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先生在卧房里吟诵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的一首。一会儿出来了，满面笑容的对胡颂平说：“真奇怪，我少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长大时用官话念的，才能用官话来念。于是谈起钱牧斋的笺注杜诗最了不得。”⁽¹⁾

这是从绩溪走出的现代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晚年生活的一个片断。自从1949年4月6日在上海登上开往美国的克里夫总统号轮船，直至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逝世，胡适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大陆，但是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却始终没有淡漠。在胡适晚年助手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胡适儿童时代玩过的“苏子”以及“出门要带三条绳”“一世夫妻三年半”“大王会”和“小王会”“朝奉”“员外”等有关徽州社会生活习俗的话题不时出现。1961年4月5日，胡适在提及家中雇人整理菜园时说道：“我将来写自传，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²⁾他早年完成的《胡适四十自述》就从绩溪的太子会讲起，“太子会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但这一年的太子会却使许多人失望”。然后描摹了太子会举办的具体场景，并用很大篇幅回忆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而由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第一章也是《故乡和家庭》，开篇语即为“我是安徽徽州人”。⁽³⁾“暮年诗赋动江关”，徽州已成为胡适心中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

胡适只是庞大的旅外徽州人群体中的一员，他对故土的眷恋也只是一代又一代旅外徽州人真实生活的缩影。无论徽州人散落何处，从事何种营生，是否在侨寓地落籍，他们与家乡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对于已在侨寓地落籍的徽州后人来说，或许徽州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是他们的祖先葬在那里，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仍愿意将自己视为徽州人，坚持将祖籍作为自己的籍贯。如康熙初年，歙县大阜潘氏宗族的第二十五世潘景文迁居苏州，他生有九子，形成苏州大阜潘氏一支九脉的基本格局。其后，潘氏长房枝繁叶茂，科第兴盛，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状元及第，显赫一时。虽然潘氏已跻身于苏州显宦望族之列，但其族人却没有忘记徽州，经常回到歙县三十五都一图的大阜祭祀、展墓。据徐茂明统计，苏州潘氏族人有时间可考的展墓活动共有六次。⁽⁴⁾光绪七年（1881），潘钟瑞奉叔父之命回到大阜修理祖墓，待其返回苏州后，和族人商定，“自今以后，吴中子姓或间一岁二岁，必当一赴徽州展墓”。⁽⁵⁾可以说，旅外徽州人与故乡的血脉始终相连。诚如《歙风俗礼教考》所言：“歙俗之美，在不肯轻去其乡，有之则为族戚所鄙，所谓千年归故土也。间有先贫后富，缘其地发祥，因挈属不返者。殊不知吾徽有千百年祖墓、千百丁祠宇、千百户乡村，他处无有也。假令迁后子孙长保富贵，已属孤另；设有不振，失所凭依，其流移有不可问矣，可不慎欤。”⁽⁶⁾这段话实际上是劝说那些在外落籍不肯回乡的徽商不要忘记故土还有祖墓、祠堂，不能轻易斩断与家乡的血脉亲缘，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简而言之，是将旅外徽州人视为一个群体，在分类考察旅外徽州人所设立的会馆、同乡会、同业公所、同学会等团体组织的基础上，探讨旅外徽州人的桑梓情怀及其对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影响。徽州具有特定的地理与区位条件，是一个高移民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人群与徽州本土始终保持着一种良性互动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欧风美雨开始从东部沿海席卷内陆。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宁波商人很快完成自身转型，逐渐取代了徽商在商界的主导地位。咸同兵燹更是彻底打乱了徽州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对徽州本土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旅外徽州人对桑梓社会的衰落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和使命感，不得不调整尴尬的身份认同，积极行动起来，对家乡社会建言献策，并付诸实施，从而推动了近代徽州社会的变迁。

二、近代旅外徽州人群体概况

徽州地处皖南低山丘陵间，山多田少，地狭人稠，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人地关系始终比较紧张，当地所产粮食不足以自给，需要依靠境外输入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淳熙《新安志》对徽州的农业生产环境作了深入描述：“大山之所落，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壤与禾荡然一空，盖地之勤民力者如此。”⁽⁷⁾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徽州人外出寻找活路，负贩四方，“力作重迁犹愈于他郡，比年多徙舒、池、无为界中”。⁽⁸⁾祁门县“水入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⁹⁾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盐商、典商、茶商、木商积累了大批资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引人注目的一支商帮。嘉靖《徽州府志》记录了境内民众经商风气之盛及其背景：“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以出货十二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年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然多雍容雅都，善容仪有口，而贾之名擅海内。”⁽¹⁰⁾万历《歙志》总结得更为细致全面：“今邑之人之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生’，奈何不亟亟也。以贾为生，则何必子皮其人而后为贾哉？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者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总之，则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筴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¹¹⁾清嘉庆年间江绍莲所撰《歙风俗礼教考》描摹了徽商经营的地域范围及不同层次徽商的特点：“郡邑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其拥雄资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次亦沃土自豪，奔走才智，而遍植其亲朋。最次且操奇赢，权出纳，翼妻孥而橐遗其子孙。然亦固有单寒之子，无尺寸藉而积渐丰裕者，亦有袭祖父成业，未几而贫乏不振者。”⁽¹²⁾

