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阁文学思想之又一特点:提倡和平温厚之文风

与诗文有益于政教、应该鸣国家之盛的主张相一致的，是他们追求一种和平温厚的文风。此一种之文风，首要是表现性情之正。“正”，是合于忠义，不偏激，温厚和平。

自永乐至正统，倡导和平温厚文风为文坛之一普遍现象，几乎是人人言和平温厚。他们也讲诗之抒情，但所抒之情有一明确之约定，就是“性情之正”。杨士奇对此一问题有如下论述:

古今以诗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后得风人之旨者，独推陶靖节，由其冲和雅澹，得性情之正，若无意于诗，而千古能诗者卒莫过焉。

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律诗始盛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如王、孟、岑、韦诸作者，犹皆雍容萧散，有余味可讽咏也。若雄深浑厚，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风，流出胸次，从容自然，而皆由乎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皆无复性情之正矣。

他是从杜的忠君观念来理解性情之正的。

他为虞谦的文集作序说:

今大理卿京口虞公……其《玉雪斋集》古近体总若干首，皆思致清远，而典丽婉约，一尘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奇质，神采高洁;又如行吴越间名山秀水，而天光云影使人应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

他论杜甫，也称“其学博而识高，才大而思远，雄深闳伟，浑涵精诣，天机妙用，而一由于性情之正”。他论金幼孜，称“其学该博，文章和平宽厚，类其德性”。他评沈度，称:“为文章尚兴致，平淡雅则，不为浮靡。”“雅则”也是正。平淡雅则，犹言平和雅正。

杨荣也有相似论述:

君子之于诗，贵适性情之正而已。盖人生穹壤间，喜愉忧郁，安佚困穷，其事非一也，凡有感于其中，往往于诗焉发之。苟非出于性情之正，其得谓之善于诗者哉!

王直(1379—1462)序梁潜《泊庵先生文集》，谓:“盖先生之文，温厚和平，而豪壮迭宕之势寓焉。”《跋文会录后》亦称:

士君子遭文明之世，处清华之地，当闲暇之日，而成会合之娱，宜也;会而形于言，以歌太平，咏圣德，明意气之谐畅，发性情之淳和，又宜也。

他们聚会赋诗，凡所追求，皆为和平之音。《题对雨诗后》:“右《对雨》诗并序，皆当时之杰作也。文明之盛，贤才之多，意气之谐合，情性之和平，于此可见矣。”他在《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诗序》中论杜诗，谓其:“粹然出于性情之正。”其序萧宗鲁三体诗，称:“夫言者心之声，而诗则声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则言之发者有是非，非涵养之正，学问之充，才识之超卓，有未易能也。”这是说，心有邪正，性情亦有邪正。而性情之正出于涵养。

永乐七年姚广孝(1335—1418)在为韩弈的诗集作序时说:

文之至精者为诗。诗之作，虽不用经书语，不读经书，不知义理者，弗能作也。苟作之，则空疏肤近，鄙陋恶俗，不足入于大人先生宗工秀士之目矣。故凡作诗者，必读经书为然，何哉?诗乃吟咏性情，其意止乎礼义，不读经书，昧于义理，必不合乎其作也。……虽才气不同，志趣有异，至其乐于吟咏，皆出乎自然而得其性情之正者也。

梁潜(1366—1418)也有这方面的论述，《雅南集序》称:

诗以道性情，而得乎性情之正者，尝少也?三百篇风雅之盛，足以见王者之泽。及其变也，王泽微矣。然其忧悲欢娱哀怨之发，咏歌之际，犹能使人动荡感激，岂非其泽入人之深者，久犹未泯耶?

