通俗，“越俗越家常”。真情、浅俗的文学思想，显然受到王阳明心学的深刻影响。正德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影响了嘉靖以后直至晚明文学思想的走向。

嘉靖年间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与通俗小说《水浒传》得到广泛的传播。两书作年虽非嘉靖时期，但由刊刻而得以广泛传播则与嘉靖年间市民阅读的需求有关。忠奸观念、缘情泄愤、雅俗共赏的创作倾向，正适应市民社会的阅读需求。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复古思潮再起。此次复古思潮之再起，缘于对其时文风的不满，不满于第一次复古的追随者的模拟之弊，不满于宗宋文风的尚理，不满于吴中受六朝影响的尚丽。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龙首揭复古旗帜。此一次之复古，方向仍然是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而重点实在于修辞;且带有炒作之意味。

就在第二次复古思潮鼎盛的嘉靖末、万历初，复古派的追随者，模拟成风，文章写得诘屈聱牙。这时有一批文人出来，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表现欲望与性灵。自此以后，这一重自我的文学思潮蓬勃发展，直至明朝末年。

阳明心学重自我、主张七情自是人心合有的，“情顺万事而无情”的思想，对主张表现人性之真的士人有深刻的影响。阳明心学与禅宗、净土、道教修炼的思想互相渗透，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士人与民间被普遍认可。士商互动，市民社会的审美趣味影响士人，也推动着重自我、重情的文学思潮的发展。

嘉靖末和万历前期，王稚登、屠隆、冯梦祯、沈懋学等一大批士人，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诗文创作中，上承嘉靖前期江南文人祝允明、唐寅等前辈的余绪，在诗文创作中表现了自我的性灵之真。这种思想在戏曲中的表现，先是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屠隆的《四声猿》，他们在戏中含讽以泄情。到了汤显祖，南戏中的重情思想达到高峰。《牡丹亭记》一剧，把为情可以死，为情而死者能再生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剧而引发了戏曲理论上的重曲意还是重曲律、重意趣神色还是重音韵声律的论争。

万历中期李贽的出现，给了重个性、重情的文学思潮大力的推动。万历十八年《焚书》刊行，为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张扬找到了理论的表述。接着是公安派性灵说作为理论范畴的明确提出，和我手写我口的文学趣味的追求，向着民间靠近。

这时最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是由重情走向纵欲的描写和对纵欲的反思。反映市民生活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从创作的题材、趣味到技法，都带来小说领域的巨大变革。

之后是以文为戏的娱情说和以文为教的情教说的出现。

重个性、重情的文学思潮，最后随着明王朝的走向衰亡而影响弱化。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士人出来，在明王朝行将覆亡之时，尚望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在思想上重回程、朱道统，在文学上重提政教说，主张文以理为主。他们回归情之正的抒情观，重新给文学以理的约束。

从大的走向说，明代的文学思潮从政教功利说始，最后回到政教功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