出门经商已成为徽州人最为基本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道光之后，随着清政府盐法改革，盐商失去垄断地位，实力一落千丈，咸同兵燹对徽商的经营地和徽州本土造成严重破坏，徽商整体上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之下，徽州从商人数之多还是远甚于其他地区。“吾歙处万山之中，为渐江之所自出，其民山居而谷汲，终岁勤动或不足以自给，故自束修以上即出于江浙之间，从其父兄习废著之术，或不远千里北走宛平，受廛列肆，以牟什一之利。”⁽¹³⁾如徽州各县商人在上海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主业。据吴拯寰的记述，歙县人经营京广杂货，黟县人经营草货、皮革和土布、绸缎，休宁人经营典当和衣庄，祁门人经营茶业，绩溪人经营菜馆和墨业，婺源人经营木材、漆和墨业。⁽¹⁴⁾徽州人一直以从本土走出的商人群体为自豪，在编修方志时，不惜留出较大篇幅，记载徽商事迹。胡适在致《绩溪县志》总纂胡晋接的信中特别提出：“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¹⁵⁾胡适先生的这段话屡为学者征引，以证明绩溪浓厚的重商氛围。绩溪人胡大刚也提到，志书于自治之后应该增加旅外同乡团体一目。他详细阐发了自己的看法：“盖我邑山多田少，地瘠民贫，人除应力图仅有富藏之开发外，非兼图向外发展不可。况我邑旅外先辈对于会馆产业之设置及同乡会之组织，殆到处多有。值此续修县志之机会，详为调查记载，既可免历久无稽之患，且足为邑人向外发展之导线。”⁽¹⁶⁾绩溪县志馆为此向旅外同乡发出通告，请他们填写调查表格。⁽¹⁷⁾休宁县筹修县志委员会在讨论采访员名单时，专门指定了旅外同乡会采访员，负责调查统计本县经商情况。由此可见，徽商仍然是近代旅外徽州人的主体。

步入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房地产、金融、新闻媒体、电话电报、铁路运输等很多新兴行业，化学、火柴、纺纱等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些新兴领域都出现了徽州人的身影。此外，中国近代教育领域引入了西方学制，初步构建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在内的新式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徽州青年学生在本地接受初等教育后，有的开始到外地进入省城安庆或者上海、南京、北京等高等学校集中的大城市继续求学深造，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生群体。

1927年，北京歙县会馆为联络同乡感情，编订了同乡录，登记内容分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原籍、居京年数和备考数项，这为我们考察旅外徽州人群体概况提供了比较详细的一手资料。《旅京歙县同乡录》共登记同乡330人，从职业上来分，茶商146人，笼统标为商界的25人，药房商业2人，杂货商1人，菜馆业2人，笔墨庄4人，开设糖坊者1人，银行业11人，金银号店员3人，报馆编辑1人，学界14人，学生21人，政界45人，医生2人，军界11人，警界5人，电报局职工6人，铁路职工8人，煤矿文牍1人，火柴公司任事1人，飞艇厂技工3人，纱厂实习生1人，德商颜料化学厂任事1人，农务1人，职业不详者14人。从居住北京的时间来分，10年以下者49人，10年至20年者36人，20年至30年者30人，30年以上者20人，在北京出生和居住二代、三代甚至七代者153人，时间不详者42人。⁽¹⁸⁾可见，商人在旅外徽州人群体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占总人数的59.7%，而且经营的行业也比较多元，其中茶商是主体，另有经营杂货者，开设笔墨庄、糖坊、药房、菜馆者。在政府部门任职者也比较可观，占总人数的14.9%，他们或任外交部主事、驻德使馆参赞，司法部秘书，交通部办事员，或在财政部、内务部等各级部门供职。在军界和在警厅总务科、京师看守所等警界任职者亦不在少数。另外，除了学生和教师，在电报局、中国银行、中华实业银行、铁路段、火柴厂、颜料化学厂等行业任职者也都在在有人，可见近代旅外徽州人是一个来自多种行业的多元的群体。另据徐松如对旅沪徽州人群体的分析可知，1945年歙县旅沪同乡会会员785人，其中职业为商业的646人，占总人数的82.29%，工人47人，政界任职者18人，农业2人，学生72人。1946年旅沪婺源同乡会会员共996人，其中职业为商业的932人，占总人数的93.5%，工人24人，学生22人，在家从事家务活动者4人，在政界任职者6人，新闻业3人，警察4人，医师1人。1946年黟县旅沪同乡会会员共205人，其中从事商业者186人，占总人数的90.73%，学生12人，工人1人，政界任职者2人，律师2人，教育界1人，军界1人。⁽¹⁹⁾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徽商是旅外徽州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事学生、工人、职员、官员、医生、律师、记者等各种职业者也为数不少，共同构成庞大而多样的旅外徽州人群体。

三、学术史回顾

本书的学术立足点是徽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以其不断涌现的民间文献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在明清史研究中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30多年来，学界在徽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徽学研究在时段上不再局限于明清时期，上至宋元，下至近代，都有学者在关注；而在学科定位上，徽学研究也不再是历史学的专有领地，哲学、文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艺术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都把目光投向徽州，徽学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²⁰⁾