他是说，只有性情之正，才能感人深，也才能具深远之影响，即使世道衰败，具性情之正的诗，也能感人深。他称赞陈子威的诗:“端重衍裕，其旨远，其情深，沨沨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要之，得其气之和平，惟夫杰然豪达之士、举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永乐七年，他与胡广等人于中秋之夜聚于北京城南，分韵赋诗，他为序。在序中他说他们的诗:“讽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乐，谂其劲正高迈之气，有以明夫培植养育之功，是皆平时蓄之于中，随所感而发之于此也，岂非盛哉!”也是作于永乐七年的《春闱倡和诗序》也说到他们的倡和诗皆和平温厚:“相与倡和，为诗凡三百余首。蔼乎欢悦之情，发于樽俎笑谈之末，而冲乎和平温厚之气，动于典则仪度之中……外事不胶其心而内怀自畅，则虽片时之暇，情之所适，不得不于诗焉发之，以其思之深，趣之远，有以然也。”他们这群人，有大量的倡和活动，倡和诗均如此处所说和平温厚。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金幼孜(1368—1431)在《吟室记》中论性情之正，称:

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古之人于吟咏，必皆本于性情之正，沛然出乎肺腑。故其哀乐悲愤之形于辞者，不求其工，而自然天真呈露，意趣深到，虽千载而下，犹能使人感发而兴起，何其至哉……吟室，盖俊民所居……有园池鱼鸟之闲适，触目兴怀，即物起兴，皆可发而为诗。其必有得于性情之正，而非世之流连光景、徒事于风花雪月为藻绘涂抹者之比矣。

在吟室所赋诗，明言是因烟霞泉石之萧爽、园池鱼鸟之闲适而发，本来就是流连光景，而要求在此类流连光景的题材中不要徒事风月，而要有得于性情之正，总把一切抒情加进了道德内容，使感情得到道德的约束。在《书南雅集后》中，他更把抒情与政治联系起来:

余观天下文章，莫难于诗。诗发乎情，止乎礼义。其辞气雍容而意趣深长者，必太平治世之音。……《南雅》，乃三山陈仲进甫因其所作以为号也。仲进力学好古，而尤工于诗，所为古今体、五七言，各臻其妙。辞气之间，雍容不迫而悠然有深远之趣，其太平治世之音与!且诗于政治之得失，所关甚大。仲进常为宜阳、韩城二县丞，复知江山，皆有善政以及于人。察其音之平和，则其施于政者可得而知矣。

性情之正、平和之趣，被看作行善政之一种反映。

王英(1376—1450)也讲诗应该出于性情之正:

诗本于性情，发为声音而形于咨嗟咏叹焉，有美恶邪正，以示劝诫。敦彝伦，兴孝敬，厚风俗，莫先乎诗。是故孝子之于亲也，《南陔》、《白华》，其辞虽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犹可讽咏，言约而明，肆而深，悲而不怨，可以观感兴起，诗之谓乎!后世不然，亡风雅之音，失性情之正，肆靡丽之辞，忧思之至，则噍杀愤怨;喜乐之至，则放逸淫辟，于风何助焉!

他对于后世之诗的贬抑，就是因为“失性情之正”。在《李绍白诀别诗序》中也有类似的言说:“后世作者虽多，乐则放，哀则伤惨，贫贱则怨怒，至死则呼号怨愤，其言非出于正，辞虽工丽，其何足以感动于人哉!”

黄淮(1367—1449)论杜甫，称“其铺叙时政，发人之所难言，使当时风俗世故瞭然如指诸掌;忠君爱国之意，常拳拳于声嗟气叹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盖合乎三百篇之遗意也”。在《清华集序》中，他也提到诗的性情之正:“诗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气，资之以学，济之以才，斯可谓之能赋者矣。”本心之正，亦指性情之正而言，不过他在性情之正上又要求充之以气。

