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敏：艰苦奋斗，与时俱进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

采访地点：伊敏老师家中

记者：杨璇，赵楠

采访对象及简介：

伊敏，1919年2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1932年初中毕业后，先后在化工厂、铁路部门工作。1938年加入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并加入铁路职工救国会。1940年，经组织介绍，到抗日根据的工作。同年，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敌后分校、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2年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担任平西《挺进报》编辑、记者，并于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1946年，转入南口从事铁路工人的工作，1946年到长辛店，仍旧负责党的铁路工人工作。1948年底京郊解放，调入城市工作部。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在联合国军的枪林弹雨下负责我方物资的铁路运输。抗美援朝结束后，于1954年到铁道部任政治部组织处长。1957年调入北大，历任组织部长、党委常委。1982年底离休。

记者采访手记：

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走来，伊敏老师一生有着数不尽的故事；从不堪回首的峥嵘岁月走来，伊敏老师一生书写坚韧不拔的品格。

虽已年近九旬，却仍然保持着对时政的敏锐与洞察；身在燕园数载，从未停止对北大的关心与热爱。

回首伊敏老师的人生路，艰苦奋斗是真理，与时俱进尤可贵。

记者：伊老师您好！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人生经验吗？

伊敏：我今年89岁，出生、成长在旧社会。当时国家非常穷困，被帝国主义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老百姓生活很苦。中国当时非常软弱，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订立很多不平等条约，包括租界地。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意大利租界，还有日本兵营。北京有美国兵营、日本兵营、英国兵营，原来北京老车站附近、东郊民巷里边就有外国兵营。在中国内地有帝国主义的兵营，可以想象我们受侵略之深。后来更严重了，日本出兵占领我国的东北三省，还包括现在划归河北省的热河省。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人压迫、屠杀非常残酷，很多关外老百姓逃难到关内。这是1931年以后的事情。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此地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后来还进一步策动华北五省独立，于是引发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再后来就是“七七”事变了。当时就是因为北平有日军的兵营，允许日本驻军，日本人就硬说在卢沟桥那个地方丢了一个日本兵，并以此为借口发起对中国军队、中国老百姓的武装攻击，日本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战争开始了。

我青年时失学失业，后来到北京，在当时的北宁铁路局（北宁铁路是北京到辽宁的铁路，北宁铁路局当时设在天津）北平站做工，“七七”事变后亲身体验了做亡国奴的痛苦。日本人一占领北平就强迫老百姓都挂日本国旗。当时蒋介石对抗日不积极，对于抄杀共产党倒是特别卖力气。蒋介石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代表，特别仇视共产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处在十年内战时期。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强迫蒋介石抗日。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出来斡旋，取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了抗日，从这个时候全国才实现了统一抗日。但是蒋介石对抗日不是那么积极，包围共产党的根据地的许多兵力也没有撤退，还是经常跟共产党搞摩擦。但是从总体来看还是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共产党深入敌后，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就是发展人民战争，组织老百姓跟军队一起抗日，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凡是日军占领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外，共产党基本上都到了。

记者：在日军占领时期，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呢？

伊敏：日军占领时期我在铁路局工作，1938年我就接触了铁路局的地下党，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从事地下抗日救亡活动。这个组织做些抗日宣传等对抗日有益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是根据地缺乏各种物资，我们就组织从城市给根据地买药品和各种物资，经过地下的秘密通道，运到解放区。我们还组织发展秘密抗日团体，输送一些干部到根据地担任工作。当时全国有19块根据地，所有日军占领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北方是八路军，南方是新四军。在北平附近，大的根据地就是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军区，当时根据地负责人是聂荣臻元帅，党的负责人是彭真。大的解放区下面有军分区。我一开始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经地下党介绍到解放区工作了。先在平西，后来到平北。平西就是现在北京到呼和浩特，那时叫平绥铁路。从北平到汉口那时叫平汉铁路。这两条铁路夹角的地方，像房山、涞水这一带就是平西军分区；从那时平绥铁路与现在北平到古北口的铁路这个夹角地带就是平北地区，每个地区都下辖若干县。但县城和一些大的镇子是日军占着。八路军就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建设根据地，然后跟敌人持久作战，以游击战为主。

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很差，主要靠在与敌人打仗当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是很差的，能够制造的武器很简陋，一般可以造手榴弹，当时这种手榴弹用得很多。还有破坏敌人的铁路，老百姓把钢轨运到根据地，用简易的车床等设备制造手枪。我用过这种手枪，只能填一颗子弹，还是现成的步枪子弹装在里头，打一发，然后装一下，很落后。当时作战是游击战，再加上民兵配合，比如地雷战、地道战。地雷有的是铸造的地雷，有的干脆就是用石雷。路上有很多石头，把石头砸个眼儿，里边装上炸药，安上雷管，民兵拉起导火线，敌人走到这儿，就引发。我在平北工作，当时那个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生活条件、战争环境都很艰苦，我们在平北最中心的地方，离敌人的据点只有20来里地。敌人一年要进攻几次，我们住的房子每年烧过几次，烧了之后回来自己再修一修，补一补，晚上在炕上睡觉，可以看到星星。