仅就本书涉及的“近代”这个时段而言，近年来亦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此处从旅外徽州人的研究和徽州地域社会的研究两大方面，对本书涉及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

（一）近代旅外徽州人的研究成果

徽商是旅外徽州人的主体，学界对经营茶业、木业、布业、典业等行业的近代徽州商人进行了研究，尤其在“徽商衰落”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在第十一章讨论了“徽商的衰落”。文章指出，经历三百余年发展历史的徽州商帮，在道光中叶后走向衰落，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清政府的衰败、经济政策的变化、咸丰年间的兵燹、近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等，其中咸丰兵燹对徽州商帮的打击尤为沉重。徽州商帮的衰落，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道光三十年（1850）以前，徽州盐商的率先衰落昭示着徽州商帮走下坡路的开始；道光以后，徽州茶商的盛而复衰，则表明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不过，该章最后也指出，虽然徽商作为一个封建性商帮，由于上述原因在清光绪中叶以后已经彻底衰落，但有一部分徽商却跟上了时代步伐而发展了商业资本。⁽²¹⁾此观点提出后，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回应。张朝胜在考察民国时期旅沪徽州茶商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对徽商衰落提出个人看法，认为民国徽州人依然沿袭了重商传统，从经商人数、经营行业、活动范围等方面来看，完全有理由说徽商在民国时期并未衰落。⁽²²⁾冯剑辉的专著《近代徽商研究》集中辨析了近代徽商“解体”论，认为近代徽州出贾经商的风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浓厚，经商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无论是徽州本土、徽商经营地、徽商本身还是建国后的人民政府都认为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近代徽商“解体”“退出商业舞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²³⁾李琳琦认为，对于近代徽商研究，认为必须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明清徽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才能科学、系统地去认识整个徽商的发展史，才能为徽商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²⁴⁾

相对徽州盐商的衰落，近代徽州茶商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由此得到学界的关注。1967年，日本学者重田德利用民国《婺源县志》中的茶商传记资料，分析了徽州茶商经营中乡族结合的特点，认为清末徽州茶商一度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销市场的变化所导致的。⁽²⁵⁾歙县芳坑江氏茶商的后人江怡秱利用账册、信札、契约、札记等文书资料，对茶商江有科、江耀华的经营状况进行了概略性的考述，内容涉及茶号的收购、加工、运销三个环节，并将洋商压价收茶视为江氏茶商衰落的主要因素。⁽²⁶⁾周晓光、周语玲考察了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对徽州茶商兴衰的影响，认为徽州茶商之盛缘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所出现的新的经济环境，而其败则在于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²⁷⁾周晓光另撰文探讨了清代徽州茶商的经营状况，将近代徽州茶商的衰落原因总结为三点：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二是外国茶叶对华茶市场的争夺，三是茶商将大量利润耗散于商业之外。⁽²⁸⁾周筱华对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做出考察，认为民国徽商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由商业资本转向生产产业，拓展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的规模并创历史新高。⁽²⁹⁾刘芳正考察了上海徽州茶商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徽州茶商持续发展的原因。⁽³⁰⁾彭景涛、刘芳正等对近代转型期上海徽州茶商作了专题研究，指出徽州茶商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在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³¹⁾

2002年，王振忠意外发现了婺源木商詹鸣铎的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他和朱红进行整理校注，并对该书的创作、抄录过程以及资料来源等作了较为细致的考证，指出《我之小史》是目前所知徽州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写、自叙家世的小说，因其内容的纪实性，对于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³²⁾王振忠还利用《我之小史》的记载，对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中徽州木商的经营活动及其社会生活进行了研究。⁽³³⁾朱万曙专门介绍了《我之小史》的史料和文学价值。⁽³⁴⁾

近年来，王振忠撰写多篇文章，对近代徽州墨商进行了系统考察。2008年，王振忠利用光绪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具体描述了徽州墨商一般的经营状况，并重点勾勒出婺源著名墨商詹彦文的相关事迹，指出詹彦文墨庄的商业网络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和河南数省。⁽³⁵⁾王振忠对新近发现的一份徽州商业合同《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作了深入分析，合同的内容涉及晚清至民国初年徽墨名店詹有乾的经营状况，详细规定了墨号的管理、资本构成及筹措、商业利润的分配、职工的聘请以及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相互调适等方面。⁽³⁶⁾他还通过解读婺源詹有乾墨号的《墨业准绳》抄本，考察了徽州文人与《墨业准绳》的编纂及其特点，纠正了此前有关詹有乾墨号始创年代的谬说，并探讨了徽州家族组织与商业发展的关系。⁽³⁷⁾刘巍考察了民国时期徽州墨商家族胡氏的经营状况，分析了胡氏为缓解经营困境所采取的措施。⁽³⁸⁾

马勇虎对近代徽州商业账簿进行了深入解读，发表了数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他以徽商志成号的76册账簿为依据，从其经营变动过程展现了晚清徽商的经营实态，并以此考察了晚清商业经营环境的变迁。⁽³⁹⁾马勇虎另以培本有限公司账簿为对象，分析了培本有限公司的股东构成、投资回报率、借贷利率，经营地与货源市场、销售网络和销售市场的地理空间，以及培本有限公司的雇佣劳动关系，以此探讨民国初年徽商经营与地方市场的问题。⁽⁴⁰⁾马勇虎根据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中的有关货币资料，研究了银钱流通的民间形态、民间用币的类型和种类，以及货币的比价变化。⁽⁴¹⁾马勇虎和李琳琦合作，以盘单、合墨等商业文书为基础，考察了晚清徽商的合伙类型、合伙经营的利润与利润分配制度。⁽⁴²⁾

