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十一月，燕王朱棣夺取了他的侄子朱允炆的帝位，建立了永乐朝。永乐一朝营造的文化环境，延续至正统。在这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文学史上称为台阁体的文学思想潮流充塞文坛的时期。所谓台阁体文学思潮，是指由由皇帝提倡，由一批台阁重臣推动，并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文学思想潮流。这一文学思潮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基础，以服务于政教、宣传程、朱理学思想观念为目的，主要特点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颂美功德，发为治世之音。风格追求平和温厚，要求表现性情之正。此一思潮自其萌发期而言，实可上溯宋濂、方孝孺。而成熟与极盛，则是永乐以后的事。它的主要作者杨荣卒于正统五年，胡俨卒于正统八年，杨士奇卒于正统九年，杨溥卒于正统十一年，黄淮卒于正统十四年。胡广、梁潜、王洪诸人在永乐年间早已离世;夏原吉、曾棨、蹇义、金幼孜、梁本之、王进诸人，亦早在宣德年间辞世。魏骥、陈敬宗诸人，活到天顺以后。他们虽有台阁文学观念的言论，但那些言论仍属于永乐、正统朝之遗风。台阁体文学思潮已渐退去，余波虽未断绝，但已不占主要地位。文学思想倾向已从政教之用、颂美盛世逐渐转向个人生活的描写，从典则转向平淡。从文学思想潮流的发展说，我们可以把永乐至正统看作一个时段。

第一节　台阁文学思想潮流产生之文化环境

自文化环境言，永乐朝已奠定了方向，宣德、正统并无大的变化。

朱棣建立永乐朝，从儒家的正统观念来说是篡位。在这场被称为“靖难之役”的建文朝与永乐朝更替的变故中，以方孝孺为首的一大批士人，秉持着儒家的忠君观念，不事新朝，因之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孝孺因具甚大之声望，朱棣要他起草即位诏，他至死不从，被割舌，犹喷血犯御座，终于被诛十族，亲朋学生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之死，被无数人赞为士人立身处世之典范。杀方孝孺，甚至被后世论者归结为明末士风败坏之一原因。李贽就说:“四方风动夫以孝孺为之风……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在这次惨烈的杀戮中，死者上万。士之忠君观念在变故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是在这一大变故中，另一部分士人则出降朱棣，成为永乐朝的重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胡俨、解缙、金幼孜等。也正是这部分人，在永乐朝大力倡导忠义，成为永乐朝倡导程、朱理学的中坚。方孝孺成为忠节的典范，杨士奇他们也宣扬忠节。对于儒家的忠节观念的实行呈现为不易解释的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一个迷惘难以言说而又能够各为所用的重要范畴。这些更事新朝的人，其中或有甚为复杂之原因，但有一点却应引起思索，而此种思索实质上又关乎永乐朝文化环境与文学思想走向之性质。此一点应引起思索之处，就是杨士奇们在巨变中态度之转变。刘宗周撰《论语学案》，释“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引《天顺实录》:

逊国时，金川失守，杨士奇、胡俨、解缙、金幼孜、黄淮、周是修会于吴溥邸中，约同死节。诸臣皆慷慨激发，独是修无言泣下。已而溥问其子与弼曰:“诸叔何如?”与弼时方七岁，对曰:“独周叔死兵耳!”羞恶之心，正在此处用。方孝孺拒草诏书被杀，周是修自经，激昂慷慨约同死节的杨士奇、胡俨等人则迅即归附新朝。周是修自经的二十日后，杨士奇被诏视草，随后，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也相继入直，并预机务。他们成了永乐朝营造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核心的文化环境的主要人物。他们也提倡纲常名节，但是他们的提倡与他们在巨变中态度的转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自思想观念言，他们的主要倾向与宋濂、方孝孺并无不同。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亦承继宋濂、方孝孺一脉。方孝孺们为建文皇帝尽忠，杨士奇们背建文而归附永乐皇帝，也提倡名节。这就形成了一种不易解释清楚的现象，以致后代议论纷纷。此亦儒家纲常名教观念之难以言说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实难以一言尽之。然自永乐朝之士人心态言，儒家之纲常名教，虽为朝野所共同倡导，在理论上一再言说;而感情上则少有真挚之呈露，少有激昂慷慨、动地歌呼。永乐以至宣德，心境平和为士林之共同趋向。

永乐、宣德朝是明代庙堂文化的全盛期，这和永乐皇帝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靖难之役对士人的残酷杀戮之后，他很快地采取了重视士人和开展文化建设的政策。

永乐元年九月，他敇谕群臣，宣布自己的施政方针:

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

又说:“朕有意稽古礼文之事，尔等博求名儒，用称朕意。”永乐二年殿试，取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永乐三年就从中选出曾棨、陈敬宗、李时勉等二十八人，让他们在文渊阁专心读书，以备将来之用。他勉励他们应该立远大之志:“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各尔用，不可自怠。”他培养人材的远大眼光，与他数次亲征靖边，派郑和多次下西洋，同出于他巨大的抱负。臣下赞他礼遇儒臣，他就说:“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在文化建设上他做了许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泛收集存世典籍，以为治国之资。永乐元年七月，他命解缙等开始做这一工作:“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此书之编制自元年秋开始，初稿名《文献大成》，朱棣嫌其简略，又经重修，成书于五年冬，名《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他在为《永乐大典》作的《序》中，说:“朕嗣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盖尝论之:未有圣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经，道在圣人。六经作，圣人之道著。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有以统之，则无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无物不该也。”他这《序》里明说编此书之目的，不惟以备观览，且在于“齐政治而一风俗”，是治道的需要。