何以在永乐之后的近五十年间那么多人提倡性情之正，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这与其时奉程、朱理学为立身处世之准则有关。修持道德，约束自然情性，使之合于纲常名教之规范，此一种之风尚与修《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为一完整之文化政策之产物。此时之文学思想观念，都可以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中找到来源。《四书大全·大学或问》讲正心，是指收其放心。放心，就是心起邪思妄念。正心，就是要去掉情欲利害之私，去掉邪思妄念，以回归其本然之正。杨士奇们提倡性情之正，思想源头在此。《四书大全·中庸或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释“中和”称，中，是未发之时，此心虚明;和，是此心已发，喜怒哀乐各有所当。就是说，人心应物而动，动之则应节，感情的发抒应有度，不能过份，这才合于理。《性理大全》卷二十九论性理，引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引程子论性情说:“情者，性之动也，要归之于正而已。”归之于正，也是去私欲，情有所感，要有节制，不要过度。杨士奇们提倡的性情之正，也是这个意思，感情要有节制，要合于理，要受道德的约束。

这个时期的文风当然也受到朝廷倡导的影响。永乐十八年，杨士奇等随侍皇太子过滁州，遂登琅琊山，寻欧阳修醉翁亭旧址。皇太子对杨等说:“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他非常喜欢欧阳修的文章，以为三代以下，只有欧阳修有雍容和平气象。

我们看这个时期主要的诗文创作倾向，除了以理为主，讲政教之用，就是用理学观念约束感情，使之不温不火，和平温厚;少有激昂慷慨，少有大喜大悲，少有深情缠绵。文大体明白晓畅，直叙其事，间发议论，少有辞采修饰，甚少抒情性，也少语言之美。诗除应制之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倡和诗。此一时段永乐、洪熙、宣德三位皇帝都喜欢作诗，也都作不好诗，而喜欢词臣们应和。词臣们之间聚会不少，倡和也多，此类倡和诗是“作”出来的，而非确实有情要抒，大多也就平淡无味。这里要说的是他们那些在“性情之正”引导下的大量诗作，感情似乎总是淡化下来再写。永乐十二年九月，杨士奇因事下狱，在狱中有《非所秋夕寄示康甥》诗:“五十无闻将六十，不才孤负宠恩深。惟应一片清秋月，解照平生报主心。”此次下狱，本非他的过错。皇太子派他与黄淮等迎接自北京归来的永乐皇帝，迎接迟延，他是替皇太子受过。诗的感情却表述得平和雅正，丝毫没有怨屈之意。曾棨(1372—1432)是一位文思敏捷，很有才气的人，很得永乐皇帝的赏识，曾奉制写梅花百咏，从不同角度说梅花，大底无甚深意，为凑成九十九首，亦不无牵强处。最后一首《纸帐梅》:

试裁云茧护冬温，梦入罗浮欲断魂。别意每怀山下路，归心犹恋水边村。鸳鸯每睡花香透，翡翠幽栖墨迹存。淡影疏枝长是伴，几看梁月照黄昏。

从纸帐之画梅转入罗浮之梅，又回到月照纸帐，如是而已，无甚感情波浪。他又写有《香奁十咏》，原是仿效香奁体，但又不敢将男女之情大胆写出。他明确说此组诗的写作准则是:“以写夫绿窗深院之中，矜其容色，寓其情思。”“盖庶几思而不失其正，感而不至于淫。”想写而不敢大胆写，终回归于正。其实，曾棨是一位有浓烈感情的人，当他抑制不住感情时，他也能写得十分动情，《过殇男伟孙墓》:

壬午年中哭汝时，至今回首转堪悲。探环往事谁能问，埋玉重泉恨永遗。涧里云寒松寂寂，墙阴露白草离离。伤心千里南归客，泣向西风泪两垂。

《经故妻娄氏墓》:

宿草寒烟一径微，孤坟三尺对斜晖。多情已逐行云断，薄命先随落叶飞。燕寝香消人未老，龙门选罢客初归，塚头多是无花树，纵有香魂何处依。

两诗都流露出无限哀伤，没有任何节制，没有理会平和温厚的问题。但这样表达感情的诗，曾棨集中仅此两首。本来他是一位有情之人，也有才情可以把诗写得很好，何以浓郁深情之诗却寥寥，就是因为理性约束了感情。但妻子与儿子的死亡引发不可抑制的感情冲动时，他忘了抑以“性情之正”，忘了约之以理性，而一任情之所至，因之也就带着更多的伤感。魏骥诗亦多为理性思索、温厚平和之作，大体表现一种升平满足之感。《新凉独坐》:“为爱新凉好，焚兰坐夜深。圣贤千古友，义理一生心。爱月凝眸玩，耽诗着意吟。翻思候朝日，玉漏正沉沉。”这是他致仕居乡后之作，他一生无论在朝还是在野，近百年间，都生活在理学的念想之中。他的753首诗所抒发的情思，都未脱离此种念想。他有51首以述怀、感怀、写怀、书怀为题的诗，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如:“不是皇恩赐优诏，如何今日老林泉!”“凶荒正忆疲民困，宽恤殊知圣主心。”“明日又逢新岁月，白头惟知颂雍熙。”“太平又喜从天顺，日日嵩呼向紫微。”“圣恩欲报嗟予老，一寸丹心只自知。”“九重圣主恩殊洽，四海疲民病欲療。忧国忧家男子事，此心虽老不曾休。”“沐浴升平坚晚节，不辞衰飒保冰霜。”“此外尘纷俱屏却，嵩呼惟祝圣明君。”“感激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几人同!”“惟念天恩无以报，不胜竞惕仰蓬莱。”“纷纷白发从教落，耿耿丹心未肯灰。”“愿尔一生图报国，私情毋但学慈乌。”“老臣只候晨钟动，谨効嵩呼祝圣君。”感恩之心、守持节操，他就生活在这样的感情世界里。

由于感情的自制，由于追求平和温厚，这时的不少诗作，既无情思，又无词采之美，淡如清水。金幼孜的诗，如大白话，《早朝书怀》:

宵分睡正浓，忽闻鸡喔喔;强起整衣冠，明星在屋角。

《风雨入朝》:

长衢浩漫漫，水深泥没膝。京城五六月，强半风雨日。

《即事》:

五月西湖上，荷花开正浓。花开能几日，又见摘莲蓬。

黄福诗亦质木无文，《书怀》:

不种桑麻不养蚕，不将实学附空谈。王侯斤两无多少，有志男儿一柤担。

《漫兴》:

我年七十七，一生有四子:长者蠢如牛，但解桑麻理;次者名读书，全不通经史;三子方六岁，尚未解纸笔;四子甫三龄，日惟觅果实。生子皆如此，门户待谁起?济济两孙儿，足为目前喜。大者方十岁，在学顽无比;小者甫岁余，尚在襁褓里。大者已如此，小者难预拟。积善有余庆，前典有明纪。天道岂我欺，努力省诸己。

此时也有写得流畅、略有文采的诗作，但深情则欠缺。四库馆臣评孙瑀的诗:“韩愈所谓‘此诗有何好?有何恶?’也。”此一评语用来评论这一时段的诗文，可称恰当。说它是好诗，它未能使人感动，实在不能称之为好诗;说它是坏诗，则它又还写得明白晓畅。不好不坏，没有生命的冲动，没有大喜大悲，没有大爱大恨，没有心灵深处的震荡;写作的技巧虽亦熟练，但未能达到圆融流转，未能达到无迹可求。文以序、记为主，语言虽简洁，但叙事议论多而感情内涵少。无论是诗还是文，这一个时段都是平庸的。根由就在程、朱理学思想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约束上。而此一种之约束，是从内心深处开始的，约束于无形。所以他们虽也说诗以道性情，出于情之自然，而这个情因了理在其中，也就不温不火，归之于平庸。

提倡政教之用，崇尚和平敦厚的诗文风貌，此时的作者们，也以此衡量古代诗文，以此一标准评价古代的作家作品。刘球在谈到他游杜甫草堂时的感受说:

然徘徊沧浪之涘、榿林笼竹之间，阅景物而诵其诗，玩其雅淡之音，而得其类伯夷者，亦足以劝己廉;沉潜其忧愤感激之词，而得其类屈原者，亦足以隆君敬;探其陈古讽今之意，而得其类箕子者，亦足以资民治。一行而三得者，谒草堂之谓也。