此外，王振忠以近代一份重要的史料《经历志略》为中心，探讨了上海著名徽商余之芹的生平，指出《经历志略》涉及太平天国以降的徽州社会实态、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典业经营以及上海与徽州的互动等，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时彼境的商业、社会与思想变迁。⁽⁴³⁾何建木以民国《庆源詹氏家谱》卷末所附的《福熙自传》为中心，阐述了以詹福熙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⁴⁴⁾王世华、黄彩霞考察了徽商在浙江兰溪的经营特色和管理创新，作者对民国时期兰溪徽商的经营特色颇为关注，并以布店为例总结了兰溪徽商经营管理上的创新。⁽⁴⁵⁾李甜利用文书资料，对建国初期在赣州经营的徽商汪德溥的日常生活变迁作了勾勒，据此指出，随着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传统商人也在缓慢转型，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新中国初期开展的一系列改革，才最终瓦解了包括徽商在内的传统商帮。⁽⁴⁶⁾梁诸英梳理了《申报》对徽商负面形象的报道，主要包括徽商诚信缺失、徽商娶妾、烟赌问题严重等方面，徽商负面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本载体特点、经营艰难、唯利是图的风气、热衷奢侈性消费及徽州本地的陋俗等因素。⁽⁴⁷⁾

学徒是旅外徽州人群体中重要的一员，但由于资料缺乏，学界关注较少。王振忠利用书信材料对学徒的日常生活作了探讨。1999年，他介绍了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及日常交际的十封书信，并收集民谣、俗谚等乡土史料对之加以阐释，揭示出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⁴⁸⁾之后，王振忠、朱红又通过介绍婺源虹关文书中的一批信函原件，透视晚清上海徽帮学徒的社会生活，展示了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与日常行为。⁽⁴⁹⁾

近年来，旅外徽州人的同乡组织也进入学者的视野。王振忠利用《徽侨月刊》等史料，考察了民国时期侨寓徽商的同乡会组织——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并对徽商创办的这份报纸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了介绍。⁽⁵⁰⁾郭绪印根据档案资料，对上海的徽商同乡团体作了探讨，分别考察了徽宁会馆、徽宁旅沪同乡会、歙县旅沪同乡会的建立、组织制度、主要事业和活动等方面的内容。⁽⁵¹⁾唐力行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并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⁵²⁾储德天、徐松如通过对歙县旅沪同乡会的考察，揭示了传统社会组织在近代发生种种变迁的态势。⁽⁵³⁾沈树永对旅沪徽宁同乡会产生的原因、组织特点、事业与功能，及其与徽宁会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⁵⁴⁾冯剑辉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例，考察了近代徽商的地缘网络。⁽⁵⁵⁾刘家富考察了近代旅沪徽宁会馆，认为徽宁会馆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商在异地的团体意识，从而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⁵⁶⁾蒋含平、张芳对民国时期旅沪徽州人团体“徽社”作了个案考察，指出“徽社”是一个由旅沪徽州学子组成的同乡团体。⁽⁵⁷⁾徐松如分析了同乡网络在婺源回皖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能力。⁽⁵⁸⁾

唐力行对徽州旅沪同乡会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值得关注。2011年，他考察了徽州旅沪同乡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建立到1953年消亡的发展过程，指出徽州旅沪同乡会经历了从延续到断裂、再延续、最终断裂的过程，解读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历史，为观察时代的变迁提供了特有视角。⁽⁵⁹⁾唐力行还以城乡互动为视角，考察了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认为同乡会的救乡除了长时段日常的慈善事业外，更多的是非常之举，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出同乡于水火之间，毕竟缓解了同乡的苦难。⁽⁶⁰⁾唐力行又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复原了参与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时疫运动会的大多数绅董的职业与简历，以及在1947年所呈现的绅董城乡联动的网络。⁽⁶¹⁾上述成果集中体现在唐力行出版的专著《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中。该书考察了16—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作者将徽州乡村自治的动力分为内外两个循环，内循环是徽商、士绅、宗族三个要素通过文化整合形成良性互动，外循环即同乡组织，内、外循环的任何一端遭到破坏，在另一循环的带动下，都能迅速得到恢复，并导致内外循环进行良性运行，乡村自治得以延续，这也是徽州乡村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特有属性。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外循环都断裂了，国家权力下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乡村自治的空间不复存在。⁽⁶²⁾

（二）近代徽州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

唐力行以徽州宗族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族谱、族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态势，认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⁶³⁾唐力行还运用近现代资料和田野考察所得资料，重构了抗战前后绩溪宅坦胡氏宗族的结构以及胡氏祠堂的修建、宗族祭祀活动、抗日活动、社会救济等社会生活实态。⁽⁶⁴⁾陈琪、胡筱艳对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进行解析，指出该批文书的价值在于可以从中管窥清末徽州民间纂修宗谱的整个过程。⁽⁶⁵⁾刘伯山考察了徽州传统社会的近代化问题，从近代徽州对先进文化意识的接受、徽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展两大方面论述了徽州近代化的举措，并分析了徽州近代化进程受阻的因素。⁽⁶⁶⁾

