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公务员柳宗元

《柳宗元集》读到一半，友人相约去清迈过圣诞节。觉得远在异国他乡，读这么正宗的国粹不合时宜，就没带剩下那一半。可是真到了清迈，第一天逛逛古城就后悔了。巴掌大点儿的城，佛寺林立，三步一小，五步一大，进去转转，频有僧人擦肩而过。不禁遥想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节，差不多也是这般景象吧。学者统计，柳宗元时代，全国寺庙五千多座，兰若几万。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不用说了，连柳宗元蛰伏十一年之久的小小永州城，亦即今日湖南永州，也称零陵，当时应该和清迈古城差不多大吧，就有龙兴寺、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三十六处寺庵。如此，2013年底的我，在清迈寺庙间穿梭，某一瞬间不禁错觉变身柳宗元。

是寺庙之多惹我无端遐想，还是在北京读柳宗元的余音绕梁？没有细想。倒是另有一道闪电划过脑海：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819年卒，人生四十六载。而我过完这个圣诞，也要迎来2014年，生于1968年的我，也四十六岁了。

这么想，甚至还说出来，似乎有点不吉利，但这正是我重读唐、宋文人著作计划中一个不无怪僻的心理：我不仅想重读他们都写了些什么，还想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年纪写了那些，以及，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了那些，进而再和我，以及我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相勾连。所以就老在心里游戏般做着一道x+n的数学题，“x”是阅读对象生平履历的时间，“n”是我与他们在时间轴线上相隔的距离。比如读柳宗元，这一公式中的n=1968-773=1195。也就是要好比，柳宗元和我一样生于1968年，而在2014年的农历十一月，他将客死蛮荒的柳州。

重读计划加入这一游戏之后，自他相换，时空大挪移，那些冷冰冰的历史年代数字仿佛被激活，古今鸿沟貌似被填平了。除此以外，多少也有另外一层深意，标准说法可以叫以古鉴今，更大胆的说法是古今不二。

在清迈时，泰国骚乱正盛，曼谷游行示威不断，一副天下大乱之势。清迈却一派祥和，优哉游哉。可是我看着电视里各种政府官员愁眉苦脸应对记者提问，突然想到，虽然今天我们将柳宗元和韩愈并称“韩柳”，奉他为古文运动领袖，但那都是身后之名，他的职业只是个大唐的公务员。大唐盛世三百年，百姓除了安史之乱遭殃数年，其余时候大多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是身为公务员的柳宗元，却半生煎熬。

依我的公式换算之后，作为公务员的柳宗元粗略履历如下：1984年考进士，连考好几年，直至1988年才登进士第。1992年，二十四岁的柳宗元到离长安不远的蓝田县当县尉（大致相当于县长助理），正式开始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他从小便“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当时流辈咸推之”，既进了公务员系列，毫不吝惜才华，恣意挥洒。从他的著作年谱可见，从政之后写了不少表、状、碑、记、文、志，一时年少得志，名声远扬。当时朝廷高层中，有两个改革派大人物王叔文、王伾，他们瞄上了柳宗元。在二王的赏识与运作之下，柳宗元升迁监察御史。这一职务品级不高，仅仅正八品下，不过因为职在监察内外官吏，权限甚广，是要继续升官的前奏。2000年农历正月，王叔文、王伾侍读多年的太子李诵终于继承帝位，即唐顺宗。二王开始率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推行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柳宗元也官升政客生涯的顶峰—礼部员外郎，大约相当于今日部委的一个副司长，虽然品级仍然不高，一般为六品左右，但属吏中要职。这一年他三十二岁，政坛新星，踌躇满志。

可惜福祸相依，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帮文人组成的革新集团，根本撼动不了此前运营已久的宦官和军队的坚硬根基，唐顺宗只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革新集团也只掌了短短一百四十六天的权便宣告失败。二王中的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人物，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这就是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司马这一官职，本来应该是地方上没有兵权的侍从武官，但唐时的地方司马多为闲职，用以安置贬谪人员。

起初是被贬为邵州刺史的，赴任途中又接噩耗，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一待十一年，2010年，四十二岁的柳宗元接到诏书回长安，本来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可是遭遇小人捣乱，又被改派，虽然官职回升了一点点，但是长途跋涉了三个月，到了比永州更加偏远的柳州任刺史，即柳州的行政长官。四年之后，郁闷地死于柳州任上。