这是说杜的雅淡之音、忧愤之词和规讽之意引发他内心的思索。杜甫的动地歌吟，杜甫的沉郁激越，被他以“性情之正”的标准，解读为伯夷、箕子。

魏骥论诗史，称:

夫诗自三百篇后，历汉魏数千年来以至于今，其体裁节奏盖不知其几变矣，中间求其如三百篇之作，有美有刺，有劝有惩者，能几人哉?且古人之诗，贵平易而不贵奇怪，惟在发乎情性而归乎理义。

《讲余集序》论诗:

夫诗人之诗，贵乎平易而不贵奇怪，必在本之以性情，充之以问学，发之以士气，扩之以思致，此之谓诗。观之三百篇与汉魏而下诸大家之作，可见已。

他之称颂三百篇，除赞其美刺之外，就是崇尚它的平易。

陈敬宗论及诗史，亦以冲淡典则为标准，称:

诗自三百篇以后，苏、李变为五言，而建安曹、刘诸子继之，辞气高古，足以羽翼六义。至晋之陶，唐之韦、柳，冲淡典则，得温柔敦厚之遗意焉，亦足以与卫风雅无忝矣。然自苏、李以后，千有余年之间，作者固多，而或失绮靡，或失之巧密，无复唱叹之遗音，可慨也!后宋晦庵朱先生以道统之学，上承先圣，下开后人，于训释经传之余，时时发诸咏歌，众体悉备，而尤粹于五言。盖出入汉、魏、陶、韦之间，而兴致高远则或过之;蕴淡薄之味于太羮元酒之中，扬淳古之音于朱弦疏越之外，诚旷代之希声也。

他之所以肯定苏、李、曹、刘、陶、韦、柳，因为他们的诗有冲淡典则、敦厚温柔之遗意;肯定朱熹，是因为他的诗有淡薄的至味。他论唐诗，也推崇太羮玄酒之味，《唐诗正声序》:

自贞观迄于龙纪三百余年，得作者陈子昂以下若干人，五七言古律排绝若干首，其声之舂容，有黄钟大吕之音;体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则又有太羮玄酒之味焉。

永乐朝文坛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欧阳修的受到特别的重视。这缘于其时的太子朱高炽的提倡。此事发生在永乐十八年，朱高炽过滁州，登琅琊山，寻欧阳修遗迹醉翁亭。其时杨士奇陪同。朱对士奇说:“此醉翁亭旧址也。欧阳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爱其文，而知其忠者鲜矣。”朱高炽平时爱欧阳修文，“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他还让臣下校雠欧阳修文集，刊刻行世，并亲赐三四近臣。杨士奇的文风，就学欧阳修。六年后，当醉翁亭重修，他为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记》，还重提此事，可见他对朱高炽崇尚欧阳修的见解的重视程度。

重视欧阳修，只是此时崇古理念之一表现。他们重视诗三百，重视汉魏六朝诗，普遍地推崇盛唐诗人。杨士奇对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极赞赏，称:“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

重政教之用，崇尚平和温厚，在论及文体的演变与文学的发展时就分正变。这方面的代表是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彭时为《文章辨体序说》作序，称:

天地以精英之气赋于人，而人钟是气也，养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闳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发，以宣造化之机，述人情物理之宜，达礼乐刑政之具，而文章兴焉。三代以下，名能文章者众矣。其有补于世教，可与天地同悠久者，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可不精择而慎传之欤!……海虞吴先生有见于此，谓文辞宜以体制为先。因录古今之文入正体者，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釐为五十卷;其有变体者若四六、律诗、词曲者，别为外集五卷附其后;名曰《文章辨体》。辨体云者，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确，一本于先儒成说，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是盖有以备《正宗》之所未备而益加精焉者也。

彭时的序只是说吴讷将文学史上的文体分正变，是看其是否有补于世教。吴讷在此书的《凡例》中把他分正变的标准说得更为明确，主要是两条。他说:

作文以关世教为主。上虞刘氏有云:“《诗》三百篇，有美有刺，圣人固已垂戒于前矣。后人纂辑，当本《二南》、《雅》、《颂》为则。”今依其言。凡文辞必择辞理兼备、切于世用者取之;其有可为法戒而辞未精，或辞甚工而理未莹，然无害于世教者，间亦收入;至若悖理伤教、及涉淫放怪僻者，虽工弗录。

但虽有关世教，而类于经训场屋之说也不录。他说:“命辞固以明理为本。然自濂洛关闽诸子阐明理学之后，凡性命道德之言，虽孔门弟子所未闻者，后生学子，皆得诵习;若不顾文辞题意，概以场屋经训性理之说，施诸诗赋及赠送杂作之中，是岂谓之善学也哉?故西山真氏前后《文章正宗》，凡《太极图说》及《易传序》、《东西铭》、《击壤诗》等作，皆不复录。今亦遵其意云。”他在《凡例》里，说明他是如何分正变的: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

他说他之所以辑录变体，是“以备众体，且以著文辞世变云”。他的正变之说，在分体中有进一步的论述。他分文体为59种，每一种文体的前面，都有一小序，在小序中论各体的特点。他的分体承继传统文体论的一些分法，而更为琐碎;也继承了传统文体论对于文体辨析缺乏明确义界的弱点。关于他辨体的问题，我们且不去论说。我们要论说的，是他在小序中有关正变的论述。

他的正变理论并不明晰。在编写体例上他把律诗(也包括词曲与四六)称为变体，而将古体称为正体。但在各体的小序里，他区别正变还有如下的标准:

在编写体例中纳入正体的，在具体论述中他又从正体中分出变体，如“古诗”，他说符合诗六义的只是三百篇和汉魏的苏、李、曹、刘;“晋宋以下，世道日变，而诗道亦从而变矣。”“传”体在体例中亦列入正体，但他认为正体中也有变体:“若退之《毛颖传》，迂斋谓其以文滑稽，而又变体之变者乎。”“记”体在体例中也列入正体，但他认为其中也包含有变体:

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

这段话有些绕弯，他的意思是说:“记”的正体，是记事而略发议论;如果专尚议论，那就是变体。但是变体如果其言具有教化的意义，那也无害其为变体。

与上一点相联系，他归入变体的文体中，有合于六义的，他也认为是体之正。“律诗”在体例中归入变体，但其中也有正变:“大抵律诗拘于定体，固弗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不可废者。故学之者当以子美为宗。其命辞用事，联对声律，须取温厚和平不失六义之正者为矜式。若换句拗体、粗豪险怪者，斯皆律体之变，非学者所先也。”这是说，虽为变体，但具温厚和平之风貌、且合于六义者，也是体之正。反之，则是变体中之变者。

从他的这些辨析中，我们知道了他的辨体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他以是否讲求声律区分正变。一个层面，是正变中又分正变。正体中有变体，如上面所引古诗、传体、记体的例子。变体中有正体，合于六义，具温厚和平风貌的为变中之正;反之，则为变中之变，如上举律诗的例子。

吴讷的文章辨体，概念较为模糊，没有高棅以声律兴象文辞理致辨体的理论全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辨体理论与其时重政教之用、重温厚和平文风的文学思想潮流的关系。他的理论是其时文学思想潮流在文体论上的反映。