学界利用民间文献对徽州民众的日常生活展开了深入讨论。王振忠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为中心，通过整理、分析，对抄本所见晚清徽州民间的社会生活作了初步勾勒。⁽⁶⁷⁾黄志繁、邵鸿借助5本婺源县排日账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指出，徽州小农一年之中有大约30%以上闲暇时间，在生产劳作期间，约有一半或以上时间从事粮食之外的副业生产，小农外出活动频率也比较高。⁽⁶⁸⁾刘永华对新近发现的13册徽州排日账进行了详细解读，他的一篇成果分析了晚清徽州婺源农户程家的活动空间，从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亲戚往来、集市贸易、食盐贩卖与进香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程家活动空间的基本结构，认为商业参与方式、乡民活动空间及乡民与村外世界的联系三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⁶⁹⁾刘永华的另一项研究成果通过考察程家60年间的生计活动，对近代农户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国际贸易未必会引起晚清小农经济的危机，反而可能为其发展提供一定契机，而晚清小农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国际市场、赋役制度的影响，还与家庭发展周期、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⁷⁰⁾

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徽州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学者的关注。郑小春考察了咸同兵燹对徽州社会的破坏，指出长达十余年的激烈战火，给徽州人口、经济等造成严重破坏和深远影响，徽州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时期。⁽⁷¹⁾郑小春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进行了研究，还以祁门县沙堤叶氏宗族为例，考察了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⁷²⁾梅立乔从文化传承的主体、载体及社会氛围变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徽州文化历经兵祸之后逐步式微的原因。⁽⁷³⁾

钱会是清至民国时期徽州十分常见的民间借贷集资组织，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胡中生根据会书资料探讨了近代徽州钱会的类型与基础、生存状况及对徽州社会的影响。⁽⁷⁴⁾黄志繁利用他所掌握的婺源县契约文书，考察了会权的出卖、转让、继承、抵押甚至出借的情况。⁽⁷⁵⁾此外，黄志繁还对清至民国时期婺源钱会的存在实态、运作机制及其规制演变作了探讨。⁽⁷⁶⁾

近代徽州教育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勇虎、李琳琦利用民国初年的一批教育档案，考察了徽州师范学校与师范学区制、小学教育的县域和城乡不均衡发展、民间教育组织与地方教育发展等问题，揭示了民国教育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施和变迁。⁽⁷⁷⁾王振忠介绍了清末徽州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并根据日记书写的内容考察了清末徽州学生的行旅生活。⁽⁷⁸⁾方光禄、许向峰、章慧敏等撰写的《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以时间为序，梳理了清末至1949年徽州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主要探讨了省立二师、省立徽师、徽州女子师范教育的办学情况，多角度呈现了近代徽州中师发展状况。⁽⁷⁹⁾邹怡利用徽州六邑旅省同学会会刊《徽光》所刊登的文章，对1935年保学在婺源县的推行进行了研究。⁽⁸⁰⁾徐松如以旅沪徽州人为例，探讨了都市中的移民群体在促进家乡文教事业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⁸¹⁾陈杰借助写于1930年和1931年的3册徽州师生日记，考察了民国时期徽州乡村的日常生活与大众心态。⁽⁸²⁾

近代徽州村落史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数年前，由王秋桂、丁荷生主持的“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中国村落中的宗族、仪式、经济和物质文化”研究计划，旨在勾勒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以评估中国村落的文化生活有没有相对的自治性，并力图建构合适的方法，来比较中国各地不同的村落，以彰显乡土中国不同区域的独特之处。受其计划资助，劳格文、王振忠、卞利、卜永坚等学者在徽州开展了“徽州的宗教、社会与经济”项目，先后出版了数部以具体村落为考察对象的深度调查成果。⁽⁸³⁾另外，王振忠的专著《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利用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村落文书，分别探讨了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村落文书所见的民众日常生活、大小姓纷争与区域社会结构、礼生与仪式及其所反映出的区域文化背景、迎神赛会与民间基层组织的变迁、村落宗族与地方社会以及村落中的小农生活等问题，反映了作者利用徽州珍稀文献从事明清以来村落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⁸⁴⁾劳格文则以歙县许村为例，使用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口碑和地方文献，从历史性素描、宗族建构、经济、民俗等诸多侧面对许村进行细致剖析，揭示出传统徽州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实态。⁽⁸⁵⁾王振忠还立足于民间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考察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对徽州歙县白杨源小区域社会的一些侧面作出探讨，揭示出传统徽州社会的水利、民间信仰及社会秩序的基本面貌与特征。⁽⁸⁶⁾王振忠深入解读了从歙县岔口村走出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在1919年撰写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该文献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材料，细致描述了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乡土社会具有重要史料价值。⁽⁸⁷⁾