经过如此换算，拉近了作为读者的你、正写此文的我，和柳宗元这个他了么？且不管，我继续—

清迈没有《柳宗元集》，但是随处有Wi-Fi；无法持卷，却不妨从网上搜出部分篇章，细读细咂摸。既是佛寺如此之多的地方，就选了他佛教题材的诗文。更何况，“涉佛”也是柳宗元的一大特色，有学者专门统计过，柳氏涉佛文章数量，在当时士大夫中为最多，《柳宗元集》四十五卷诗文中，佛教碑文有两卷，共计十一篇；记寺庙、赠僧人的文章各占一卷，共计十五篇；一百四十多首诗里，与僧人赠答和宣扬佛理者共计二十多首。

碑文十一篇全在网上找到，《曹溪大鉴禅师碑》《南岳弥陀和尚碑》《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等，编在文集的第六、七两卷。其中又以这部分文章的开篇《曹溪大鉴禅师碑》最为著名。曹溪大鉴禅师就是著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唐代曾有三大文人为他作碑铭，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慧能圆寂整整一个甲子之后，柳宗元出生。

说到柳宗元与佛教，与唐宋时期诸多文豪的情况类似，历代佛家著作屡屡将他们拉作佛门弟子，历代文人著作里则众说纷纭。前者乃是一种古今中外常见的拉名人充门面，后者则是各取所需，为做自己的课题，写自己的文章。具体到柳宗元，前者好比成书于宋朝的《佛祖统纪》中，把他列为永州龙兴寺僧人重巽的俗家弟子，并将其《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龙兴寺净土院记》等文收录在内，作为“发扬光大佛教”的名篇。此外，《释门正统》《佛祖历代通载》《居士传》等著作，以及高僧契嵩、宗杲等人的个人著作中，也都有不少他的材料。至于后者，说法就更多了，网上随便搜搜，当今不少硕士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综合起来立论大致有这么几条：

一、柳氏一生好佛，精通佛理；

二、柳氏虽好佛，其实是佛为儒用；

三、柳氏对佛教也是区别对待，比如批禅宗，拥天台；

四、还有人干脆高屋建瓴，将以上三种融为一体，说柳宗元真正要做的事，是融合儒道佛三教。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长短分明。长处是各有各的证据，立论考据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学术功底；短处是，基本都是从学术到学术，或文学，或哲学，或宗教，或政治……再多的角度，柳宗元在他们笔下，也只是奉在神坛上的塑像，或者说是个僵死的“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他整合儒道佛三教，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争论他是法家还是儒家、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

柳宗元能名垂青史，自有他可以塑像供着的一面，这个毫无疑义；但是老这么供着，再不断往脸上贴金，时日一长，形象容易变形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我把柳宗元时空大挪移到1968年出生的一个正常人，一个爱读书、才华卓然的普通人，是寄希望剥去一千多年在他脸上贴的金粉，看看他常人面目。

重读柳宗元，从北京读到清迈，再从清迈读回北京，通读他所有著作之后，要想描述这一面目，关键词还是“公务员”。虽然他才华过人、文采超群、情怀广大，但是纵有千般风情，也都只是“公务员”一词的定语而已。显然我这并非旨在学术研究，与前文所谓古今不二一脉相承，我是尝试着探探一千多年前一个人的用心。

细研柳宗元著作年表，会发现他风华正茂、官运亨通时，撰文大多是明确的公文性质，那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留存的诗作当然更多个人化的性情抒发，但其中也不少应和之作。总之一副标准的有才华公务员的样子。政治大变革中站错队伍，被贬永州，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职业生涯被毁到底，一时也无望卷土重来，只得另觅它途，寻求人生依仗。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如何“取贵”呢？他也想好了—“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柳宗元的人生从此不同，也因此，唐朝的历史也许少了个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却多了个集文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了不起的人物。

将柳宗元置于大唐公务员这一普通人身份，也许可以解开不少“柳学”中争论不休的迷雾，比如他与佛教及道教的关系。我是同意融合之说的，但是此融合非彼融合，儒道佛三家，都别急着往他身上贴标签，他既不是要用儒来融佛和道，更不是要用佛来统儒和道。儒道佛三家都只是他的素材，他要用这些素材画一幅自己的大画，亦即建立自己的全景式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幅大画能不能这么画，以及最终如何，我没能力置评，我能说的是，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佛道儒三家的精研，也许只是出自一个公务员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