记者：您在根据地的这段时间，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伊敏：我是做报纸的宣传工作，做编辑，采访。那里有挺进报，但不是重庆的那个挺进报。就是先在平西，后来迁到平北，有一个自己编的挺进报，我做编辑记者。报社呢，因为印刷条件很困难，没有铅印之类的条件。在平西的时候，是从敌占区买的石印机——它有一种特制磨得很平的石头，用药纸、药墨，用毛笔写报纸新闻稿那么小的字，然后做一些标题、花边啊什么的，印出来跟报纸差不多，每期约印3000份。我开始的工作就是写那小字，还负责校对工作。

记者：那报纸当时出版，刊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伊敏：内容就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抗日的道理，报道各地作战的消息，包括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当时在延安有新华广播电台发的电报新闻稿，我们这有简易的电台，接收延安发出来的新闻稿。比如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国际上的消息、还有根据地建设、地方游击战打胜仗等消息都会接收并转载。到了平北虽然也有一个简单的电台，但没有石印这个条件了，因为经常流动，在一个地方驻不长，只好出版刻蜡版油印的小报。我们十几个人经常准备打游击，有时候在流动当中办报，背着电台，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架设天线。有时候在屋子里边，有时候就在露天地里头架起电台，收电报，那个电报是明码电报，不是内部的军事指挥密码。将那边发出来的阿拉伯数字，4个数字译一个汉字，对着电码本来翻译。做收报译电工作的同志干得时间长了，许多字的数码都背下来了，工作效率很高。从敌占区买来一些很薄的纸、油墨、蜡纸，然后刻成蜡版，刊印，至多印1000多份，作为根据地的、军队的干部们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在根据地里消息非常闭塞的情况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宣传手段和指导工作的工具。因为我们接收延安电台各方面消息比较灵通，当时苏联跟德国打仗，一些胜利消息都听得到。听到以后，翻译出来，虽然是苏德战场的捷报，对国内的抗战军民也是很大的鼓舞，整个都是反法西斯战线嘛。有的时候敌人进攻出不了报，我们报社的同志因为平常了解消息比较多，就到农村去进行宣传，甚至到敌人据点附近召集老百姓开会，给他们讲国内国际形势，老百姓听了都非常受鼓舞。在1943～1944年期间，我们曾经活动到北京郊区，像清河、立水桥、孙河这些地方，离北平都不太远，只有几里地。那时候敌军主要在城里，除了组织进攻的时候出去，平时出去也怕被八路军打。那会儿的形势发展得很好，我们把敌人都围起来了。

日本临投降时，我工作已经变动了，不做报纸工作了，转而做城市工作、地下工作。因为我是从北平城里去根据地的，比较熟悉北平的情况，过去在铁路工作，也知道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在日本投降之前，各级共产党的组织都成立了城市工作部，那会儿就已经在做准备，已经看出这个形势啊，日本要完蛋了，共产党成立城市工作部，专门派遣人进城开展地下工作。预备反攻的时候里应外合，进行大反攻。在根据地工作跟城内有关系的，派进城里去，或者把住在城里的人介绍到根据地来，受一些训练，受一些教育，然后再回去。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又做了一段时间这类工作。

记者：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伊敏：困难是很多的。我工作地点先是在南口，后来在长辛店，这两个地区有铁路工厂，工人比较集中，有时候我去，有时候他们来接头，但要绝对地严守秘密。当时的方针主要是进行隐蔽的工作，要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反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地下工作被捕的同志也还不少。地下工作的原则是单线领导，只有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一个人一个人接触，不能发生横向关系，相互接触。那时候有些过于乐观，思想上也有些麻痹，以为日寇投降了，我们接收了，就可以进城了，所以互相之间有些个人接触，或者看到了谁去了解放区，谁跟共产党有联系。由于革命阵营中还是有坏人存在，他暴露了，就容易牵扯一片，然后有些人就被捕了，这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在北平搞铁路地下工作的我们有好几摊儿人，有一摊儿出了问题，敌人到一个地下党领导人家里去抓人。这个人当时没在家，敌人就在他家里头蹲坑等着。他母亲很机警，这位老太太拿着一个碗出去买菜，刚好迎头碰上这个同志要回家。他妈妈跟他一说，他就赶紧躲出来了。他马上来告诉我，我们就赶紧回解放区了。晋察冀城工部（城市工作部），就在京浦铁路的泊镇。这时我家里没出问题，我把爱人、孩子也接出来了，到了解放区。临近解放的时候我们又来到铁路上，准备迎接解放和进行接管等相关事宜。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一直在铁路工作。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党号召大家参加抗美援朝，我又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工作了三年多。我们去的时候，志愿军已经把美国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了，战事相持在“三八线”一带。在没有正式签字停战之前，美军对我后方的轰炸特别厉害，他们叫“绞杀战”，想以此把我们人民志愿军困死，以为我们后方没有接应、装备，后方的给养运不上去就没法打仗了。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铁路运输，顶住美军没日没夜的轰炸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铁路局就设在朝鲜安州一个山洞里边。那会儿主要的军事运输、作战物资、一切装备供给，都是以中方为主，朝方力量是比较弱的。当时我们主要任务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抢修铁路，坚持铁路运输。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也很危险，离敌人爆炸点都很近，中国铁路职工和铁道兵都有很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