此外，邹怡对明清以来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的相关问题作了多侧面的研究，回顾了自唐代中期至清代中叶徽州名茶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徽州六县的茶叶栽培与茶业分布，探讨了徽州茶叶加工技术，生产场景及相关问题。⁽⁸⁸⁾徐松如以歙县为例，选择国民政府实施的物价管制措施为切入口，对国民党政权合法性丧失作出历史性的考察。⁽⁸⁹⁾卞利主编的《徽州文化史》（近代卷），从时间序列将近代徽州分文化为鸦片战争与咸同兵燹时期、咸同兵燹后至光宣时期、民国初年、抗战前后几个阶段，分别考察了各阶段的宗族文化、文学、艺术、医学、学术、民俗、技艺、教育等文化要素的发展概况，认为一部近代徽州文化史实际上是一部徽州传统社会文化的艰难转型史，也是一部徽州人在社会经济文化衰退之中寻求重振昔日辉煌的抗争与发展史。⁽⁹⁰⁾

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考察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成果发表的时间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是近代徽学研究的爆发期，主题不断拓展，史料不断更新，近代徽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入。当然，这些成果也对本文构成极大的挑战，时刻提醒笔者如何在充分吸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因而，在做学术史回顾时，笔者以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力图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其主要观点，以便把握学术发展的脉络。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受到学界对城市移民群体研究的启发。李瑊以宁波旅沪移民在上海社会的发展历程为经，以其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为纬，运用多学科理论，从金融、工业、商业、教育、社会组织等几个层面入手，考察宁波移民和上海都会的互动关系，既分析了宁波移民对上海社会的作用，又探讨了上海社会对宁波移民的影响。⁽⁹¹⁾美国学者顾德曼以上海为中心，探讨了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维系同乡人情感相关的社会活动和仪式，分别考察了同乡情感和同乡会、同乡观念和社会组织对城市生活、社会秩序，对城市乃至国家认同的影响。⁽⁹²⁾美国学者韩起澜运用族群认同理论，考察了近代苏北人在上海的文化认同过程，认为上海的苏北人是一种社会建构群体，在上海与其他群体的互动沟通中得到认同，此种认同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国家、政党的塑造，社会群体也可能是参与形塑者。⁽⁹³⁾宋钻友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一百年间广东人移居上海的历程、规模，考察了旅沪广东人的人口来源、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同乡组织、社会生活，对广东人在上海的工业、商业、金融、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⁹⁴⁾宋钻友的另一部专著以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旅沪同乡组织为个案，通过对三省旅沪同乡组织所建丙舍、义冢、施诊所、医院和学校等社会事业机构的详细介绍，对同乡组织开展的调解纠纷，平抑冤屈，收容、遣返难民等慈善公益事业做了梳理，探讨了同乡组织在帮助同乡适应都市生活中所起的作用。⁽⁹⁵⁾高红霞的专著围绕1843年至1953年上海福建人生活、组织和活动状况，纵向考察了他们与上海城市的融合与疏离过程，横向探讨和比较上海福建人在城市各方面的角色、身份。对上海福建同乡团体的乡缘特点作了具体而细致的探讨，肯定了福建人在上海商业化都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⁹⁶⁾孙向群对晚清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旅京山东人群体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东人进京概况、旅京山东人的同乡组织、北京的山东商帮、北京与山东的互动、同乡网络的整合、旅京山东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等问题。⁽⁹⁷⁾徐松如对旅沪徽州人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专著《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年）》中，该书提出了“文化中介人”的概念，在系统梳理数百年间徽州人移居上海的历程、规模、空间分布、组织形态、经营活动、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考察了旅沪徽州人与徽州地域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旅沪徽州人作为“文化中介人”，在上海与徽州两个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中架起了一座宽广顺畅的桥梁。⁽⁹⁸⁾

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适应，较多地关注移民的职业结构、群体组织和社会活动，进而考察移民和城市的互动关系，而对他们与家乡的互动着墨甚少，这为本文预留了一定的探索空间。

四、章节安排

本书针对学界研究现状，不追求浅尝辄止的面面俱到，而是以专题形式，在分类考察近代旅外徽州人群体组织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旅外徽州人对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一章主要讨论旅外徽州人以地缘关系为结合点的同乡组织——会馆的运作实态。针对学界将明清以来不同种类的会馆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的研究现状，本章将各地徽州会馆分为科举会馆和商人会馆两大类，从时间序列上梳理明清以来分布在北京和南京的科举会馆的发展概况，考察科举会馆的管理人员及其职责、使用人员及其应尽义务以及科举会馆的社会功能，并重点探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会馆失去重要服务对象后的转型过程。因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会馆在徽商聚集较多的地方也相应地设立起来，以联络乡谊，交流感情，为同乡服务。但现存徽州商人会馆征信录之类的材料较少，本章利用地方志等资料，最大限度地复原徽州商人会馆的地理分布，并对南京新安会馆、杭州安徽会馆、上海徽宁会馆的运作进行个案考察，以期丰富对徽州商人会馆的认识。

第二章主要考察近代旅外徽州人的同乡组织——同乡会的运作实态。从时间维度而言，同乡会的出现要晚于会馆，但同乡会的出现不是对会馆的简单代替，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本章将结合现存资料，探讨旅沪徽州各县同乡会的设立及发展过程，梳理上海之外其他地方徽州同乡会的空间分布，考察同乡会的治理架构和社会功能。需要交代的是，上海档案馆藏有比较系统的旅沪徽州各县同乡会的档案资料，而其他城市徽州同乡会的材料则比较零散，这就使得本章在行文结构上不得不倚重旅沪徽州各县同乡会。