在文化建设上更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他在理论上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以一统思想。他命庶吉士余鼎编纂有关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诸格言，为《圣学心法》。永乐七年二月，书成，他亲自作《序》，命司礼监刊行。他对胡广等说:“朕因政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齐治平者，今已成书。”此书之编写目的，原为教导太子，而实关乎严纲常之制度。四库馆臣论此书之编写，谓:“成祖称兵篡位，悖乱纲常，虽幸而成事，传国子孙，而高煦、宸濠、寘之类，接踵称戈，咸思犯上，实身教有以致之。乃依附圣贤，侈谈名教，欲附于逆取顺守，自序委曲。”《圣学心法》是他违背纲常之后提倡纲常的必走一步，不走这一步，他所要实行的修齐治平就无法实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步，是从理论上统一思想，建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以实行更严格的思想管制。永乐十二年十一月，诏谕胡广、杨荣、金幼孜，谓:“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十三年九月，书成，名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所依据的注释，主要是程、朱学说，《性理大全》所辑录的，也主要是程、朱学说。永乐皇帝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作序，谓:“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朕为此惧，乃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又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类编为帙，名曰《性理大全》。书编成来进，朕……遂命工锓梓，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胡广在《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中也说编《大全》的目的，“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序》与《表》都明确地说明，编《大全》之目的，就是以程朱理学统一全国思想，在于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在免于他歧，以妨止民之心术不正。《性理大全》论治道，首重立纲纪与正人心。凡所辑录程、朱各家之说，大体皆以此为目的。以程、朱理学正人心，此一种思想在永乐、宣德朝的士人中，有普遍的反映。整个的思想环境平稳而沉闷，尊经崇圣，修持德行，为其时之行为准则。

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倾向、对于文学思想的发展，当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朱棣刚夺得帝位，就命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随后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亦入直预机务。
2. 李贽《续藏书》卷五，页87，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关于此事，有不同之记载，《明史》卷一百四十三《王艮传》说自杀的是王艮:“时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决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靖(胡广)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乃大佳事。’溥曰:‘独王叔死耳!’”相同的说法也见于《明史记事本末》与《国榷》，但均不可信，有当事人杨士奇之文字可证。杨士奇在《周是修传》中记此事:“太宗文皇帝靖难之师既渡江，驻金川门，宫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大绅、胡光大、萧用道、杨士奇，且付后事，暮入应天府学自经，六月十五日也。”《东里文集》卷二十二页331，中华书局1998年版。杨士奇把约同死节说成了周是修托付后事。关于杨士奇的人品，当时已有议论。郑晓《今言类编》卷二称:“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孝孺)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士奇文贞)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页748)同书卷六亦称“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明代笔记小说大观》页844)此事所指，似为《明太宗实录》卷九(下)(齐泰、方孝孺)“咸伏辜”一句。此句虽未称其叩头，但已谓其伏罪，与当年方孝孺之慷慨就义的事实不符。彭韶作此诗，或在成化二十三年巡抚浙西时，距杨士奇之死仅四十三年。
4. 杨编《太师杨文贞公年谱》:“(建文四年)七月四日，成祖文皇帝御金川门，连骑诏公，仓卒叵测。既见，遂命视草，大喜。即日改翰林编修，授承事郎，赐五品服，留侍左右，谕曰:‘渡江以来，除官自尔始。’”见于浩辑《明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5. 《明史》卷五页76《成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6. 有人以为这些人认识到建文帝朱允炆与燕王朱棣之争是朱家之事，因之也就无所谓。这种认识是极不确的，找不到任何的史料依据，纯为猜测之言。此一问题之解读，还应从儒家纲常名教之实质及其在社会践履中之复杂性考虑。
7.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页418。
8.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页425。
9.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八，页643。
10.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页841。
11. 《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页393。
12.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页1018-1019。
13. 《明史记事本末》卷二十六。
14.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五，《圣学心法》提要。
15.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页1803。《国榷》卷六十八永乐十三年九月条:“《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是则初名为两书。
16.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页1874。
17. 胡广《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明文衡》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试举一例:其时以忠孝节义与修心养性之类的道德内容给堂、楼命名，为一普遍之现象。以杨荣、胡俨、金幼孜、王直、王洪为例，他们为人所作“记”体文字中，就有《贞节堂记》(同名三例)、《世节堂记》、《贞荣堂记》、《存心堂记》(同名二例)、《世德堂记》(同名二例)、《孝义堂记》(同名二例)、《慈训堂记》、《慈节堂记》、《慈寿堂记》(同名二例)、《奉亲堂记》、《思亲堂记》(同名二例)、《思恩堂记》、《永思堂记》、《思养堂记》、《荣养堂记》、《荣亲堂记》、《正心堂记》、《澄心堂记》、《存诚堂记》、《贞荣堂记》、《礼斋记》、《诗礼亭记》、《守一斋记》、《养恬斋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