1. 杨士奇《畦乐诗集序》，梁兰《畦乐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杨士奇《杜律虞注序》，《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五，页63，中华书局1998年版。
4. 《读杜愚得序》，《东里集续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金公墓志铭》，《东里文集》卷之二十，页299。
6. 《沈学士墓表》，《东里文集》卷之十六，页228。
7. 《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曾棨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五年擢为编修;二十二年任右春坊左庶子。正统元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进礼部侍郎，八年，升吏部尚书。景泰元年，加太子少傅;三年加太子太师。天顺元年致仕，六年卒，享年八十四。有《抑庵集》。
9. 《泊庵先生文集序》，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清初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10.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三。
11. 《抑庵文集后集》卷三十六。
12.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一。
13. 王直《萧宗鲁和三体诗序》，《抑庵文集后集》卷十六。
14. 姚广孝，名道行，字斯道，长洲人。曾为僧，成祖即帝位，授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十六年卒，享年八十四。
15. 姚广孝《韩山人诗集序》，韩弈《韩山人诗集》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景印清抄本，书目文献出版社。
16. 梁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举人，三十年授苍溪训导，三十一年，除四会知县，授承事郎;建文元年，改阳江，又改阳春知县;永乐元年，预修太祖实录，授翰林修撰;五年，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赞善，进儒林郎;十六年下狱，被杀。有《泊庵集》。
17. 《泊庵先生文集》卷五。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景印清初刻本。
18. 《陈子威诗集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19. 《中秋宴集诗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20. 《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21.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检讨，与解缙、杨士奇等七人入直预机务;永乐五年，升右谕德兼侍讲;永乐十四年任翰林学士;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寻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进户部尚书，宣德六年卒，享年六十四。有《春秋直指》、《北征录》、《金文靖公集》。
22. 《吟室记》，《金文靖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书南雅集后》，《金文靖集》卷十。
24. 王英，字时彦，号泉波，金溪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五年，授翰林院修撰;十四年，转侍读;永乐二十二年进侍讲学士;洪熙元年，进右春坊大学士;宣德元年，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正统三年，任礼部左侍郎;十三年进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元年卒，享年七十五。存《王文安公诗文集》。
25. 《涂先生遗诗序》，《王文安公诗文集》，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页552，而改正其标点。
26. 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页552，而改正其标点。
27.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进士。成祖即位，由侍书改中书舍人，与解缙、杨士奇等受召，入阁预机密;永乐五年进右春坊大学士，十二年下诏狱，在狱十年;仁宗即位复官，寻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加少保、户部尚书，兼大学士如故;正统十四年卒。
28. 《读杜愚得后序》，《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9. 同上书，同上卷。
30.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页2231。
31. 《非所秋夕寄示康甥》二首之二，《东里集·诗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曾棨，字子启，永丰人。永乐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送文渊阁读书;五年，转翰林侍讲;十六年，升侍读学士;洪熙元年，进右春坊大学士仍兼侍读;宣德二年，升少詹事。宣德七年卒。
33. 《应制百咏诗》，《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4. 曾棨《香奁十咏跋》，《巢睫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成化七年张纲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35. 均见《刻曾西墅先生集》卷四。
36. 魏骥《新凉独坐》，《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八。
37. 《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依次为《冬深风雨中睡觉书怀》，卷九;《景泰丙子小至，夜坐不寐，写怀》，卷九;《丙子除夕书怀》，卷九;《写怀》，卷九;《写怀七月十三日》，卷九;《岁暮书怀》，卷九;《述怀八月初三病起作》，卷十;《述怀》，卷十;《闲居述怀，喜年将百岁，奉诏进阶一品，且值水患，禾黍无恙》，卷十;《乙酉元日写怀，是日立春》，卷十;《闲居述怀》，卷十;《岁暮雪中写怀，寄儿完》，卷十;《丁亥除夕写怀》，卷十。
38. 均见《金文靖集》卷五。
39. 《黄忠宣公文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0. 《黄忠宣公文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1. 《谒少陵杜先生草堂记》，《两溪文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魏骥《可轩吟稿序》，《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43. 魏骥《讲余集》，《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44. 《晦庵先生五言诗钞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库存目丛书本
45. 同上书，同上卷。
46.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页2231。
47. 《玉雪斋诗集序》，《东里文集》卷之五，页63，中华书局1998年版。
48.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9. 这五十九体是: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册、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辞。
50. 《文章辨体序说》页41—42。
51. 《文章辨体序说》页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