第三章考察的是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同学会的运作实态，在梳理旅外徽州同学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同学会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管理，探讨同学会联络感情的对内功能和服务桑梓的对外功能。本章的立论点是将同学会和同乡会进行对比分析，青年学生是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群体，他们的组织如何运作，和同乡会等其他同乡组织相比，又有何种特点，这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章探讨旅外徽州人以业缘关系为核心而组织的同业公所。主要以杭州木商公所和上海星江敦梓堂茶叶公所为分析样本，考察徽商同业公所的组织机构及其功能。学界已有研究偏重徽商，而相对忽略伙计、雇员这一范畴的劳方人员，徽商及其雇员大多来自徽州，有着或深或浅的乡情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劳资关系日趋紧张，蒙上乡情之谊的徽州劳资双方又将如何相处，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本章的重点是探讨近代旅外徽州人的劳资关系，通过《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中的相关报道，分别考察徽州菜馆业、墨业、茶业工人为提高工资待遇而发起的抗争，探讨同乡组织如何居中调处，劳资双方如何看待桑梓之情，以及事件结束后，徽州工人组织的设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第五章讨论的是近代旅外徽州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及其运作问题。主要分为专门“事死”的善堂和专门“救生”的医院进行论述。因善堂分布广泛，且和徽商会馆相重合，学界多把善堂视为会馆，实际上，善堂隶属于会馆，是会馆为解决同乡的后顾之忧而设立的慈善组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善堂等同于会馆，但是两者在具体的运作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故而本章将善堂析分出来，考察徽州善堂的设置和空间分布，善堂的管理及殓棺、寄放、掩埋功能，重点勾勒出各地徽州善堂运棺网络的形成和徽州境内善堂的设立情况，以此分析徽州内外联动的运棺图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形势的深刻变化，旅外徽州同乡组织的慈善理念也有所转变，开始重视救助同乡。为满足旅外徽州人的医疗诊治需求，旅沪徽宁会馆和同乡会先后设立了徽宁医疗寄宿救治所和徽宁医院，因此本章将辟出一节探讨旅外徽州人医疗救助机构的设立及发展过程。

第六章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徽州社会，考察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起步，这也是承上启下的一章。清末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为徽州社会培养了一批接受新知识的青年学生。徽州知府刘汝骥积极推行宪政调查和改革，对徽州民事习惯进行调查，开展地方自治，举办物产会，这都是传统徽州社会中所没有的新生事物，对徽州社会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昭示着近代徽州社会迈出了变革的步伐。

第七章关注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的赈济事业。以徽商为主体的旅外徽州人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他们始终高度关注家乡社会，每当徽州发生水旱灾害和遭受兵乱袭扰时，旅外徽州人都会立刻行动起来，帮助家乡共度时艰。本章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徽州发生特大水灾后旅外徽州人的赈捐为例，深入分析旅沪徽商为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如何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及其背后所隐含的行动意义。同时考察1934年歙县等地发生旱灾后，徽州各级官员对旅外同乡的依赖情况，这说明旅外徽州人已成为家乡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八章从舆论传媒角度考察报刊对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影响。本章将分别考察徽州本土发行的报纸和旅外徽州人所办的报刊，关注两者的异同，重点探讨旅外徽州人所办报刊与改造徽州乡土社会的舆论动员，分析旅外徽州人为改造家乡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并讨论在徽州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徽州日报》对保存传播徽州乡土文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1)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11页。

(2)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49页。

(3)　《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4)　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7页。

(5)　潘钟瑞著：《香禅精舍集》杂著第八《歙行日记下》，《历代日记丛抄》第106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6)　许承尧撰，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事闲谭》卷十八《歙风俗礼教考》，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6页。

(7)　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叙贡赋》。

(8)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9)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0)　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

(11)　万历《歙志》传卷十《货殖》。

(12)　许承尧撰，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事闲谭》卷十八《歙风俗礼教考》，第603页。

(13)　《旅京歙县同乡录》（1927年）。此份材料复印件承蒙歙县党史地志办公室邵宝振主任惠赐，特致谢忱。

(14)　吴拯寰：《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06页。

(15)　《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文牍》，安徽图书馆缩微胶卷室藏。

(16)　《胡大刚先生讨论目录函》，《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文牍》。

(17)　《致旅外同乡函》，《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文牍》。

(18)　《旅京歙县同乡录》（1927年）。

(19)　徐松如：《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20)　卞利对20世纪国内徽学研究成果作了全景式的综述，可资参考。（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回顾》，《徽学》第二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邹怡在其专著《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对徽学研究的学术史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尤其是对海外徽州研究的学术脉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列出论著目录，极大地方便了学界使用。王世华于2004年撰文回顾了徽商研究的学术史，对迄至该时近六十年的徽商研究成果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参见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此外，刘道胜的专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冯剑辉的专著《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裕明的专著《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陈瑞的专著《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陶明选的专著《明清以来徽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吴媛媛的专著《明清徽州灾害与社会应对》（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分别在其绪论或导言中对徽州文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民间信仰、徽州灾害等相关专题的海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可供参阅，此处不再赘述。王振忠在《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徽学的产生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并从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新领域的开拓与深入等方面提出了徽学研究有待深入的方向。

(21)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23)　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李琳琦：《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25)　（日）重田德著，刘淼译：《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417—456页。

(26)　江怡秱：《歙县芳坑江氏茶商考略》，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　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28)　周晓光：《清代徽商与茶叶贸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₂₀₀₀年第3期。

(29)　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0)　刘芳正：《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社会变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1)　彭景涛、萧功秦、刘芳正：《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32)　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3)　王振忠：《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城镇中的徽州木商——以徽商章回体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为例》，《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4)　朱万曙：《近代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的价值》，《江淮论坛》2012年第2期。

(35)　王振忠：《从谱牒史料谈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以光绪戊戌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为中心》，《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36)　王振忠：《重商思潮激荡下的传统徽墨经营——关于〈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解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7)　王振忠：《晚清徽州墨商的经营文化——婺源商业秘籍〈墨业准绳〉抄本研究》，《复旦学报》2015年第1期。

(38)　刘巍：《胡氏家族与民国时期的徽墨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9)　马勇虎：《乱世中的商业经营——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40)　马勇虎：《民国徽商、乡村工业与地方市场——培本有限公司经营账簿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1)　马勇虎：《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安徽史学》₂₀₁₁年第₂期。

(42)　马勇虎、李琳琦：《晚清徽商合伙经营实态研究——以徽商商业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3)　王振忠：《上海徽商余之芹的生平及其时代——近代徽州重要史料〈经历志略〉研究》，《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44)　何建木：《从〈福熙自述〉透视民国时期徽商的命运》，《寻根》2013年第5期。

(45)　王世华、黄彩霞：《徽商在浙江兰溪的经营特色和管理创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6)　李甜：《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7)　梁诸英：《〈申报〉中近代徽州商人负面形象及解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₂₀₁₅年第₂期。

(48)　王振忠：《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9)　王振忠、朱红：《从婺源虹关文书看晚清上海徽帮学徒的社会生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50)　王振忠：《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福建论坛》2001年第2期。

(51)　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第五章《徽商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431页。

(52)　唐力行：《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53)　储德天、徐松如：《从歙县旅沪同乡会组织来看社会变迁》，《黄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4)　沈树永：《徽宁同乡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55)　冯剑辉：《近代徽商地缘网络研究——以上海同乡组织为例》，《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₂₀₁₀年第₁期。

(56)　刘家富：《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57)　蒋含平、张芳：《民国时期旅沪徽州人团体“徽社”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8)　徐松如：《试析同乡网络在婺源回皖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能力》，《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9)　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60)　唐力行：《城乡之间：徽州旅沪同乡会的救乡功能》，《安徽史学》₂₀₁₃年第₁期。

(61)　唐力行：《城乡之间：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史林》2013年第1期。

(62)　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63)　唐力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4)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第三章《徽州宗族社会生活实态——重构抗战前后（1933—1947年）一个徽州古村落的宗族生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47页。

(65)　陈琪、胡筱艳：《清末徽州民间宗谱纂修活动研究——以光绪二十三年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为例》，《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

(66)　刘伯山：《论徽州传统社会的近代化》，《学术界》₂₀₀₆年第₆期。

(67)　王振忠、陶明选：《晚清徽州民间社会生活管窥——〈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整理札记》，《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68)　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9)　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70)　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71)　郑小春：《从繁盛走向衰落：咸同兵燹破坏下的徽州社会》，《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

(72)　郑小春：《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郑小春：《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以沙堤叶氏为例》，《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73)　梅立乔：《兵祸与文化传承——以晚清徽州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74)　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史学月刊》₂₀₀₆年第₉期。

(75)　黄志繁：《“会”与近代小农资产运作——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院》2013年第5期。

(76)　黄志繁：《清至民国徽州钱会性质及规制之演化——基于婺源县钱会文书的分析》，《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

(77)　马勇虎、李琳琦：《民国初年社会转型中的地方教育发展——以徽州教育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8)　王振忠：《清末徽州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79)　方光禄、许向峰、章慧敏等著：《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0)　邹怡：《1935年保学在婺源的推行及其折射的社会变迁——以〈徽光〉杂志的记述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₂₀₁₄年第₄期。

(81)　徐松如：《旅沪徽州人与近代徽州文教事业》，《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

(82)　陈杰：《校园内外——师生日记所见民国时期徽州乡村的日常生活》，《徽学》第九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3)　主要有吴正芳：《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许骥：《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柯林权：《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振忠编：《歙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4)　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5)　（法）劳格文撰，王振忠译：《传统徽州村落社会的日常生活》，《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

(86)　王振忠：《徽州歙县白杨源：一个盆地小区域社会的初步调查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87)　王振忠：《20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以社会学家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88)　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1368—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9)　徐松如：《抗战时期徽州基层社会权力关系探析——以歙县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90)　卞利主编：《徽州文化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91)　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2)　（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周育民校：《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3)　（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94)　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5)　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96)　高红霞：《上海福建人研究（1843—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7)　孙向群：《身在京华，心系齐鲁——近代旅京山东人群体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98)　徐松如：《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年）》。